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还是“旧说”

　　匆匆读完新星出版社刚出版的宗璞先生的新书《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掩卷之后不禁叹息，宗璞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仍然撰文为父亲申辩，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其实，冯友兰先生对1949年以后和文化革命批林批孔的事情，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冯友兰先生活到九十五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笔耕不止，去世的四个月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对生命的执著和做人的勤勉。前些年我读过《冯友兰自述》，在不算长的自述中，他“述先世，叙经历”，“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一个世纪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交结的有分量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借用了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来评价蔡元培先生：“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那一代的学人、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先生在1945年西南联大北归复员之前，以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是我曾经一读再读脍炙人口的好文，我有个朋友还说能够背下其中的段落。冯先生不愧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著文叙事颇有逻辑性，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极强，白话文也极其清晰流畅。这篇碑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典雅铿锵，半个多世纪再读仍然深受感染，颇觉得益匪浅。何柄棣先生是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友，著名华裔史学家，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长，写冯友兰的一段也是声情并茂，他认为冯友兰能够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多年绝非偶然，他精辟分析出三点：

　　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

　　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

　　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何柄棣赞赏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一贯是执笔干练得力之人”，并在他的回忆中以该“碑文”结尾，但值得注意的是何柄棣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我父亲也是一辈子从事哲学教育的人，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在湖南一所大学教哲学近二十年，我问他对冯友兰先生的印象，他说了一桩往事。

　　1962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当时冯友兰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父亲说见到冯友兰美髯飘飘，极有风度。会上，关锋不断批判冯的说法，冯友兰据理立辩，并从容捋髯，不卑不亢，态度之中透露出对关锋的蔑视。父亲说冯友兰有学问，有大家风范。但是，对文化革命批林批孔后的冯友兰，父亲也多有微词，尤其提到冯友兰当时的那些诗作。

　　冯友兰先生还成就了我的一本书《光旦之华》的写作。六年前我去旅行不小心摔断了腿，进入人生的低潮期，人到中年，又丢了饭碗，身体的不适和生活的压力齐涌到面前，顿觉迷茫无措。养伤期间读到《冯友兰自述》，书中叙述的清华的师友们各自有个性又坦荡宽厚坚忍幽默的为人，对我鼓励着实不小，尤其是当我看到一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与朋友梅贻琦、潘光旦、顾毓琇等人一起出游的照片，照片上潘光旦先生拄着双拐，与我摔坏腿的情况一样。立即勾起了我对潘先生的兴趣，马上找资料了解潘氏的为人，因缘际会，最后写成了一本书——《光旦之华》。也正是这一积极的动作，改变了我当时被动的处境，生活和事业从此步上坦途。这件事使我对冯友兰先生无比地感激，我甚至认为是冯先生的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帮助我在精神上战胜了自我，走出人生低谷。

　　旧事重提有时候会让人感奋，读一本好书，甚至能够改变人的一生，此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宗璞先生其实不必耿耿于怀，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读法，各人也会有自己看重和轻蔑的东西，对冯友兰先生的评价，我想，最好还是让给历史和读冯友兰先生的书的人吧。

　　（宗璞著：《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