“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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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24 15:03
张忠绂于1901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旧式书香人家，也是一个日就没落的人家”，然而幸运的是，他在少小之年就有机会享受最优等的教育，与当时的很多人一样，他从小接受的是旧式私塾教育，对国学经典的诵读为张的国文打了好的底子；日后张就读于教会学校，又为其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此，晚年张忠绂在其回忆录中说：“我生长的过渡时期，内有一个古老的家庭，外有一个新兴的中华民国。我接受的教育，从旧式的家庭，经过教会学校，预备游学的清华学堂，而若干美国大学，直至念完三个学位为止。耳濡目染，可以说是从最旧的到最新的。教育与环境以及个性联合起来养成里外我的人生观，和我认为正确的立身行谊之道。线装书给了我初步的人生哲学，西式教育使我放宽了眼界，不拘泥于旧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
1915年，张忠绂考入清华学堂，开始接受极为上乘的训练。当时的清华尚为留美预备学校，为使学生尽速适应赴美后的学习与生活，学校采取高度美国化的模式，一切与美国接轨。除国学外，当时所有的课程（含体育）均为全英文授课，教师之中，多半为外籍教员（主要来自美国大学），其国际化的程度可见一斑。在清华期间，张忠绂结识了一批此后在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这成为其日后教学、论政和从政的重要人脉根底，其同届学友即有梁实秋、梁思成、王化成、吴文藻、顾毓琇、孙立人、王绳祖、施嘉炀、张钰哲、邓叔群等；至于高班同学则有雷海宗、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等；低班同学乃有周培源、梅汝璈等人。在清华活跃一时、日后驰誉于中国文坛的“清华文学社”成立之初，就凝聚了一批才俊，第一批会员十四人，就有谢文炳、梁实秋、闻一多、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等人，也有张忠绂。这时期，张恰好赶上了五四运动。在此运动中，他没有像其他同学如罗隆基、陈长桐等人那样在运动中大显身手，而是更多地以观察者姿态出现，这与他本人对运动的认知有关。许多年后，张仍坚持认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
1923年，张忠绂结束清华八年的学习，公派放洋（与梁实秋、顾毓琇、吴文藻、冰心等同行），开始了六年的美国学习生涯。在此期间，张先后念了五所大学。1927年夏，张忠绂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时张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远东国际关系，而“哈佛这方面没有出类拔萃的教授。这方面当日最好的两位学者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因此他决定去霍普金斯大学修读远东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而这也成为他一生的研究旨趣与事业之所在。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霍大已是美国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相对于哈佛、普林斯顿等老牌文理大学来说，后起之秀的霍大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实力仍显卓尔不群。在霍大，张师从韦罗伯教授（Wolloughby）。
1929年夏天，张忠绂顺利通过答辩，毕业论文题目是《英日同盟》，至此，张圆满地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涯，成为中国最早主修国际关系的海归派学人之一。当时一般的中国留美学人大都以中国学研究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用讨巧的办法赢取学位，张忠绂对此不以为然，他知难而进，选择了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事实证明，这一抉择是极为成功的。
张在美留学期间，国内政局大变，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国进入党治时代。由于清华易长，张所享受的公费待遇也不保，张回忆说：“北伐以后国民政府本为人望所归，这是我首次和它的官吏接洽，竟碰着这位罗某，顿使我对国民政府用人行政的信心，大打折扣。可见政府用人行政必须慎重。”“这位罗某”就是蒋介石的爱将罗家伦，罗向来以干练见长，在官场中亦颇为佻达，而张对罗颇不感冒。这大概也表明张本人的书生意气与官场习气之间尚有距离吧？幸得时任留美监督梅贻琦设法努力，张终获他项资助，学业竟成。
1929年9月，张忠绂接到东北大学自国内发来的聘书，遂决定结束异国求学。张当时考虑自己“既专修远东关系，远东问题以中国为主，中国问题以东北为重”，且当时东北大学新成立不久，由“东北王”张学良亲任校长，经费充足，规模宏大，因此欣然接受了该校的邀请。1930年寒假过后，他应旧友梅汝璈之邀，去往南开大学任教，嗣后却因梅遭到排挤而连带辞职，一度开始闭门著述。1931年夏，张忠绂接受周炳琳送来的聘书，遂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此间，张曾讲授过《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华民国外交史》等课程，还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等职，“指导科目为国际关系、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并担任最高级别的教授——庚款讲座教授，享受特别待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忠绂才离开北大。这一时期，他与胡适、陶希圣、叶公超等一样，都是异常活跃的学者。这一时期，张忠绂在教课之余，完成了《英日同盟》、《中华民国外交史》两本著作，为《独立评论》撰写了大量评论，并担任《外交月报》总编辑。《英日同盟》是作者以博士论文为蓝本完成的专著。
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中，张忠绂和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一样，被列为政治学组的院士候选人。可见，作为一名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名家，张忠绂一线学者的地位是时人公推的。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书斋生涯之外，张忠绂又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并参与办报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张忠绂是《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其中发表了十余篇文章。《独立评论》是当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喉舌，其创刊目的就在于“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该刊由胡适与蒋廷黻发起，并由胡适担任主编，网罗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批知识分子，张忠绂在其中是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党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在《中央日报》、《外交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与时评。除出国期间外，《中央日报》社的外交社论，几于全出自其手。就此而言，他确乎是一个很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显然，在北大的这一时期是张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正值壮年的张忠绂在这一时期极为活跃，在基本的教学工作之余，他还“曾编著一册《欧洲外交史》，创作一册《中华民国外交史》（自1911年至1922年），担任《外交月报》总编辑，为《独立评论》撰文，并于1936年参加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团（胡适任团长），同时休假一年，游历欧美”。1937年返国后，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开展“国民外交”，以“非官方”的形式争取国际援助，原北大自由派学人的领军人物胡适被作为首选，成为该团团长。胡适受命后，随即联络了有关人士，其中主要人物即为原《独立评论》同仁张忠绂和钱端升。嗣后，三人一起赴美游说，争取美国人对华之同情，也借此展开了“学人外交”。
1938年张忠绂自美国返回国内，本欲直接去往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执教。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其极具青眼，请其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一职。张原本无意于仕途，但他考虑到国难当头，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有为国家出力的义务，而且自己所学主要是政治、外交与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担任斯职的同时也可以趁此继续研究，遂接受国民政府的职位，自此开始了“学人从政”之路。当时的军委会参事相当于蒋介石的私人智囊团，“各参事得经由侍从室向最高当局建议，且不限于任何问题”。当时能出任参事的多为学者名流，囊括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几位国际关系学者，如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著名国际法学家王宠惠、周鲠生等，张主要负责研究报告美国及太平洋方面的国际问题。在1941年1、2月间参事室对太平洋战争是否爆发产生了争论：陈博生和王芃生都预测战争可能不会爆发，理由是日本实力弱小，不会擅自发动战争；张忠绂承认日本实力薄弱，但他着眼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在当时情境下，日本已成骑虎之势，必不肯接受美方的和平条件，只能率先发动战争以自保，因此美日战争必然爆发，事后的结果印证了张的推测。
从政期间，张还难以忘情学术，他始终注意对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和远东问题的研究。他还参加了中国政治学会第二届年会，会上宣读的八篇论文中，除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及分期》，即有张的《中国取消德奥在华特权的经过》。张此时仍与知识界（学院派人物）保持接触，如1945年3月23日，其恩师梅贻琦在重庆，早上“九点半返寓所，张子婴来谈”，次日，梅贻琦“中午张子婴夫妇饭约，于百龄餐厅。饭后在寓休息”。
1943年8月，张又被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委任为外交部美洲司司长，随后他亲身参加了国民政府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内中便有1944年为筹备联合国而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等。1946年，张忠绂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在此期间参与了纽约联合国大会。1950年，因种种原因，他被撤掉了顾问一职。1948年，当不少自由派人物选择台湾作为归宿时，张却选择移居美国。此后，张加入美籍，远离政治与学术，乃以经商为生，但并不顺利。1977年，一代学人去世。
张忠绂毕生的主要功业完成于壮年与中年时期（1931—1945），其最主要的学术著作与外交活动都完成于此时。此间，他发表了七本专著或论文集，并有大量政论散见于各处。他前期（1931—1937）以教学著述为主、议政论政为辅；后期（1937—1945）则以从政为主、治学为辅，亲身参与国民政府当时的重大外交活动，实践自己的外交理念和研究心得。
张既能“坐而论道”，亦能“起而实行”。在他身上，“论学”与“论政”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其主要志业有二：一是作为著述家，二是实干家，前者主要是教学、研究和政论三方面，后者则主要是外交实践和政治经历方面的事功。立说方面的，张忠绂颇有建树，其中的研究工作又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远东问题、行政学、民国外交史等，均可圈可点，其《英日同盟》对东北亚的局势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堪称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早的力作之一。
外交史是民国时期的新兴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致力于此。由于当时清华大学蒋廷黻教授的晚清外交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并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张忠绂乃决定另辟蹊径，主要致力于民国外交史学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为其《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在这本书的撰写上，作者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但因战争爆发，作者没来得及完成后期的工作，就被迫中断研究。因此，此书和“半卷书先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一样，都无下卷问世。由于北平的变故，张忠绂搜集的大量资料，也被毁坏，这对其日后的研究造成了极大影响，张忠绂对此也极为心痛。可以说，《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一书是张忠绂平生最得意的也费力最多的著作。在此书序言中，张说到当时国内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现状，“中国外交史一书，迄今尤无善本。……匪特国内无详著信史，即国外专家之著作，其差强人意者，亦不多见”。可见张对自己这本著作寄望颇高，希望以此为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主要阶石。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张忠绂最终并没能如愿地完成自己心目中的著作体系。
张忠绂非常重视外交对一国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论断。他回顾了十九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认为中国“只知有中国，而不知有国际，不重视国际关系”，其结果就是中国“丧失了远东主人的地位”，因而主张中国一定要重视国际关系，但是同时又指出中国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关系，如果“本国无实力，专门依赖他国是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是要一方面注重充实自己的国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国际关系，这才是强国之道。张还基于现实主义立场驳斥了“弱国无外交”之说，认为“弱国尤其需要外交”，“弱国的唯一出路，只有运用外交，以求得修明内政充实实力的机会，同时善用此种机会，以增强本国的实力，充实外交的后盾”，他认为当时中国能做的就是利用外交来尽可能争取一点权益，为此，张和他的同行们作出了重要努力。美国著名汉学家柯伟林高度评价了民国时期的外交活动和那一代外交家们，他认为“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通过谈判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税，而这些都依赖于中国外交家们“艰苦而又专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外交部招收的“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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