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碗热汤等着你

　　我们需要世界的宽容和人性的安宁，祈求别人，也祈求自己原谅自己的不再出发，原谅我们没有做到自己期望和别人期望的那么好，那么优秀，那么成功，没有实现我们儿时的梦想，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活过，努力过，爱过，无怨无悔。

　　一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上所称的“成功人士”。对他们，我总是以惊羡又悲悯的心情看待，既钦佩他们的成就，还哀叹他们走了一条辛苦的路。他们肯定一路上遭了好多罪，费了好大劲，未来还得这样背负着隆重声誉的包袱，继续踉跄而行。成功是一座高山顶的雪橇，谁坐上去，就得一路滑到谷底，中途没有停留，又或者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斯，要永远地、重复地（也许还真是毫无希望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这是一条自我放逐的路。

　　在一个视成功为人生的天职的社会，人们忘记了成功其实应该只是深爱世界、努力做事的自然结果，而不应该是我们人生出发阶段就该设定的目标。因为成功是个空洞的概念，一个摸不着边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个伪命题。如果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至少有三千个“什么是成功”的答案。犹太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谈到“伟大”这个概念时，将它描述成“浪漫的幻像”，其实“成功”更是如此。只有在我们遇到一个实在绕不开的、各方面都挺优秀的人，才会用到这个日益贬值了的概念。而据我的经验，所有那些能够称得上成功的人，在各方面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有成就的人和完美的人生之间并不见得能够划上等号。他们中间一些人的生活，不需要我举出例子，在华丽的外表中其实缺乏一种内在美感。

　　上世纪末是“成功学”泛滥的年代，是那些精神卓著地驱赶着别人的灵魂向前迈进的“成功学”精神导师长袖善舞的年代。这些人因为找不到更加合适的养家糊口的工作，就抄袭几段我所知道来源的他人思想和语录，在世界上任何有人的地方开课。他们居高临下，大肆布道，把自己拔高到先知的程度，试图造成我们这个社会的误解，以为一个人生下来就应该成为卓越不凡的“尤物”，“人活一世不容易，不成功太可惜了。”这是他们常说的。这种代替上帝发言的姿态，以及把人贬低到不配神的惠顾的程度、再加以警醒的做法，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有人把守着会场大门开票收钱了。几万几十万是那些富豪旋晕于上帝的声音供奉的自己的血肉，几百几千是我这样的恐惧失败心理大于向往成功心理的平头百姓的祈求费，却都犹如无知少女奉献给祭师。整个社会充斥着“我要”、“我能”、“我一定要”、“我一定能”的声音，其结果，如大家看到的那样：牧羊人所获颇丰，满山遍野的羔羊依旧垂首吃草，而不是三文鱼。

　　16年前，《成功》杂志创立，作为总编，我比较多地在各式场合提到“成功”。那时节，一家医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非常喜欢“成功”这两个字，多次提出收购《成功》杂志。以他为首，一个农业大学的副教授，一个中科院院士、某所大学前任校长，一个餐饮连锁企业老总，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经常聚集一起到大学开展成功学普及活动（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省级成功学协会），也轮换到市级电台做夜话节目。电台主持人是一个很温婉的女性，做完节目很晚了，外面有她的开出租车的粉丝（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叫法）接她回家，我则过了马路就离家不远了。街上有流浪狗，我们的心是温暖的。

　　我记得我自己是以《成功》杂志的总编身份交流关于成功的定义和方法的见解的，并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功者。即使这样，于今回首过去，我仍感羞愧不已。如果在今天，我会以对生命的爱为起点来交流想法，这种爱是贯穿一生的生命体验和成长动因；我会以茅棚里漂出的一家人的笑声和街头人们傻乎乎的笑脸来证明生命也好，幸福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值得别解；我会谈到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为了心智的成长多努一把力的想法；即使硬性谈论成与败，我也会举出亨利·戴维·梭罗和爱米莉·狄金森的例子，他们都是身后才获得美名，生前他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非汲汲于名利。

　　我们现今的成功学，则导致很多人在精神层面上将自己与社会大众割裂，与大多数人的品质、韵律、氛围处于二元的状态，甚至毫无关联。他们无法正常呼吸生活的氧份。成功是生命的祝福，也是生命的痛楚。

　　二

　　如果灵魂没有根基，一时的成功不但容易让人肤浅，也容易迷茫，陷入自我中心。曾经有一家外资直企的地区系统领导人邀约我去“沟通事业”，他希望我能入伙，借助在他印象中我那莫须有的人脉关系把事业做大。看完他电脑里存着的海外游盛大境况和豪车、大号钻石以及其他奢侈品的图片后，我十分惊讶这种“沟通”方式十年未变。

　　他为我指导的这种生活，在我有两大难处。第一，我有航空飞行器幽闭恐惧症。飞机关上舱门的那一刻，我就像少了一对染色体似的全身难受。上世纪我看了《午夜凶铃》，就拔掉了家里的电话线；看了《蝙蝠侠》，就把所有门窗栅栏全都加固了一道，我知道这回是在看了《异次元杀阵》之后才有的毛病。所以海外我暂时是去不了的（我总不能坐摩的去斐济岛吧），以后科技发达，能够用火箭把我直接发射到非洲大草原看日落，我将欣然前往，目前只能在周边城市打转转，看看别人剩下的风景。

　　第二，我对金钱的态度是“情而不淫”，这是《红楼梦》的主题，也是我处理两性关系的准则，现在借用到我的金钱观。我会很高兴地接受上天赐于我的那一部分，多余的不会去奢求。在奢侈品方面我的品位很衰，原因在于我过去从未曾认真拥有，将来也不打算向它大肆求欢，为物所累。我既不认为商务人士穿上杰尼亚或乔治·阿玛尼西服就能增大谈判的成功率，也不认为有钱了就能同时娶一对姊妹花的时代会马上来临。如果觉得财大气粗可以践踏教养、礼貌，那么看一看希腊的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对肯尼迪遗孀杰奎琳说了句下流话后后者的反应吧。在生活所有叠加起来的性质中，总的来说我是比较倾向朴质无华的。十多年前我在采访哲学家赵鑫珊之后，他带我到一个小酒馆花了几十块钱对饮，把小碟里每一颗花生米都吃尽，然后拉着我的手在人声寂静的上海街头漫步，告诉我经过的每一座建筑的来历。那情景，我永生难忘！

　　生活中我数度感觉钱的重要。某一个深冬的傍晚，我驾车在武汉市汉水一桥朝汉口的方向行驶，一辆奔驰车突如其来毫无节操地撞上我的北京现代车。奔驰车毫发无损，而我的车却被撞得稀乱，右前门打不开了。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傍晚，我抱着头热切地想到，如果现在我有笔钱该多好啊，那样我就可以去买一辆加厚的装甲车了。自从上世纪30年代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个社会就开始将赚钱升高到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我依然对财富是体面生活的保障、成功人士的标志的观点抱着热爱但不持有的态度。

　　不论你兜里有100元整钞还是5个硬币，太阳照样升起坠下，海边依旧潮起潮落，这一切也都是属于你的；天空是买不走的，河流也是买不走的，也是你的；《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照例是用来跳华尔兹的，贝多芬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照样是升C小调，而门德尔松第一钢琴协奏曲照样是G小调的。乔治·斯坦纳认定G小调在西方音阶里基本上是忧郁的，这是他的听觉经验。这位英国文学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在某处表达“音乐是我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使我深为感动。如果用花费了十万元组合的低音炮音箱来播放威瓦尔第的《四季》或肖邦的《雨滴》那样柔和的音乐无疑是悦耳的，但要是裂天而出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那个“命运在敲门”的乐句，或第九交响曲的合唱部分（人声的辉煌真是难以言表），将会是听觉的一场小灾难，门窗说不定也会震落。许多时候，我希望音乐粗暴地落下，像冰斧那样敲开我的灵魂，但我目前暂时还不想丧失听力。如果你愿望音乐不加舒缓的过度快节奏高强音地迸发，像高速列车呼啸而来撞击你的心灵，将你碾压至死，那么在整个《命运》中你会最喜欢第四乐章。我在读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时，听其介绍几年前曾有人邀请音乐家投票选择有史以来最具创新精神的三位作曲家，结果是贝多芬、瓦格纳和伊果·斯特拉文斯基。埃氏本人则认为贝多芬在其第二、第三、第九交响曲中引入的创新的作曲手法——不确定性，突然加入出人意料的新旋律，狂乱的弦乐，打破惯例表现无序的场景等等——都好比企业家和金融家面对变化的创新概率，以及出人意料地启动新产品，是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中产阶级把贝多芬抬了起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我本人还要扯淡的扯淡。尽管埃德蒙在经济学领域很有成就，但这不代表他能体会到我所体会的，贝多芬因为对自己命运的愤怒而将音符、弦乐粗暴地砸向钢琴时的心境，他根本不明白贝多芬把某些能够解救灵魂的旋律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风雨般倾泻而出（这样便破坏了交响曲的结构？）的用意，这样的音乐固然是你植物神经紊乱夜夜难眠的根由，但同时也灌注了你坦然面对命运的心因，让你在生活各个境遇中都能挺住。心灵破碎之时前来慰藉的总是音乐比金钱先到。也是斯坦纳告诉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写道，勃拉姆斯第三号四重奏的徐缓调，不止一次把他从自杀的边缘解救出来。这是确切的。只要配一根好的耳麦，就可在手机上听任何音乐，这不费什么钱，而且随时可以聆听。在价格不那么高的音箱中，乐曲的层次和低音部分的喃喃私语也都清晰可辨，小号依然嘹亮。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对人一视同仁，对听觉却有所挑剔。

　　当你与“伟大”相伴时（无论按照什么定义，“伟大”就是“伟大”），你就有了力量可依。亚里士多德曾经自问：“为什么节奏和旋律只是声响，却与心灵的意境相似？”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世界奇妙之处吧！我们的天性是如此柔弱，易于摇摆，以至于急切需要一种强力加以统治。如果你对任何工匠巧手可以达到的成就从来不感到惊讶，对所有去掉了天才成分而勉强获致的财富、美誉、地位都一概淡看，以又臭又硬的姿态对浮华世界加以抵御，封死他人鄙夷眼光所带来的伤害之途径，无疑因为你臣服于“最高级”的美。这是你存在的方式。这是你超然于物质世界之外的优美人生。

　　三

　　现在谈一个追求人生所得平均值值得推崇的人：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这个人是个传奇，他的一生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百思不得其解。12岁他作为苏格兰移民来到美国时，仅仅接受了5年的正规教育，然后就再也没有进入学校学习，而是去了纺织厂做底层工作。而到他辞世时，他已成为与“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齐名的美国巨富，在实业、金融领域非常成功，并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些不是我主要想说的。

　　这个小个子的穷鬼出生的男人在自己事业的最巅峰时，放弃了一味追求金钱的欲念，开始心灵自我解救历程。1865年他30岁的时候，到英国旅行参加水晶宫三年一度的亨德尔音乐节，被4000名音乐家同台演出宗教剧《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盛景震惊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是否有所缺陷，决定将赚钱放在一边，选择一种“最高尚”的生活方式。33岁生日的时候，他拿着一只铅笔，在一片纸上开始估算自己的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收入状况，决定“不再为增加财富而奋斗，而是将每年的盈余部分用于慈善事业。除了为了他人的福利，永远不再做生意。”他认识到：没有比崇拜金钱更低格的崇拜了。35岁时，他搬至美国的文学中心——纽约，开始了半退休的生活（那里离他的生意地有一天的路程），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教育、对文学和文化的追求以及刚刚发展的慈善事业上。他拥有无懈可击的礼仪举止，求知欲强，博览群书，由于记忆力超强，能够适时地引用彭斯和莎士比亚的诗词，加上有广泛游历的经历，擅长讲故事。“他可以与任何领域的人展开交谈。能够在大学校长、神学家、哲学家、大学教授、工业家或者政治家等各色人等前进行演讲，如此神采飞扬，以致没有任何人会抱怨他华而不实或者自命不凡。”他从写游记开始自己的作家生涯，自44岁开始出版许多笔触温暖、机智幽默的作品，获得了作家的称誉，名字和作品扬名于大西洋彼岸。他还是多个音乐社团、乐队、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和付费会员，纽约著名的卡耐基音乐厅是他捐资修建的，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出席每一场音乐会、歌剧以及戏剧表演。他和作家马克·吐温，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马修·阿诺德交往密切。“没有比文化更好的东西能让你提升，给你带来好处和快乐，使你获得超越周围人的深厚知识。在工业世界里，文学涵养给你带来有旅的商机。我发现我的小小的知识储备在社交圈里价值极高。”卡耐基说。重要的是，后世评价卡耐基所追求的生活对打破美国成功主义教条有着颠覆性的意义。

　　也许这样的后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派男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效仿，至少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又有钱又有闲。但他仍是一个标杆。在今天，大众创新的繁荣，新技术、新思维带来层出不穷的新商机，使得符合外在条件的“成功人士”像夏日雨后的蜻蜓密布天空，多如牛毛，老实说已经彻底物品化了。在这个物欲不灭的社会，有钱任性无钱倔强的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呢？我注意到，一本叫做《艺术让人成为人》人文学通识著作坚强地修订到了第8版。这本长达100万字、被誉为“最伟大的人文学教科书”的大书，于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第4次印刷。书中介绍，通识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有意思的是，它在某一处不显眼的地方还给“成功”下了这样一个“魔鬼词典”似的定义：

　　成功：一种通常被视为所有人都会努力追求的真实实体；“成功”也指内心里的一种沾沾自喜；对于某些人而言，其成功是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而获得的。

　　读读这本书，我想至少可以知道什么叫富而不贵以及其根由吧。再过一百年，如果物权法能够对私有财产进行有效保护，有钱人不是老想着往外跑，我们的社会会因为真正的精神贵族阶层产生、兴旺而导致文明大大向前迈一步。所谓文明，还是用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斯·汉密尔顿写的《希腊精神》里面一段话来解释：“文明……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事物变成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艺术让人成为人》涵盖的内容包括人文学与我们的关系、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歌曲和舞蹈、电影、宗教、道德、幸福、生死观和自由，它们“不仅可以滋养并启发我们，还可以直接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间接的，引导我们从黑暗到光明。”（约翰·洛克维儿语）。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本书的第8版中，它新增加了一节：爱。

　　四

　　我们无论怎样谈爱，都不及其造化万物之神奇能效十分之一。爱，她驱策我们的灵魂朝向光明；在生命陷入沉沦、生命火花即将熄灭之时，她的出现挽救了一切。无论是广义的、狭义的，无论是对自己的、他人的，无论是对生命的、自然的、社会的，她就是维吉尔，引导但丁也引导我们穿过地狱、炼狱，然后游历天堂，直至见到上帝。

　　我曾经非常痴迷一个象征着许多人生意味的地方：火车站。这里演绎的人生悲欢离合，无疑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体验。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我读到玛丝洛娃在火车站一节节车厢找玷污了她的聂赫留朵夫公爵，也是在火车站玛丝洛娃最终原谅了这个摧毁了她一生而已真诚忏悔了的男人；在《魂断蓝桥》中上前线的军官与芭蕾舞女演员于火车站分手从而一别终生；而法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莫洛亚的《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也是人生驿站）一对邂逅相逢的男女在机场度过的那美好的唯一一个晚上，其意境之美至今难忘。有一天，我拎着手提包在火车站候车时盯着两条铁轨看了又看，忽然明白了，这两条铁轨，一条代表着出发，一条代表着回家。

　　在精神领域，我已在返家的归途中了。我们需要世界的宽容和人性的安宁，祈求别人，也祈求自己原谅自己的不再出发，原谅我们没有做到自己期望和别人期望的那么好，那么优秀，那么成功，没有实现我们儿时的梦想，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活过，努力过，爱过，欢笑过，哭泣过，我们无怨无悔。那些正整装待发的人们，也需要时时回家去，探望一下自己所没有带上路的真爱，以爱之名，重新出发，而不是以成功这个虚妄的念头走上不归之路。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地铁站遇到《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他到我原来供职的报社做报告时，知道我也在那里，当着所有人的面，站起来，深深向我鞠了一躬，说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次遇到他，他神情有点落寞，他告诉我，他的写作遇到了瓶颈，眼下准备到湖北神农架山区去买块地，要在那里长居。也就是说，他也要回家了。我们都要回家，去看看屋子后面山坡上我们二十年、三十年前埋在小洞里的知了怎么样了。我们在小洞口搭上几片树叶，周边压上泥土，不让知了逃逸，好一心听到它的歌唱。现在我们要扒开洞口，看它是不是还活着。洞口揭开了，我们轻轻地用手在地上拍着呼唤：知了，知了，快出来。没有动静。于是我们灌水，一直到水溢出来，也没有把知了逼出来。我们讨论了一会，一致认为：知了从这个洞口的另一端逃生了，它回家了。

　　哦，亲爱的知了，夏日的公主，生命的精灵，大自然的歌手。这几千个日夜你过得好吗？在鸣唱得口渴了你有雨露饮吗？在凭着生存的本能攀援到树上累了你有地方歇息吗？在夏日暴雨来临时你有地方躲避吗？在雷击电闪时你能安然度过吗？在冬天降临时你该怎样向死往生呢？在永生的路上我们还能看到你娇柔的身影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你带给我们野趣、宁静和凉意，带给我们复活和永生的象征，带给我们不尽的欢唱和快乐，你也要保重你自己啊！如果外面危险，那就回家吧！外面风雨正大，家里饭菜正香。在家里我们照样拥抱世界，遇到爱，疗愈爱，抵达爱。越战老兵、心灵导师盖瑞·祖卡夫告诉我们说：当你的故事成为了所有人的故事，而所有人的故事也成了你的故事，这就是爱。这样，以爱轻触了这个世界，生活也是会宽容看待你的，在归家途中，总有一碗热汤等着你。

　　董玮

　　帝瑞集团副总裁、《中国直销元丛书》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现任编审。曾在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成功学著作——美国拿破伦·希尔《人人都能成功》（1989），长期盘踞中国图书畅销书榜。1999年创办《成功》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至今；《成功》杂志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效期刊奖、湖北省优秀期刊奖称号，2004年转型切入直销领域，曾多次采访直销界各类人士，撰写直销类文章数十篇，出版直销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