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伏尼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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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2-24 15:05
在旅居纽约期间，我曾发“思古”之幽情，寻访过不少中外名人的遗踪旧迹。众所周知的名人遗踪是容易找到的，不那么有名的人物则需要时间和线索。
2003年在纽约和一位老友叙旧，偶然提到《牛虻》这本小说，顿时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风行于国内的一本畅销书，书中主人公牛虻（亚瑟）——一个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革命者，其坚毅不屈的性格，对恋人琼玛以及继父蒙泰尼里主教交织着的爱恨情仇，那些凄美动人的故事，至今难以忘怀。我很喜欢《牛虻》这本小说，可对作者伏尼契的情况知之甚少。记得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译载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从中得知《牛虻》的作者、爱尔兰作家伏尼契当时还健在，年过九旬，晚年生活是在纽约度过的。如今，我身在纽约，为什么不去寻觅伏尼契的遗踪旧迹呢？
伏尼契的传奇人生
我向几位朋友打听伏尼契在纽约的行踪和故居，都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寻访。
我来到地处纽约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久闻这里的历史悠久，藏书丰富，服务周到热情，一进入学校图书馆所在地肯特楼（KentHall），果然名不虚传。我向图书管理人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一位姓张的华人女士满面笑容接待了我这个来自远方的陌生来客，她不假思索地打开电脑，替我查找资料。不一会儿，写了一张有中英文书目和书架号码的单子给我，让我自己到书库寻找。
进入书库，在浩如烟海的书丛中看到了《牛虻》的中、英、俄的各种外文版本，就是找不到我想要的资料，带着几分遗憾走出书库。张女士安慰我说：“在美国文坛，伏尼契并不是最有名的人物。除了她1904年创作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奥丽维亚·拉塔姆》外，没有发现有其他专门写她生平传记的作品。至于你想找她在纽约的行踪资料，不妨上网试试。”并告知我相关网站和寻找方法。
回到住所，打开电脑，按照张女士的方法搜寻，在女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一些资料，从而了解到艾塞尔·伏尼契的传奇人生和其中的一些细节：
伏尼契，全名艾塞尔·丽莲·伏尼契（EthelLilianVoynich），爱尔兰科克市人，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曾侨居俄国彼得堡，在某将军家任家庭教师。她同情革命，经常为监狱中的爱国志士送衣送食并传递秘密信件，她还是国际共产主义导师恩格斯和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的好友。她创作了《牛虻》、《奥丽维亚·拉塔姆》、《中断的友谊》、《脱下你的靴子》等作品，其中以《牛虻》最为著名。她还是一个翻译和作曲家，晚年迁居纽约，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
在帮助俄罗斯革命者的同时，艾塞尔也收获了爱情。1890年秋，艾塞尔在斯捷普尼亚克家中喝茶时，忽然闯进来一位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他叫米哈伊尔·伏尼契，是从俄罗斯辗转来到英国的流浪者。伏尼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参加过俄罗斯和波兰的革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突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艾塞尔：“你1887年的复活节是在华沙过的吗？”艾塞尔点点头。
“你去过城堡对面的街心花园吗？”艾塞尔有些吃惊。
“当时我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捕，被囚禁在城堡里，天天望着花园发呆，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你。后来，你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没想到能在这里再见到你。”……1892年夏天，艾塞尔成了米哈伊尔·伏尼契夫人。
有人问她：亚瑟是谁的化身？艾塞尔·伏尼契回答说：“我年轻时在巴黎住过。有一次到罗浮宫博物馆，看到一幅十六世纪意大利青年画像，我在它面前伫立了许久，我走开了又转回来。就在那一天，在家里我开始了写作。”她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俄罗斯革命家斯捷普尼亚克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被她家所收容过的意大利革命者……考虑再三，最终，主人公被起名为亚瑟，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意大利血统，他个子不高、软弱，很像那幅意大利肖像画中的男子……
何处觅遗踪
据有关资料介绍：艾塞尔·伏尼契于1922年10月22日和丈夫威尔弗里德·伏尼契还有秘书安妮·尼尔，一同乘“巴尔的克号”油轮抵达美国。作家柏梅拉·布勒文斯（PamelaBlevins）的一篇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伏尼契在美国的一些情况：
伏尼契夫人定居纽约以后，注意力转向作曲，创作了一批大合唱、清唱剧和交响曲，包括《巴比伦》、《耶路撒冷》和《沦落的都市》，而《墓志铭》这部作品则是献给1916年8月3日在本顿维尔监狱被处以绞刑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罗杰·大卫。伏尼契夫人还写了一些器乐曲，为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圣乐学校和曼哈塔维尔神学院写了一批作品，供其演出。她研究过管弦乐，也教过音乐。
伏尼契夫妇相依相伴三十年，纽约期间住在曼哈顿二十四西街一所公寓内。丈夫从事善本书籍和文稿的经销，大腹便便、锱铢必较，早就抛弃了昔日的革命思想，夫妻感情出现了危机。伏尼契的先生在波兰和西伯利亚监牢里曾受尽折磨，身体每况愈下，晚年因患肺结核和过度抽烟而死于1930年3月，年仅六十四岁。夫人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荒疏已久的钢琴成了她的知音。
伏尼契夫人翻译的肖邦书信集于1931年问世，至今仍在重版。她的《牛虻》一书1897年最先在美国出版，然后1898年在英国和俄国相继出版，小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发行，印数不多。美国书评人认为，这本书对于年轻人相当有害，因为“书中充满了不恭和对神明的亵渎”。恶毒的评论反倒给书做了广告，该书在美国很快便销售一空。在老友萧伯纳的帮助下，《牛虻》被搬上了伦敦甚至纽约的戏剧舞台。她的最后一部著作《脱下你的鞋子》于1945年在美国、1946年在英国出版。
1955年，苏俄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彼得·波利索夫原来打算寻找伏尼契在美国的墓地，没料到她还活着。波利索夫对当时有名的《展望》杂志的一位记者说：“我像发现了马克·吐温还活着一样……在我们心目中，她简直就是第二个上帝。”紧接着，苏联记者和文艺团体相继访问这位老人。《真理报》头版头条登载了一篇报道，标题非常醒目：“伏尼契还健在，住在纽约！”伏尼契发现自己如此大名鼎鼎，感到很吃惊。此后，她收到俄国人送给她十八种苏联文字的全套译本，稿酬一万五千美元。当时美国的一套居室约值一万三千美元，这笔稿酬，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我注意到，在柏梅拉·布勒文斯的文章里，提到艾塞尔·伏尼契“住在曼哈顿西二十四街一所公寓内”，遗憾的是没有写明公寓的门牌号码，叫人无法寻找。
伏尼契的中国缘
2004年，在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我没有停止寻找伏尼契的脚步。
我记起1976年在河南罗山团中央“五七干校”时，有次和老友李庚闲谈，据李庚说，他上世纪五十年代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曾给《牛虻》作者伏尼契寄过一笔稿费。如今李庚已经去世，我就此事向中青社其他同事打听。人们介绍中青社副社长胡守文写的一篇文章——《能不忆“牛虻”》。从这篇文章里，我知道了事情的大致过程。上世纪五十年代，旅居美国的伏尼契生活十分佶倨，1955年，她的侄孙媳、当时在北京外语学院执教的倍莎·史克教授，向我国作家凤子反映了这个信息。凤子女士随即向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建议，能否给伏尼契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经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意，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名义，给《牛虻》作者艾塞尔·伏尼契寄出了五千美元稿费。中青社总编辑李庚还给伏尼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写道：
亲爱的夫人：
我很愉快地告诉您，虽然这也许是您第一次接到一个中国出版者的信，但新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年读者早已熟悉您的名字和您的著名的长篇小说《牛虻》了。《牛虻》这本书于１９５３年７月由我社出版了中译本，该书的出版满足了新中国青年读者长期的渴望，出版之后立即轰动一时……截至1955年8月为止，该书共印行了七次，初版的印数为二十万零四百册，第七次的累计印数为七十万六千七百三十五册……
中国读者对您，这本优秀的小说（《牛虻》）的作者，一向怀着崇敬和感谢的心情，我们的出版社也因为已经出版的优秀作品里有一本《牛虻》而感到高兴。现在我们已将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过有关方面寄给您，并通过我国国际书店寄赠给您四本《牛虻》的中译本，希望您收到以后给我们一封回信，并希望您能为该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言。谨代表《牛虻》的中国读者向您致敬。
伏尼契收到稿费后，于1956年7月23日给总编辑李庚复信：
亲爱的先生：
5月8日来信以及从瑞士日内瓦汇来的五千美元均已收到，谢谢。我的小说《牛虻》被译成中文并在贵国人民中拥有这么多读者，是我晚年中听到的最令人惊喜的消息之一，至诚地感谢你把这本书在中国得到好评的消息告诉我。
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拒绝为《牛虻》中文版特别写一篇序言，另外还有两个国家也曾经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我怀疑作家为自己的小说写序言的价值，同时又因为我高龄，我必须把余力用在完成我尚未完成的作品上。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们请我写序言的诚意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谨向你和中国读者问好。
这封由艾塞尔·伏尼契亲笔签名的信件，现收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档案室，已成为中国文学出版史上的一件弥足珍贵的史料。
译者的“交锋”和“抗议”
从胡守文的文章中，我还知道：中青社出版的《牛虻》，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对作者原文作了许多大段的删节，为此，译者、著名的翻译家李俍民根据《牛虻》原作和中青社进行了多次“交锋”，甚至“不得不为了原作者和读者向你们提出抗议，而且间接的也是向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提出抗议”。
胡守文的文章透露了这次“交锋”的大致内容。交锋之一：围绕着《牛虻》中译本是否应该删节问题展开。1953年6月18日，中青社给李俍民先生的信如是说：“这本书的译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存在相当严重的缺点……我们按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的俄语版本加以删节。”李俍民就此回复出版社：“我觉得对一部古典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应当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性。……古典文学作品中有没有不合乎马列标准的，有没有对青年、儿童有害或者是不适合的东西呢？自然有，而且一定有。但是，就以我国的《红楼梦》等书为例吧，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在整理出版的时候难道可以把作者原文加以删节吗？我记得报刊上曾载有读者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提出质问，说是《水浒传》中有迷信的地方（洪太尉误走妖魔），为什么不删去？他们的答复大意就是：尊重原作者，书中的好坏应由读者加以辨别和扬弃。我觉得这态度是正确的（编辑者可以加注，加说明，甚至加上整篇的批评文章，但是不应该删节原文）。而反之，就是不正确，就是不尊重原作者，不尊重古典文学作品，就是粗暴！……自然，有时也有例外，我不反对儿童出版社为把《牛虻》中牛虻对绮达的不合理的侮辱女性的态度的那一段加以删节，而《牛虻》第一卷第二章游阿尔卑斯山时对蒙泰尼里那样自己感觉犯罪的心理描写加以保存，我也觉得完全是对的，但对第八章中的大段描写（也是描写蒙的心理）加以删节就令人费解了……因为青年已有辨别的力量……我觉得你们删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宣扬迷信的地方，那也是对蒙泰尼里的深刻的内心描写。所谓‘宗教气氛过浓’加以删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配合衬托人物心理描写的环境特写，这一浓重的宗教气氛恰恰有助于人物的心理解剖，使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见突出！第一卷二章那段对日落时阿尔卑斯山山谷的描写，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交锋之二：围绕着注释问题展开。中青社向李俍民提出：“关于注释，我们有这样的意见：1．一律改用边注；2．有些已成常识的东西，可以不必加注，如‘比萨’、‘热亚那’、‘十字架’……；3．谈到耶稣的故事，必要时只需注明一下事情经过，帮助读者了解本书即可，不必加上‘见新约……福音……’等字样，因为没有必要让青年读者去‘见’新约；4．注释应当尽量做到不要客观主义；5．碰到引用新旧约上的话时，似可考虑自己重新译，不必用旧译文。”而李俍民在紧接着的两封回信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关于注释，我有这样的意见。客观主义的部分我已有了纠正，但你们所谓‘常识’的一部分如‘比萨’、‘佛罗伦萨’我还是主张保留。……即使是初中水平的人，让他们温习一下旧有的地理知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关于客观主义的批评，尤其是‘不需要青年们去见新约’大体上是对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牛虻》一书除了一般的革命的意义，还有反宗教特别是反天主教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有可能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数量极其巨大的青年基督教徒，这本书一定会像炸弹一般的使他们感到震动。正如鲁迅先生从旧社会出来挖旧社会的疮疤更见厉害一般。”
交锋之三：围绕着书装和插图展开……
尽管译者对出版社提出了“抗议”，其理由不是毫无道理，但结果都是徒劳的，
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牛虻》仍然不是李俍民的原译本，而是经过编辑部“处理”过的删节版。不经过作者和译者的同意，随意删改原作文稿，这是我国一些编辑和出版单位司空见惯、不以为非的习惯行为。中青社对《牛虻》一书的删改，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我国社会普遍存在对西方优秀作品的一些极左认识，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行为。笔者这里引述胡守文文章的大段原话，除了尊重作者对其前任出版行为的含蓄质疑和反思外，对当今的编辑和出版者也不无借鉴和期盼之意。《牛虻》作者当年如果得知其作品被人擅自删节出版，她将作何感想和表示？！
然而，我读胡文的一个最大收获，是通过此文线索终于在中青社的档案室查到了伏尼契当年来信原件，她的故居确切地址是——纽约市西二十四街四百五十号。我好高兴啊！
伫立在四百五十号楼前
2005年春天，我重返纽约，没有忘记寻访伏尼契故居。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从曼哈顿双村区来到切尔西地区。这个地区是历来众多文人聚会之地。例如，我从西二十三街六大道顺道而过的那个漂亮的切尔西饭店，便是文人墨客们的一个接待所，在进门处的“名人板”上，至今仍留有马克·吐温（MarkTwain）、狄伦·托马斯（DylanThomas）、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Willians）等知名作家的大名；在饭店的历史上，还曾发生过各类文人的绯闻轶事。
我顾不得去参观和欣赏切尔西饭店阔气雅致的门庭，而是步履匆匆地来到西二十四街，一路搜寻，终于找到了四百五十号，给我带来了一阵惊喜！
原来，伏尼契的最后的三十年竟是在纽约著名的公寓——伦敦坡花园（LondonTerraceGardens）度过的。1929年，企业家亨利·蒙代尔（HenryMandel）买下了曼哈顿九—十大道和二十三—二十四街之间的这一大片土地，1931年建成了相互连接的十栋高大漂亮的楼群，内有四千个房间，并有花园、游泳池和健身房等各种设备，它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公寓。
伫立在四百五十号门前，仰望着这座赭黄色、城堡式、屋顶上有着阁楼建筑的十七层楼（伏尼契当年住所），我为自己无法进入这座公寓瞻仰伏尼契旧居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四十五年前，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在这里安详辞世，除了众多的文学和音乐作品外，没有留下其他遗产。如今，她这里的房子可能已转让给别人，住着另一位房客……
站立在四百五十号门前，我还想起：1956年7月，这位老人在收到稿费后，在这座楼房里给总编辑李庚写信，这也许是她生平第一次和一个中国人通信。伏尼契肯定不会知道，和她通信的这个中国人，是一位学识渊博、性情耿直的出版家、教授和作家；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因上书表示对出版事业照抄苏联体制、和将一些文化人无端打成“右派”表示不同看法，结果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沦为“贱民”，在苦难和寂寞中度过后半生，于1997年辞世……
我久久伫立在四百五十楼前凝望，浮想联翩，不忍离去。归途中仍思绪不断，陡然记起了“牛虻”临刑前写给琼玛的那首小诗：
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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