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有人（一）

　　一 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

　　开春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汪品德的事情突然变得多了起来，经常加班，动不动还要下乡，一下去就是好几天，回家不光带回一身灰尘，还带回一身酒气。像汪品德这种挂个“副”字的部门领导，在一般职工的眼里是官，在领导的眼里就只是个兵，是代替领导领着大家干活的兵。

　　妻子怀孕四个多月了，妻子怀孕以后，汪品德就一直无心工作，上班总是心不在焉。他计算着妻子预产期的日子，计算着孩子生下来后又要增加多少开支。这还不是汪品德想得最多的事情，汪品德想得最多的是，妻子生产后他该怎么办，在妻子生产期间谁来照顾她们娘儿俩？

　　组织部吴部长找到汪品德的时候，汪品德正在指挥几个工人在大会场挂布标。组织部长与分管群团工作和组织人事的县委副书记一道走进会场，副书记来检查会场布置情况，组织部长来找汪品德。见到汪品德时组织部长说：“汪部长，我一直在找你，打你电话不接，打单位的电话也没有人接，要不是碰到张书记，我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

　　经吴部长这么一说，汪品德才想起自己的手机放在办公室充电，忘带出来了。吴部长把汪品德拉到一边，告诉汪品德，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到市委党校去学习，而且是市委林书记的意思，是她在全市组织工作会上亲自点的名。汪品德盯着吴部长的脸看，见他一脸的高深莫测。汪品德说：

　　“去党校学习的名单不是没有我吗？”汪品德从未考虑过到党校去学习，去党校学习培训就意味着是培养对象，意味着要有升迁的机会。

　　吴部长接过汪品德的话说：“以前没有，现在不是有了吗？”

　　汪品德对吴部长说他不想去。汪品德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他的妻子怀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好好在家照顾妻子。但事情远没有汪品德想的那么简单。他的话刚说完，吴部长就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看得他浑身上下不自然。汪品德对吴部长说：“吴部长，你别这样看我，你这样看我让我心里发慌。”

　　吴部长说：“你为什么要拒绝组织对你的安排？”

　　吴部长的为什么，说得汪品德的心紧紧张张的。汪品德急忙对吴部长说：“我有困难，确实走不开。我妻子怀孕了，我要在家照顾她。”

　　听完汪品德的话，吴部长说：“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只按组织程序办事，只知道执行组织做出的决定。你不能因为家中的事说不去就不去了，这关系到我们县培养干部的原则和方向的问题，你汪品德能够决定得了吗？”

　　吴部长的一席话把汪品德说得云里雾里的。从办公室往家走的路上，他看到街边又来了很多乞丐，这些乞丐就像是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的，好多都是生面孔。乞丐们尽管不停地向路人乞讨，甚至死皮赖脸地跟着路人不停地哀求，讨得的钱还是少得可怜。每次从这些乞丐面前经过，汪品德都是脚步匆匆，不想停下来。汪品德这人心特软，他怕一停下脚步，就会不由自主地掏钱给那些乞讨者。街上走着的很多人，也许都是害怕被乞丐们缠上，在经过这里的时候，都把脚步放得匆忙。

　　在这些乞丐群中，汪品德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乞讨者——他衣着很干净，怀里搂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屁股底下垫着一张报纸，静静地坐着，既不向路人伸手乞讨，也不抬眼看过往的行人，只有怀里的孩子不停地眨巴着一双迷茫的眼睛，注视着过往的行人。这个乞讨者的面前摆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妻子被人拐骗，不知去向，为带儿辗转找妻，路费又被偷，没有钱返家”等等之类的文字，红纸边摆着一个打开盖子、市面上已经不多见的铝皮饭盒，饭盒里乱七八糟地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纸币和硬币。

　　汪品德走过那里时，正好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向盒里扔了五毛钱。汪品德跟着路人在那里站了下来，看完那些红纸上的字，迟疑了一下，从身上找出一元钱的硬币，丢到盒子里。丢钱时，乞丐抬头看了他一眼，并说了一声谢谢。看到乞丐的脸，汪品德突然觉得这张脸好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汪品德刚想仔细辨认清楚，乞丐的脸已经别向了一边；汪品德歪到一边去看，乞丐又把脸别到另一边；汪品德转到另一边，乞丐把头低到胸前。汪品德低下头去看，乞丐立即把头抬起来，盯着汪品德恶狠狠地吼道：

　　“看什么看？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给了一元钱就可以轻看人了吗？想看是不是？想看就多掏点钱出来！舍不得多掏钱就赶快走开，不要在这里作弄人！作弄他人就等于是在作弄自己！”

　　想不到一个乞丐还会这么凶，乞丐的几句话，就把汪品德吓得不知所措。汪品德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在进退两难的时候，身边围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认识和不认识汪品德的人，都用一种复杂奇怪的目光盯着他看。乞丐的目光也理直气壮地盯着汪品德的眼睛。汪品德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好像做贼一样，低着头急急忙忙从乞丐身边走开。

　　被一个乞丐抢白一顿，这事一直让汪品德感到很窝囊，好在这种窝囊没过几天就在他的心中烟消云散了。在汪品德的潜意识中，乞丐就是社会生活的底层人，怎么能同他这样有身份的人相比呢！乞丐说话不讲艺术，理直气壮向别人要钱，不遮不掩，更没有半点的羞耻之心，这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不耻去做的事情。有身份地位的人，决不会明目张胆为自己争利益。后来汪品德又想，这乞丐不简单，能够说出“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这样富有哲理的话来。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汪品德都还记得乞丐的这句话，以至于后来汪品德经受许多波折后，那句“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还一直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记忆中。

　　汪品德告诉妻子，他要到市委党校去学习。汪品德怕妻子不高兴，又连忙补充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必须得去，不能请假更不能推掉。”

　　汪品德的妻子有点不高兴，但还是一边嘟着嘴，一边为汪品德准备去学习所要带的东西。

　　县委组织部按惯例，为去学习的人开欢送会。汪品德走进会场，寻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桌边坐下不久，参加欢送会的领导就陆陆续续走了进来。领导们坐在对面，待主持会议的组织部吴部长宣布开会时，汪品德才注意到，来开会的领导比要去学习的人还要多。而汪品德他们这一排，除去学习的三人外，只多了一个组织部干部科田科长。欢送会会场布置得很有气氛，墙上挂着一条大大的横幅，横幅上的字遒劲有力，汪品德一看就认定是组织部田科长的杰作。

　　与其说是一个欢送会，还不如说是一个听训会，会上除了领导讲话，基本上就没有大家说话的机会。在这之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吃饭。对于搞行政工作的人来说，开会和吃饭一直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 当上了副班长

　　那天阳光灿烂，早上汪品德到部里去辞行，除了办公室的小郭，他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小郭对汪品德说部长下乡了，其他同志都出去办事了，部长叫他代表大家送汪品德，他正准备下楼给汪品德送行时，电话就来了，还没来得及下楼。汪品德对小郭说：“你就不用下楼了，现在你看到我就表示已经为我送行了，回头你帮我给大家带个话，向大家问个好。市里离县里也不远，抽空我会经常回来看看大家。我不在时大家就多辛苦点，等我回来再感谢大家。”

　　乡镇去学习的两位同志都是一把手，出门用车自然没有问题。他们没有进县城，而是直接驱车去了市里。法院的刘副院长自己有车，没有车送的汪品德只好去搭刘副院长的车。开始汪品德以为送刘副院长的是法院的小车，待到要上车时，他才发觉坐的竟是法院的囚车。坐囚车去党校学习，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而且那天车上坐着的，不光汪品德和刘副院长，还有法院的许多职工家属，有的到市里去买东西，有的去看在市里上学的儿女，不大的车子一下子就挤了近十个人。车上只有驾驶员、刘副院长和汪品德是男性，其余都是一帮女将。汪品德和刘副院长被挤到了车子后边，蜗居在用铁条隔开的小斗室里。斗室是平时押送犯人的囚室，很狭窄，在四周铁条的包围下，看着更像一个囚笼，挤进两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斗室里，汪品德和刘副院长面对面坐着，双手紧紧抓着横在他们面前的钢筋，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囚室里空间本来就不大，加上窗子又不能打开，里边就愈发地感到很沉闷。坐在前边的一大帮女人高声谈论着，说着一些家长里短的话，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轰笑声。而坐在斗室里的汪品德和刘副院长，屁股下的座凳太小，再加上没有靠背，为了找一个支撑点，只好用双手紧紧抓住身边的铁条，已经没有什么心情聊天，即使偶尔说句话，也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汪品德和刘副院长就干脆闭上眼睛假寐，任凭那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去闹去吵。在囚车上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可言，可气的是在下高速路时，为了节省过路费，驾驶员竟将押送证放到了车头的玻璃上，这样就给外人造成了这部车真的是在押送囚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还真就从窗子里把头伸出来，认真地看了看后面的囚室后才拉杆放行。

　　囚车到了市里后，汪品德和刘副院长离开囚车，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市郊的党校。随后陆陆续续来报到的人，都是开着好车，风风光光地赶来。那些从乡镇来的书记镇长，也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本田或桑塔纳2000。党校学习，不光是比学习，更是比背景、比实力的地方，来这里学习的每一个人都暗暗地较着劲。

　　来报到那天的不快，一直梗在汪品德的心中，让他好久都还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报到的第二天，组织部的红头文件就下来了，汪品德被任命为副班长。这个任命让汪品德激动了许久。要知道，从小学到大学，汪品德都没有当过班干，而今在书记副书记、乡（镇）长副乡（镇）长以及科长副科长云集的地方，汪品德却做了班干，这能不让他激动吗？

　　开学典礼搞得很隆重。汪品德吃好早餐赶到阶梯教室，参加开学典礼的领导已经坐到主席台上。除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家班子的领导，市委组织部、人事局、民政局等部门的头头脑脑们，在主席台上坐了一大排。开学典礼由市委组织部陆部长主持，程序依然是一成不变的领导讲话，待坐在台上的领导们都按顺序把话讲完，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从阶梯教室出来，汪品德刚走出礼堂门，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过来叫住他，她说她是市委林书记的秘书，林书记要见汪品德，叫汪品德同她一起过去。在同她往林书记所在地方走去时，汪品德发现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学都在看着他。那个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得意。

　　虽然在电视上和各种会议上经常出现林书记的身影，同她面对面站在一起，汪品德还是第一次。来到林书记面前，汪品德有点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林书记首先打破了僵局，她说：“你就是汪品德？文章写得很不错嘛。你是第一个被抽到党校中青班来学习的作家。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党培养干部的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地改进。今天我们把你安排到这里来学习，就是希望你多学一些理论知识，用你手中的笔和文字为我们党的事业服务，为我们市的经济发展服务。希望你到党校后安心学习，把该学的理论知识学好，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

　　说完这几句话，还没有等汪品德回过味来，林书记就上车走了，把汪品德晾在那个地方愣了好久。要不是手上还有刚才同林书记握手时留下的余温，他真怀疑刚才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直到刘副院长来叫他去吃饭他才醒过神来。

　　林书记的召见虽然很短暂，却给汪品德带来了好处，这种好处就是班上无论开展什么活动，班长和班主任老师都必须要找他商量。是林书记确立了汪品德在这一届中青班的地位，班上的很多同学都把汪品德当成了林书记的人，汪品德越否认，他们就越说汪品德城府深。大家说多了，汪品德也就持一种默认的态度了。有人说，搞政治的人都是被一棵无形的线拴起来的，只要依附的线不断，你就能够一帆风顺地走下去。所以行政上混的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往线上靠，即使拴不上，哪怕挨上边也是一种荣幸。

　　林书记为什么会对汪品德这么好，汪品德同她连交道都没有打过，也仅仅是他到了党校后才真正第一次见面。汪品德带着问题问黔川日报副刊部主任王礼明。王礼明对汪品德说：“这说明你在她的心中有地位。你用不着想这么多，这样的方式更好，她叫你来你就来，她叫你学你就学。既然到这里来了，你就安安心心学习。她关心你肯定有她的目的，你不知道就不要管，也不要去想，有事你也躲不过，该找你的时候，自然会找上你。”

　　听了王礼明的话，汪品德想想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就顺其自然吧。心里释然后，汪品德也就放松了许多，再加上党校学习没有多少压力，上课的间隙，汪品德又开始拿起笔，写起了自己的东西。

　　三 无聊的课程

　　开学第一堂课，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老师就把一张测试卷发到了学员们的手里，说是要考试。这种突然袭击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发试卷的老师说：“这次考试只是一次测试，不算成绩，主要是检查大家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大家不用紧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就是都不会做也没有关系。”话虽说得很轻松，但汪品德还是感到了一种紧张。汪品德相信，现场的各位也都与自己有着同样的感受，从每一张脸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刚才大家还有说有笑的，一听到要考试，教室里一下子就变得鸦雀无声。试卷发到汪品德的手里，他看到有很大一部分题都不知道怎么做，只有少部分的时事题，还勉强能够凑合着答上来。把这些题做完后，汪品德就剩下干瞪眼了。他抬头打量了一下教室，看到大家都是和自己差不多，都是把笔拿在手上，眼睛却如做贼，东瞧瞧西望望，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好不容易熬过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本来汪品德是想早一点把试卷交上去的，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还在座位上端坐着，也只好硬撑着。直到结束的铃声响过，监考老师才走进教室来收试卷。把试卷递到老师手里时，汪品德自嘲地说：“这几年光忙于工作，很多东西都忘光了。”

　　从教室出来，大家的牢骚话也跟着出来了：“从来没有像这样考试的，也不通知大家做准备，搞突然袭击，这不是整人吗？”

　　中午在食堂吃饭，班主任尹老师找到汪品德，叫汪品德到她的办公室去一趟。汪品德进去后，尹老师把上午测试的试卷拿给他看。汪品德看到，在这个满分一百分的卷面上，他只考了三十六分，距离及格还差很大一截。虽然对这次考试汪品德并没有放在心上，但这个分数还是让他的脸发烫。尹老师对汪品德说：“这次虽然只是一个测试，但作为一个单位部门的负责人来说，政治理论基础知识应该掌握才行。我们这次考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内容，你才考那么一点分数，太不应该了吧。抛开你是班干不说，林书记亲自安排你进党校学习，如果林书记看到你才考那么一点分数，不是让她对你很失望吗？”

　　汪品德对尹老师说：“在基层一直忙于工作，没时间看书，考试的很多题都做不出来，就是叫我去到书上去找，一下子也很难找得到答案。何况这次还是闭卷考试，能考到这个分数我已经尽力了。”

　　尹老师没再说什么，她重新拿来一张试卷连同试卷上的答案，递到汪品德手上，叫汪品德去重新做一遍，她说：“不要做完，估摸能得个七十分左右就行了，这样你也说得过去，我也好向林书记交代。”

　　从尹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汪品德感到他身不由己，更没有了先前别人把他说成是林书记的人时生出的那种沾沾自喜，他已经感觉到了那根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正一点一点地嵌进他的肉里，让他随时都紧张着，不敢有半点马虎。汪品德来到教室外的草坪上，这个近两亩大的草坪此刻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在寝室里睡午觉。初春的阳光暖融融地覆盖在草坪上，有几只小鸟在草坪的一边飞来飞去，一忽儿直插天空，一忽儿又从天空俯冲下来，落在草坪上，将细小的身子隐在草丛中。汪品德向着鸟儿落下的地方走过去，还没有等他靠近，鸟儿们又“轰”地从地上弹起来，振动双翅飞向了远处，只留下他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党校一天六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每一节课五十分钟。汪品德他们却没有哪一节课是按五十分钟来完成，要么超时，要么就提前结束。其实大部分上课的老师都是提前结束，只有上马列主义的郑老师，就像一台老是走不准的时钟，经常拖延下课时间。每次上课，他总是用一些很晦涩的理论来解释这主义那主义，时间一长，一到他的课，大家都变得昏昏沉沉，一副老是睡不醒的样子。汪品德最喜欢听的是领导科学。上领导科学的何老师是党校五个副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年龄比汪品德大不了多少，思想放得很开，上课也很活跃。他上课从不按书本上的内容去讲，而是根据当今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博引和佐证。这些现象平时大家都了解，有些就发生在身边，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大家还是很有新鲜感。

　　开始上课那几天，大家都还遵守上课纪律，按时上下课，按时休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变得松懈起来，上课迟到早退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家住市区的同学，经常一放学后就往家跑，第二天上课好久了才慢腾腾地进教室。除了班主任尹老师，一般上课的老师都不会管纪律，他们只管上课，不管谁迟到早退，更不管谁来没来上课，把一节课该讲的内容讲完，合上书本转身就跨出了教室，连眼皮子都懒得往那些空着的座位瞄。

　　党校的管理可以说是松得不能再松了，除了上课时间，平时都没有人来管这些学员，特别是一到晚上，老师们都要回家，偌大的一个校园就成了学员们的天下。唱歌、跳舞、喝酒、打牌、下棋就成了大家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这样的学习方式让汪品德感到很累也很无奈，看到别人都去玩时，汪品德也很想出去透透气，但他在市里没有多少朋友，更没有办法像市里的同学那样经常往家跑，只好打消了逃课出去玩的念头。好在很多从县里来的学员都同他一样，既无可奈何也没有办法，只好到教室里干坐着，遇到不想听的课，就放开心思去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学校的图书室和阅览室开放后，学校为每一个学员办了免费的借阅证，课余时间学员们就有了可去的地方。学校的图书室里藏书很丰富，汪品德在县图书馆里没有看到的书籍，这里都能够找到。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他借的都是文学书。只要没别的事，汪品德就会抱着一本小说，躺在床上啃大半天。有时上课，老师在上边讲课，汪品德就在下边看小说。遇到那些不想听的课，汪品德就干脆躲到阅览室的一个角落去翻看杂志。

　　到党校学习已经两周，这两周的时间除了多认识几个人外，他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新的收获，上课的老师也不会很认真地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员。在老师眼里，这些学员纯粹是一帮局外人，来这里不是来学知识，而是来休息玩耍的。上美学的陈老师在课堂上就自嘲地对学员们说：“给你们上课，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教书，而是在读书，把一本书读完，就完成任务了。”

　　上课没多久，陈老师就把汪品德请到他的宿舍去喝酒，他说他爱人还在县里没有调上来，想叫汪品德帮他到林书记那里去通融通融，希望尽快结束那种牛郎织女的生活。陈老师说：“我很讨厌这种做法，但又没办法，为爱人调动的事，我花了许多冤枉钱，求了很多人，结果都没有办成。”

　　他告诉汪品德，林书记是管人事的书记，只要林书记点头，事情就好办了。谈到上课的事，陈老师也恨自己上课时敷衍了事，但又不能不这样做，不这样做就领不到工资。他说党校刚开设培训班时，老师们都很认真上课，考试也很严谨，把来学习的人管得都很严，结果学员们都很有意见，并把这个意见反映到市委组织部，让很多老师都受到了批评。他说：“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到这里学习，都只是来走个形式，回去后好有升职的资本，升职与学习成绩和知识的接受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多大的联系。”

　　四 一肚子委屈

　　汪品德已经习惯上课关手机了。这天上了两节课，课间休息时他打开手机，本想给妻子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还没等他将号码拨出，组织部吴部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吴部长略带不满地对汪品德说：“哟，汪部长，怎么一大早就把手机关了？”

　　汪品德连忙说：“对不起，刚才在上课……”

　　吴部长打断他的话，不高兴地说：“你是宣传部领导，不要动不动就关机。我知道党校的情况，一般都不会要求关机。上课你也可以把铃声调到振动啊，这样也不会影响你学习，是不是？”

　　吴部长的话让汪品德感觉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味。好在吴部长没有多说，他叫汪品德赶回县里去接受任务。汪品德说我还要上课，请假会耽误学习进度。吴部长在那头说：“得了吧，汪部长，党校上的什么课我还不比你清楚，旷个十天半月的，也不会影响你学习，更不会影响你结业。”

　　吴部长还说，叫汪品德回去是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这个任务也是市委组织部安排的。最后吴部长也许是不耐烦了，对汪品德撂下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汪部长，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回不回来你自己看着办。”还没等汪品德回过味来，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回到教室，汪品德一直都在想着吴部长的电话，想着他说话时那种阴阳怪气的语调，汪品德就变得惴惴不安起来。来党校学习时汪品德不想来，吴部长说是组织的决定，现在叫汪品德回去，也说是组织的决定。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都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一说是组织决定的，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久而久之，“组织决定”就变成了一个杀手锏，你就是对这样的安排持怀疑的态度，也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下课了，不知怎么的，汪品德的心情还是轻松不起来，感觉大脑昏昏沉沉的。中午吃饭，尹老师来食堂找汪品德，告诉他，市委组织部有个通知，叫他下午赶到县里，去完成一个任务。至于是什么任务，汪品德问她她也不知道，她只告诉汪品德，吃好饭后在宿舍里等待，过一会儿市委组织部的车来接他。

　　班长何申明问汪品德：“你们县是不是在考察干部？这次叫你回去是不是要给你挪位置，或者给你再往上升一格？”汪品德说不可能。何申明说：“不可能，组织部怎么中途叫你回去呢，而且还用车来接你？”

　　和汪品德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也说，组织部中途叫他回去肯定是好事，不然不会用车来接他。大家都起哄说，有好事叫汪品德别忘了他们，回来后一定要请客。有了林书记见面的经验后，汪品德也慢慢变得圆滑和世故起来，无论大家怎样说，他都不解释，让大家去猜，去想。大家的这种猜想，也同样让汪品德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其实，大家有这种猜想也无可厚非，对于走仕途的人来说，每跨一步都是和“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部只要找到谁的头上，就意味着这个人距离升迁的起点已经不远了。在别人的恭维声中，汪品德也飘飘然地认为机会来了，说不定组织真的要给自己换地方了。

　　下午快上课时，组织部的车才来到党校。汪品德上车时，车上已经坐了两个人。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是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跟汪品德同姓，年龄比较长，看样子也快五十岁了。与汪品德坐后排的年轻小伙，看样子三十岁都不到，他自我介绍说他姓马，在组织部宣教科工作。前排的汪副部长接过小马的话说：“小马是我们组织部宣教科的科长。”

　　车子上路后，汪品德才知道，这次组织部用车把他拉回县里，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叫他去帮他们写材料。汪副部长对汪品德说：“这是一个先进典型材料，要交给省委组织部，因为要得很急，考虑到那个点原来一直都是汪部长你在挂，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个材料组织上就交给你来完成。”末了汪副部长强调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是省委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把汪品德从党校叫回来，去帮忙写典型材料的村子叫满桶村。这个村种的桃子远近闻名，但在前几年，由于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加上周边村寨看到满桶种桃挣到钱后，也大力发展桃树种植，造成市场饱和，农户种出来的桃子卖不出去，损失很严重。特别是满桶的农户，所有的田地都用来种桃了，桃子卖不出去后没有钱来购粮食，致使当年的很多人家都没有米下锅。满桶本来不是汪品德挂的点，前些年，县里对原来的挂钩帮扶点重新进行分配，分配汪品德所在的宣传部帮扶满桶。当时的县委书记叫金长华，在汪品德第一次去满桶时，找汪品德去谈了一次话。金书记对汪品德说：“你们宣传部去那里帮扶挂点，不是叫你们去搞种植，而是要去帮他们搞宣传，要动用你们的宣传力量，把他们的桃子宣传出去，让外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桃子，都到那里去买桃子。”

　　初去满桶挂点时，汪品德虽然只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部里的工作却是他在主持。原来的部长调到邻县去当县委副书记后，上级就一直没有把部长派来。汪品德知道县里有很多人都在觊觎这个位置——宣传部虽然不是什么实权部门，但是部长却要进常委，进了常委部长就不光只是宣传部的部长，而是全县的部长了。汪品德一直心存幻想，希望有一天能够挤到部长的位置上去。汪品德也知道，凭竞争他是没有条件去和那么多对手硬拼的，就一直寄希望于能做出一件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事情，以此来确定地位，让自己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走上这个现在一直都还空着的位置。县里叫汪品德到满桶去挂钩，汪品德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金书记谈话后，汪品德立即安排人到满桶去了解情况，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汪品德自己也不敢闲着，找了一辆车拉上大半车土特产，驱车驶往省城，去寻找突破口。在省城，汪品德找到自己的铁哥们儿，在黔城日报记者部当主任的赵良诚。听汪品德说明来意后，赵良诚拍着胸口说这是小事一桩，叫汪品德只管放心去叫大家种，到时由他来策划，保管让种出来的桃子卖得出去，并且还不够卖。汪品德说赵良诚是不是把牛吹得太大了。赵良诚说他这点能力还是有的，并说到时桃子卖完，只要提给他一点好处费就行了。

　　从省城回来，汪品德立即投入到满桶村去做群众工作。先前派去了解情况的同志回来对汪品德说，由于去年桃子卖不出钱，现在很多人家都不想种了，有一部分人家甚至于还想把桃子树砍掉，腾出地来种庄稼。汪品德一听心就慌了，忙放下手中的工作带着部里的人马赶往满桶村。如果让群众真把树砍了的话，汪品德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汪品德用部里的经费请村组领导们海喝了一顿后，要村组领导同他们一道去做群众工作。他们一寨一寨地走，一户一户地去动员，费了许多口舌，并做了一些承诺，总算把一部分人动员起来了。一个正在地里砍树的大爷，在听汪品德费了一大堆口舌、讲了一大堆道理后放下斧头对他说：“砍这些树我也心疼，这是我花了很多年才培养出来的啊！满指望挂果了就会有收成，日子就好过了，哪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汪品德对老大爷说：“我保证今年一定帮您老把桃子卖出去。”

　　老大爷说：“你是县领导，说话应该很管用，不会像乡领导那样又在哄我们吧？”

　　满桶村还是有一部分人家不愿种桃，很多桃树被砍倒，被烧成木炭。望着那些在地埂边冉冉冒烟的土炭窑，汪品德的心里有股说不出的辛酸。在汪品德老家，父辈们一直都在地埂边栽种着果树，有的树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了，不大挂果或者挂的果又细又丑，但是一代一代的子孙却舍不得把它们砍掉。他们说那些果树长到现在这样的年龄不容易，留着也是一种期待和念想。现在看到农户们把亲手栽种出来的果树砍掉，汪品德想，群众如果不是很伤心，他们肯定不会下得去手。

　　赵良诚没有食言，满桶村的桃树刚刚开花，他就带着一大帮人来到了满桶，名义上是来春游，实际上是为满桶村做广告来了。赵良诚请来电视台的朋友，将满桶村那满坡满岭的桃花拍成新闻，不久，新闻在省电视台播了出来，中央电视台也随后转播，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县委金书记在看到新闻后给汪品德打电话，赞扬汪品德的工作抓得不错，嘱咐汪品德好好干。这次为了接待赵良诚及他的朋友们，宣传部花去了两万多元的招待费。金书记的表扬让汪品德的内心涌出了一股满足感，这两万多元钱花得太值得了。

　　汪品德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如何帮助满桶村把桃子卖出去的工作上，部里的工作就交给了部办公室去处理。好在宣传部干的都是一些务虚的工作，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任务指标，办公室王主任又是个很务实的人，工作兢兢业业，处事小心翼翼，应酬到位得体，这样的办公室主任让汪品德省了不少心思。桃子快成熟时，赵良诚和省电视台记者又来到满桶村，所拍摄的新闻又一次上了省台和中央台。这次赵良诚不光是来做新闻，还与满桶村群众签订了一份桃子销售合同，按合同，满桶村的群众要付给赵良诚一笔不菲的销售提成费。对这个合同，汪品德私下同赵良诚做了交流，汪品德认为不太合适。赵良诚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帮他们把桃子卖出去，他们就得付给我提成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桃子成熟季节，外地来收购桃子的车子也开进了满桶村。赵良诚通过他的朋友关系，拉来了省城几个搞水果批发的商贩，不到十天时间，整个满桶村近二十万斤鲜桃就售卖一空。汪品德在满桶村卖桃，县里的干部调整也没有闲着，就在满桶村的桃子售卖接近尾声时，一纸红头文件送来了汪品德所在宣传部的部长。等汪品德醒过神来时，部长已经到宣传部来上班了。

　　欢迎新部长上任那天的晚宴，汪品德喝了很多酒。晚宴结束后，怎么回到家的他都不知道。第二天上班，分管人事的县委张副书记把汪品德叫到办公室，同汪品德谈了一个多小时。张书记告诉汪品德，新部长是市委下派的干部，叫汪品德要多支持他的工作。张书记说：“汪部长，你主持宣传部工作的这几年，做出的成绩组织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干部的提拔和任用，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要按组织原则。作为党员，我们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临出门，张书记告诫汪品德：“以后少喝点酒，不要一喝醉后就控制不住自己。看看你昨晚的表现，哪里还是副部长？跟大街上那些酒鬼没有什么区别了。知道你有情绪，有情绪也不能这样做，这不光有损你个人的形象，也有损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

　　带着一肚子委屈，从张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后，汪品德走上了回家的路。汪品德需要静静地去梳理自己的心情，不然他无法面对自己，也无法面对新来的部长。

　　卖桃结束后，赵良诚从满桶村拿了很大一笔钱。满桶村村主任把这笔钱交到赵良诚的手上，赵良诚没有任何推挡就揣进了腰包。末了，赵良诚从这些钱中抽出一万元给了汪品德。汪品德不想要，赵良诚说：“哥们儿，这是你应该得的。我不能让你官没有当上钱也捞不着，一点好处都没有吧。”

　　几番推让，汪品德把这笔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从那以后，赵良诚就再没有来过满桶村。那一年过后，满桶村出产的桃子，年年都是供不应求。

　　满桶村不光成了远近闻名的果蔬村，也成了汪品德他们县赫赫有名的小康村。就在满桶村的名声越来越响、生活越来越富裕时，汪品德和他所在的宣传部，被满桶村抽出来。满桶村变成了县委组织部的帮扶点，也成了市委组织部刘部长的挂钩联络点。

　　五 署名不是自己

　　回到县里，汪品德也没有机会和妻子在一起吃饭。当天赶到县里，先在组织部开了近一个小时的会，市委组织部汪副部长讲了为什么要写这个材料和如何写好这个材料的重要性，再一次强调了省委组织部的要求，以及市委组织部刘部长的要求。汪副部长说：“这是政治任务，抽我们来完成这次任务是组织对我们几个人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随后县委张书记也讲了话，他说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县委组织部的吴部长亲自挂帅，抽调精兵强将来做好这项工作。最后他说：“宣传部的汪部长本来在市委党校学习，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县委只好暂时把他请回来。汪部长长期在满桶挂钩帮扶，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多工作都是他和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协助村两委班子开展起来的。加上有吴部长挂帅，有田科长、杨主任的参与，完成这个任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吴部长在张书记讲话后也做了表态，他说：“具体工作由杨主任负责安排，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没钱给钱，没车给车，我们要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这种场面和做派汪品德已经司空见惯，在县里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从县领导到一般工作员，一长溜的名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在这个组里做事的却没有几个人。就拿这个“满桶村典型材料写作小组”来说吧，五个人中吴部长是组长，组长是不干事的；市委组织部的马科长虽是副组长，但他对情况不熟悉，也干不成什么事；副组长基层办的杨主任负责具体工作，既然负责那肯定也是不干事，这样算下来干事的就只有汪品德这个副组长和田科长这个组员了。会一散，田科长就对汪品德说：“汪部长，那里的情况你熟悉，执笔的事恐怕就仰仗你了。”

　　取消宣传部在满桶的挂钩任务后，汪品德就再没来过满桶，细算起来也快两年时间了。再一次踏上满桶，汪品德立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公路边建起了崭新的办公房，通往各组的乡村公路都变成了硬化路面，村小学的操场也变成了水泥球场。村主任对汪品德说，这些变化都是市委组织部刘部长帮助扶持起来的。村主任还是汪品德在这里挂钩时的老主任，人没有变，思想却已经变了。几个果农悄悄对汪品德说，他们卖水果还是像原来那样向村里交提成费，村主任说是用来接待收水果的客商们吃饭、住宿以及外出联系业务打点用，可是一直也没见哪一个客商到他家去吃饭和住宿。至于外出联系业务的打点费用，大家光是听他说，也没见什么发票。汪品德问他们对这笔钱的使用大家有没有意见？很多果农都说有。汪品德问他们为什么不提，果农们都说不敢提，哪个提村主任就不让那些客商来收他家的水果，外来的客商也不敢得罪村主任。在满桶村，汪品德没有看到村支部书记——那个长得有点猥琐而又总是当老好人的小老头。村里人说他到外边打工去了，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边修桥梁，他去帮儿子管工地去了。

　　不管村民们怎么有意见，仍妨碍不了他口若悬河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要不是汪品德曾经在满桶村做过帮扶工作，要不是有村民悄悄向汪品德反映情况，汪品德真相信他所汇报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汪品德虽然认为村主任的话至少有一半是假话，但在写这篇文章时，还得按他汇报的思路来写，他不敢私自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到纸上，这就是汪品德作为一名政客文人的悲哀。汪品德一边做着假文章，一边又在心中狠狠骂着自己，同时也一边经受着良心的谴责，这么多年来，汪品德一直都是在这种矛盾的日子中度过。假话听多了，假文章看多了，他的心也麻木了，写假文章也就成了他的拿手好戏。汪品德花了整整一夜，写出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写完后又从头看了一遍，看完后连他自己都感动了：这样的村不是先进，哪个村还能算得上是先进？文章交上去后汪品德本想回家补觉，组织部的吴部长却不让汪品德走，叫汪品德在组织部等，说等领导看过后，有什么意见要随时修改补充。在等待领导提意见的过程中，汪品德不知不觉睡着了。田科长把他叫醒时，汪品德一看时间，他竟趴在办公桌上睡了两个多小时。

　　文章基本通过，剩下的就是组织部的事了，汪品德才被允许回家看望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汪品德突然感到头顶上的阳光特别刺眼。也许是熬夜的缘故，跨出组织部大门，汪品德一下子很难分辨东西南北，站了好久才适应过来。回家的路上，几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乞丐，死皮赖脸地跟在汪品德身后，一路哀求着随汪品德走了很远。拐上通往家门的那条街口，汪品德又看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乞丐，他的面前还是围着很多人。自从那次对汪品德说出“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后，他仿佛就成了这个小县城的明星，每天上班下班，汪品德都会看到很多人围着他，往他的铝盒里丢一些零钱，然后逗弄他，直到他说出“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之类的话后，丢钱的人才意犹未尽地散去。汪品德挤进人群中，看到乞丐正迅速地把铝盒里的一些整钱往身上揣，手法快得让人无法看清他是什么时候把那些钱揣到身上去的。汪品德向乞丐的铝盒里丢了一块零钱，还没有等他说谢谢就转身离开了。汪品德不知道自己离开后，乞丐还会不会说出“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这句话。

　　组织部请汪品德吃晚饭。饭后吴部长叫组织部的车把汪品德送回市委党校。从吃饭到送汪品德走，吴部长自始至终没有同汪品德谈文章的事。汪品德好几次忍不住想问，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没有问出口。这么多年搞行政，汪品德已经学会了一点，即领导交代的事要照办，领导说过的话要执行，领导不说的事决不问。虽然嘴里没有问出来，心中还是充满着牵挂，文章虽然是假话连篇，但毕竟出自自己的手。直到汪品德上车时，吴部长才对他说：“文章还要做一些修改，怎样修改得等领导定了再说。汪部长你先安心学习，领导有什么修改意见，到时候田科长会向你反馈。”

　　回到学校，有同学问汪品德是不是挪地方了，汪品德说：“狗屁，是叫我回去帮他们做文章。”听到汪品德的话，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也有人对汪品德说：“现在没给你动，但是至少组织已经记住你了，叫你去做事情，说明你在组织部那里也挂了个号。等着吧，你的好运不久就来了。”

　　一切都恢复到懒散、清闲而又自在的日子里。汪品德又一头扎进校图书室，搜寻那些他以前没有看过的小说，心血来潮时偶尔也写一点小文章，投到市报的副刊上，混一点小钱，这样的日子过得既轻松又惬意。汪品德几乎把为组织部写文章一事淡忘了，直到有一天，他在黔城日报上看到一整版写满桶村的文章，才想起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但是署名却不是自己，而是某某组织部供稿。后来汪品德才知道，领导对他写的文章比较满意，没有做较大的修改，就交到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又交到了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审查通过后，又从县里抽人到省委组织部去修改。县里派到省委组织部去修改的人，是县基层办的杨主任和组织部干部科的田科长。因为那篇文章，后来满桶村被评为“全国基层组织建设先进村”。这些都是汪品德从党校学习结束回去后才了解到的情况。

　　六 那种关系

　　接连下了几天雨，汪品德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这期间，学校组织学员出去搞了一次调研。调研回来，班主任尹老师把写调研报告的任务交给汪品德。汪品德连着熬了几夜，才把报告写出来交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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