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一）

　　七、沪上

　　外白渡桥的名字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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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去夏来，大学里的每一学期都过得飞快。不久，就到了第一个暑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时刻。放假前几天，我荣幸地当选为“三好学生”，那是全班同学的一次无记名投票，但没有任何物质奖励。那时的经济条件只允许我走陆路或水路，这第一次回家，我精心挑选着中转站，最后一轮候选城市有上海、杭州和宁波，这三处均有轮船或汽车直达我的故乡。而其他地方，比如苏南的那几座城市，那时尚没有发往台州的直达班车。

　　依然沿京沪线南下，依然要依靠个人力量在站台上挤过路车。不过，有了寒假的那次经验，加上又非春运，这回我比较顺利了。到上海时是第二天中午，记得我是从火车站搭乘65路公共汽车，自北向南偏东，穿越了小半个上海，包括名气很大却狭窄的苏州河，抵达了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后来我才知道，苏州河只是吴淞江的上海段名称，是鸦片战争以后租界里的老外们叫出来的，他们发现可以沿这条水道到达苏州。吴淞江发源于太湖，原本是长江下游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是它的支流，后来却颠倒了过来。

　　到达十六铺码头以后，我先去了轮船售票处，买到第三天去海门的船票。然后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黄浦旅店入住，是走廊上的加铺，八毛一晚。那时海门还只是黄岩县的一个镇，因为地处椒江入海处，海运比较发达。我买的是最低一层，票价仅需个位数，航行时间约二十个小时。途中经过“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水域，那是在嵊泗列岛主岛南侧的白节山附近，近年来有同名的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

　　十六铺码头也有发往苏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只，可能是“铺”与“浦”相近，我那时觉得上海港真大，诺大的码头仅排在第十六号。后来才知道，并没有十五铺或十七铺码头。原来清朝咸丰年间，为了防止太平军来进攻，上海县将城内外分割成十六个联防的区域，简称铺，其中十六铺正好涵盖码头区。后来各铺取消，但十六铺因处沪上热闹之地，客运货运码头林立，加上来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经说习惯了，这个名称也就存用下来。

　　“文革”结束后，随着客运量的增加，原先的货运装卸区与客运站合并，成立了以十六铺码头为中心的上海港客运总站。我到时刚好赶上那段黄金时光，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乘客，待我大学毕业那年，又把附近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仓库给拆了，建起了十六铺新客运站。可是，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发展，水路作为交通工具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记得1998年沪杭高速开通时，我曾约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当晚即返杭州。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这条水路航线再无存在必要。

　　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外滩有着丰厚的历史意味，那是后来浦东竞相建造的高楼大厦无法比拟的，它还有着简洁响亮的英文名Bund，沿线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的北端是外白渡桥，尽管外形不那么可爱有趣，名字却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的《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无疑是一桩遗憾的事情。而它旁边的黄浦公园门口也是游人喜欢拍照留念的地方，传说那里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有几次，我曾经沿着南京路向西，一直走到人民公园，对面便是赫赫有名的国际饭店（Park Hotel）。这家饭店于1934年开业，虽只有二十四层（含地下二层），仍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以至于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也如雷贯耳。记得有一次，我装作旅店住户，径直走向电梯间，登临顶楼并自鸣得意，后来才知道，凡是旅店无论多么华贵均是公共场所，任何举止得体的人均可随意出入。

　　国际饭店的设计师是匈牙利人邬达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建筑系，刚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了伍，成为奥匈帝国在俄罗斯前线的一名士兵。不久，他被俄军俘虏，辗转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内部的混乱，他没有像前辈同胞诗人裴多菲那样遭受厄运，而是从战俘营里幸运逃脱，搭乘一艘日本货船经白令海峡抵达上海。

　　那是在1918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邬达克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帮美国人打了七年工，才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康武大厦、铜仁路“绿房子”和沐恩堂等老建筑都是他的作品，如今与张爱玲的小说一样，成了上海滩的一部分。邬达克也成了“冒险家乐园”的一个佐证，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上海的安东尼·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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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原本是吴淞江下游的一座小渔村，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后归越和楚。相传此地为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此简称“申”（黄浦和黄浦江的名字也与他有关）。上海的另一个简称“沪”或“沪上”则来自吴淞江下游古称“沪渎”的那段河名（今黄浦江下游）。沪的意思是捕渔的竹栅，渎是指水道。而“上海”一词出现稍晚，南宋后期，才以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浦的意思是小河）名置上海镇，隶属华亭县（今松江区），元代（1292）置上海县，属松江府。而松江又是吴淞江的古称，虽然如今它只连通苏州，但在古代大部分时候，从杭嘉湖来的船只通过这条水路进入上海。

　　古时候吴淞江的宽度曾在万米以上，气势澎湃。有诗为证，“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吴淞之水震泽来，波涛浩瀚走鸣雷”。大诗人杜甫也写道，“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到了北宋，青浦县的松江河段尚“面阔九里”，仍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从前吴淞江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绝非今天的苏州河可比。可是，由于吴淞江直接源自太湖，水质中淤泥较多，后来逐渐淤积，使河面变浅变窄，而黄浦江水虽也来自太湖，经过淀山湖的沉淀后，泥沙较少，逐渐承担起更多的泄洪任务，江面也逐渐拓宽为五百米。以至到了明代反客为主，发生了“黄浦夺淞”，但其入海处仍称为吴淞口。

　　我曾断言，上海是所有大河的入海处形成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事实上，亚马孙河和黄河的入海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而尼罗河入海处的的亚历山大和密西西比河入海处的新奥尔良其规模尚不及广州。倒是台伯河、塞纳河、泰晤士河和哈德逊河这类小巧的河流，诞生了罗马、巴黎、伦敦和纽约那样伟大的城市。究其原因，无疑得益于长江和黄浦江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汇。这也是我每次乘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过吴淞口进入长江，进而来到东海的路上都会站在甲板上，眺望两岸并抒发感慨的缘由。

　　无论中文或是外文，上海（Shanghai）的发音都十分动听，加上所处地理位置和金融、商业方面的重要性，使之与北京、香港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城市。虽然因为某种原因，国人并不都是喜欢上海或上海人，却丝毫不影响她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杭州可能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也可能是国人最喜爱的城市，可是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每次远游时有人问及住在中国哪座城市，而我又不想多做解释时，会回答上海，或者杭州，后面加修饰语，on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Shanghai。

　　上海后来成为我出发去看世界的地方。这话听上去有点辛酸，昔日少年心目中的大城会，已成办理签证、搭乘飞机的地方。近年来，因为杭州的国际航班增多，甚至去上海乘坐国际航班的机会也太多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些美好的时刻，比如在埃及和伊朗领事馆申请签证，总领事邀我喝咖啡，赠送旅游手册或者中文版的《哈菲兹诗集》。而那些申根或北美国家的签证官虽没那么热情，不像南美的签证官那样随性，却也照章办事。

　　记得有一次，我在南京西路一家领馆申请签证时，需要午后才能办理，便到旁边的一家银行坐下休息。保安问清我不是顾客以后，便下了逐客令，我语气平缓地回答说银行是公众场所，有空位为何不能坐？这时候来了一位年长的保安，他没有和我理论，而是劝告年轻的同行说，这些人外国去得多，懂得的规矩与我们的不一样。当时我便感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果然保安的见识也不一般。

　　3

　　亏得我童年时代开始绘制旅行图，每次游历都清晰地记载下来，无论时间还是线路。我发现，大学四年的八个假期，除了一次寒假去扬州四姨家过年，一次暑假到北京姑妈家玩，其他六次均回乡探亲，其中有四次是从上海乘船回家。可见那时，我对上海尤其是十六铺码头一带已经很熟悉了。只可惜，没有留下一张车船票或旅店小票，否则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还记得逛过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买过几本译诗集，那里也是从外滩去南京路的必经之地。至于上海诞生的众多名人，16世纪的两位同代人是我特别敬仰的，他们刚好一文一理。学理的是徐家汇的徐光启，在世时他作为政治家为人所知（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死后他是学者（《农政全书》的作者和《几何原本》的两位译者之一），且命名了几何学。

　　学文的是董其昌，虽说他也官至礼部尚书，但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坚决辞官还乡。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生计没有后顾之忧，绘画、书法和文艺理论样样精通。作为书法家，他采集古人之精华，位居中国“十大书法家”之列，清代两位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然而，他成为书法家却十分偶然。

　　十七岁那年，董其昌参加会考，松江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其文才将他列为第一，却嫌其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便努力钻研书法。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画旨》中，把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既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经验之谈，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勤勉而小心翼翼的艺术家晚年在故乡却遭遇不测，因为教子无方，被乡邻围攻并放火烧掉宅邸。

　　自来杭州工作以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有几次诗歌活动永留记忆中。学院里有上海师大和同济大学，相隔五年由批评家朱大可召集诗歌研讨会。还有两次民间诗人聚会，都是在黄浦江畔，一次是1991年的海鸥饭店，另一次是2013年的金陵东路轮渡。前者由孟浪和默默召集，我因此认识了沪上几乎所有的先锋诗人。海鸥饭店正对着外白渡桥，原本是苏俄驻上海总领事馆。后者由陈东东和贝思诺广告公司发起，即所谓的“外滩艺术计划”，据说是第一次经由上海市政府批准的大型户外诗歌活动。那天渡轮被装扮成一只大黄鸭，诗人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朗诵，听众是随机上船的乘客。

　　上海的大学里，与浙大最有渊源的当数复旦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理科遣散，精华几乎全到了复旦，他们中只有数学家陈建功在四年后回到新成立的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他也成为80年代以前浙江仅有的学部委员。尽管后来我曾到复旦做过学术报告和公众讲座，但收获最大的是第一次，我作为一名访客在外语学院研究生宿舍得到几首加拿大诗人阿特伍德的英文诗稿，首次尝试了翻译。2013年，阿特伍德的同胞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两个女人在脸谱网站上晒出脸贴脸的亲密照，之前阿特伍德是呼声更高的那一个。

　　如今，我作为一名演说者，已遍访上海的名校和部分中学，地铁站内的季风书园还曾举办我的摄影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夏天，我到上海参加由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日数论会议，东道主安排我们夜游黄浦江，出发地刚好是十六铺码头。旧地重游，我难免触景生情，发现它已成为水上旅游中心，同时还兼具公共绿地、商业餐饮和停车库的功能。

　　最后，我想说说上海的政治、文化和女性。在1949年以前，因为离开首都南京比较近，加上后者作为首都并不强势，上海也就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后来的情形有所改变，甚至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这三家老牌出版机构也被迫迁往北京，财富和巨头则迁往香港，上海变得温和、保守和传统，这种风格也影响到了邻近的杭州。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加上缺少美丽的自然风光，上海女性比以往更渴望浪漫和冲动，出现了卫慧、棉棉那样的前卫作家（更年轻的韩寒和郭敬明也兼有女性气质），而鲁迅或巴金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赋予王安忆。我还注意到近年上海为重塑形象所做的努力，包括举办上海国际书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写作计划，却不幸在2015年元旦前夕，发生了外滩践踏事故。

　　八、诀别

　　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义、昆明和北平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南来北往的旅途。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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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春节，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头一年秋天，父亲被诊断患了胃癌，做了两次胃切除手术。他在做化疗，整个面孔蜡黄蜡黄的。我回到黄中时，父亲已从医院回家，我们同住一间卧室。记忆里的那年春节，没有鞭炮，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我还是太小，不甚懂事，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交谈，了解他过去的事情、他的经历。甚至于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义、昆明和北平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南来北往的旅途，而那原本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事情是可以事后了解的。比如父亲做的化疗（chemotherapy），原本我没有听说过，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那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是利用化学药物阻止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直至最终杀灭的一种治疗方式，与手术、放疗并列为癌症的三大治疗手段。而化疗这个名称，是20世纪初由德国犹太医生保罗·恩利希命名的。之前，大多数药物由矿物或植物制得。化疗的缺点是，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伤人体正常的细胞，从而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脸色变黄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些人会掉头发，甚至变秃顶，幸好（至少寒假时）父亲没有那样。

　　令人欣慰的是，父亲并没有末日来临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此前他刚“右派”平反，官复原职的缘故，他甚至写了一篇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诗人闻一多的散文《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多年以后，此文刊载于清华校友网和《西南联大校友通讯》（2010）。而我也注意到了，患癌的人多半是因为心情长期压抑。因此，保持乐观的心态极其重要。

　　元宵节前夕，我怀着一颗还算平静的心，与父亲和家人道别，返回了山大。有一种想法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既然医生都同意父亲回家，那说明他的病问题不大。开学以后，我也没有与班上任何同学或老师讲。可是，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家书。当我颤巍巍地拆开来，母亲（向来以我的称呼指代亲人）以一种平稳的语调叙述，“爸爸已于五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去世，追悼会也已在翌日开过，就在黄中操场，他被葬在九峰方山脚下……”

　　信中母亲希望我坚强，不要太难过。她还解释说，之所以没有通知我回家奔丧，是因为怕我分心，影响学习。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是很理解母亲和兄长的决定。好在三周以后，侄儿出世，他因为姗姗来迟，没有见到爷爷，取名姗姗。多年以后，我在杭州的单身教师宿舍和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为父亲写过两首悼亡诗。一首是《回想之翼》，另一首是：

　　在大海之上

　　在大海之上有他的身影

　　海浪倾吐着他的白骨

　　海风吹奏着安魂曲

　　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树

　　从海底的深处升起

　　从我的梦中升起

　　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树

　　如同一缕黑亮的头发

　　穿越了云层的顶端

　　抵达到天庭的前院

　　2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济南是古时谭国的属地，而谭姓恰好是家母的姓氏。那样的话，我来济南求学，应是合了天意。谭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与秦始皇一样姓嬴。西周初年，周武王大封诸侯国，谭国封在今天济南章丘的龙山镇。可能是周边强国林立，东有齐国，南有鲁国，西有卫国，北有燕国，谭国国势一直不盛，后来成为齐国的附庸国。公元前686年，齐国三公子小白因为内乱逃亡路过，谭国国君未予接待，后来小白回国继位，谭国也未派人前往祝贺。结果被齐国派兵灭了。谭国国君流亡到莒国（今日照市莒县），国人四散，以国名为姓。

　　谭姓目前人口不多，大约八百多万，在百家姓里排第六十五。历代谭姓名人里，我以为夫吾的故事较为传奇，并以其言行受到后世的传颂。谭夫吾是战国时期吴国人，与一位姓张的人交情甚笃，后来绝交了。不久张氏触犯法律被捕入狱，将处死刑。谭夫吾令随从将其从狱中救出，当张得知是谭救了性命，就找到他说：“先生您义薄云天，我一介小人，跟您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开始与您交好，后来又觉得不合适而与您绝交了……如果我今天跟您逃走的话，我会获得安全，但却因贪生怕死而改变了自己的意愿和行为。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说完便撞墙死了。

　　目睹此情此景，谭夫吾悲痛地说：“我要救他性命却不被接受，有讨好的嫌疑；我不明白他高洁的志向，而自作主张救他出来，这是我的愚鲁之处。哎，我这样愚笨，实在对不起君主，也对不住朋友，我真是太虚伪了！世人将因此而讨厌我，至于我自己，是再也没有颜面活在这世上了！”说完他也自刎身亡！

　　母亲应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甚至可能也没听说谭国，除非学历史的父亲告诉她，那样的话她应该会告诉我。记得早年，母亲和四姨都曾跟我说过，外公的爷爷的爷爷是安徽宣城人，后来他到台州黄岩卖宣纸，入赘做了女婿，便留了下来。现在想起来，古时宣城也属于吴国，语言学里有“宣吴”一说，指的便是宣城吴语，主要在安徽，江浙也有近五十万人使用，包括江苏高淳西部、溧水南部和浙江临安昌化北部。

　　或许受这位前辈品格的影响，谭姓人的性格较为倔强。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清代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出生在北京，祖籍湖南浏阳（据说湘湖谭姓几乎占了全国一半）。谭嗣同认为，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主张。1898年，谭嗣同参加并领导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捕。同年秋天，他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就义，年仅三十三岁。临行之前，他在监狱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民国时期，国共双方都有湖南籍谭姓高级将领。国民党那边，最著名的要数谭延闿。他生于杭州（其父时任浙江巡抚），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了进士，与谭嗣同、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并称“湖湘三公子”，曾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后来他追随孙中山，做过国民政府主席、首任行政院长。书法界素有“南谭北于（右任）”之誉，中山陵的巨幅石碑“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金字，还有黄浦军校的“陆军军官学校”均为谭氏手书。

　　不为人知的是，谭延闿还把校长职位让给蒋介石，当宋美龄留美回国，孙中山有意将她介绍给谭延闿，也被他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转而把宋介绍给蒋介石。1930年，谭延闿因脑溢血在南京逝世，随后举行了国葬，其墓建在中山陵东侧。他的女婿陈诚也是上将，曾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

　　而中共方面，谭震林和谭政都曾辅助毛泽东打江山，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谭政被授予开国大将，谭震林因为已转文官，没有授勋，否则也应在大将之列。还有一位年纪稍轻，叫谭启龙，是我记事以来浙江第一个省委书记。他不是湖南人，而是邻接湖南的江西永新人。谭启龙从红小鬼做到封疆大吏，一直担任地方长官，先后主政鲁浙青川。1986年春节，邓小平来到成都，关心谭启龙退休后的去向，问他是进京、去天堂（杭州），还是留在天府之国？谭启龙回答说，南方比较潮湿，自己身体不适应，山东的老百姓好，还是回山东吧。七年后，谭启龙病逝于济南。

　　3

　　回想起来，母亲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同时刚直不阿、勇敢无畏，颇有几分前面提及的谭姓前辈的个性。2006年10月2日，她在杭州拱墅区的一家省立医院过世，其时老人家已在杭州生活了十年多。我们在西溪路的殡仪馆送别她，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谭家一个亲友参加。那时小舅和小姨都不在人世，只有扬州四姨尚且健在，我打电话告诉她老人家噩耗。四姨没有啜泣，只是嘱咐我有空再去江都看她。此前母亲住院已经大半年，她有了心理准备。

　　自从离开山大以后，我仍每隔两三年回一次济南，最近一次是参加潘师八十周岁生日纪念会。可是，我还没有去过东郊的谭国故都龙山。想必要等下一次了，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最近我又发现，龙山恰好也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所在。那时快轮制陶技术得到了普遍采用，且有文字见诸陶器。龙山出土的磨光黑陶数量多、质量精，被认为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之作，因此也被称作“黑陶文化”，它比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用手捏塑的“红陶文化”前进了一大步。我曾在黄浦江畔的震旦博物馆看到几件属于龙山文化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薄如蛋壳。

　　说到龙山文化，又必须要提到齐鲁大学。这是在1928年的一个春日，二十七岁的齐大助教吴金鼎在历城龙山镇（今济南章丘龙山街道）发现的。他在城子崖台地的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之后，考古学家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在吴金鼎的建议下，这一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吴金鼎出生在山东安丘，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上学，考取了齐鲁大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先生研究人类学，毕业后回到济南。发现城子崖遗址以后，他便调任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获山东省政府奖学金赴英留学，四年后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待到抗战胜利，又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任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馆长等职。1948年，吴金鼎因患胃癌逝世于济南，年仅四十七岁。

　　说到齐鲁文学院，曾先后聘请老舍、钱穆、顾颉刚等大作家和大学问家，但那是在吴金鼎担任院长之前。老舍两次受聘齐鲁大学，在济南待了四年多，其间结婚生子，后来他应聘去了青岛的山东大学。1952年，齐鲁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遭到遣散，但齐大的遗产继承者山东医学院与山东大学在新千年又合而为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教会学校也西迁，齐大和燕京、金陵等曾在成都成立“四川联大”。钱穆、顾颉刚便是在此期间，被齐大请到成都的。济南战役前夕，齐大再度迁散，其中文理学院一度迁往杭州云栖寺。

　　不过，我知道齐鲁大学纯属意外。那是在高考恢复之初，读到一部“文革”期间被列为禁书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当时这部小说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书中男女主人翁是齐大学生，他们的恋爱遭男生父亲反对，女生遂赴美留学，成为著名的原子物理学专家，男方则成为医学教授，并与父亲故友之女结婚。那位女生回国后，知道爱情的悲剧无可挽回，执意赴边疆，后为男生夫妻诚意打动，留在了北京。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当代爱情小说，受到的触动堪比《红楼梦》。

　　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唯一的一批，共一百八十处，其中古遗址二十六处，列在前五位的均是石器时代的遗址。除了龙山城子崖，还有北京房山周口店、山西临汾丁村、河南渑池仰韶和西安半坡，而山东另外两个入选的遗址——临淄的齐国故城和曲阜的鲁国故城分列第九和第十。这些都坚定了我探访龙山文化遗址的决心，还有河南上蔡的蔡国遗址，它们分别是我母系和父系的根。虽说生命有限，但姓氏的绵延无穷无尽。

　　九、京城

　　驱马出门意，牢落长安心。两事向谁道，自作秋风吟。

　　——李贺《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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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夏天来临，母亲写信给我，让我暑假别回南方，而去北京小姑家玩。我明白她的心思，一来是让我去首都增长见识，二来也怕我回家会为父亲难过。从未见过面的姑姑也随之来信，邀我去北京过暑假。于是我买好了去京城的火车票，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因为父亲去世，系里把我的助学金提升到最高一档，即每月十七元五角。这样一来，我基本上不需要家里资助了。

　　那个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科目是最令我头痛的普通物理，考完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便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济南站不久，火车在洛口穿越了黄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至于那座德国人设计的桥梁历史很久以后我才有所了解，它是黄河上的第一座铁路桥，也是津浦铁路上最重要的一座桥梁。

　　在以扒鸡闻名的德州之前，火车停靠了一个叫平原的县城，三国时刘备曾在此做县令。此平原与电影《平原游击队》和李向阳无关，这则当年家喻户晓的故事发生在河北保定和石家庄之间。平原县属下小镇恩城在1956年前是同名县治所在，1877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此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他回国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建议，从此改变了中国。多年以后，我邀请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来浙大演讲，我们交谈时也提到这件事。

　　大约七个多小时以后，火车抵达前门的北京站，表姐小民在站台上迎接，她与我同年出生，只大了我一个来月。姑妈家在广安门外的湾子，我们搭乘十路车，在牛街换乘六路。小姑很热情，她比我父亲小八岁，中间还有一个小叔。她的性格与父亲很不一样，喜欢唠叨，且有严重的洁癖，我每天都要洗手无数遍。没办法，只有入乡随俗了。后来联想起来，小姑的个性与她当年写检举信，改变自己家庭出身的举动是一致的。

　　第三天，在西安工业学院（现西安工业大学）读无线电的表哥小卫回家来了，他比我大四岁，也是78级。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一个阳光帅气的渭南小伙子张涛。我们三人睡一个房间，那次张涛也是第一次进京，从翌日开始，我便和他一起游玩北京城。

　　首先想去的自然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先后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而进毛泽东纪念堂，则是小姑从她工作的粮食部弄来的门票。在故宫，我们遇见一位荷兰游客，遂用英文与他攀谈。这是我第一次与陌生的老外聊天，翌日晚上去天安门看夜景，又在金水桥旁遭遇几位西班牙共产党访华团的成员，不用说我再次练习了英文。

　　小姑家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我因此也得以尝试拍照，那应该是我最早的摄影练习了，不过都是“到此一游”的留念。我们对北京的游览几乎是地毯式的，天坛、香山、颐和园、圆明园、定陵和八达岭长城，等等。后两个地方是同一天完成的，记得那天我们一早出发，先后搭乘普通公车、专线公车、长途汽车和火车，抵达昌平和延庆两个县治。当然了，也没有错过北大、清华两座名校，包括父亲照片里的老北大红楼。

　　那时候的北京城只有一条地铁，就是横贯长安街的一号线，票价很便宜（三十多年后仍是两元通票）。有一次我曾西行至八宝山，但没出站又回来了。还有一次，小姑领我去苹果园看望姑父的一位生前好友，是一位厅官，辽宁大学的前任校长，应该是那时我造访过的最大的官员了，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那年我在小姑家的时间比较长，共一个半月，几乎是整个暑假。我和小卫选择的体育锻炼项目是羽毛球，他的抽杀能力比较强，我发现这与投掷铅球的爆发力是不一样的。有一桩开心的事是，我学会了磁式录音机的使用。当我初次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时，不由想起了爱迪生。录音机的前身是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1877年的一天，爱迪生用手摇动曲柄，唱了一曲“玛丽有只小羊羔，雪球儿似一身毛……”没想到机器也跟着唱，周围的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翌日，“会说话的机器”诞生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有了录音机，小卫成了古典音乐发烧友，我也因此有机会聆听众多古典大师的作品。不过，我们的喜好不尽相同，他比较喜欢贝多芬、勃拉姆斯，我则更欣赏莫扎特、肖邦和德彪西。当然，巴赫是我们的共同所爱。与此同时，小卫也在努力学习英语，当两年后他毕业分配回京，便开始联系出国，后来他果然去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94年夏天，我旅行来到巴尔的摩，曾在小卫家小住半个月。那次我们的体育项目改成了打网球，他成了我的启蒙教练。从那以后，网球和足球、篮球便成为我最喜爱的三个运动。那时候小卫已经结婚并添置了房产，还有了一双儿女，三岁的小女儿尤其讨他欢喜。没想到二十年以后，小卫去故乡台州探亲路过杭州看望我时，又成了孤家寡人。

　　2

　　作为国都，首都应是书面语，而京城是口语，这从诸如“京城四少”等说法中可以得到佐证。然而，早在东汉末年，便有了京城。公元208年，孙权将他的政治中心从吴（苏州）迁至京口（镇江），那年发生了赤壁之战。翌年，孙权在临江的北固山筑起了军事堡垒“京城”，俗称铁瓮城。而首都的首次出现却是在1927年，即民国16年，民国政府从北平迁都南京。同年，将南京、上海从江苏省分出，改为“特别市”，并把南京称为首都，中国才第一次有了“首都”的称呼，比“京城”足足晚了一千七百多年。

　　尽管如此，“京城”一词在唐诗中出现不多，据说不超过十首，且均指长安。最著名的要数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一句“本是京城女”。而以“京城”作为标题作诗的，仅李贺一人。这是一首失意不畅的诗，参见题记。首句出门离家（故乡）时还意气奋发，第二句反差强烈，牢落的意思是寂寞无聊；后两句更是突显无奈，很适合如今“北漂”一族的心境。李贺少年天才，二十六岁即英年早逝，据说他作诗的情形很特别。早晨骑弱马出去，命书童背锦囊从之。如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日暮归家，再整理成诗篇。

　　在中国八大古都里，唯独北京孤零零的在遥远的北国，中原的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相距不远，有四座甚至在同一省份，江南的南京和杭州也挨得比较近。对北京来说，最重要的人无疑是明成祖朱棣。虽然早在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便在那附近建都，但真正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还要等到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

　　朱棣本人其实出生在南京，直到七岁，忙于征战的父亲朱元璋才给他起名。后来为了抵御蒙古，他才被封燕王，长期在北方打拼。1402年，朱棣夺取王位后，也是定都南京，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才迁都北京（那时叫北平），其时他的生命只剩三年了。朱棣后来为保北方安全，曾五次北征蒙古，最后一次回师途中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其间紫禁城得以建成。

　　之后将近六个世纪，除了民国的二十二年，历代均设都于此。不过，朱棣死后，继位的长子仁宗还是想迁都回到自小长大的南京，于是派太子到南京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不料他突然患病去世，太子匆匆赶回继位，成为明宣宗。宣宗最后放弃了迁都计划，并于宣德二年（1427）将北平改名北京，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于斯，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个人以为，应在京城的显要地段，竖立朱棣的塑像。

　　在我游历过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京城也曾抵达。例外有十处，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南非和民主刚果。这些国家散布在五大洲，其中有两个我造访时首都尚处战乱，即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巴和民主刚果的金沙萨。不过，我也曾勇敢地抵达处境危险的两座首都——萨拉热窝和巴格达。

　　还有一些国家拥有不止一个首都，我也曾游历过。例如荷兰的法定首都在阿姆斯特丹，政府、议会和皇宫却在海牙；又如智利和贝宁，政府在圣地亚哥、科托努，国会却在瓦尔帕莱索、波多诺伏；再如以色列，总统府和国会设在耶路撒冷，部分政府机构和所有的外国使馆却在特拉维夫。迁都也时有发生，且大多从大城市迁往小地方，有些至今不为人知，比如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玛。

　　除了北京以外，我游览较为从容和仔细的首都当数巴黎、伦敦、罗马和墨西哥城。前两座城市我曾多次造访，每次小住数日且没有任何义务，后两座虽只游览一次，却也逗留了一周以上，因而基本上把导游书上的风景点都游览过了。当然，这几座城市我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地方，甚至有摄影作品和诗篇留存下来，可惜北京至今仍是空白。这是因为早期我不会摄影，后来又太熟悉了缺乏新鲜感

　　我停留时间最久的外国首都要数马德里，670米高的海拔属于欧洲首都之最。2005年秋天，我在康普斯顿大学访学三个月，这所创办于中世纪的学府目前有十三万学生，是西班牙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大学。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三十一章里，曾描述了该校学生生活上的窘迫。

　　如今马德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皇马俱乐部，我曾在伯纳乌观看过一场欧冠比赛，罗纳尔多、齐达内、劳尔、菲戈、卡洛斯、贝克汉姆、卡西利亚斯组成的“银河舰队”悉数上场，对手是雅典的奥林匹亚斯。此外，大广场、普拉多、斗牛场和索尔也是我的所爱。每逢周末，马德里人喜欢乘末班地铁去索尔泡吧，于是出现一幕奇景，凌晨六点，地铁站台上挤满了人，他们是回家睡觉去的。

　　此外，尚有一些旧都也让人留恋。中国的按下不表，令我印象深刻的外国故都有，拜占庭的伊斯坦布尔，波斯的设拉子和伊斯法罕，西班牙的托莱多和科尔多瓦，印度的加尔各答，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巴西的里约日内卢，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也有的首都因为国家合并而不再是首都，比如苏格兰的爱丁堡。

　　上个世纪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一生最值得游历的十座城市”中，便有故都伊斯坦布尔和里约日内卢，前者是一座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城市，后者是南半球最迷人的城市，也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地和2016年夏奥会举办地。因为南京和杭州太过簇新了，我希望中原的那几座故都能焕发旧日的光彩。

　　3

　　既然京城集中了全国国字号的体育和文艺团体，文体活动必然丰富多彩。那年夏天，我曾去首都体育馆观看国家男子篮球队和手球队的比赛，对手均为罗马尼亚国家队。我看见了身高二米二八的中锋穆铁柱，他比姚明还高两厘米，后者那会还在娘肚子里。遗憾的是，穆铁柱的寿命不到六十。

　　说到这位山东大汉，当年国家体委仅用二十只篮球就把他挖到北京了。经过艰苦的调教和训练，穆铁柱出彩了，可谓风光一时。在一场八一队与江苏队的比赛中，他独得八十分，仅比洛杉矶湖人队科比·布莱恩特创下的纪录少一分。那时的八一队和国家队都很牛，即便与韩国、日本国家队过招，也都能赢三四十分。而在陶然亭，我发现那里居然有六座泳池，其中一座专用来跳水。

　　那年夏天，我还曾去天桥剧场观看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那也是我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还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听新影乐团的音乐会，那次他们邀请了中央电影乐团的三位歌唱家谢莉斯、王洁实和关贵敏，其中前两位是男女二重唱。天津歌舞团的进京汇报演唱会则是在首都体育馆，该团的台柱子是年轻的女中音关牧村，她拿手的曲目有《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是作曲家施光南的作品。

　　回想起来，那年夏天我并没有完全打开感官，呼吸京城多元文化的空气，这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不过那会儿离三里屯第一家酒吧开业，尚有三年的时光。那以后，我去过几十趟京城，为了参加学术活动或文化交流。其中时间最久的一次要数1990年秋天，我应贾朝华教授之邀，到中科院数学所访学三个月，终于使其成为我逗留时间最久的首都。如今，北京是全球变化最快的首都，夏奥会已成功主办，冬奥会仍在申请之中。京城的现代建筑层出不穷，有的被我用来做书籍插图。

　　与此同时，首都的交通拥堵也愈来愈甚，风沙、雾霾和水质污染逐渐严重，我在1980年夏天和1990年秋天看到的蓝天白云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的佳肴菜馆陆续进京，北京的服务业仍没有太大的改观，毕竟是六百多年的黄城根儿，要想除掉大老爷们的习气不那么容易。

　　暑假终于要结束了，我踏上了返校的旅程，小姑亲自到车站送行。为了减少离别的惆怅（就像后来的世界之旅一样），我路过天津停留了数小时。那时改革之风远未吹来，名义上她是京沪以外的第三大直辖市，民间却早有“北上广”之说。不过，天津在晚清和民国年代却是举重若轻，那里有着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大学——北洋（天津）大学，还有大数学家陈省身的母校南开大学。多年以后，我曾荣幸地在省身楼做过一场报告，同时见到了楼外那座大理石的墓碑。

　　至于京城，我与她的联系永远不会隔断，哪怕有一天真的迁都他乡。多年以后，在高铁时代来临之前，我在一列北上的列车上，终于写下了一首与她有关的诗歌：

　　杭京特快

　　我在特快列车软卧车厢的甬道上

　　反复吟诵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的诗

　　句——

　　我会像玫瑰和阿里奥斯托那样死

　　去吗？

　　我合上书，但见他端着一杯早晨的

　　咖啡

　　那只镂刻着紫荆花的中国瓷器

　　弄歪了他的领带，露出了洁净的衬衫

　　然后我像玩扑克牌的魔术师那样

　　恰好翻开到这一页，一次又一次

　　窗外的景物和时间飞速逝去

　　一个小女孩蹦跳着出现在红地毯上

　　像一枚愉快的白蝴蝶，我转身

　　北方久违了的高粱地扑面而来

　　十、泰山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

　　1

　　齐鲁的山川人物里，以泉城济南为中心，北有黄河流经并入渤海，南有孔孟之乡，东有迷人的青岛海滨和崂山，西有水泊梁山。然而，泰山仍是不可或缺的，它拔地而起，屹立于东方，被尊为“五岳之首”。而在古时候，泰山也是齐鲁文化的交汇点。无论从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来，都不算太远，也不那么近。历代帝王中的优秀者，只要江山稳妥的，都想来泰山封禅。这就像欧洲皇帝或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想远征埃及。

　　我在山大念书期间，曾多次抵达泰山脚下的泰安，这些私下的旅行是让人变得成熟的过程，其中有两次登上了泰山之巅。第一次是在1979年国庆前夕，根据我时断时续的日记记载，是在9月30日凌晨时分，和我结伴的是两位室友，身高一米八零的山东大汉——安庆和姜华。

　　头天晚上十点，我们从济南乘坐一辆慢车出发。大约两个小时后抵达了泰安，我们与车上遇到的几位77级男女同学一起，步行来到岱宗坊。那次我之所以登泰山，纯粹因为它是一座名山，且是离济南最近的一座名山，而不是帝王封禅或孔子的缘故。那也是我征服的第一座名山，虽然后来也爬过湖南衡山、安徽黄山、江西三清山、浙江雁荡山等，以及多座外国名山，仍以这第一次印象最深。

　　因为是夜晚行路，手电筒是必需品。那时登山不需门票，加上国庆放假，游人如织，手电的亮光连成一条长长的光明之路，蔚为壮观，直通山顶。不仅如此，我们每走一段路程，就会有古代或貌似古代的遗迹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显现。比如一天门向北数步，“天阶”坊前，即有“孔子登临处”石坊。

　　我们在中天门休息一刻钟后，便向南天门进发，那一段是最险峻难爬的，十八盘共一千八百多石阶。到达南天门时我们松了一口气，那里离开玉皇顶高度上只差八十多米了。黎明时分，我们不慌不忙地到达了海拔1545米高的极顶，见到了孔庙。这座孔庙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庙内有孔子像，我猜是海拔最高的孔庙了。

　　不一会，旭日东升，我们看到了泰山日出，那一刻大家欢呼雀跃。我找到玉皇阁上的“孔子小天下处”碑石，是明崇祯年间山东巡抚颜继祖所书并立，那是在1637年，费尔马大定理也在同年诞生。据说这位巡抚爱打抱不平，最后却因济南失守清军，被后来在煤山（景山）上吊的末代皇帝朱由检下令斩首。据说这位皇帝杀掉的巡抚共十一位，还有一位被抓后自尽。

　　那时很少有挑夫上山，我们在山顶吃了自带的饼干和鸡蛋，饮用的是军壶里的白开水。下山时天色已亮，到南天门时则已东方大白。走在石阶上，看着美丽的风景，帝王也好圣人也好全忘到一边去了，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杜甫的诗《望月》，“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据学者考证，《望月》是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歌，写诗那年杜甫才二十四岁，故而通俗易懂。我想起自己的名字也来自杜甫的诗句，遂感到分外亲切。不过，写《丽人行》是在十九年以后，杜甫已是壮年。令人意外的是，在路旁的烈士纪念碑附近居然有冯玉祥墓，只是这位将军的死因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据说是电影胶片着火，难以考证了。

　　在第一次登临泰山两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坐火车去了青岛，并到崂山一游。发现那是一座与泰山风格完全不同的山，泰山与帝王、圣人相伴，而崂山与道士为伍。在青岛，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蓝色的大海。除了迷人的海水浴场，异国风情的八大关以外，我还曾寻访山东大学的旧址。

　　2

　　在登临泰山的帝王中，除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撰的七十二王以外，自秦始皇至清乾隆帝这二千多年间，只有十二位帝王来泰山封禅或祭祀。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世纪来一个皇帝，一般只来一次，不过有的也来八次、十次的。而有的朝代如元明，甚至一个皇帝也没有去过。

　　在《封禅书》中，太史公曾引《管子·封禅》的话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子即管仲，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也是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齐国的国都在今天淄博的临淄，与泰山比较近，且有大路直达，管仲对泰山发生兴趣进而研究、阐述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