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近十年汉语教材研究聚焦点情况探究

　　邱彤村1 申英焕2 李建成3 陈 妍1

　　通过提取中国知网近十年发布的560篇关于汉语教材研究的论文，建立文献语料库，考察近十年汉语教学所使用的通用型汉语教材的研究聚焦点分布情况，分析得出如下情况：学位论文占绝对优势，期刊论文明显偏少，体现出这方面研究的体量性更适合学位论文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时间跨度与论文发布数量关系呈前期快速增长—中期相对平稳—后期下降的趋势，反映出当前汉语教材研究关注热度减小的态势；按照研究内容的聚焦点将提取的论文分为“本体类”“文化类”和“编写类”三大类，“本体类”和“编写类”比重明显大于“文化类”，反映出对教材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文化类”论文中，对技能类教材的“文化因素”研究比重明显高于对文化知识类教材的研究，反映出教材的“文化因素”研究是持续的聚焦点。

　　1 引言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教材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效果。目前的教材可以分为语言技能型教材和语言知识型教材两类。语言技能型教材还可以继续向听、说、读、写四个方向细化。语言知识型教材的编写内容一般为以汉语为载体的有关中国某一方面或某一体系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民俗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教材整体遵循着“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推陈出新，有了很大改进，对汉语教材研究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角度。同时，我们或许也应该反思一下：当前相关从业者们在持续关注教材编写问题的热度如何？他们的研究热度呈何种变化趋势？聚焦点又是在哪些方面？留学生在语言文化规约使用上持续出现的问题会不会与教材编写中文化内容的融合度欠缺或文化点编排顺序的不尽合理有关？而这种欠缺一定程度又源于已有研究对该方面的关注不足而尚未引起教材编写者们的足够重视，从而未能在教材编写中获得足量有价值的参考。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知网发布的近十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方面的论文560篇，从“本体类”“编写类”“文化类”三个大方向进行梳理，探究汉语教材研究的关注角度、聚焦点比重的分配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2 对论文的提取和分类

　　本文把研究范围限定为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通用型汉语教材，在知网“主题”选项输入“汉语教材”“时间”选项设定为“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进行检索，共检索出732篇文献，提取“来源库”“篇名”“作者”“关键词”“摘要”“发表时间”六类信息以Excel形式导出建立初始语料库，然后对每一个导出信息进行人工筛查，对于“关键词”和“摘要”无法反应出足够信息的文献再进行全文阅读，以确定是否与本节研究范围有关，最后提取出560篇文献，形成文献语料库。

　　2.1 文献语料库的来源及分布情况

　　文献来源方面：硕士论文499篇，期刊论文52篇，辑刊论文3篇，国内、国际会议和博士论文各2篇。硕士论文占比最大，达到89.1%。

　　发表时间方面，总体来说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010年较少，只有9篇，2011年开始快速增长，有27篇，2012年更是猛增了近3倍，此后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每年60篇左右，2020年出现了1倍多的下降。

　　通过对自建语料库内论文的逐一人工核对，按研究方向分为三大类：（1）关于教材的汉语本体的研究，包括对教材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篇章（含修辞）和汉字四个方面的编选分析，简称为“本体类”。（2）关于教材的文化方面的研究，包括对文化因素（或称文化项目、文化点）的选择、编排和统计分析方面，简称为“文化类”。（3）关于教材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下分10个小类，简称为“编写类”。第一类“本体类”共包括论文252篇，占比45.0%。第二类“编写类”共包括论文224篇，占比40.0%。第三类“文化类”共包括论文84篇，占比15.0%。“本体类”与“编写类”是教材研究类论文研究的主体，而“文化类”的研究明显偏少，不足其他两类的一半。

　　2.2 各大类文献内部的分布情况

　　（1）“本体类”

　　“本体类”中语音小类的论文9篇，占比3.6%；词汇小类的论文146篇，占比57.9%；语法语用篇章修辞小类的论文84篇，占比33.3%；汉字小类的论文13篇，占比5.2%。（2）“编写类”

　　“编写类”224篇论文中，根据对论文内容的逐一人工核对，分为18个下位小类。其中教材整体编写分析小类的论文156篇，包括单部教材和两部（套）或多部（套）教材在语音、词汇、语法项目、课文、练习题、注释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教材类别涵盖综合课、单项技能课（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文化课）、专门用途汉语，占“编写类”的69.6%；课文选编小类的论文15篇，占“编写类”的6.7%；课文话题编排小类的论文14篇，包括综合课和专项技能课（口语），占“编写类”的6.2%；练习题编写小类的论文10篇，包括对单部（套）教材和对两部（套）或多部（套）教材练习题的对比，占“编写类”的4.5%；教材评估小类的论文7篇，占“编写类”的3.1%；教材发展史小类的论文4篇，占“编写类”的1.8%；功能项目编排小类的论文3篇，占“编写类”的1.3%；趣味性小类、插图编排小类、编写规范性小类、人物角色设计小类的论文各2篇，分别占“编写类”的0.9%；教材介绍小类、教学法分析小类、整体英文注释小类、中文歌曲辅助学习小类、编写规范性小类、语体分布小类和编写理论小类的论文各1篇，分别占“编写类”的0.4%。

　　（3）“文化类”

　　“文化类”84篇论文中，根据逐一人工核对，可分为7个下位小类。其中文化因素分析小类的论文5 7篇，占“文化类”的67.9%；该小类中对教材出现的文化因素进行应取尽取提取分析的论文36篇，占文化因素分析小类的63.2%；对教材的某一文化因素进行全部提取分析的论文21篇，占文化因素分析小类的36.8%；文化类教材编写分析小类的论文18篇，其中8篇是针对某一部（套）教材，10篇是针对两部（套）及以上的教材对比分析，占“文化类”的21.4%；教学实践与文化因素导入小类的论文4篇，占“文化类”的4.9%；学习者对文化因素的需求分析小类的论文2篇，占“文化类”的2.4%；文化因素可接受度调查小类、地域性乡土教材文化因素与宏观理念小类、专门用途汉语（CSP）教材文化因素分析小类的论文各1篇，分别各占“文化类”的1.1%。

　　3 汉语教材研究聚焦点的分布情况

　　通过上述的统计分析可知，近十年对教材类研究的论文发文量呈现出从前期快速增长到中期保持稳定再到后期小幅下降的整体趋势。2019年至2020年显示出热度减弱趋势。从论文来源看，硕士论文占有绝对比重，而期刊、辑刊、会议论文和博士论文相对明显偏少。这可能与研究对象有关。教材一般承载的内容多、涉及的方面广、多数教材属于系列教材，涵盖学习者初中高的不同水平阶段，因而体量较大，期刊类论文的发表一般会受制于篇幅所限，所要阐述的研究问题可能得不到较好地详细剖析。硕士论文可以在体量上较好地承载所研究问题的内容。另外，作为研究材料的教材，相对比较成形，内容数据相对比较成熟，科学性、准确性、系统性、稳定性较好，这对尚在学习如何进行学术科研的研究生来说比较好上手。

　　“本体类”和“编写类”中包括的研究方向是两个大比例，比重均在40%左右，而“文化类”研究明显偏少，仅占15%，出现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汉语教学的词汇、汉字和语法大纲已经出台多年，这是分析教材编写依据的一个好抓手和评判标杆，研究者可以将此二者互为参照，既以大纲为标杆分析教材编写，亦可以用教材的教学效果、对学习者的问卷调查来反观大纲需要与时俱进的改进之处或不足之处。两个角度都是很好的研究视角。

　　（2）从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角度来说，汉教专业研究生是教材研究的主要群体，汉语国际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对本体、习得方向的课程设置比例很大，课程分类丰富，方向细化周全，而对于文化文学方向的课程设置相对中文专业或文学专业来说较薄弱。研究生在文化课程上的功底相对没有对本体、习得那么强，做论文研究时扬长避短，较少选择文化方向也就不足为奇。这也可以从博士论文数量上得到辅证：不仅数量极少，而且也是围绕本体和习得方向而不是文化方向。（3）虽然文化大纲尚未出台，但是有关教材编写方面的理论、原则、方法，前人研究尚且丰富，可供参考的相关文献较多，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编写类”论文比重也较大，研究角度比较多样丰富。

　　“文化类”中的文化因素分析小类有论文57篇。该小类在“文化类”论文中占有绝对大比重，占该类论文量的近70%，比其他小类的发文量总和还多，说明“文化因素”是有关教材文化研究的一个聚焦点也是一个热点。这里笔者将教材的“文化因素分析”限定在非文化类教材，即指不同水平的语言技能类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而把“文化类教材编写分析”单独设定为“文化类”下位的另一个小类，理由是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汉语文化教学不应归为一类，这是两个方向。前者是在语言教学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教学的侧重点是以字、词、句层面的文化为主。虽然这类教学有时会因课文是一个文化平台而传导出更多的文化内容，其主要目的是“知其然”。教学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必须把语言而不是文化放在第一位。后者教学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必须把文化而不是语言放在第一位，既要让学习者“知其然”，还要让学习者“知其所以然”。

　　“文化类”文化因素分析小类所含57篇论文中对教材中多种文化因素进行提取分析的论文有36篇，占该小类的63.2%；对教材中某一单一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论文有21篇，占该小类的36.8%。

　　对教材中某一单一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21篇论文共涉及了八个方面的文化因素，分别是“民俗”7篇，占比33.3%；“人物形象”“国家或城市形象”“传统节日”各3篇，占比14.3%；“饮食文化”2篇，占比9.5%；“动物义词汇的文化色彩”“禁忌”“礼仪”各1篇，占比4.8%。对某一部（套）或两部（套）及以上的教材中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应提尽提，再研究其分布特征，并对学习者就文化因素的学习进行问卷调查是该小类论文的优势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比重。对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应取尽取可以让研究更加全面，所提取出的数据可以在更广的层面分析，可以对照词汇汉字和语法大纲进行等级匹配度的研究。

　　对教材中文化因素进行多因素提取分析研究的36篇论文中，我们考察了其与教材数量的匹配情况，具体为针对1部（套）教材研究的论文有20篇，占比55.6%；针对2部（套）教材对比研究的论文有10篇，占比27.8%，针对3部（套）及以上教材研究的论文有6篇，占比16.6%。同时，对“文化类”中文化因素分析小类全部57篇论文所研究的教材的涵盖范围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针对某一部（套）教材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比例超过了一半，针对2部（套）及以上教材进行对比研究的比例相对较少。

　　针对某一部（套）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文化因素分布编写特征的论文能较全面地剖析其文化因素编写情况，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在更系统、更全面的层次上考察教材文化因素的编写情况，那么就有所欠缺。所谓“更系统”是把教材的匹配水平放宽到“初、中、高”三个汉语水平，所谓“更全面”是把研究对象放到至少涵盖“初、中、高”三个水平的系列教材上。我们把语言水平（“初、中、高”三个水平）和教材对比（1部/套、2部/套及以上）进行匹配，按照“3个水平+2部（套）及以上教材”“3个水平+1部（套）教材”“2个水平（初中级、中高级）+2部（ 套） 及以上教材” “ 2 个水平（ 初中级、中高级）+1部（套）教材”“1个水平（初级或中级或高级）+2部（套）及以上”“1个水平（初级或中级或高级）+1部（套）教材”一共六类情况进行了提取统计，结果显示“1个水平+1部（套）教材”的论文数量最多，而“3个水平+2（部）（及以上）套教材”的论文数量最少，仅有2篇，占比最低，为5.6%。这2篇论文分别是梁焱《海外汉语教材“文化意识”的考察与思考——以俄罗斯、中亚地区为例》和李鸿亮、杨晓玉《试论对外汉语教材对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笔者对这两篇论文进行了全文阅读，梁焱的论文中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所采用的提取标准是《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所附录的“中国文化教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该标准虽然是由原国家汉办发布，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该标准出台时间在本世纪初，距今已有20多年，存在着至少三个方面明显不足：（1）缺乏系统性，分层、分类过于笼统概括。（2）文化项目数量过少，很多必须考虑的文化内容没有被涵盖。（3）参考的教材范围和数量太少。李鸿亮、杨晓玉的论文选取了《博雅汉语》《汉语教程》和《发展汉语》三套涵盖初中高水平的全系列教材，对这三套系列教材的近200篇课文进行了文化项目点的考察。该文没有提及文化项目点提取的依据或标准，该论文为期刊论文，受限于篇幅，所谈内容在深度上也有欠缺。

　　4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当前汉语教材研究存在如下问题：（1）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已出版教材的后续研究明显不足，研究生群体是当前教材研究的主体。他们尚处于求学过程中，学术能力处在培养发展阶段，同时他们没有充足条件从事足够量的一线教学，对教材使用效果的考察或检验缺少必要的研究环境，而专家学者特别是一线教师尤其是参与教材编写的一线教师不仅有较多的学术积淀可以开展深入研究，而且有较充分的教学条件可以从教授者和学习者两个角度考察教材的使用效果。（2）教材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教材中语言本体方面及教材整体编写体例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研究成果偏少会使后续教材编写者容易忽视存在的相关问题，新出教材或再版教材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或弥补不足，这种影响会推导至终端的一线教师授课和学习者的掌握。（3）文化因素是有关教材文化研究的重要聚焦点和热点，对教材中文化因素应提尽提是研究的优选方式，更具研究价值。但是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在提取文化因素时或没有明确说明参考的标准，或所使用的参考标准已较陈旧。

　　语言教学是否应加入文化教学长期存在着争议，教材的编写是否应考虑文化融合以及怎样融合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文化大纲也迟迟未出台。语言学习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活动，跨文化交际是人类社会性最突出的表现。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承载方式。基于此，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材的编写也应该重视对文化的考虑。面对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学者教师把学术研究方向更多投入到汉语教材的文化研究上来，尤其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范围下的教材文化因素编写研究上来，产出更多研究成果，为改进教材编写尤其是语言技能型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如何更好结合体现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参考借鉴。第二，针对教材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应采用更新标准，并用在教材在各水平层面上的系统对比研究。文化因素是教材中得以让文化凸显出来的重要“抓手”——一种能提供帮助的“支架”（scaffolding）。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需要一种高于自己能力的指导，这种指导好像一个“支架”，为学习者的学习和问题解决提供帮助。当人们的认知尚未建立稳固的理解时，利用这种帮助作为支持；而当他们建立起稳固的理解后，他们最终将离开这些支持，独立解决问题。文化因素即是教材中的“支架”，为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发展提供帮助。“支架”高度的上升助力了学习者语言水平提高的同时，同步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5 小结

　　近十年对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所使用的通用型汉语教材研究的聚焦点比较集中在“本体类”和“编写类”，而对文化方面的教材编写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横跨“初、中、高”三个水平进行纵向化的教材研究得更少。由于对文化内容如何与语言教材更好地融合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而且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教学文化大纲尚未出台，所以反映在教材编写中，文化点的选择和编排也缺乏统一标准，编写的教材内容与学习者的实际需求较难达成一致。而随着学习者汉语水平的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宽度和深度都在扩大，这就越来越凸显对文化知识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上述分析得出的问题，后续如何应对解决，笔者将在后续取得相应研究结果后再发表。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3YJ010202）。

　　（作者单位：1.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2.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3.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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