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真实：2024年散文局部观察以情感温度艺术地再现当下生活—2024年江西诗歌创作述评

　　刘晓彬

　　虽然近三年以来关于AI写作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但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正式发布的DeepSeek-V3，犹如一颗超级核弹，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场，震撼了整个科技界。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各行各业，特别是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它同样也会进行文学创作，会写诗，几秒钟创作出来的作品毫不逊色于许多诗人苦思冥想的诗。创作者们，甚至怀疑自己未来的创作是否还有继续的必要。这种形势迫使我们冷静下来，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开始调整自己的写作。

　　人工智能给诗歌创作带来了繁荣，也给诗歌艺术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写作狂热之后的冷静会使诗人思考自己写作的得与失，从而产生启示性的写作思维和更加深入现实生活的写作态度。那种认为现在可以完全依赖于AI来进行写作的观点，是肤浅的。AI毕竟是AI，机器毕竟是机器，它们没有人类特有的情感温度和生命体验，与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有体温的人不能相提并论。毫无思想情感的AI写作的狂热消退之后，就会趋于平静，就会回归到真正的诗歌艺术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部分写作者使用后便产生了一种依赖的心理，使得诗歌缺乏有血有肉的情感。AI写作，对于艺术的创造开始减少，因为诗歌会按照人工智能的程序自动生成，诗歌艺术的灵魂就得不到召唤。所以，在这里梳理2024年江西诗人创作并发表的诗歌，也是呼唤那些近年来迷失在AI写作中的诗人重新回到有体温的诗歌艺术中来。

　　2024年，江西诗人程维、三子、林莉、雁西、林珊、阿斐、王彦山、周簌、牧斯、曾纪虎、漆宇勤、范剑鸣、范丹花、大枪、邓涛、毛江凡、万建平、徐琳婕、于浩、胡刚毅、董书明、伍晓芳、刘九流、慧丫头、程杨松等，都在这一年写出了有体温的优秀诗篇。

　　一、个人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当诗人的目光被那些人工智能的实际影响所吸引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对于人工智能创作潮流的突破的要求。这种要求产生在那批生活底蕴很深的更有作为的一部分诗人身上。这部分诗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对当下生活的影响，还有现实生活中丰富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地域文化以及诗人自我对这一切的感受和融解。因此，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的是彼此的融会。

　　其中对于已年过五十的三子来说，他现在很多时候的诗歌写作，对自然与自我这二者的融会，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比如他在组诗《剩余的事物》（《莽原》2024年第1期）中写道：“五十岁过，就不关心/更多的事物了//床板换成硬的/米饭换成软的/所有的租借之物，此后/将逐一还回//剩余的/只需在三米之外/保持适度谨慎的赞美。”体现了诗人的物质精简与精神丰盈并重的生命智慧。同时，这组诗也思考了人类该如何重新定义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在现代性的表象下，沉淀着古老自然观的重量。这种轻与重的张力，正是当代生态诗歌在古典意象与后工业现实之间找到的独特表达途径。比如这组诗中的《哀歌》通过“晒干的蚯蚓”这个意象，建构了自然生态与人类命运的双重隐喻，书写了对生态破坏与人性异化的双重审判。当离乡者再也无法重返精神故土，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物种或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生态文明的创伤。又比如《遗留》中自然意象的生命哲思，呈现出极具张力的意象群。类似的超现实意象的张力结构还有组诗中的《湖水》，作品中的建筑群的非理性倾斜与植物色彩的真实变化，形成了一种对抗性张力。这种矛盾美学构建出悬浮于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第三空间，展现了过去记忆与当下生活的叠影。而且水面既可以作为时空折叠的载体，也可以成为激发情感的具象化表现。三子近年来创作的诗，是对过去的记忆与存在的经验进行隐性沉淀，比如他的组诗《春日迟迟》（《诗刊》2024年第5期）、组诗《如果光线消失》（《广州文艺》2024年第6期）、《树树皆春色（外一首）》（《人民文学》2024年第12期）、小长诗《十一楼》（《诗选刊》2024年第11期）等作品，将地理空间与时间记忆交织，抒写了对逝去年华的追忆与对质朴村庄的礼赞；同时以垂直纬度的张力，编织出个体对生命轨迹的追索，以及个人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共振；并通过不同时间跨度的视角，展现了人生际遇的流动性与命运的不可预测性。

　　对于写作方向不断多元化的漆宇勤而言，个人命运与时代共振依然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向，在这方面重点是将个体命运与现代文明编织成永恒的生命图景。比如他的组诗《失而复得》（《散文诗》人文综合版2024年第2期）中的《对面的房子落满白日光》是一首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在光与痛的意象交织中，描绘了一幅具有张力的生存图景，构筑了当下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突围的渴望。又比如《斑驳》（《诗刊》2024年第6期）这首诗，虽然描述的是小动物的死亡事件，但诗人对生态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灵魂拷问，其力量不仅在于场景的具象描摹，更在于诗人将“这两年，在早上七点的高速公路上/我先后辨识出野兔、野猫、山鼠和蛇/辨识出山麂野鹿雉鸡和更多无法命名的血肉/它们以平摊的形态被我的车轮绕过”的行为转化为道德审视，使读者在公路的斑驳痕迹中，重新看见被忽视的生命之重。而《回家》（《辽河》2024年第1期）这首诗，所呈现出的实质是场悲壮的语言保卫战，每个意象都是插在文化疆土上的界碑。当推土机改写地理版图时。诗人正用语言的磷火，照亮记忆的矿脉。

　　曾纪虎的诗，既保持对记忆碎片的敏锐捕捉，又通过持续的经验将其淬炼实现精神超越。其诗歌创作本质上是对记忆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在个体生命史与时代精神的共振中完成诗意的栖居。正如刘雅娴、王东东所评论：“‘记忆’和‘经验’构成了其诗歌主体的两个主要维度。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可以看到曾纪虎诗歌对集体记忆的关注，以及存在主义特点的原生态书写样貌。”[1]而且曾纪虎的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拒绝滥情式的控诉，转而通过精准的细节选择和空间调度，让“贫瘠与匮乏”的困境本身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对象。诗人在冷峻中始终保持着对生命与生存尊严的敬畏，使疼痛记忆升华为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比如他发表在《诗收获》2024年冬之卷的《世上魔音》小辑，作品所体现的物质与精神的张力，在物质丰裕的当下依然存在。历史对话中呈现的物质与精神富有争议，其实是揭示了人类永恒的困境。因为当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如何重建具有深度的精神生活，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当下的一个探索。另外，从他的组诗《虚无合唱团》（《诗林》2024年第3期）、组诗《曾纪虎的诗》（《诗潮》2024年第6期）、组诗《忆念》（《草堂》2024年第12期）等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敏锐感受力并非单纯源于过去记忆中的物质匮乏以及当下物质丰裕，而是源于物质困境与精神突围之间的动态博弈。这种矛盾性体验，既是个体命运与当下生活碰撞的火花，也是诗歌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源泉。

　　二、构建自然与人文的诗意空间

　　通过自然意象与人文关怀的交织和融合，实现了从个人经验到社会议题的升华，是本年度江西诗人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其中林莉、林珊、范丹花等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构建了个人温度与社会广度的诗意空间。

　　林莉的女性诗歌写得越来越具个性化特点。她发表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3期的组诗《大河奔腾》以及发表在《文学港》2024年第7期的组诗《黄河》等，“暗示”了她的写作姿态已经在向纵深发展。这两组以黄河流域为抒写对象的诗共有二十二首，每一首均以日常场景来反映宏大主题，在黄河文明中注入当下的生态意识，实现了古典意境与现代交流的诗性融合。林莉对自然有着一种特殊且忘我的情感，她热爱幽雅恬静的大自然，推崇融入大自然的怡然平和的生活方式。因此，大自然的一切，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她的诗歌创作素材，从而使得她的“自然诗歌”（或称之为“生态诗歌”）在众多诗人的诗歌创作中独树一帜。正如沈苇所评论：“林莉的诗宁静、悠然、动人，在细察和倾听中，自然/客体变成了与人类/主体相互平等的另一‘主体’，她的自然写作常常是忘我的、无我的，主客交融，万物合一，通过‘人、事、物构成的自然之境’希冀写出‘终极关怀和慈悲心’。”[2]而且林莉的诗有着深刻的思想，有时候可以读出哲理。比如她的组诗《遥远的盐津巴布》（《诗刊》2024年第3期）、组诗《在南山给你写信》（《江南诗》2024年第3期）、组诗《吹拂》（《诗歌月刊》2024年第9期）、组诗《眷恋》（《十月》2024年第6期）、组诗《落日与晚风》（《星星·诗歌原创》2024年第10期）、组诗《木槿花接走雨声》（《广州文艺》2024年第12期）等作品，都是通过自然抒写，让诗行中的大自然平息现实喧嚣。

　　而林珊的诗歌最大特点就是古典意境与现代语感的深度融合，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特别是她在个人经验中渗透群体生命感知，通过对“人与自然”的抒写，来构建自然与人文的诗意空间，并将个人经验升华到天地哲思。比如她的组诗《我依旧爱着新年的枯枝》（《飞天》2024年第2期）中的《小寒》以“小寒”节气为背景，把自然意象与个人经验和哲思进行融合，展现了生命在孤寂与辽阔中的存在状态。而且诗人将“小寒”的冷寂美学与存在哲思熔铸一体，既延续了古典诗歌的传统，又以现代语言重构了当下生活的哲学命题，最终指向一种唯有直面极寒与流逝，才能在“暮晚多么辽阔”中触摸生命本真的生活态度。又比如她的《当我们陷入茫茫的雪中（四首）》（《诗林》2024年第5期），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中荷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采取了物候错位、意向重组的写作方式，构建出具有当代特质的审美范式。这种写作路径和对素材的提取方式，恰如当下生活中到处出现的荷塘月色湿地公园类的人工建设项目，在传统根基上嫁接现代性表达，让枯荷在冰雪中绽放新的诗意可能。另外，她的组诗《野菊花开满荒野》（《诗选刊》2024年第3期）、组诗《去迎接一场雨》（《延河》2024年第7期）、组诗《重写故园》（《中华辞赋》2024年第10期）等作品，通过自然意象与个人情感的交织，古典意境与现代语感的融合，呈现出了静谧、孤寂与深情并存的意境，完成了一次次对时间、记忆与爱的重构。这些诗作既是个体心灵的映照，也是当下生活的微观切片。

　　范丹花的诗，在念头通达的心境中构建了自然与人文的诗意空间，完成了对生命与生存意义的诗意解答，并以诗性的语言揭示了那些被遮蔽的生命真相，比如她发表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四首诗中的《蜉蝣》，将“起源于石炭纪”的进化史与“仅仅是一天”个体生命的脆弱性并置，解构了人类对时间尺度的认知，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生命哲思。范丹花的诗是一个融合光影、自然与人文的诗意世界。而且她自身所具备的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能力和对当下生活场景的精准捕捉能力，在诗歌创作中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共情力。比如她的组诗《寻找卡夫卡》（《诗选刊》2024年第1期）、组诗《萧瑟从黑夜涌入》（《湖南文学》2024年第2期）、组诗《森林与洞穴》（《扬子江诗刊》2024年第5期），以及《在星空博物馆（外三首）》（《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寄玫瑰》（《诗刊》2024年第7期）、《枕木之上》（《北京文学》2024年第1期）等作品，以独特的时空感知构建了多维度的叙事层次。这些诗作既是对记忆碎片的诗意重组，也是对当下经验的敏锐捕捉，更暗含对生命未来的哲学凝视。她的许多诗歌对时间维度的精准把握，以及作品的辨识度，使其成为当下江西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

　　三、当代人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以意象重构和空间变形的创作手法，抒写当代人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是江西诗人本年度的另一显著特征。他们注重语言智能，许多诗歌采用的嵌入式意象来进行处理，努力拓展作品的审美维度；同时，通过记忆碎片的蒙太奇拼贴、在场经验的超现实转化与未来想象的符号预置，构建出三维交织的时间诗学体系。这种写作方式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桎梏，使诗歌成为穿越时间迷雾的精神方舟。

　　作为以诗成名的程维，近些年来在专注于小说和散文创作以及绘画之外，短诗的创作则成了他日常文学生活的调剂品。比如诗集《训兽师》（江西高校出版社，2024年1月）中收录的诗歌都是其精选出来的一批短制精品，代表了他最新的诗歌探索和生命体验，以及对当代人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诗集中的“词语和精神都是陡峭的，有难度的，但正是这种难度给予了历险中的、刀锋上的自由与光芒”[3]。这些作品的书写越往内心拓展，精神世界就越加宽广与丰厚，而“诗句，诗本身，词与物，词与义，在诗的构成中就是颠沛流离”[4]更是作者这个处理的精妙所在。《训兽师》是诗人作为这个时代在场者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心灵见证和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是心灵史的一部分。这部诗集有着浩远和审美的想象，是诗人“在规训一头庞大而无名的野兽，用语言为工具，视野兽为友伴，是一种险中求取的乐趣，亦是一种文字力量的自信”[5]。作品中每一句诗都闪耀着语言的光芒。程维认为，诗就是驯服的语言，让它随着你的鞭子来舞蹈，只有好的诗人才知道让语言之兽在自己的鞭子下保存适度的野性，那就是属于某个诗人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

　　关于诗歌语言，“加登纳认为诗人是最具有语言智能的人，奥登结论说年轻作家的前途并不存在于观念的独创性和情绪的力量中，而存在于他的语言技巧中。优秀诗人既要有较好的语言智能、情感感受力和思想洞察力，还应该有一定的诗歌修养甚至诗歌技术”[6]。周簌在这方面具有非常好的语言智能，她的诗歌语言，有着比较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比如她的《天空总给我安慰（外二首）》（《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中使用的语言存在于字词本身之中，这是对所抒写对象的一种情感反应，既包含了抒写的对象，又表达了自我的情感；既包含了字面的含义，又表达了联想的意义；既包含了明示的意旨，又表达了背后的隐喻。而且诗人在作品中采取了视觉纵深营造的方式，从“群山的阴影”到“天空的边缘”来进行空间的延展，使文本产生类似于广角镜头与长焦镜头交替的阅读体验；同时以时间折叠的修辞，通过“一百年后”的未来视角回望当下，形成时空蒙太奇，并将个体生命史嵌入诗行中。另外，她的组诗《南方秋晚》（《文学港》2024年第7期）、组诗《途中所见》（《诗选刊》2024年第9期），以及《宽窄巷子》（《草堂》2024年第3期）等作品，将古典隐逸意象与当代精神困境相融合，展现了极具张力的情感流动；同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画卷，突破了传统自然的柔美抒写，在诗歌中建造了一个充满力量对比的生态系统，以及对当代人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

　　类似的诗人还有伍晓芳，她所具备的语言才能使得她的很多诗句非常精致而出彩。比如她的《深秋的菜园》（《诗刊》2024年第6期）以情感与哲理并置，以及具象场景抽象化和动态画面定格的方式写道：“凉风压低了蜜蜂的翅膀/空气中隐藏的信息告诉它，有些事即将成为过去/它用力地扎进花心，在火焰深处汲取最后的甜/仿佛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花的深爱与告别。”这些诗句组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关于时间、劳作与告别的多层隐喻系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克制而深情的抒情风格。而她的组诗《旅行日记》（《时代文学》2024年第3期）、组诗《一场雪胜过一场誓言》（《散文诗》2024年第10期），以及《一条被修复的路》《陌生的湖水》（《诗歌月刊》2024年第9期）、《你无法扑灭一种火》（《当代·诗歌》2024年第2期）等作品，则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努力建立着诗歌与身边事物的联系，且在采撷诗意的过程中，不断注入并强化自己对人生、生活、生命，以及生存境遇的诗性勘探和深度思考，从而把女性写作的自我呈现推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她的许多诗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诗人在展开想象进行诗歌创作时，以隐喻的方式，将个人静思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和用沉默对抗现实等比较清晰的意念，站在不同角度来进行表达，并聚焦在此情感点上。

　　四、根植于内心的地域文化认同

　　尽管本土意识，特别是地域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自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在当下，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这里以作为江南诗歌（或称之为“南方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诗歌为例，地域文化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诗人的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本土意识，是对根植于内心的地域文化认同。加登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至少会提供一种植根于个体自己的人格认知与情感之中的心照不宣的人格感或自我感。然而这种感觉将不可避免地由该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及对他人的认知所加以释义，将可能为它们所改造，而更普遍地说，将可能由其文化环境提供的释义方式所改造。每一个文化还会形成一种成熟的包含着内省与人际因素之间的平衡的人格感。”[7]对大部分的江西诗人来说，其中牧斯、范剑鸣、邓涛、柯桥等的诗歌创作受地域文化影响比较深。

　　牧斯的诗歌中的乡土叙事基本上都是以“十甘庵山”为素材，加上家族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他对乡土最原始的认知。他通过书写农耕、生死、家族记忆等生活中的日常场景，将本土意识根植于对传统中国乡村肌理的解剖中。比如他的组诗《礼物》（《诗刊》2024年第5期），不同于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田园牧歌，诗人是以事件或事实为引导，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存状态。而且这组诗超越了地域书写的表层，通过具体而微小的日常细节折射出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困境。这种对文化基因的解剖，实际上是以本土经验为棱镜，透视全球化语境下乡土社会的精神困境。但是，他的《双井词》（《四川文学》2024年第9期）则散发出一种江南诗歌独特的气质：“复杂、遒劲；那里的山，词一样。/一笔就像截下来的树。细节意味着层次分明，具体。/意味着那墨绿、苍翠和黑，/或支撑起那墨绿、苍翠和黑的东西是词。/透过魔镜般的时间，蘸洗湖水。”犹如一幅水墨画，意境深远，柔美中带有力度。而他的组诗《诗人们》（《广州文艺》2024年第2期），则体现了一种古典江南与现代融合的美。另外在这一年发表且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组诗《世界别裁》（《诗潮》2024年第9期）和《牧斯的诗》（《西湖》2024年第9期）等。这些诗作大部分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为基点，其实质就是在后乡土时代重构诗歌的见证功能，通过将具体事件转化为地域文化，既延续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现实性反思拓展了乡土书写的哲学维度，为他几十年来的探索性书写提供了重要路径。

　　范剑鸣在诗歌的地域性抒写中，并非简单复刻传统山水田园诗，而是通过对赣南地域特色和历史纵深的叠加，将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转化为对抗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当技术理性割裂人性时，重新激活物我交感的前人智慧，仍是修复心灵家园的有效途径。比如他的组诗《人间宽阔》（《当代·诗歌》2024年第1期）中的《在畲族村》，以赣南畲族文化内核为抒写对象，对“另一种图腾/如何得到尊重”的叩问，在畲族“银簪和发饰”间得到具象化解读解答。“另一种图腾”指的是源自《高皇歌》中的“凤凰图腾”，它承载着畲族迁徙史中的文化坚守。当“战争追赶着一群人”从潮州凤凰山向东南迁徙，银匠将凤凰羽翼锻造成簪头的云纹，将迁徙路线镌刻为银梳的篦齿。这种物化的记忆，使每个畲家女的发髻都成为移动的史诗。畲语作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其语音系统保留着古汉语“浊音清化”前的发音特征。诗中提及的“那时候，汉语在这里是稀有的”，其实是对明清移民史的双向塑造。也就是当客家人迁入畲区形成“畲客互化”，这种语言叠层，在村史馆的祭祀铜鼓纹样与汉语解说词间形成微妙张力。村史馆陈列的银簪不仅是首饰，更是身份叙事的媒介。发丝缠绕银簪形成的螺旋结构，正是这个山地民族在文化碰撞中既保持内核又吸收外力的绝佳隐喻。另外，他的《在果园放声歌唱》（《诗刊》2024年第9期）和《夜雨（外一首）》（《诗歌月刊》2024年第6期）等作品，以多重自然意象展现了“人与土地”的深刻羁绊，构建了乡土自然与当下生活的张力场。这些作品既延续了地域文化中的精神传统，又抒写了当下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同时也为物我关系的重构提供了一种诗性的解决方案。

　　由于诗人自身具备的地域文化方面的知识积累，从而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邓涛，他的诗集《万物横生》（江西高校出版社，2024年1月）通过对江南的深入了解和独特视角，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诗意世界。邓涛在诗歌中对地域文化的把握，使他能够在作品中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审美观念。同样，以家乡为抒写对象的还有柯桥，比如他的《在瑶里》（《星火》2024年第6期）这首诗，瑶里古镇的烟雨江南意象，在诗意的转身与回望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座位于赣皖交界之处的千年古镇，以瓷为魂、以水为脉，将自然与人文凝练成中国水墨画的意境。而他的另一首《从前山居》（《星火》2024年第6期），则通过建筑空间、自然物像与人文记忆的立体交织，激发出一种时空交错的诗意乡愁。类似的诗作还有董书明的《愚溪记》《自愚溪至萍洲记》（《草堂》2024年第2期）和《生铁记》（《当代·诗歌》2024年第2期），杨立春的《低处》《老茶馆》（《延河·诗歌专号》2024年第1期）等。

　　在2024年里，舆论场一再强调许多职业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其中就包括诗歌创作与评论。这当然是一种受到依赖于AI写作群体的偏激且狂热心态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回避了人脑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其所把握的客观世界的创造，也就是说人的心理的实质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表征。而且这种观点甚至还忽略了人脑的主观世界，特别是人脑所具备的独特的主观世界的存在。因此，诗歌创作只有通过诗人内心燃烧的情感来拥抱客观世界并再现当下生活，才会具有AI写作所无法拥有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温度。未来的人脑诗歌，也将属于极少数优秀的诗人。

　　注释：

　　[1]刘雅娴、王东东：《记忆与经验：曾纪虎诗歌抒情主体的两个维度》，《诗收获》2024年冬之卷“季度诗人”栏目。

　　[2]沈苇：《林莉：在南山给你写信》，《江南诗》2024年第3期。

　　[3]程维：《〈训兽师〉后记》，《训兽师》，江西高校出版社，2024年，第176页。

　　[4]程维：《〈训兽师〉后记》，《训兽师》，第176页。

　　[5]程维：《〈训兽师〉后记》，《训兽师》，第176—177页。

　　[6]王珂：《新诗技法研究》，《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13页。

　　[7] [美]H.加登纳：《智能的结构》，兰金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318—319页。

　　（作者单位：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