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好几年前的一个秋天，结束了在父亲身边的读书生活，我准备回到渭南老家母亲身边。那个上午，父亲帮我背着行李，我们从堡子村沿铁道北行，目标是七华里外的灞桥火车站。
我至今犹记，那天气温很高。刺眼的阳光照耀着父亲淌汗的面颊，灼热的铁轨似乎冒着青烟。一路无树也没有店家，父子俩默默走着，我又累又渴。
望得见灞桥火车站时，父亲突然说，恢复高考了，你去参加吧！
高考？那一刻，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书斋少年来说，是个多么不确定的概念，那是堇色的带着晨露的未来突然展现，是沉闷刻板的生活有了裂隙透出金色光芒，是一场长途奔袭后跃上高岗后的惊喜张望，是突然找到的一个支点，撬动了平庸甚至悲催的命运走向新的拐点。一个封冻了十一年的国家，在融冰中迎来了春的汩汩声音……从1966年终止到1977年恢复，整整休止了十一年。
十一年休止，无数有为青年，如同被关在无法出逃飞翔的笼子里的鸟，被时间之石磨断了翅羽。
从这一年倒推90多年，近代中国取法西土，刚刚建立起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开始用新方法培养新人才；再往前推1000年，中国特有的科举制诞生，打破了世袭和世族制的“分科取士”制度，让无数庶民子弟获得了通过读书获得晋身高端阶层的可能。
新中国的“中国式”高考，是中国传统考试文化和西方现代教育结合的产物，它至少在空前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了让民众借助学习这样的个我努力获得成功、在更大平台发挥才能、实现个人梦想、助推国家选人、达到社会多阶层的互适互生。因此，1977年它的恢复赢得广泛的社会赞誉是毫不足奇的。
其实，1977年冬天恢复的高考，应届生只占了考生中的四分之一。
由于十一载封闭、国家重视等原因，恢复高考后的考试确实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处于底层工农子弟通过一场考试进入好的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各级政府甚至中央中枢的人比比皆是，也因此高考成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宽广阶梯。
我于高考恢复的四年后，如愿考上了大学。读书四年间每天感受着复杂人生的多立面：背着孩子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者有之，从入学之日便开始想法悔掉乡下未婚妻者有之，天天钻在图书室弄得灰头灰脑者有之，天天跟着校园讲座如饥似渴追逐者有之……尤其是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穷孩子苦读书的桥段，在今天听来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
我读大学的那些岁月，很多次回到纺织城，和父亲从灞桥火车站回老家。一百多公里吧，差不多要坐三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经过七个站点，到达渭南县城再转乘两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抵达渭河北岸70多里外的我的故乡——有时候，因为长途汽车的晚点和乘员有限，我和母亲常常在渭南长途汽车站过夜……
和所有参加了高考的伙伴们一样，至今犹念苦闷而快乐的大学求学岁月，它毕竟是让我拥有了今天的曾经。
至少在高考恢复后的前5届里，高考成功就意味着进了人生升迁的保险箱。
高考对于1977年后10年内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来说，那是一个为平民找回尊严的支点，一段苦中带甜的经历，一片青春非闪回的记忆，一首单调激昂的旋律，一份无法挥去的人生赠礼。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言，那是一个为失散群体找到复归轨迹的支点，一弯无法回头的转折，一段朱笔勾画的信史，一份启迪人生的醒世恒言，一场热血澎湃的回忆。
高考四十周年，权当为了忘却。
如果说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1977年11月，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中断十一年的高考考场，开始了一场命运的博弈，其中陕西20万考生。时光荏苒，一晃已是40年。2017年，全国参加高考近940万人，陕西考生32．8万人。
40年来，高考成为个人命运的支点，中国有超过2亿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高考也是中国的支点，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摘自：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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