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时代，中国高考如何才公平？

　　由于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性，这两地的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这是在网络辩论中，两地高考权益的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

　　■ 人口流动带来的高考难题

　　与中国狂飙突进的GDP和税收水平相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若按照一幅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自由的人们应当追随着自由的资本而迁徙。区隔出地域与城乡的户口制度，虽然已在不断改革，但面对高速的人口流动，依然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笨拙。

　　目前，与这一人口的地域流动机制发生剧烈冲突的，是有着重要社会地位流动作用的高考。尽管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间社会资本的传递，高考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

　　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着数百万流动人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这三地的流动人口入学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

　　“借读生”，这一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由于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的“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于1977年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教育部的原则一直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其中上海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于1987年即开始自主命题。

　　北京于2002年开始自主命题后，各省的自主命题成为了大趋势。这一改动的背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够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这一改革开始于本世纪初，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2012年为例，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零677人。同年，北京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为7.6万人。北大清华在北京合计招生449人，在山东则录取287人。也就是说，北京每万人中，有91人能够考入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在同样拥有许多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有37人可以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大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上北大清华。

　　另外一组可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一本录取比例为27%，北京高考本科录取比例为54.97%，大专学校的总体录取率为86%。2012年北京专科分数线语、数、外三科总分仅为150分，而在这个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仅有500名，还有7000人放弃专科录取，准备复读。反观山东，一本录取率为10%，本科录取率为49.5%，高考录取率为88.7%。而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到中考这一道关卡的分流。

　　这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在北京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学生考取大学，尤其是优质高校的机会更大。

　　第二，随着高校扩招和新大学的建设，读取本科和大专，对于各地考生来说都已不算是太难的事情，这使得竞争更多集中在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获取上。

　　随着“异地高考”所受到的社会关注，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 “高考移民”现状

　　为了应对国内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各种“曲线救国”的高考方案也层出不穷，众所周知的“高考移民”就是一例。为了能考取北京大学等名校，父母千辛万苦的想办法把学生户籍弄到高考录取分数线低的省份。即使国家一直打击这种钻漏洞的行为，但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仍然孜孜不倦的想让子女在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为进一步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综合治理“高考移民”投机行为，教育部、公安部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综合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明确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重点发现和纠正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的现象。

　　《通知》明确，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督促高中阶段学校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办学行为，重点发现和纠正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的现象。各地公安机关要进一步严格户口迁移办理程序，加强跨省户口迁移监管，全面实行户籍管理首接责任制和终身责任制。

　　在“高考移民”受到严厉打击的现状下，我们似乎对“钱权”教育不公平有了些许安慰。但是也不得不正视教育部为打击这种行为，对“一生一籍”一步强调，那之前教育资源的各种申权维权又成了一个笑话。

　　大一统国家的选拔考试，一直都具有调节地域差别，综合选拔各区域优秀人才的作用。远至东汉时的“孝廉”制，推举名额即有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一项。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

　　具体言之，此制对统一帝国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而明清两朝分南北取士，也同样基于这一思路。

　　（摘自：公众号“鑫嘉园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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