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有人（二）

　　窗户正对着的那棵大树上飞来了几只小鸟，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有两只居然飞到窗台上，对着窗玻璃滴溜溜转着眼珠往窗子里面看。正好汪品德也在透过玻璃观赏着室外的风景，见到站在窗台上的小鸟，汪品德做了一个挥手的动作，还没有站稳的小鸟一转身又飞离了窗子。汪品德突然想到有好多天都没有进图书室去看书了。晚饭后很多人都到附近的黔州大学去跳舞，那里不光有舞厅，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由于不会跳舞，跟着大家去玩了几次，汪品德感觉没有什么意思，也就没再去过黔州大学。

　　汪品德走到开水房旁边，见到了班上的张雅茜，她一脸晦气地站在路边，用纸巾使劲儿在脸上揩擦。汪品德问她怎么了，她说她被鸟屎淋了。张雅茜本来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玩的，刚走到这里，从天上飞过的一只小鸟撒下的鸟粪，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她的鼻梁上，她就打消了跟大家出去玩的念头。

　　张雅茜是汪品德班上的女生中最漂亮的一个，高挑的身材，饱满突出的乳房很吸引眼球。已经三十四岁的人了，看上去却还像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她结婚比较早，女儿已经十四岁。张雅茜的老公是一个县的副书记，听说最近和别人的老婆在床上被抓了现形，这件事不光他所在的县闹得沸沸扬扬，全市各县的党政机关也都在津津乐道地传播着他和别人老婆的风流韵事。张雅茜最近一直都在和老公闹别扭。就在她来党校学习的这一段时间，她老公提出来和她离婚，信誓旦旦地对她说不是真离婚，是搞假离婚，主要是为了帮他躲过这一劫。他对张雅茜说：“只要你帮我躲过这一劫，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办。我也决不再干涉你的私生活，即使你去找情人我也不会反对。”

　　张雅茜一边用纸巾使劲擦着鼻梁，一边同汪品德说着她老公的事。她说：“我坚决不离婚，就是拖也要把他拖到底。”张雅茜说她知道老公的心思，今天说是假离婚，只要把那一张纸哄到手，他就不会再回头了。她告诉汪品德，“他以前哄骗第一个老婆离婚，也是采用假离婚的手段，为此我们结婚后他的第一个老婆还来闹了好多次，最后闹去了一大笔钱才放手。”她问汪品德：“我是不是很倒霉，这么多人都在路上走，为什么鸟屎偏偏只淋我一个人？”汪品德对她说这只是一种偶然，不必放在心上。张雅茜说：“这决不是偶然，这肯定是一种不好的预兆。”

　　张雅茜问汪品德到哪里去，汪品德说想到图书室去看书。汪品德随口问张雅茜想不想去看书，她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然后说她想出去走一走，并问汪品德愿不愿意陪她走走。汪品德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汪品德陪着张雅茜踏上通往校园深处的一条小路。张雅茜在前汪品德在后，若即若离地行走在由冬青树和一些叫不出名的小树点缀起来的石阶路上，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距离宿舍和教室很远的一片树林中。他们在林中的一个亭子中坐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切都在不知不觉的意识里融进了暗夜的包裹中。此时，与党校一墙之隔的黔州大学，仿佛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既明亮又鲜活。透过树林，不光看到黔州大学里闪烁的灯火，还能聆听到那种极具挑逗和诱惑的音乐。相比之下，与之一墙之隔的党校，就像是一个步入更年期的中年妇女，静如一潭死水，除了宿舍的窗户里透出几缕半明半暗的灯光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光亮。

　　张雅茜把汪品德当成了她倾诉的对象，从陪她走上小路的那一刻起，都是她在不停地诉说。除了偶尔“嗯，啊”地简单应答，汪品德一直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汪品德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上去很能干也很快乐的女人，却有着那么多的苦水，骨子里透着太多的柔弱和无助。她说：“我看过你写的小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俩居然成了同学。”张雅茜同汪品德说到了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女儿以及她的经历，她说她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嫁给她现在的丈夫。那时她刚参加工作，涉世不深，丈夫是她的顶头上司。由于她年轻漂亮，常常被叫去参加应酬。一次他把她灌醉并弄到了床上。她丈夫原来有家庭，他们的女儿快出生了才离婚。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结婚后，张雅茜发现她丈夫在单位不光和她有关系，还和很多个女人有关系。

　　婚后张雅茜的丈夫爱拈花惹草的习性并没有收敛多少，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就常常不归家，并时不时地惹出一些花边新闻。张雅茜为此和丈夫闹了好多次，却没有什么效果。张雅茜对丈夫说要向组织部门检举他的行为，可是丈夫却对她说：“把我告下来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倒了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跟着我你有脸有面，别人拿你当人物敬，离了我你就是烂菜叶，一文不值，不信你就去试试？”

　　张雅茜说：“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一直都在忍让着。”张雅茜忍让的结果，是丈夫到县里去任职后，更加明目张胆。张雅茜说：“我一直都想不通，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为什么不但不受处分，还不断地得到重用？”

　　汪品德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和张雅茜躺在树林中的草地上，正要有进一步的动作时，张雅茜的丈夫向他们走了过来，汪品德一下子就被吓醒了。醒来后汪品德感觉他的下身胀得很难受。自从妻子怀孕后，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过性生活了，在这种懒散的学习环境中，汪品德已经感觉不到这方面的需要。想不到只和张雅茜去散了一次步，心中就又生出了久违的欲望。其实和张雅茜去小树林散步，他们除了说话什么都没有做，甚至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她却就这样走进了汪品德的梦中，把一个充满欲望的梦留给汪品德，让汪品德一直都在做梦和回味。

　　汪品德学过易经，能根据易经的八卦理论胡掐些算命的道理。班上一帮女同学来找汪品德，叫他帮她们算一算。当汪品德问她们要算什么时，很多人都说算前程。有人算自己的前程，有人算老公的前程，也有人算孩子的前程，只有张雅茜叫汪品德帮她算爱情，算她这一生会不会有婚外情。她的话让汪品德吓了一大跳。汪品德看了她一眼，看到她也在看着自己。幸好其他同学正在按汪品德的要求去做准备，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汪品德连忙收回目光，装模作样地为她们一个个算了起来。

　　汪品德原以为张雅茜还会来叫他去散步，但那一晚后她就没有再找过他，就是白天见了面，也仅仅只是点一下头或打一声招呼就过去了。她越是这样，汪品德的心中就越憋得难受，要知道，自从第一次梦见张雅茜后，汪品德的梦中就经常出现她的身影，他的欲望一经她点着，就熊熊地燃了起来。

　　张雅茜问汪品德和林书记是什么关系，汪品德没有反应过来，随口说没有什么关系。张雅茜暧昧地笑了起来，她的笑让汪品德摸不着头脑。笑过后张雅茜低声对汪品德说：“他们都说你和林书记是那种关系。”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汪品德仍然没有醒悟，傻傻地问她是哪种关系。张雅茜看了汪品德一眼，问汪品德是真不懂还是装傻。张雅茜说：“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还学会做假和装深沉。”直到她的话说完汪品德才明白过来。明白过来后就挺生气，汪品德大声质问她：

　　“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见汪品德真生气了，张雅茜才收起脸上的笑。她说她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别人说给她听的，至于是哪一个“别人”，她一直不肯对汪品德说。张雅茜说她也不相信，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张雅茜告诉汪品德，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在背后议论他和林书记的关系，说的话比她刚才的话还要难听。大家认为汪品德一没有背景，二没有来历，三没有什么过硬的后台裙带关系，而能够让林书记青睐，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男女关系，否则林书记不会对他那么关照。

　　汪品德问张雅茜大家背后都还说了些什么，她却不说了，她只说从进校那一天，见到林书记那么关心他，学校那么看重他，就有人去把他的来历和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至于是谁去调查，采用什么方式去做的调查，她一直没有告诉汪品德。末了她对汪品德说：“行政工作一直都是一个勾心斗角的舞台，害人之心和防人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不要以为到了这里，披上学员的外衣，坐在教室里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我是看你书生气十足，才告诉你这些，不要一天到晚假装单纯，你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看在眼里。”

　　张雅茜的话让汪品德吓出了一身冷汗。汪品德原以为他们这些在单位被弄得身心疲惫的人，在摆脱单位的繁杂事后，就可以放松心思了，想不到进了党校，不但没有得到放松，还不可避免地陷进了一潭又一潭的泥水中。

　　张雅茜再一次约汪品德陪她散步，汪品德喜出望外。她首次把汪品德心底的欲望逗起来后，有两个多星期她都没有约汪品德了。见面时她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礼节性的招呼或点头，但却不妨碍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汪品德的梦中。好几次，汪品德冲动得想把她约出去，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再次享受听她倾诉的感受，却总是找不出理由。张雅茜再次约汪品德时，汪品德正准备和大家到黔州大学去玩，一接到张雅茜发来的短信，汪品德立即找了个理由离开同伴，在半道上拐了回来。

　　还是在那片树林，还是在那个亭子里，汪品德和张雅茜相对坐着，黔州大学传来的疯狂乐曲声一阵又一阵地撞击他们的心扉。汪品德酝酿着，臆想着他和张雅茜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发生点故事，并为此在心中进行了许多假设。正当汪品德在胡思乱想，预谋着怎样去开始他们的故事时，张雅茜就对汪品德说出了以上的那番话。

　　汪品德没有谋到美人，却谋到了美人给他带来的一肚子闷气。见汪品德不高兴，张雅茜说她并不是故意惹他不高兴，只是想把那些别人不肯对他说的话说出来，让汪品德早掂量，以免长时间被蒙在鼓里，被人当猴耍了都还找不出根源在哪里。汪品德也知道大家都在议论自己，但是没想到会议论得这样难听，而且他根本就不是大家所说的那种人。

　　有人说，女人在糊涂时大脑中几乎没有智商，而女人在清醒时智商却比任何人都高。汪品德想这句话用在张雅茜的身上是最适合不过了。汪品德没想到张雅茜这样可怕，可怕得让人难以想象。

　　在经过了若干次的散步后，汪品德终于和张雅茜睡到了一起。那是在市区的一家宾馆里，汪品德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第一次把另外一个女人压到了自己身下。让汪品德没想到的是，张雅茜在床上却是那样的笨拙、呆板，没有任何激情。完事后汪品德打开灯，张雅茜还直直地躺在床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双大睁着的眼里射出来的寒光，让汪品德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汪品德胡乱给自己套上衣服，也叫张雅茜起来穿衣服，连催了几次，张雅茜都不理他。正当汪品德不知所措时，张雅茜却没头没脑地问出了一句让他大吃一惊的话，她说我和你的老婆比起来，哪个更好一些？汪品德还没想好如何回答，张雅茜在那里又自顾自地说：“其实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家中的老婆再好，也总觉得还是不如别人的老婆，得到了、占有了，还要不断挖空心思去打别人的主意。”

　　汪品德叫张雅茜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让人听起来不舒服，应该说一点高兴的事。张雅茜说：“你以为我高兴得起来吗？你不要以为刚刚同我上床，就可以让我高兴，告诉你汪品德，我一点儿都不高兴。你的那个什么林书记，一直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老公要不是同她上床，也不会爬得这么快，也不会出了这么多事还能够平安脱身。她到处物色男人，到处留情。原以为她看上的男人会有什么独到之处，想不到也是一个平庸之辈，还不是照样被我弄到床上来了。”

　　汪品德被张雅茜的话激怒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汪品德问。

　　张雅茜说：“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是想让那个林书记看到，她所看上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末了张雅茜从床上跳起来，一丝不挂地站到汪品德面前，盯着汪品德说：“你要知道，男人花心是会付出代价的，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有人把我们两个的事情传出去，传到那个林书记的耳中。”

　　张雅茜的话一直回响在汪品德耳边，让汪品德一直不敢去面对她。好在从那以后，张雅茜也没有再找过他。除了上课，汪品德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学校图书室的一个角落，抱着一本杂志，仿佛在认真阅读。但很多时候，杂志上的字汪品德一个都没有看进去，他一直都在担心，害怕有人突然来找他谈话。如果像张雅茜说的那样，她和他的事一但捅到林书记那里去，他的前程、他的家庭可能就会从此结束了。一想到因此而带来的各种压力，汪品德就特别后悔，很想用剪刀把自己那个惹事的东西剪下来，丢进垃圾沟里面去。

　　张雅茜出事了，她在市区横穿马路时，被一辆车撞飞到路边，当场就气绝身亡。汪品德和大家赶到殡仪馆时，整容师已经为她整好了容。张雅茜静静地躺在停尸床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看不出她临死时是欢乐还是痛苦。听说撞死张雅茜的是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撞人后，驾驶员弃车而逃，现在正被通缉。交警上网查询，却发现那辆车的牌照是假的，这就增加了缉拿驾驶员的难度，也同时增加了张雅茜被撞的谜团。

　　汪品德不相信张雅茜的死会那么简单，但是又苦于找不到证据。张雅茜的死让汪品德感到遗憾的同时，也让他感到了一种解脱——张雅茜所带给他的那些压力，也随着她生命的消失，远离了他的噩梦和身体。

　　七 为领导立传

　　张雅茜的死对汪品德他们这一届中青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眼看着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就要结束了，很多人都在憧憬着学习结束后的升迁和换位，然而张雅茜却在这种憧憬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参加完张雅茜的追悼会，汪品德一个人来到那片多次和张雅茜约会的小树林，坐在他和张雅茜曾经来过的小亭子里，回想着和张雅茜的交往。他发现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梦醒后一切也就随之消失，并且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回味都没有留下。

　　班长何申明来找汪品德，商量在班上开展一个悼念张雅茜的活动。决定在这个活动上把张雅茜的爱人和女儿请来，班上的几个女同学也想在活动上认张雅茜的女儿做干女儿。何申明提出来，是不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号召大家出一点钱，为张雅茜的女儿设立一个基金，帮助她以后完成学业直到走入社会。汪品德也赞成这个想法，张雅茜死后，汪品德一直有一种愧疚感，借此机会他也想对她家人做一下表示，以减轻他心底的那份愧疚和压力。汪品德和班长何申明把他们的想法汇报给尹老师，尹老师说她也赞成。尹老师说：“最好还是先去向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科王科长汇报，他同意后这个活动才能开展。”尹老师带着汪品德和班长何申明找到王科长，没想到他们的这个想法立即被王科长否定了。王科长说：“张雅茜只是党校的一个学员，而且是出车祸死的，既然已经给她开过追悼会，就没必要再搞什么纪念活动了。至于大家想帮助她女儿，那是大家的事，但是这种帮助必须要取得她监护人的同意，只要她的监护人同意，组织上没有什么意见。”

　　不同意开展悼念活动也就罢了，让汪品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张雅茜的丈夫也不同意他们帮助女儿，他说他有能力来抚养女儿，不至于让孩子沦落到吃百家饭的地步。他的话让大家很气愤也很无奈，汪品德相信幸好她丈夫是在电话里说的这番话，如果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班上的男同学肯定都想揍他一顿。

　　从市委组织部出来，尹老师没有和汪品德他们回学校。出了市委机关大院，班长何申明也借故同汪品德分了手。汪品德不想立即回到学校去，就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走在市区的街道上。汪品德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他站在一棵行道树下，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多余的一分子，想融入到大众中间，而又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就在那一刻，汪品德想到了死。汪品德感觉死是多么的残酷无情，人死了，所有的世事恩怨也就一了百了，所有的感情纠葛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是的，就像刚才王科长对汪品德他们所说的那样：“张雅茜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乱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计划。”

　　汪品德一路走一路想，心中老是脱不开张雅茜的死和与她交往的前后经过。直到这时，汪品德才发现，其实他一直都在惦记着张雅茜，虽然她曾给他带来不快和恐惧，但是他骨子里还是没能够忘掉她。这几天汪品德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假如张雅茜不死，他和她之间，究竟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她真的会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吗？

　　班主任尹老师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汪品德认识《理论研究》的副主编张吉万，就拿了一篇她写的论文给他，叫汪品德帮她拿到《理论研究》去发表。她说她参评了两年的副教授都没有评上，关键就是缺一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她曾经把写好的论文投到一些核心期刊，都因为没有关系，人家要钱太多，一直没有发出来。尹老师在把论文交给汪品德时，对汪品德说：“我一个教书的，就领那几个干巴巴的工资，爱人单位的效益又不好，孩子上学也要花钱，发一篇论文要几千元钱，我哪里承受得起，就只好一拖再拖，拖了这么多年副教授也没有评上。”

　　尹老师把论文交给汪品德时，也把两千元钱交到了汪品德手里。汪品德很为难。尹老师把钱塞进他手里，说：“拿上吧，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钱，没有钱是办不好事的。”

　　汪品德知道《理论研究》发一篇论文最低的收费都是五千元，文章质量差还要加收改稿费，尹老师的两千元钱连最低的收费标准都没有达到。汪品德刚想对尹老师说这点钱不够，还没有等汪品德开口，尹老师又对汪品德说：“我知道你和张主编的关系不错，但这钱你一定得拿，你拿去帮我请他吃一顿饭，文章发出来了我再好好感谢他。”

　　敢情尹老师这钱不是给杂志社，而是拿给自己的。也许尹老师认为，凭汪品德的关系，发一篇文章是不会花什么钱的，于是就只把少量的钱花在了汪品德身上。尹老师的这个举动让汪品德挺为难，这两千元钱他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尹老师仿佛看出了汪品德的心思，把钱硬塞进他的手里，叫他什么都不用说，说她知道规矩。其实她哪里知道现在的规矩，现在的理论刊物已经是只认钱不认人了。《理论研究》的张吉万副主编曾经应汪品德他们宣传部之邀，带着家人到汪品德他们县来玩了一趟，宣传部用公款好吃好喝招待了他们两天，走时还送了他许多土特产。临走时部长有事不能送他，汪品德就代表部里去送他，他拍着胸脯对汪品德说：“以后你们如果要到《理论研究》上发东西，只要说一声就行了。”

　　不久，县委书记叫宣传部去联系，要到《理论研究》上去发一篇文章。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汪品德，汪品德找到张副主编，他却说他们刊物是主编说了算，他没有发稿权，但是他可以从中通融通融，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就行了。最后宣传部代交了四千元钱，县委书记的文章才在《理论研究》上发表出来。

　　汪品德拨通张副主编的电话，电话中，张副主编叫汪品德先把文章传真给他看。汪品德到学校办公室给张副主编发了一个传真，不一会儿他就回话了。张副主编说：“文章质量太差，至少要收六千元。”

　　汪品德问能不能少一点，张副主编说六千已经是最少，不能再少了。汪品德告诉他：“我们尹老师只给我两千元钱，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多了不好办。”

　　张副主编说：“两千元连改文章都不够，钱太少我这边也不好办。”

　　汪品德说：“尹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掌握着我的学习鉴定和评语，她的话对我今后从党校出去，升迁或交流什么的有影响。”

　　汪品德还向张副主编暗示，他现在已经不能再问尹老师要钱了。沉吟了一会儿，张副主编终于对汪品德说：“好吧，那就优惠你两千，一分都不能再少了，而且还不能开发票。你也知道，这已经是我们杂志的最低收费标准了。但有一点，你要负责把文章修改好，否则我也没办法。”汪品德问能不能再少一点，张副主编说不能再少了，再少主编就不会答应了。他说：“你不好意思去问你们班主任要，你就帮她出一半吧，两千元钱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事，况且你帮她出钱了，她给你的鉴定写好一点，你今后的出路不是会更好吗？只要有好的出路，两千元钱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捞回来了。”

　　挂上电话，汪品德骂了一句“×你妈的”，既是对尹老师的不满，更是对张副主编的愤恨。口袋里揣着尹老师的两千元钱，手上拿着她写的论文，从学校办公室出来，走在路上心中很不是滋味。在通往寝室的路上，汪品德绕到一个水池边，把尹老师的论文拿出来看，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索性把手上的论文稿扔到一边，闭上眼睛靠着水池，想理清大脑中的思绪，却怎么也理不清尹老师、张副主编和自己的关系。在水池边想了许久，没有别的办法，汪品德只好把尹老师的论文从地上捡起来，往寝室走去。

　　汪品德花了近一个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把尹老师的论文重新进行了修改。当汪品德把文章改好，拿来和尹老师的原稿进行比较，发现除了署名外，文章的内容已经不是原文了。文章改好后，汪品德不敢拿给尹老师看，而是直接发给了《理论研究》的张副主编。收到稿件后的第三天，张副主编给汪品德来电话，说文章基本可以通过，叫汪品德把钱汇过去就行了。

　　汪品德从原来私存的稿费中，取出两千元钱，连同尹老师给的两千元，一起汇给了《理论研究》杂志社。钱汇出去后汪品德找到尹老师，对她说一切都办妥，文章可以发了。尹老师问汪品德钱够不够，汪品德不说够也不说不够，而是对她说把钱也汇给杂志社了，他们没有开发票。尹老师只是哦了一声，然后就什么也不说了。

　　汪品德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尹老师这个“哦”的背后有什么不妥，直到汪品德离开党校，尹老师评上副教授，汪品德都没有感到什么异样。汪品德一直都很心疼那付出去的两千元钱，这钱不光出得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也没让他捞到什么好处。汪品德从党校学习期满回到单位上班后不久，一个党校同学从市里来出差。晚上汪品德请他到夜市上去喝酒，在他们两人都喝得差不多时，他大着舌头问汪品德，是不是在学习期间帮尹老师发过一篇论文，是不是拿了尹老师两千元的好处费。汪品德说：“是有这么回事，那个钱是拿给杂志社的，尹老师给我的钱不够，我还帮她垫上了两千元。”同学说汪品德的心太黑了，连老师的钱都敢拿。拿了就拿了，还不承认，还说给了杂志社，编出什么帮着垫钱的借口。同学说：“我原来也不相信你拿了尹老师的钱，今晚要不是你亲口说出来，我一直都还不会相信，想不到这是真的。”汪品德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就是你拿了尹老师的钱。”汪品德问他是谁跟他说这件事的，他说：“没有谁跟我说，全班同学个个都知道，你汪品德拿了尹老师的两千元钱。”直到现在汪品德才意识到，为什么在他帮尹老师把论文拿去发表后，班上的同学个个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他，让他感觉到特别不自在。

　　刚刚把尹老师论文的事处理完，汪品德就接到了市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汪品德到市委办去参加一个会议，同汪品德一道接到电话的还有黔川日报副刊部的王礼明主任。汪品德问王礼明，市委办叫他们去开什么会，王礼明说他也不知道。随后王礼明打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后他说：“市委办是叫我们去写稿，写领导的稿子。”

　　汪品德说：“我最怕写领导的稿子，而且我一直都写不好。”

　　汪品德向班长何申明请假，班长说：“我知道你是到市委办去开会，请什么假，想走就走，请不请假都一样。”

　　汪品德和王礼明来到市委办，见来开会的有近二十人。有些人汪品德认识。互相打过招呼后大家刚坐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可树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吴秘书长在汪品德他们对面坐下，揭开杯盖喝了一口茶，然后又把杯子盖上，盖好杯盖后清咳了两声，才开始对着稿子讲话。

　　汪品德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领导一讲话，就连忙打开笔记本准备做记录。可是听了大半天，也不知道这个吴秘书长到底在说什么。吴秘书长先从全市的建市之初谈起，谈到建市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谈到市领导为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等，做了近半个小时的铺垫后，才给在座的人布置任务。直到这时汪品德才明白，召集他们这些人来，就是来给市领导树碑立传。大概意思是，今年是黔川市建市四十周年，市委办要在《中华儿女》杂志上推出建市以来的一批英才，叫汪品德他们这些人来，就是来写这批英才的文章。

　　分配任务时，汪品德被安排专门写林书记，吴秘书长对汪品德说：“我们征求了林书记的意见，她指名要你写。这是林书记对你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一定不要辜负林书记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要把这篇文章做好。”

　　汪品德知道，吴秘书长在和每一个人谈话时，肯定都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多遍，因为写市领导文章的人不光汪品德一个。

　　这个任务让汪品德既惶惑也很激动，汪品德想，可以借采访的机会好好地接触林书记。当工作人员带着汪品德敲开林书记的门时，林书记却像不认识汪品德一样，公事公办地对汪品德说：“采访的事我已经安排给王秘书了，你直接去找王秘书就行了，王秘书会为你提供想要了解的一切资料。”从林书记办公室出来，带汪品德去的工作人员直接把汪品德带到了王秘书的办公室。见到汪品德，王秘书交给汪品德一个很大的文件袋，说要了解的资料都装在里面，叫汪品德先拿去看，有什么不清楚的再和她电话联系。汪品德看到在这个文件袋上有一个电话号码，王秘书说那是她的电话。交代完这些，王秘书就自顾自地去做她的事去了，连水都没有给汪品德倒一杯。

　　写人物通讯这一类文章，对汪品德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当汪品德看了王秘书提供的资料后，才发现这次的人物通讯，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首先林书记的材料除了一份翔实的工作履历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所做的那些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她分内的事。如慰问了多少贫困户，发现和培养了多少干部，到多少企业去帮助解决困难等，从她的工作范围来说，这简直太平常不过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闪光点。看完材料，汪品德准备给王秘书打电话，拿起电话的瞬间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汪品德拿着林书记的资料来找黔川日报的王礼明主任。王主任没有看林书记的资料，而是叫汪品德去找描写焦裕禄、孔繁森等典型人物的文章来看。他说：“你可以从那些文章中去找领导的闪光点。”

　　汪品德说：“一个市领导本来就没做什么事，怎么可以同那些人比呢？”

　　王礼明说：“你只要把那些事迹写上去，她不是就同他们一样了吗。”

　　汪品德说这种文章我不写，也写不来。

　　王礼明说：“你现在不写也不行了，写不来也要慢慢学，只要你还想保住你现在的位置，想领你现在领的这一份工资，你就按我讲的去写，保证不会有错。”

　　思虑再三，汪品德还是不想放弃现在所享受的一切。他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后代，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仅仅只是为了不想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而丧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相当不划算的。特别是一想到或许还会因此而回到山村里去，重新扛起锄头过日子时，汪品德就不敢再想了。汪品德按王礼明主任教的方法，东拼西凑，终于把第一稿弄了出来。稿子写好后，汪品德发现除了名字除了工作简历是林书记资料上的外，其余的都换成了别人的。

　　稿子出来后，汪品德惴惴不安地拿给了王秘书。第二天王秘书就给汪品德打来了电话，她说林书记看了，材料很充分很翔实，也写得很不错，就是有的地方还写得不够到位。她叫汪品德认真把材料再看一遍，把材料精神都吃透后再修改一遍。汪品德把稿子拿回来，把林书记的材料又认真看了一遍，还是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东西。汪品德只好又去找王礼明。王礼明把汪品德写的稿子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后，说的确不充分。他说汪品德写得太直白了，容易引起误解。他动手帮汪品德修改了其中的一些段落，然后又给汪品德提供了几篇描写英模人物的文章，叫汪品德把里面一些他划线地方的文字抄上去就行了。拿文章给汪品德的同时，王礼明还指出哪一段该放在什么地方，哪一段该加哪些。最后他说：“只要你按我的这种写法改好，保证一定会通过。”

　　把文章改好后，汪品德没有急于拿给王秘书，而是先给王礼明看，王礼明帮汪品德在一些地方又稍作修改，说这次你交上去，肯定没问题了。把稿子交上去的第三天，王秘书打电话给汪品德，林书记已经把稿子看了，说写得很不错，可以定稿了。

　　汪品德从党校回到县里还不到一个月，汪品德写的歌颂林书记的文章就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了出来。看到杂志社寄来的样书，看到署有汪品德名字的文章，他真的是百感交集。这篇文章不光让汪品德收到了一千八百元稿费，同时更加重了汪品德是“林书记的人”这一说法的筹码。还没有等汪品德从这种沾沾自喜的成就中自拔出来，林书记就得到提拔重用，调到另一个市任正职去了。

　　八 棋子终被抛弃

　　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时，党校一改往日的宁静，一下子变得热闹和喧哗起来。这中间，除了各县（市）组织部的领导到党校来探望在这里学习的学员外，学员所在单位的领导和部分同事，也开车到党校来看望本单位在这里学习的人。大家一来就把被看望的人请到外边去吃饭，同时还把上课的老师和班上的班干都捎带着请了去。

　　县委组织部的人来看过汪品德他们后的第四天，宣传部的同事在部长带领下也来到党校。见过面，部长在党校旁边最好的馨园酒家安排了四桌，不光请了汪品德他们上课的老师、班干、汪品德他们县来学习的几个学员，还把党校能请到的校领导都请到宴席上来，给了汪品德一个很大的面子。去赴宴的路上，黔川日报的王礼明主任悄悄对汪品德说：“你们的部长很会办事，人很精明能干。”他分析了汪品德他们部长精明能干的许多方面，然后问汪品德是不是这么回事。听了他的分析，汪品德感觉到他就像天天跟他们部长在一起一样，说的一点都没错。末了王礼明对汪品德说：“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恐怕你很难有发展的机会。这种领导会用人，更会卡人，他会用你来帮他办事，却不会帮你升迁，因为他要依靠你来做他升迁的台阶。”

　　听了王礼明的话，汪品德慢慢地回味到宣传部来工作这么长时间所遇到的一切，感觉到他的话的确有几分道理。

　　宣传部的这次宴请，班主任尹老师没有参加，汪品德去请她时，她说不巧正好有事，晚上要请人吃饭，已经和人约好。对于尹老师没有参加宣传部安排的宴会，汪品德并没有想得太多，谁都会有抽不开身的时候。要不是后来大家说他拿了尹老师的两千元钱，汪品德还真不会把尹老师没有出席宴会与论文发表的事联系起来。

　　要结业那一段时间，学校的管理更加松懈，家在市里的同学基本上是不到学校来住了，从县里来的同学也经常往市里跑，有的是去会朋友，有的是去请人吃饭拉关系，想等走出校门后能挪一挪地方，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跟汪品德住一个寝室的刘副院长，也经常不在寝室里住，三天两头就往市里跑。见汪品德一天到晚呆在寝室里没有什么行动，刘副院长说：“我们来这里三个月，明着是说让我们来镀金，其实就是拿我们来消闲，我们如果不趁着现在的时间去走走路，认认门，等回到单位，要想来恐怕就没有这样容易了。”说过这些话，见汪品德还不开窍，刘副院长又说，“难道你不想去看看林书记？”

　　汪品德说：“我不想去，我和林书记没有什么关系。”汪品德的这句话刘副院长当然不相信，他狐疑地看了汪品德一眼，然后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对于大家的走走看看，汪品德一直都心知肚明，他也想利用现在的机会去跑一跑，和上级领导联络联络感情。但听人说这走一走是要花一大笔钱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做支撑，光是走一走也没有什么作用。汪品德想到存折上也没有几个钱，妻子又快要生产了，必须要留下足够的钱做保证，让妻子能顺利地帮他把后代生下来。对于刘副院长的劝说，汪品德也曾心动过，但一想到自己去采访林书记时，她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汪品德就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现在，汪品德都还不知道林书记对自己是什么态度，万一自己去时，她再一次将自己拒之门外，这不是拿着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吗。为此汪品德也曾私下打听了一下，别人告诉他，如果要去走林书记那样大的官，进门费至少要在五万元以上。五万元，像汪品德这样的小公务员，要近两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拿得出来。如果不花自己的工资，光是攒稿费，再勤奋也要近三年的时间才能攒足。

　　市财政局预算科的张科长还在学校学习，名字就出现在市报的公示栏里了，听说一出去后就任市财政局副局长。名字见报那天，张科长在班上说要请大家吃饭，大家原以为他会把大家请到外边的酒家去，他却说就在学校食堂请。大家一听到张科长是在学校食堂请吃饭，都很泄气，有人说张科长毕竟是搞经济工作的，很会算计，请客也请出经济效益来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晚上吃饭时，张科长一个电话，财政局的车一下子就给食堂拉来了八箱茅台酒。张科长不光请了班上同学，还把上课的老师都请来了。茅台酒一搬进食堂，张科长吩咐搬酒进来的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每张桌子上先放四瓶，其余的都放到一边。”

　　茅台酒瓶盖一打开，一股醇香的酒味立即弥漫整个食堂大厅。酒倒好后，很多人还等不及张科长举杯，就自己端起杯子喝了起来。

　　敬酒时张科长对大家说：“今儿晚上喝的茅台酒绝对是真酒，大家只管放心喝，一定要喝够，不够再去拿，决不会让大家喝杂酒。”这时已经没有人去注意他说什么样的话了，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酒杯上，集中在茅台的香味里，应和着他说话声音的，只有杯子与杯子的撞击声和一片吆喝的嘈杂声。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人都喝醉了，就连平时很矜持的女同学，那天晚上都喝了不少酒，很多人的脸都喝得红扑扑的。财政局用车拉来的八箱茅台酒，被喝得一瓶都不剩。过后有人算了一笔账，八箱茅台酒一共是四十八瓶，市面上的茅台酒价是每瓶七百多元，即使拉关系去厂家拿，每瓶也要六百多元。也就是说，那天晚上张科长请客，光喝酒就花去三万多将近四万元人民币。

　　近一段时间，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很少，今天你请一顿，明天我请一顿，大家都在互相请客吃饭。原来很多人请吃饭都会邀上汪品德，有时汪品德不想去都不行。后来也许是大家看汪品德这人并不是如传言的那样是林书记的人，再加上那么多人请客，却一直没有见他回请大家，渐渐地就没有人请他去吃饭了，这样倒省了他的许多麻烦。汪品德本来就不擅长喝酒，每次别人请客喝酒，即使他使出浑身解数左推右挡，也还是要喝醉，醉后就很难受。汪品德本来也想回请那些请他吃饭的人去撮一顿，一想到请一次客，至少也得要花上四五千元钱，就迟迟没有动作。

　　请客吃饭的风气直到结业考试后才结束，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食堂冷清局面，在考试那一天早上又热闹起来。那天汪品德走进食堂，看到所有的同学好像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将原来很空旷的桌子全部挤得满满当当。刚打好早餐，班长何申明就示意汪品德坐到他旁边去。坐下后，他对汪品德说：“市委组织部叫我们写一个总结，尹老师和我商量，决定还是你这个‘大文豪’来执笔，只有你写出的东西，才会镇住组织部那帮挑剔的人。”汪品德推托说这几天要准备考试，不想写。何申明说：“考试没什么可准备的，进考场照着书上抄就行了。你抽个时间赶一赶，最多一两个小时，这种公文式的文章不会让你很为难。”

　　汪品德建议他应该召开班委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何申明说没有这个必要，这个事是他和尹老师共同决定的，并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学校领导也同意，其他班委肯定也没什么意见。

　　考试的确如班长何申明所说的一样，就是照书上抄，有的科目虽说是闭卷考试，但试卷一发下来，就根本看不到监考老师的身影了，只有在快要结束时，才看到他们走进教室来收试卷，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和准备。汪品德花了一个中午，写好了班上的总结。写好后他没有急于交给班长何申明，直到考试结束何申明问起时，才拿出来交给他。不知道何申明拿过去后还做不做修改，反正他一拿走后，就再也没有拿回到汪品德的手上，也没有人再来过问写总结的事。

　　妻子快要生了，从党校学习结业回单位后，汪品德把大部分心思都放在了妻子生产的准备工作上。部长也对汪品德说：“这段时间部里的工作有大家，你只要过几天来看一次就行了。”也许是汪品德这个人的政治敏感性太差，听了部长的话，还以为是领导对自己关心，心中还表示特别感激。心想待妻子生产结束，就回到单位去上班，要好好抓工作，好好替领导分忧，要以努力干好工作来报答部长和大家对自己的关心。就在汪品德妻子生产期间，宣传部新任命了一名副部长，同时一纸红头文件将汪品德弄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主任科员。事后汪品德从组织部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是汪品德在党校学习时县委就做出的决定。朋友对汪品德说：“虽然成了主任科员，但好歹还是一个正科级，工资也没有降多少，你就认命吧。”

　　汪品德就这样没有任何职务了。没有职务的汪品德开始一点儿都不习惯，原来的职务虽然只是个副职，但好歹还有个称呼，在部里还有自己说话的机会。如今成了主任科员，在部里就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工作分配上不光没有什么具体任务，就连上班去不去都很少有人过问。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汪品德慢慢也就释然了。上班没什么事可干，去不去上班也没人管，汪品德索性连班也很少去上了。每天到办公室去晃一眼，然后就回到家里充当家庭妇男，照顾妻子生产后的生活起居，这样的生活反而让汪品德变得越来越充实。

　　妻子每天饭后都要让汪品德陪她去散步。从汪品德家往大街走的这段路，汪品德还会经常碰到一些乞丐在路边向路人乞讨。心情好的时候，汪品德也会从身上摸出一些零钱，丢到乞丐们用来乞讨的工具里；心情不好时，汪品德就会厌恶地把脸别向一边，然后搀扶着妻子匆匆向一边躲去。

　　从党校学习回来后，汪品德就没有再看到那个抱着孩子的乞丐了。陪妻子在街上散步，汪品德一直都在留意着，希望能再看见他，再听他说一次“作弄他人就是作弄自己”之类的话。汪品德一直都很愿意相信，乞丐用来做乞讨工具的那张纸上写的一切都是真的。汪品德时不时地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递给伸手向他乞讨的乞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到特别满足和骄傲，对此妻子也从未干涉。一天，汪品德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在大街边跪着乞讨，毫不犹豫地给了她十元钱。当汪品德把钱递到小姑娘手里换来一声“谢谢”时，妻子却自顾自地往前走了。汪品德在背后连叫好几声，妻子都没有回头，更没有应答。

　　孟学祥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