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听计从到“叫我也不会来”

　　以前听说这么个事。某省直部门办公场所紧缺，部分处室只好在机关外借楼办公。借用的是个老楼，为了保证供电，又在楼外架装了一台大功率发电机。刚装上没两天来了一队城管，二话不说动手就拆。省直部门赶忙去交涉，解释说发电机环评达标，噪音专门做了处理，不会形成噪音污染。城管不听解释，还是把发电机拆掉。省直部门这边也有个牛脾气处长，一激动直接叫人把城管拷了。这件事一时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造成了不好影响，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组织处理。

　　后来了解到，老楼旁边是区委家属院，住在里面的一名区领导认为发电机会产生辐射，影响身体健康，打电话给区城管局，告知局长隔壁发电机“扰民”，得“处理一下”。局长也不问缘由，直接派人就去拆发电机，引发了冲突。事后城管局长去省直部门赔礼道歉时还特别委屈，“你们也不挂个牌，要知道你们是省直部门，市长叫我也不会来啊。”

　　从对区领导的言听计从，到“市长叫我也不会来”，态度转变的背后，其实是权力衡量的结果。这名城管局长早就在心里做了权力划分，简而言之，就是谁权大听谁的。

　　当然，行政职级作为管理手段，是行政体系的必然要素，也是维护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究其根源，政府权力来自公民权利的让渡，是公共权力。从这一点讲，权力本无大小，都是来源于民众，为提供公共服务所用。城管局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将领导的私事变成公事，政府的公权异化为私权，权力的契约遭到破坏。

　　如果不让异化的权力归位，无序生长的权力迟早会被更大的权力反噬。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所言，“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本刊见习记者 朱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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