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如何提振？

　　文/本刊专栏作者刘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 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5 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40%， 其中2010 年更是不足35%。2012 至2021 年间，我国平均居民消费率只有37.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 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9 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 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 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如美国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低、投资率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如何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呢？周期性政策方面，稳定短期需求不足要从投资端向消费端进行转换，而不能持续、过度地使用投资刺激政策。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着力点应从“以扩大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比如，在面临类似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时，可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而不是政府投资的方式来稳定总需求。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是一种超越周期的趋势性和结构性现象，因此更根本和长远的解决办法应该是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居民消费倾向。

　　首先，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个着力点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降低宏观税负，降低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而在再分配环节中，增加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比如，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和利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政府需要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养老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服务以及失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真正发挥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的作用，提升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再次，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着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强化收入分配领域政策统筹协调。通过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积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居民收入增长建立良好基础。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最后，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我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4%，相比之下，美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2%。因此，增加居民财产收入还有很大空间。事实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可以进一步盘活土地要素，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支持农村居民从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公平；进一步丰富居民可投资的正规金融产品，规范金融市场发展，帮助中低收入群体实现安全稳定的投资回报。

　　总之，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内需的重大战略转变，是顺应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满足人民美好需要、畅通内循环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