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亚洲

　　“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究竟发生了什么？最近几个月，水火不容的“两个亚洲”已经呈现出鲜明对比。

　　“经济的亚洲”，就像杰基尔医生——朝气蓬勃、协调一致，该区域内成员间的贸易额就占据其贸易总额的53%，高达19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总量，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政治的亚洲”，则是名副其实的海德先生——国家和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区域内，各国彼此猜忌，相互间的领土纷争逐步升级，并有不惜一战的姿态。

　　今日的亚洲，经济和安全已不再游走于两条平行线上。事实上，他们完完全全处在冲突的境地中。

　　新东亚共同体的困惑

　　在经济领域，亚洲近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中国和区域内各成员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过去四年里，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欧洲局势吃紧以及美国增速减缓而得到加强。

　　确实，亚洲经济的强势崛起，甚至已经挑战了美国在该地区长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冷战结束，亚洲贸易和投资额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该危机重创了印尼和泰国等国家）之后，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紧密。整个亚洲地区的精英们，开始视美国为一个傲慢而冷漠的国家，并积极探索解决区域经济挑战的途径。1994年，美国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三年后却拒绝助泰国一臂之力，这种做法强化了“美国抛弃东南亚”的观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惠贸易协定、区域性规范和标准以及不包含美国在内的体系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都让美国感受着边缘化的威胁。

　　但是近两年，因为领土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言论，“政治的亚洲”又卷土重来。这种似乎已被时间封冻的“病症”引来了再度冲突的幽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番，总计达2240亿美元。亚洲人花了数十年时间，力图建立一个泛亚洲的共同体并借此增加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集体影响力。但迄今为止，经济上的整合依然不能提供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亚洲这个新的全球经济中心看起来反而显得脆弱且矛盾重重。

　　解放了的政治？

　　“政治的亚洲”会不会在实质上压倒——甚至摧毁——将亚洲拉出孱弱过去的经济成就？有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那不过是亚洲的政客们在国内疲软时为获取支持耍的一出玩世不恭的把戏罢了。但是，把最近的势态说成国内政治的产物未免太过片面。

　　不可否认，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或政治发展。比如在韩国首尔，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展开。日本执政党正面临巨大考验，明年很有可能败在复苏的自由民主党手下。中国正处在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阶段，而且，现有增长模式也频触上限，该模式产生的收益在逐步消减，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政府一个主要的政治短板。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面临加强经济和重振改革的压力。

　　对于身陷重围的亚洲政客们来说，盲目的爱国主义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但这样做会带来巨大代价和长久损害。而且，这种盲目爱国主义引发的激情也不那么容易控制。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维已经深深植根于所有亚洲国家的肌体内。在引发民族情绪的政治转换完成后，它依然会存在并滋长。

　　就拿中越关系来说，钱达安（Nayan Chanda）在他的经典著作《兄弟般的敌人》中称，西贡衰落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越南并不像美国决策者所预想的那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扩张的前沿阵地，而是成为了中国最头疼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历史和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将有力地塑造亚洲的未来。”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曾严重威胁共产主义世界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如今，它们也正威胁着泛亚洲整合的观念。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亚洲，越发处于危险之中。

　　看看中日之间的岛屿纷争吧：在今秋中国的几十个城市里，抗议者走上街头，日本企业遭到攻击，数千趟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班被迫取消，本田、丰田和松下以及其他知名日本企业纷纷关闭工厂。9月份，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了近30%。随后，是在日本召开的北京宣布缺席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

　　历史的幽灵也可以在别处看到，日本和韩国因为更小的岛礁（即独岛，日本称竹岛）进行了多次交锋。结果就是，美国在东北亚的这两个盟友，不顾彼此间强劲的贸易关系以及在应对平壤威胁方面巨大的共同利益，拒绝签署一项直截了当的借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平壤威胁的情报共享协议。

　　亚洲的精神分裂症

　　这些事件颠覆了近年来关于亚洲的学说。很多人认为，现阶段日本的策略主要是被一种平衡中国崛起的愿望所驱动。但如果真是这样，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断恶化的争端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经济的亚洲”的典范，也是谋求更广泛区域经济整合的原动力。战后，日本是美国的坚实盟友，它拥有强烈的跨太平洋身份认同感，已经孕育出很多泛太平洋的区域性理念和意识形态，尤其在亚洲货币一体化方面。正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促成了今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正是小泉纯一郎，这位和美国交情甚笃的日本前首相，促成了中日韩三边机制建立和其他基于10+3（东盟外加中日韩）贸易协定的签订。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是在今秋——因为争夺岛屿而上演的地缘政治戏码高潮迭起的时候，北京、东京和首尔之间正围绕一个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展开对话。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由于担心去年夏天发生的那场对抗重演，10+3（包括了三个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宣布：为应对万一发生的另一场金融危机，各方同意将区域性应急基金《清迈协议》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并成立一个执行机构。11月，东盟及其六个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就签订了一个总额达17万亿美元的地区性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启动谈判，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有力竞争者。

　　战略困境

　　在这里，我们很难不类比1914年的欧洲。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1910年所写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称：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西方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彼此，冲突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是，修昔底德关于人类为什么走向战争的阐述——利益、荣耀和恐惧——似乎在世界历史中颇有市场。

　　当前“经济的亚洲”和“政治的亚洲”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已经催生出不少影响重大的问题。

　　首先，亚洲主要的多边机制已经被证明几乎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因此，是不是到了我们反思这些区域架构实践的时候了？

　　泛亚洲地区主义已经不能消除亚洲的民族主义恶魔，现有制度体系，包括那些美国也参与的，很大部分在近几年区域动乱的平息中失语。去年夏天，东盟的内部凝聚力在金边的一个会议上遭到瓦解，因为主席国柬埔寨在要以多强硬的姿态对抗北京这一问题上，与越南和菲律宾僵持不下。新一届东亚峰会(EAS)在如何落实年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上无所作为。同样，东盟地区论坛(ARF)已经成为指责和反指责的场所。它是亚洲的主导性安全论坛，但是它对所有潜在的冲突来源——朝鲜半岛问题、各国的海权主张、台湾问题和印巴关系却避而不谈。反思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在巩固美国亚洲地位的同时，有助于塑造更能够着眼于亚洲实质问题的机制。

　　国家首脑定期会晤也许会更有效。不过，一群怀着相似关切的国家，包括美国，明智的是想出一套适度的具有实质操作性的议程，以便下届东亚峰会能够确定其优先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领导人们可以请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或者其他相关实体进行实质性的跟进。这种做法将让这些地区性制度之间变得更具有相关性和连通性。■

　　（文章选自《外交政策》 译者：chenxiaoxin）

　　Evan A. Feigenbaum、Robert A. M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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