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初在各份报章登了一份致一位补习老师的公开信，内容大赞林溢欣老师，深受学生爱戴，他的学生在中文科拿到香港高考大部份的最高成绩5***。再深入了解，原来这是个广告，还是一封公开挖角信，遵理学校的竞争对手，香港教育公开以年薪8，500万元，找林溢欣跳槽。
8，500万天价挖角中文老师
林溢欣是正在申请上市补习专校遵理学校的中文科天王级的补习老师，是香港最成功的中文补习老师。他教的中文科一年收入达到1.2亿元，占了遵理学校的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广告中香港教育还详细计算林溢欣的报酬，以一万个学生计，一年薪酬可以达到8，500万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媲美一些大型上市公司行政总裁的年薪。而林溢欣主要的工作，只是教学生熟读他作的模范答案。香港一个商业功利社会，竟然能够制造出一个补习天王，年纪轻轻，便赚到几千万年薪。一个补习天王的收入，等于中学老师的几百倍，大学教授的几十倍，等于一个管理几万人，几百亿收入，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这个社会的价值，一定是极度扭曲，才会做成这畸形现象。
原来这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只发生在香港，还发生在东亚几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包括两岸三地：内地、台湾、香港，还有韩国和日本。无独有偶，日本2014年诺贝尔物理得奖者中村修二发表文章，猛烈评击东亚各国教育制度不足之处。东亚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基于18世纪普鲁士的教育制度及学校，当时弗得列大帝把国家当一个军队管理，国民教育目的，是要教育出来一群服从国家及君主的公民。因此便发展出，标准教材及科目，重视群体的服从性及爱国性。普鲁士的学校制度，加上儒家思想的以教育为治国核心，专师重道，及专心学习的理念，对统治者十分有利。因为这个教育制度，训练出来是服从性强的公民。但又因中国的科举制度，酿成考试成绩最重要的现象。
韩补习学校收入媲美三星
读书是为了获好成绩，有好成绩便可以入到名校，及找到好工作，有好前途。在内地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韩国是首尔大学，日本是东京大学，台湾是台大，香港是港大等。因为这功利主义，科举心态，衍生到补习学校大量繁衍。中村修二提到韩国补习学校的收入，等于韩国最大企业三星全年的盈利。
这种奇怪现象，对社会的成本及代价是非常之大。因为社会读书竞争大，家长需要花大量金钱去培养子女补习。香港养大一个子女要花四百万港元，或更多。这高昂的养育成本，令到大部份中产家庭只肯生一个子女，甚至不生育。年青一代不生育，社会承受的成本极之昂贵。理论上，每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朋友，一个国家两代人，约60年后，人口便剩下四分之一。人口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日本现时人口是1.25亿人，现时生育率极低，到2060年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口。香港生育率极低，在建筑，医疗，酒楼方面极缺人手，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及民生。
另一方面，现时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缺乏创意，没有独立思考，最适合做公务员，不是创业，打拼江山的人材。在美国一个庞大移民组成的国家，在数学和文字的比赛中，胜出的往往是亚洲移民。但现在掌握世界科技最高端，及文化艺术最高端都不是亚裔人士。互联网被美国公司垄断，电影由被荷里活垄断。这种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只是追随者，不是建国人才。
很多社会人士都很容易指出香港甚至东亚国家教育制度的敝端，但是改革基本不可能。儒家思想，科举制度，功利主义都是根深柢固在社会中，要学生不为拿好成绩读书，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这种社会最大得益者肯定是补习老师，有记者访问林溢欣老师，为什么他这么成功？答案是林溢欣在读大学时已经决心做补习天王，这样的价值观，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利。
蔺常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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