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力量“治理”社会

　　“我们想要的就是平等，人活着就是图个价值。”35岁的范雄努力控制着不停抽搐的面部肌肉，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在表达着自己的愿望。这位8岁才能下地行走的重度脑瘫患者，行动还有些艰难，说话也比较费力，但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IT高手。

　　“网络编程是一门很适合脑瘫人群学习的技术，行动不便的脑瘫朋友熟练掌握后，可通过网络赚取应得的收入。”2014年的一天，在成都市残联403办公室，范雄向7名残疾学员传授着IT技能，从简单的HTML页面到CSS样式的编写，从代码编写到代码构思，通过视频教学、老师辅导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范雄帮助他的学员们了解网络编程这个行业的工作流程。

　　这样的培训其实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那年5月，范雄依托成都市残联职业培训中心，创办了专门服务于残障人的公益组织——海缘工作室，通过为残疾人提供计算机网络技术培训来帮助他们就业。

　　经过“范老师”的悉心辅导后，三年来有5名受训者到网络公司就业，月薪都在4000元以上。范雄觉得，这是对自己莫大的肯定。去年，他和一位残疾朋友成立了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他决定把重心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看来，活着要图的那个“价值”正在于此。

　　截至2013年，在成都市，像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这样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7160个。“现在的社会组织数量，肯定超过了7160个，目前成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为5.1个，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行政审批处）处长刘川云说。

　　在这些社会组织中，除了有专职、兼职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活跃着的志愿者。根据成都志愿者网的实时统计显示，截至5月15日上午11:30，成都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1377951人，每10个成都人中就有1个是注册志愿者。

　　去年年底，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新兴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意义》的文章称，“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

　　而在成都，社会组织的确已从社区小舞台走向了社会大舞台，它们积极参与社区扶贫帮困、主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成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也是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3年与10天——爱心团队的“身份”

　　2011年4月13日，对于但小莉、张小红和她们的伙伴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组建起来的志愿者爱心团队心家园，在这一天，被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民政局正式命名为“成都市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一家可以从事心理教育与援助、社区服务、培训教育、助学帮困等慈善工作的注册机构。

　　对于心家园这支“爱心团队”来说，这意味着身份上的“转正”。

　　为了拥有“正式身份”，但小莉、张小红她们在灾区努力了三年。她们俩有着许多共同点：干练、有活力、热心肠、有爱心，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和压力，属于那种可以在家里打麻将的“全职太太”。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让这两个女人的生活有了交集。

　　在地震救助的过程中，但小莉担负起了调度、联络的重任。她每天马不停蹄地跑省医院、华西医院、成都儿童医院等接收地震伤员的医院，再把志愿者安排到不同的医院做护工。有丰富医疗卫生经验的张小红成了但小莉的好搭档。直到现在，张小红还清楚地记得，但小莉有2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几百个志愿者的电话，全是当初通过联系她到各大医院提供服务的人。

　　在此过程中，但小莉和张小红发现了一些问题，虽然通过网络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都很有热情，也有一定的专长，但毕竟还不专业，而且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大部分志愿者并不能在灾区坚持太长时间，即便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一两个月后，积蓄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本地必须有一个团队来为这些志愿者们提供支撑！

　　带着这样一种使命，2008年9月底，但小莉、张小红等9名志愿者组建了成都本地第一支志愿者团队“心家园·社工”，但小莉任总干事。心家园希望通过做公益项目来争取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为志愿者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帮助他们在灾区坚持下来。心家园争取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一位上海的慈善企业家寻找受灾家庭的贫困孩子，为他们提供资助。到2011年初，心家园已先后在彭州小鱼洞镇、通济镇、磁峰镇的社区、学校建立了4个社工服务点，这个团队也因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绩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最初，这却是一支没有正式“名分”的爱心团队。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心家园不得不到处“化缘”、自筹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遭到一些白眼。心家园没想过要到民政局去“注册”？张小红说，“我们就想着先做事，有事做就行了，注册需要有资金、有场地，这些我们都不具备。”

　　实际上，政府部门也在关注着民间组织的进展。有了“做事”的积淀后，“注册”也便“水到渠成”。

　　2011年的一天，张小红她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什么材料都没带，就跑到成都市民政局去咨询了。结果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们对张小红她们却很了解，一听说是心家园的，立马就带她们去注册大厅了。

　　“对于注册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几乎都不懂，民间组织管理处的刁辉副处长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用他的打印机、扫描仪来准备资料。”张小红她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仅用了10天时间，心家园就完成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工作。

　　服务与助力——让社会组织找到“组织”

　　与张小红她们相比，范雄在“注册”过程中花费的心思则更多。

　　早在2009年，范雄就有了注册社会组织的打算，但却遭遇了“没有主管部门无法登记”的尴尬。在民政部门注册失败后，他只得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家企业。

　　2010年6月底，成都在西部地区率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组织因为找不到“婆家”而“难产”的尴尬局面被打破。两年后，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以下简称“服务园”）正式运行，由政府出资、先期到位3亿元注册资金、专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基金会——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成立，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为首创。

　　室内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服务园，作为公益组织、社工人才和公益项目发展的综合支撑平台，针对处于不同阶段公益组织的特点，提供孵化、能力建设和社区落地三大服务模块。并不是每个提出申请的社会组织都能进入服务园，在50多家申请进入的社会组织中，服务园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选取了15家进入园区办公。另外还有14家较成熟的优秀社会组织，直接通过服务园引入成都提供服务。

　　范雄和他的海缘残障人关怀帮扶协会也一起进驻服务园了。

　　除了免费享受服务园的办公条件外，他们每月还能获得不超过5000元的办公经费支持。此外，服务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为他们准备培训课程。内容都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怎样扩大自己的影响，筹集资金、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从及团队建设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范雄他们能一直“享受”这样的服务，来到服务园的社会组织只有一年的孵化期。范雄他们必须通过“苦练内功”来尽快解决“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

　　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海缘”）最终在成都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功，是在2013年的1月15日。回想起这几年注册社会组织走过的路，范雄更多的是感恩。他觉得，若没有服务园帮忙协调、沟通的话，估计要花掉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服务园，和海缘一样找到了“组织”并得到帮助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它们的领域多元，服务对象涵盖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等不同群体。而“云聚公益力量，助力公益团队”便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云公益”）的使命。

　　“成百上千家的公益慈善组织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内做自己的事情，会形成无序的局面，有时候还难免出现不良竞争，如果能够给这些社会组织一些引导，让大家抱团成长，共同提升能力、接受监督，让行动透明起来，那么这种力量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政府。”谈及云公益的设立初衷，秘书长傅艳说，云公益不会直接帮助个体，而是通过帮助机构和团队，来实现社会服务。

　　而“助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社会组织非常强调机构的独立性，如何才能让他们放下“纠结”、心甘情愿地“抱团”？傅艳透露了其中的秘诀，“要让这些社会组织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必须把焦点聚集在服务对象上。”

　　在成都市民政局向《小康》提供的资料中，“云公益”所发挥的作用被总结成了3句话：促——资源共享、平等合作；聚——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助——有序参与、有效服务。

　　云公益究竟帮多少社会组织找到了“组织”？

　　在“云公益入驻公益团队通讯录”上，记者不仅看到了海缘、心家园、服务园这几个机构的名字，还看到了成都市义工联合会、88青年空间社会工作服务部、成都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灵慧读书文化中心等不同领域的机构名单。据傅艳介绍，截止到2013年年底，入驻“云公益”的公益组织（含志愿者团队）共计241家，涵盖了包括志愿者服务、社区服务、灾害应对等共计5大类14小类公益慈善领域。

　　放手与作为——把公共服务交给社会

　　有了身份、找到了“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否“治理”社会，真正成为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刘川云的回答是：首先政府要转变职能，实现多元治理，提出购买服务，实际上整个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就是围绕着这个进行的。

　　据刘川云介绍，2010年成都市开始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将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

　　政府尝试“放手”，从公共服务产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无疑为那些有能力、有想法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便是这样的一家社会组织。据其理事长杨海平介绍，爱有戏成立于2009年，从没有一个专业人员的志愿者团队，成长为一家有规模、发展方向多元的社会组织，目前其品牌下已有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爱有戏社区工作服务中心、老街坊长者服务中心、水井坊街道慈善会、你我他社区治理行动与研究中心5个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已达到56人。

　　爱有戏自身的“强大”，使其实现年筹资达500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成都市锦江区的大胆改革。杨海平说，在爱有戏的筹资中，政府购买服务占了40%。

　　锦江区的改革首先从解决政府职能转变抓起，成都市锦江区区委编办（区规服办）副主任胡晓宏介绍说，改革围绕“三大工程”进行推进，一是街道体制改革，所有街道不承担经济工作，转而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社区自治组织不再承接政府延伸工作，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三是政府转移出去的职能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来承担。

　　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过程中，锦江区将全区18个部门、16个街道所涉及的7个大项、38个小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制定《年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每年定期向社会集中发布，搭建购买服务平台，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竞购活动。

　　成都市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负责人陈佳告诉记者，2011年12月，锦江区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区（县）级专门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基金会——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共募集到各类资金2550.145万元。在陈佳看来，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爱有戏从不避讳，无论是理事长杨海平，还是主任刘飞，都常说，爱有戏能有今天，最大的支持来源于政府。因为志愿服务要真正做到专业，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而正是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才能够专心做好事。

　　与爱有戏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长者通呼援中心（以下简称“长者通”），2014年5月5日，中心主任黄东带着《小康》记者参观了占地1152平方米的长者通办公区域。据黄东介绍，长者通成立于2012年，是锦江区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四川省首家长者通服务，老人只需要按下求助热线，长者通就能提供紧急求助、健康管理、家政服务、信息查询、心理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政府不仅为长者通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在长者通成立后不久，为了迅速推动长者通的普及，锦江区政府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向5000位7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长者通设备，并每月补贴15元的服务费用。“锦江区政府对养老非常重视，投入比较大，现在对于60岁以上的低保老人、残疾人、伤残军人，以及80岁以上的高龄空巢老人，只要他们需要长者通的服务，都由锦江区政府来购买。”

　　在政府助力社会组织的尝试中，跃跃欲试的不仅仅只有锦江区。成都市高新区正努力向各类社会组织“招手”，通过自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探索一条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社会创新的路径；成都市武侯区则率先尝试让社会组织以竞争性洽谈来参与社会治理；双流县黄甲街道村级事务全部通过小区议事会进行，在社区自治化管理上颇具特色；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试验，政府购买服务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政府的“放手”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不管不顾，而是为了更好的“作为”。“政府要进行社会组织的评估，成都已连续三年对200多家社会组织进行了评估，今年还要继续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要求成立两年以上的社会组织、连续两年年检合格才能参加评估，评估达到3A的社会组织才能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这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也是一种促进。”刘川云说，对于社会组织的能力、服务、诚信、内部治理、硬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政府都要进行引导，这才有助于社会组织的整体推进。

　　近年来，成都市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左右，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水平已经适应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此，刘川云的回应是，还要进一步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转变职能让渡空间要继续加大，二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能力要继续提升。一直身处社会组织“第一线”的傅艳，在工作中则能感受到更多变化，尽管不是每一种力量都有序而高效，但因为参与、因为服务，傅艳说，“社会值得尊重”。

　　文｜《小康》记者 鄂璠 成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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