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变通及其他

　　一

　　早晨开车去上班，行到十字路口，发现只有一个直行的红灯，我是要左拐的，而那个灯却瞎着。按照通常情况判断，直行红灯，也就意味着左拐灯是绿的。思考了两秒，就果断开过去了。

　　想起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德国人，等一个红灯足一整天，因为那个灯坏了。在我们看来，他的脑子也坏了。

　　这个故事多半是由民族刻板印象而来的杜撰，不过，德国人对于规则的崇尚与遵守，我确实见识过。2007年秋，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顺道游了欧洲，给我们开车的是德国司机尼古拉，六十多岁，返聘的。尼古拉很敬业，每天早上帮我们把行李码进车里，到了旅馆又一个个提出来。我们看不过眼帮他一把，他还不高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你帮他是在怀疑他的能力。每天晚上，我们歇下了，他还把车里清理一遍。为了尊重他的劳动，我们也会收集自己的垃圾带下车。

　　有天早上，导游迟到，我们强烈要求把行李先搬上车，尼古拉不干，他说只接受导游的指令。我们都觉得这老头执拗得愚蠢，明摆着可以利用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

　　德国当局规定，像这种大型客车司机每天最多驾驶八小时，而且中间必须有一定时间段的休息，车上还装了仪表监督。大家都知道，旅游其实难以控制时间，更多时候是游客缺乏守时观念，拖沓散漫，所以，八小时到了，司机把乘客扔在半道上的事情也是有的。

　　我们的导游是个精干的山东小伙，他对我们说，他们一干导游早已经琢磨出了对付那个仪器的方法，可是有些司机不配合。“你们庆幸吧，尼古拉还是能稍微变通一点，怎么也会把你们送进旅馆。我们还有另一个司机，要是轮到他，那就麻烦了，我都怕他。他说自己一辈子没有违背过任何规则”。导游说的这句话后半截，让我万分感慨，遵守Ｎ次规则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违背任何规则。我说的规则，不惟白纸黑字的硬规则，也含约定俗成的“软规则”。

　　我自认为不属天生有反骨，挑战规则成瘾类型的，但是违背规则常有。比如小时候到了三月文明礼貌月，老师叫我们抱一盆花去学校装点校园。我家阳台上一般只有几钵顽强的仙人掌，它们的美好品质被我屡次写进作文里，可是它们沧桑的外貌让我实在拿不出手，只得在月黑风高夜，到爸爸单位花圃里挖一株花苗，交给学校里的“园丁”。

　　这些小小的违规，我们视之为变通。因为变通，方正的规矩也会变得通融。

　　所以，我想不通这个从来不违背规则的男人遇见难以遵守的规则怎么办，会不会有天人交战的痛苦？

　　当我们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加油站休整时，发现女厕所出了故障，于是，当男士们方便之后，女士们便将男厕变成临时女厕。我们祖先有句很管用的话，“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当下本人就有个促狭的想法：要是那个从没违反过规则的男子碰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处理呢？

　　我们是最懂得变通的民族。《周易》中说：“变通者，趣时者也”，“变则通”。《周易》就是讲变易之道，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的老祖宗认识得非常清楚。能拥有近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不能不说我们的变通能力厥功至伟。

　　古往今来，那些不能适应变化，比方说环境变了但是还不能改变食谱的动物都被淘汰了，只有与时俱进的才能生存下来。比如，熊猫原本属于食肉动物，在科学分类中，大熊猫属于哺乳动物纲、食肉动物目，它的祖先本有肉食动物的消化生理特点——尖锐发达的犬齿以及较短的肠道。不仅如此，大熊猫在进化过程中，仍保留了祖先的这些特点。由于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渐渐地，它们退居深山竹林，居然改吃最难消化的竹子——剑走偏锋，从此再没有动物能跟它们分一杯羹，现代的大熊猫就变成了吃竹子的肉食动物。

　　所以，变通绝对是一种很优越的生存智慧，只是我们经常将规则变通得形如虚设。我们在圆融变通上的智慧是令人惊异的，“上善若水”的文化滋养了随物赋形的超人的适应能力，我们不习惯遵守规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通晓善巧方便之道，以最小投入换最大的表面效应，小至交通规则，大至药品管理、食品卫生甚至建筑标准，都能降格以求。

　　有建筑师朋友说，她做设计一定要把各种材料规格定高一点，因为在建筑过程中一定会使用规格较低的材料。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有些时候，以致无法无天，比方说建校舍用铁丝代替钢筋。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以“二甘醇”代替“丙二醇”，制造亮菌甲素注射液，致使广大患者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导致九人死亡。一时间，人们对“国药准字”、正规药厂乃至大型医院均不再信任，影响极其恶劣。该药厂曾声称已经通过GMP认证，以及ISO9000系列的认证，但是实际上该厂没有认真履行GMP标准和ISO9000要求，规则形同虚设。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该厂的采购员说自己根本看不懂化验资料，验药的化验室主任学历是初一。

　　有时候，我也反思自己的行径，比如当“采花的小盗”的时候，若是多几个人像我一样，爸爸单位的花坛也就满目萧索了。据说，“雷峰塔”就是被一块砖一块砖搬回家而轰然倒塌的，因为人们迷信它的砖能“避邪”、“宜势”、“利益”，于是“雷峰塔”被“解构”成千家万户的圣物。每个提了砖头回家的人都应对它的倒塌负责，然法不责众啊。

　　“制度是靠人运转的，没有信仰这种制度、乐于配合的人，社会的运行成本、市场的交易成本必将非常高昂”〔1〕。不遵守规则、侥幸心理、利欲驱动之下的疯狂，我们的社会成本相当大一部分浪费在此。大量的群死群伤事件背后，往往是规则的被漠视。刚性的规则是维持现代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则大于道德。

　　因为生活中不靠谱的事情多了，我对于讲规则的人是很尊重的，我相信，如果人人讲规则，至少到处没有加塞的人，至少用不着以“怀疑一切”的态度来生活。同属欧洲大陆，无关无隘，遍行无阻，意大利假货遍地有，而在德国，据导游说是没有假货的。为什么呢？德国人不止自己讲规则，还监督别人讲规则，所以形成了讲规则的社会氛围。那次，团友们在德国买的东西最多，连锅碗瓢勺也往家带，说是最坚固。我想，这就是规则的胜利。

　　我们的变通应该有个边界，或者说我们在变通规则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则。事实上，每个作为后面都会有权衡，有时是下意识的。比如说当人违规之时，心里肯定有个算计，于己、于他人、于社会，可以说是三个变量，这个公式里，各人加权系数是不一样的。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将个人的系数无限加权，可以撬动地球，那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所以，说到底还是需要公民意识的养成，清楚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明白自己的权利是建立在义务基础之上的。

　　既然是规则，制定出来就为着大家共同遵守，它本身必定要求具有合理性，并且能顺应社会发展作出相应调整。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可以说，规则的不应时而变是一大原因。以氮的含量作为牛奶的检测标准，几十年一以贯之，以致添加三聚氰胺成为行业潜规则。多次出口食品被亮红灯已显出这一问题的冰山一角，相关部门仍不做反思，直到引发大规模事故方才考虑修正标准。对规则不断做出合乎时宜的修正，防患于未然，恰是真正变通之道。

　　二

　　看了《朗读者》，引致另一层想法：规则的边界是什么？

　　汉娜曾是一个喜欢听故事的美丽电车售票员，二战时在奥斯维辛及其外围集中营当过看守。战后对包括她在内的五名女看守最主要的指控有两项：其一，每个月她们会挑选六十名妇女送到奥斯维辛，谁都知道，到那里就是送死；其二，是在罪恶末日的那个轰炸之夜，几百名妇女被囚禁在一座乡间教堂里，教堂被炸弹击中失火，汉娜及其他看守任三百名犹太妇女被烧死，却没有打开大门，放她们一条生路。

　　汉娜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对于第一项指控，她说，因为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法官问：就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送回去杀掉吗？汉娜茫然之中结结巴巴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一时，大厅里面鸦雀无声”。可以想象，这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一个提问，直指人心，力透后背。在期待中，审判长给出了一个无力的回答：“有些事是不能卷进去的，而且，只要不伤及皮肉，不送掉性命的话，怎么样都必须与之脱离干系。”

　　对于第二项指控，汉娜说：“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我们不得不看守她们，不让她们跑掉。”

　　她再一次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咋办？

　　法官无言地摇头。

　　是的，难道遵守规则不对吗？人民选举的总统、合法的政府，他们制定的制度、规则，不应该遵守吗？以那样强大的面目出现的规则，一介草民怎样抵抗？

　　循着与法官同样的思路，汉娜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没有在西门子报名参军就好了。

　　汉娜的故事最容易让人联想起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看完内容简介之后，我曾怀疑这是不是一部图解概念之作。读完之后，发现作者细腻的笔触和精巧的安排，并不给人直奔主题的粗疏和直白。

　　“平庸的恶”是阿伦特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概念。艾希曼作为在逃的前纳粹分子，1960年5月11日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带回耶路撒冷受审，最终被判处绞刑。执行法官宣称他犯有一千次蓄意谋杀罪，每一次他都将一列装有一千名犹太人的火车送进死亡营。阿伦特以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并写下了这份报告。在阿伦特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庸男人，他遵纪守法，忠诚履行职责，他并非种族灭绝的组织者，他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负责将犹太人押往集中营。

　　阿伦特写道，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除了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个人的提升外，他别无其他动机，他和那些运送犹太人的车厢一样，对于往什么方向走完全听凭火车头的带动。

　　汉娜学会阅读之后，这书也在她的必读书目里。《朗读者》里，通过一卡车司机之口，说出了和艾希曼同样的话：对那些犹太人，刽子手其实并不可恨，只是执行命令或职责而已。

　　每个人都是这个庞大体制的螺丝钉。汉娜的看守之职，与螺丝钉的功能特别相似——被固定在某个地方，同时起固定他物的作用——汉娜要固定的是那些囚犯。

　　以前看过一些回忆文章，讲述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要不断对士兵做动员，让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有意义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用这些绚丽的字眼掩盖内心良知的光芒，不然士兵也会崩溃的。德国军队确实是讲规则的，即便在被占领国家，也极少发生抢劫、强奸之类恶行，他们按铁的纪律作恶，他们以流水线的高效方式作恶。

　　在体制的流水线上，个人是不是也应该驻足想一想，在喧嚣的社会氛围里听听内心良知的声音？

　　三

　　很有趣的是汉娜的规则概念。她遵守职业规则，而在私生活上，她却是另外的样子。和米夏的恋情，即便是开明时代，也不是很正当的，但汉娜很恣情享受这份欲与情。在两人世界里，她制定规则，她教米夏“要有一种理直气壮、天生占有的气概”，无疑，她是有这种气概的。正绽放女性盛年丰饶之美的汉娜，对于未成年的米夏，其进攻所向披靡，她挥向米夏的那一皮鞭，可以阐述为爱与控制。米夏是不是她的牺牲品？这一段恋情，是不是左右了米夏其后的感情生活？

　　我想起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希特勒法西斯的社会心理基础上而提出的权威主义人格概念，权威主义人格是一种以权威取向为依归的复杂、刻板的人格特质，其顽固维护社会权威的价值观，性格特征缺乏灵活性，一方面表现为极力服从、推崇、依附更高的权威化身，另一方面欺凌弱势者来维护、张扬自己的权威力量。

　　一般人身上多少都有权威人格的特质，在汉娜身上也可见，包括她对自己不识字真相的不计成本的刻意隐瞒，也可视为对权威价值观的一种偏执固守。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内心斗争，以向他人证明她实际上属于强者和优秀者。在监狱里，她也是个权威人物，享有很高的威信。当汉娜学会了阅读，她开始了思考，她搜集关于集中营的各种资料，她意识到了那种“恶”，她开始了反省，由他人的审判变成了自我的审判，“几年前她突然放弃了这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很注意保持体形，身体强壮，但很苗条匀称，也好像有洁癖……”是对米夏的彻底失望？还是一种自我惩罚和自我放逐？我宁愿相信她把自己从外在的律令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她回到了自己的内心，并且安稳地活在那里。和书里提到的其余的女看守、卡车司机相比，汉娜有一颗更为柔软的心，她担当自己的罪，不推诿、不算计，愿意亲近知识、反躬自省，人确实“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

　　思考以及对内心的省察、醒悟，才能让板结的心松动，出现可以生长良知的缝隙。

　　注释：

　　〔1〕岑科、傅小永、郭玉闪、周克成等编著：《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