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劫机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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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1-29 09:23
一296号客机被劫持
1983年5月5日，一架英制“三叉戟”飞机静静地停在沈阳机场。飞行大队长、296号航班机长王仪轩，这天担当从沈阳飞上海的航班任务。飞机上一共有九十六名乘客，其中三位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这次航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考察一位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是夜航，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原定是八时二十分起飞的，但是王仪轩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发现有点故障，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大约十时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正式起飞的时间是十时四十九分。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九人，其中有三名乘务员，另外六人都在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员王仪轩和和长林，还有两名领航员、一名报务员和一名机务人员。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王仪轩就让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出去准备午饭，否则等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告诉王仪轩说，后面第六排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仪轩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民航局要求民航飞行人员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他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几分钟后，呼啸而起，直冲蓝天。
飞机上升到九千米刚刚进入平飞状态，六个“不太对劲”青年中的两个起身离开座位向前舱走去。
空中小姐程梅迎了上去：“请问二位有什么事情？”温和的语气中带着机警。因为领航员已发现有几个乘客神态有些可疑，其中有两人一直在窃窃私语，他提醒过程梅注意。
“上厕所。”
程梅告诉二青年厕所在后头，两人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细心的程梅已注意到，在他们坐下的一刹那两人诡秘地对视了一下，目光阴沉、险恶。
她正想去向机长报告情况，突然这两人“呼”地一下站起来，拔出了手枪凶相毕露高声喊道：“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有的旅客发出了尖叫，整个客舱充满着恐怖的气氛。而程梅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空中小姐，紧急关头依然镇定自若，在不露声色中，一只手机敏地按下了警铃。
“有人劫机！”驾驶室里报务员王永昌用急促的声音将296号飞机的险情报告了大连航空站。
警铃骤响不久，就传来了枪声，枪是从驾驶舱门锁处往里面打的，一连打了十余发子弹。子弹落在驾驶舱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顿时烟雾弥漫。一阵猛烈撞击之后，舱门被撞开了。靠门的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一看门被撞开，立即挥起木棒和消防斧进行搏斗，怎奈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木棒和消防斧都施展不开。歹徒急了，开枪把王永昌和王培富打伤。
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驾驶舱里只剩下了王仪轩与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者全冲进来了。为首的歹徒冲进驾驶舱以后，蹿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左148度！148度！”
王仪轩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左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是什么人？
王仪轩判断的是正确的。此人是六名歹徒的首领，曾经在辽宁航空学校学习过。
自警铃响起的一瞬间，王仪轩和和长林就条件反射般的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干扰歹徒的劫机行动。可是，晃了半天也没管用。王仪轩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王仪轩觉得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
自1973年发生第一起预谋劫机案后，民航便制定了空中反劫持预案，机长王仪轩和全体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按预案行动。
王仪轩紧急压下驾驶杆，飞机迅速减速下降。
机舱压力迅速释放，飞机进入大飘摆飞行。
机长王仪轩想趁势掉转机头向大连方向飞去，找机会在大连就近着陆。那个歹徒从方位仪上看到方向不对，狂叫：“方向不对，往东飞，往东飞。”王仪轩又想将飞机开往丹东，但又被歹徒发现。
此刻歹徒恼羞成怒，用枪口顶着王仪轩的脑袋叫道：“再耍花招，老子崩了你，大家同归于尽！”
飞机在高空中飞行，歹徒觉得难以判明飞行的准确方向，便抓住驾驶杆使劲往下压，使飞机大坡度下降，从八千米急剧下降到一千米，飞出了云层。王仪轩晓得，如果飞机再降，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
王机长估计到这伙歹徒了解飞行常识，作过充分的准备，继续在国内机场降落已不可能。他灵机一动，使劲拉了一下驾驶杆，使飞机回升到临界的安全飞行高度。既然已不可能在国内机场降落，就试图转向朝鲜，寻找机场着陆。大约飞了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南朝鲜方面的战斗机立刻围了上来。对方一看是架客机，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了什么事情，反正不可能是军事目的，所以他们的战斗机一点儿也不紧张，而是离这架飞机很近，就在眼前转，就连战斗机里面飞行员的表情都能看清楚。
周旋中的飞机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在高空气流中大幅度地跳动。而客舱里的机组成员却保持着少有的沉着和镇定，悄悄地进行着反击歹徒的准备。程梅这个文静的姑娘依然为旅客送毛巾端饮料，用平缓的语调、镇静的眼神和动作把飞机遇劫的情况通知每一位旅客，要求大家听从机组的统一指挥。王永昌、王培富血流不止，伤势严重，中国医科大学的张荫昌、张文范两位教授，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用乘客带的酒，认真细致地给王永昌和王培富进行消毒救护治疗。
飞机已经在空中周旋了一个多小时，显示油料数量的仪表上，指针快接近零位的危险刻度。此刻，王仪轩懂得，九十六名中外旅客的安全系之于自身，为了旅客的生命安全，只好准备降落，但却找不到着陆机场。终于，王仪轩发现了一个小型机场。他分析，这可能是一个直升机机场。可是这个机场的跑道也就一千多米，宽也就二三十米，而且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入口，而起落三叉戟大型客机的机场至少必须具备二千米以上的坚固跑道，眼前的跑道是根本不能降落大型客机的。可是他别无选择，毅然决断，强行降落。
也许苍天也动了恻隐之心，来护佑这些不幸的人。飞机已经冲出了跑道三十多米，如果再往前冲十米，飞机就会冲进前面的大壕沟里，极有可能爆炸起火，酿成惊天惨剧！在这万分紧急关头，航天飞行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现了：飞机戛然停住！
这个机场是美国空军的春川直升机机场。这次降落，震惊了美国空军基地和南朝鲜的飞行员，他们称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电台联系的情况下，只凭经验和目测，完美落地，简直是飞行天才。
飞机刚刚停下来，就有人跑到飞机前面用中文喊话。几个劫机者用枪看着机组人员，不让动，也不让回答。另外三个劫机者跑到门口和喊话人对话，提出要找台湾方面的人直接谈，不然不让乘客下飞机。经过一番交涉，劫机者同意南朝鲜方面派人把王永昌和王培富两个伤员抬下去了。
当王仪轩机长借机走出机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给国内一个消息。他看见了两个日本人，便悄悄地说：“南朝鲜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一定会叫你们回家的。你们赶快到日本驻南朝鲜的大使馆去，让大使馆通知中国，说我们被劫持到这里来了。”日本人亲眼目睹了这个英雄的机长救了全体乘客的性命，感激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边连说“一定照办”，一边郑重地跪下给王仪轩磕了个头。
在近百名旅客中，坐在飞机前舱的一个中年人在偷偷地写着什么，他是东北工学院的教授，姓闻。不一会儿，闻教授写完，将纸叠好，抬起头用眼的余光扫了一下身边的旅客后，轻轻地压在那位旅客的手中。
闻教授对国际法颇有研究，他突遇险情，处变不惊，依然冷静地保持着学者的风范。他深知处理这一事件的复杂因素，觉得必须及早地向国际社会表达出旅客们的真实意愿，为以后我国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提供原始依据。
在他身边的那位旅客是航空工业部626所的工程师王贵之。此时的王贵之也在默默地思考对应的办法，接到闻教授传过来的小纸条，他打开一看，题头写的是《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马上就明白了闻教授的意思。
信件的大意是：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296号飞机，从沈阳机场起飞不久，在空中遭到劫持，现在迫降在汉城的春川机场，旅客们被劫机者作为人质关押在机舱内，我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劫机者扬言，要汉城当局找所谓“台湾大使馆”官员来解决，意欲将飞机和人员带往台湾，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飞机上除了三名日本旅客外，其余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国际反劫机条约的规定，汉城方面有义务依照国际法惩处劫机者，将飞机和机上人员全部送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人人心急如焚，希望秘书长紧急干预，要求汉城方面遵守国际法，尊重我们旅客的强烈愿望，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去。
王贵之看完信后不露声色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思索良久，觉得有必要想办法避开歹徒的监视让所有的机上人员都签上字，完整地表达出每一个人的意愿。
“我要上卫生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监视机舱的歹徒提出要求。
“不行！老实点！”
“我实在憋不住了！”说着就往过道里走。
一名歹徒上来阻拦，他不得不坐下，过了一会他又站了起来连连说：“真憋不住了！”
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乘客低着头不轻不重地说出了一句话：“别的都可以忍着，这要忍不住了，你们都好受了……”
听了这句带着几分俏皮与幽默的话，在死一般沉寂的机舱里，有的人还笑出声来，机舱里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
其实这就是王贵之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他需要掀动压在每个人心头的石头，调动众人活跃思维，从中寻找契机。
趁这个机会，王贵之溜进了后舱的厕所，他将这封信重抄了一份留作底稿，然后在信后面添加了一句看似语言有点繁琐，而实际上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民航296号航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全体旅客签名。
其实旅客不好受，歹徒也不那么舒服。负责监视旅客的一名歹徒挥动着擦汗的手帕不时地到前舱去透风，出出进进。此刻王贵之工程师像一名沉着的地下工作者，他机警地示意旅客在信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孩子的签名由大人代替。于是，传递签名在机舱里九十三人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表面上看去人们之间就像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泰然自若。就在歹徒监视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项国际反劫机史上前无古人的杰作。
到了下午五点，歹徒们与汉城警方的纠缠还是难解难分，但对机舱内的旅客监视开始松动了，空姐可以在机舱里提供一些服务。王贵之趁机把全部中国旅客签名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交给空姐程梅，让她想法转给汉城警方。程梅机警地躲过了歹徒的严密监视，打开舱门，把信卷成一个小纸团，扔到了机舱的外面。
看见突然从机舱里飞出一个纸团，一个在飞机旁站岗的警察警觉地扫视了一下机舱门和四周，然后小心翼翼地拾了起来。
旅客和机组人员在机舱中等候。到了吃饭时间，南朝鲜方面及时送来食品饮料。
这个事件对于南朝鲜来说太严重了。因为，国与国之间由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引发重大争端的历史教训实在太多，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火索都是不那么起眼的“萨拉热窝事件”，他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放在历史的棋盘上来掂量它的分量。
歹徒中为首的卓长仁已经亮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企图迎合反共势力的“政治声明”，他说他在中国国内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种种政治迫害，无法生存下去，劫持飞机是冲出囚笼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说他长期以来就向往着光明的自由世界，一直在寻找机会弃暗投明，希望民主自由的南朝鲜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他说他们无意加害机上的乘客，但是必须由台湾方面来处理这一事件，他强烈要求面见台湾驻南朝鲜“大使”。
对于南朝鲜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之间在历史的天平上谁轻谁重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恰到好处的处理有可能决定南朝鲜以后的外交走向。他们不能逆着历史潮流去做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因此，南朝鲜立即召开了高层决策者的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决定责成外交部领导亲自处理这件事。
按照上峰的指示，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容立即赶往春川美军空军基地机场。金局长赶到机场，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这时，警方与劫机者依然在僵持着。机场指挥室里，各种反劫持方案都在紧张地进行准备。
金局长不希望走到动用武力的那一步，因为那样难以保证不伤及旅客，要求警方在与劫机者的周旋中制造一种平和宽松的气氛，防止出现意外。他还要与情报机构时刻保持着联系，了解中共方面的反应。
这时，金局长已经看到空姐程梅从机舱里扔出的那个“小纸团”。这个富有经验的南朝鲜高官深深懂得，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它不仅代表着旅客的心声，更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他从中国旅客的言行中，判断出政府的政策取向。他更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让台湾介入。否则，定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他们需要排除任何一个有可能对事件造成处理麻烦的因素。因此，他无法满足劫机者提出的要面见“台湾大使”的条件。
此时，春川机场已经成了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显贵，一双双关切的眼睛都在盯着汉城。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结束这种局面。
八时二十分，即南朝鲜方面与卓长仁对峙八个小时之后，南朝鲜警方突然一改强硬的态度：答应劫机者下飞机以后可以安排面见“台湾大使”。
其实，这原本是金局长的一个缓兵之计，然而没想到它真的给解决这个事件带来转机。
此时的歹徒们，已经处在饥饿、疲劳与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知道南朝鲜的许诺不过是一个策略，但他们担心事态再发生变化，急需尽快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也相信南朝鲜与台湾唇齿相依，即使一时见不到台湾方面的人，南朝鲜也不会把他们送回大陆。
权衡利弊，他们也只好做出顺水推舟的选择。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在机舱内等了八个多小时的机组人员和旅客，才被允许下飞机。劫机歹徒是等机组人员和旅客们都下来以后才被南朝鲜警察押下机舱的，一共六人，其中还有一个女的。
下机前，王仪轩看到后舱的乘客都在，就说：“我们现在是被劫持到南朝鲜来了，我跟你们大家说几个事儿：第一，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听我们机组的指挥，你们自己不要随便乱跑、乱说；第二，你们下去以后，南朝鲜方面肯定要你们登记，如果你们的身份比较重要的话，登记的时候不要写真实姓名；再有，你们现在身上带的有什么机密资料的话，也包括证件，马上交给我们的机组人员，我们会拿到后面卫生间的马桶里销毁掉；第三，下飞机以后，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我机组人员依然和正常航行后一样，对飞机作了离机前的检查，锁好了行李和机舱门，下机后全体机组人员静静地绕机一周才默默地离去。
那天晚上，旅客和机组成员被拉到了春川市观光旅游宾馆和色六宾馆。紧张了整整一天，大家都非常疲惫，机组人员挨个房间看望了所有旅客，劫后相逢人人眼里都含着泪花。夜深了，但大家还难以入睡。
更难以入睡的是王仪轩机长。当晚十时，机长王仪轩在春川旅馆会见南朝鲜当局人员，发表了五点声明：一、立即和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因飞机降落在美军机场)。二、立即和日本大使馆联系(因飞机上有三名日本乘客)。三、我们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联系。四、南朝鲜当局保证全部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安全。五、按照国际民航公约处理这次劫机事件。
这五点声明为后来的谈判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
中国民航飞机被劫持到汉城的信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台湾当局像是抓到一根政治稻草。“总统府”里，立即召开了高层紧急会议，研讨“处置方略”。“行政院”长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注视事件的发展，了解汉城方面的动态。二、驻南朝鲜大使要通过适当的途径表达我方的意愿；三、“反共义士”向往自由世界，采取劫机的方式“弃暗投明”，如要求来台我持欢迎态度。
这三条与劫机者的声明遥相呼应，完全暴露了台当局急于插手这个事件的心态。当天下午四时，台湾驻汉城“大使”薛毓麟立即奉命驱车来到了南朝鲜外交部要求拜会外交部部长。临行他没有事先电话通报，或许是因为事情太急，或许是考虑到通报以后，如果对方借故推托，就可能失去见面的最好时机。他想通过直接面见部长，表明台湾方面的态度，要求对方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如实地说明事情真相，允许外交人员到机场去见一见他们心目中的“义士”。
韩方外交部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台湾“老朋友”，他们说朋友总归是朋友，一定会妥善解决好，对得起朋友。但这个事件涉及的情况太复杂了，需要外长亲自来处理，他们让“大使”先生先回去等着，等报告部长后，在合适的时候再另行约见。
“台湾大使”吃了闭门羹，但他知道这是汉城在想着法子推托，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离去。
五月六日，应南朝鲜外交部之约，台湾“大使”赶到外交部与部长助理康洛明会晤，同时在场的还有美国和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在这次会晤时，这位“大使”无理要求南朝鲜在与中国大陆交涉时，必须坚决拒绝大陆遣返劫机犯的要求，不准大陆人士和劫机“义士”见面。
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说，他的政府已经就此事向南朝鲜政府表示严重的关注。他请南朝鲜有关方面注意，在亚洲，南朝鲜是与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台湾有关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认为南朝鲜的举措和处置方案对台湾“政府”十分不礼貌，要求南朝鲜领导人记住，中国大陆是当年朝鲜战争的敌人，台湾和南朝鲜是共同的“反共国家”，应该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不要伤害素称友好的双方合作关系。
在台湾当局明目张胆的授意和鼓动下，台湾岛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所谓的“救援”热潮：先是台湾省议会代表呼吁南朝鲜本着一向尊重人权的立场，尊重卓长仁等六人投奔“自由”的意愿；后是国民大会东北籍全体代表致电南朝鲜总统全斗焕，要求将卓长仁等人早日送到台湾。紧接着，台湾的所谓“人权协会”、中央民意代表、大陆逃港难胞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大会等五花八门的各种政治和民间团体也纷纷发表言论，喧闹不止，并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南朝鲜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
被台湾方面纠缠不已的南朝鲜外交部长终于忍无可忍，在汉城专门会见了台湾驻南朝鲜“大使”，婉转地告之：南朝鲜将根据国际公约来处理劫机者，依据本国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即使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存在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仍有理由与中国大陆进行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台湾方面是不能与劫机者会面的。
当天，设在台湾的所谓“世界反共联盟”主席谷正纲也立即致电南朝鲜，认为这次劫机事件纯属政治事件，六名“义士”投奔“自由”，动机纯正，是伟大的壮举，不应用《海牙公约》有关劫机的原则处理，要求将参与劫机的六名人员遣送台湾。
而在南朝鲜当局看来，劫机事件已完全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攸关的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劫机犯说什么、怎么说已无关紧要，他们需要的是如何走好这一着棋。他们显示出非常的耐心，一再答应可以保证所有劫机者的安全，但是他们提出，飞机降落在南朝鲜国土上，他们有国际义务和责任来妥善处理这个事件，提醒台湾方面不要干涉南朝鲜的处理方案。
接下来，作为同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南朝鲜方面对机组和旅客的安排和热情，是大家无论如何意想不到的。
第二天早餐后，机组人员和旅客登上一辆大客车，走了大概四个多小时到了汉城，被安排在一个叫华克山庄的超五星级宾馆。据说这是以一个死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将军的名字命名的，是用来专门接待高级贵宾的。不仅如此，南朝鲜方面还安排手持鲜花的少年来欢迎。但是，机组人员和旅客都不领情，拒绝了他们的献花。旅客认为，我们是被歹徒劫持到这里的，不是应你们的邀请来做客的贵宾，不是应该欢迎的事儿。
走进宾馆，警察又把机组人员和旅客带到了餐厅。餐厅里完全是一个大宴会的场面，四五十个火锅摆在那儿，高级茶具、餐具摆得满桌子都是，还有乐队，场面很隆重，可是，机组人员和旅客除了吃饭，别的一概拒绝。
当天晚上，南朝鲜方面专门为296航班准备了一场演出，演出的节目既有非常传统的朝鲜族舞蹈，也有穿着比基尼表演的杂技，旅客看了都很吃惊，但能感受到南朝鲜方面的接待还是很热情的。从七日早餐后，旅客们几乎一刻也没闲着，被安排将所有令南朝鲜人引以为荣的地方都参观了。
机组人员和乘客一面享受着南朝鲜方面的热情，一面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是的，南朝鲜方面在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面对“好朋友”台湾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压力，对机组人员和旅客如此超乎寻常的友好，为什么呢？
二一张名片搭起的外交桥梁
五月五日那天上午，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正在中南海勤政殿里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中国民航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谈到反劫机工作时，说世界航空史上，自1930年在秘鲁发生第一起空中劫持事件以后，劫机事件频频发生，在1960至1980年间就发生了五百多起。而中国民航建立后，虽发现过几起预谋劫机案，但直至进入八十年代还没有一名劫机者得逞，可以称得上是奇迹。
世上的事往往是惊人的巧合。
就在沈图谈到中国的反劫机工作还刚刚起步，在人力、经费、技术设备等诸多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着发生问题的隐患时，会议室里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声：“民航局长，有特急电话。”
沈图接过话筒：“什么？再说一遍！”在场的人已从沈图突变的脸色上发现了一种严重的事态。
“沈阳至上海的296号航班被劫持！”在座的人几乎都惊呆了。
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进入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需要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在此之前的七年中，一连发生过六起劫机未遂案。而进入1983年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三次，不过出于保密的原因当时未公布于世而已。
劫机事件发生的消息立即上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当时的总书记接到电话报告，在话筒里沉默许久。之后，他以严肃的口气，要求保持冷静，认真妥善处置，调查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因，坚决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最高领导的语气，透露出对事件高度的重视和内心的忧虑。
沈图立即离开中南海勤政殿，急匆匆赶回民航总局。
沈图赶回民航总局调度室，没有顾得上听取现场指挥员详细报告情况，便急切地走向指挥台接过了指挥话筒。他心里明白，此时机组人员受到歹徒的严密监视和威逼，无法将空中发生的一切向地面报告，但估计还能听得到地面的指挥。他不断地向机组发出命令，要求全体人员沉着冷静地执行空中反劫持预案。同时命令沈阳至上海航线附近的所有机场都迅速做好指挥引导客机降落以及反劫持各种应急准备。
然而，飞机上的严重情况已无法挽回。开始还能从无线电中隐约地听到机组人员与歹徒周旋的声音，渐渐地已完全消失了。但是，他依然对着话筒不停地高喊：“296号，296号！你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旅客的安全！旅客第一，一定要确保旅客的安全！”
飞机去向不明，旅客生死未卜！
这时，国家航空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都先后赶到民航总局调度室。整个指挥室里，空气近乎凝固了。
下午一时，国家有关方面从外电获得了296号客机在南朝鲜春川美国空军基地直升机机场安全着陆的消息。中国政府立即将劫机事件通报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在接到中国政府的电报后，立即致电南朝鲜当局的外交部和运输部长官司及民航局局长。电报说，他们两人对中国民航的班机被非法劫持严重关切，相信南朝鲜将不遗余力安全放还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并按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决议以及南朝鲜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1970年《海牙公约》，对劫机犯予以严惩。科泰特博士还通过中国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表态：他强烈谴责这次劫机者，对中国民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他还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亲自陪同沈图局长到汉城去处理这次劫机事件。
民航总局立即由沈图局长亲自起草报告，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立即派沈图同志前往南朝鲜直接进行交涉；第二，马上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让他们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第三，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身份，要求这个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按照国际上的几大公约，也就是《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处理这起劫机事件。
当天晚上七时，中央就批准了民航总局的建议。
因为当时中国和南朝鲜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通过何种渠道迅速要回人机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最佳的办法无疑是与汉城方面直接谈判解决。
这是因为，尽管国际上有《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三个公约的保证，发生劫机案后，任何国家都有责任交还人机，惩治犯罪，汉城也在国际公约上签了字，但是汉城与台湾是难兄难弟，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一旦迫于台湾的压力，直接与台湾交涉，将使问题复杂化。
可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汉城方面联系，成了一大难题。
有人提出，通过美国或日本驻我大使馆与汉城联系。可是，如果这样，容易被外界引申为官方的接触。因为当时我国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如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南朝鲜联系或者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出面促使归还人机，又很难达到双方通过直接谈判、完整地将我方的意图表达出来、实现我方愿望的目的。
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会议一直在开，方案一个一个地提出又一个一个地被搁置，一时找不到到解开死结的良方，人人脸上布满阴云。
突然，外交部国际司有一位干部提出一个想法。他说：“我有汉城民航局局长金彻容先生的一张名片，能否按上面的电报挂号发个电报试探一下？”
沈图局长一听，心头为之一亮，说：“是个办法，直接以我的名义向汉城发电报。”
于是，电报立即发出：
金彻容先生：
中国民航班机今日中午被暴徒劫持降落在春川机场，我要求亲自去汉城同你会晤，商讨善后处理，请予协助，候复。
中国民航局总局局长沈图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
到五月六日凌晨，劫机基本情况报告到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为我方与汉城紧急交涉做了初步的情况准备。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伙人是触犯我国刑法本应受到惩处的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可以想象到劫机分子在汉城会编出一套所谓投奔自由的谎言，但它掩盖不了畏罪潜逃的事实。他们劫持飞机外逃又触犯了国际法。而且他们的作案地点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仍然属于我国管辖的范围之内，我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汉城方面将劫机犯引渡给中国来依法惩办。
我方要求去汉城直接谈判的电报发出后，一方面加紧内部的调查，另一方面密切注视着汉城的动向。
虽然离发出电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二十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汉城方面的正面回复，但以消息快速灵通而著称的美联社以及日本共同社不时传出关于劫机事件的新闻报道。经综合分析，说明南朝鲜对我方电报及处理此次事件十分重视。有一条报道称：“通过南朝鲜当局与劫机犯谈判，机组人员与旅客在飞机上停留了八个小时以后，确于九时零五分全部下了飞机，三名日本旅客由日本驻汉城大使馆接去，中国旅客正在春川市内观光旅馆和色六旅馆。”对此，从我驻日使馆与驻美使馆已得到证实。
还有报道称，劫机者被押在秘密的地点，在中国旅客居住的旅馆外面有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入内，台湾方面多次要求与劫机犯接触都未能如愿。这说明汉城方面还没有与台湾接触的迹象。透过这种种迹象，我方似乎感觉到汉城已在作接待我方赴汉城的准备，直接谈判有望。
到五月六日上午八时，我方又得到可靠消息，旅客和机组人员分乘四辆大客车，已从春川市出发去汉城，两名伤员转送汉城三军总医院。六名劫机者也押去汉城。这一行动进一步表明，南朝鲜方面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和方案已定。我方分析认为，当天肯定有汉城方面的确切回电。
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马上召集会议对汉城方面的动态进行分析，研究我方的对策，并令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尽早作去汉城的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五月六日中午十二点，会议结束后沈图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接到汉城方面的回电。几乎同时，汉城的广播也接连播送金彻容先生欢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去汉城谈判的声明。
当日下午，国务院再次召开会议，谷牧副总理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命民航总局局长去汉城全权处理“五？五”劫机案。飞机定于五月七日八时起飞。同时用电报通知汉城方面。
飞机穿过渤海湾，抵达南朝鲜上空，汉城两架银灰色的战斗机迅即升空护航。十二时三十分，飞机降落在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停放在特定的停机坪上。
飞机的舷梯刚刚放稳，两名南朝鲜军人便走进客舱，客气地说：“请局长先生先下飞机，其他诸位请在机上稍候。”
沈图有似单刀赴会，只带一名翻译走下了飞机。飞机下虽然没有欢迎仪式之类，但是却铺着红地毯——这该是欢迎友好国家贵宾的“待遇”。宽阔沉寂的机场似乎一眼望不到尽头，除了远处有几个肃立的士兵外，见不到其余的行人，气氛有几许的压抑和沉闷。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容和几个随员立即迎上前来。金先生伸出手，面带微笑，握住沈图的手：“欢迎，欢迎！”其热情态度，是沈图没有想到的。
几句寒暄话后，沈图便在金先生的陪同下，走进了候机楼的贵宾室。
而接下来的事，是更让沈图没有想到的。
在贵宾室里，南朝鲜方面迎接沈图的，竟然是外交部副部长孔鲁明。“这是个好兆头！”因为沈图知道，孔鲁明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孙，对孔子文化颇有研究，曾出任南朝鲜驻苏联及日本大使，虽然南朝鲜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他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
尽管贵宾室很宽敞，但已被众多的新闻记者挤去一大半。摄影机的镜头和照相机的“大炮筒”、录音机的话筒一字摆开，一派临战架势。
沈图刚刚与孔鲁明及南朝鲜方面的其他官员们寒暄几句，记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尖锐的提问：
——“你们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第一次步入汉城有何顾虑？”
“没有。我们不是已经走在汉城的地毯上了吗？”
——“劫机者说是起义，你是如何看待劫持飞机的？”
“劫机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严重犯罪行为，他们是危害航空安全的武装暴徒！”
——“你是通过何种途径来汉城的？”
“应金彻容先生的邀请。”
——“你对这次会谈的前景如何估计？”
“我想是会得到多方的充分合作的。”
……
沈图半小时自如而不失原则的“舌战群儒”，使南朝鲜外交部副部长孔鲁明和其他人士肃然起敬刮目相看。的确，这位来自大陆的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非同一般，他经历过战火的磨炼，加上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民航生涯，铸就了他坚毅而敏捷的气质。汉城方面不能不从中认识到，这样一位谈判对手是万万不可小觑的，谈判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与超规格接待被劫客机机组人员和旅客相呼应，汉城方面又超规格地接待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官方代表团。简单而又精彩的“序曲”之后，全体代表团人员被请进了贵宾室，气氛也变得融和了许多。稍息一会，中方客人则由孔鲁明先生陪同驶向汉城市内。途中，警车开道，一路绿灯。那阵势，可算上浩浩荡荡八面威风，对于接待一个来自敌对国家的代表团来说，应该是超乎世界外交史的非同寻常之举了。南朝鲜方面将中方人员安排在汉城著名的新罗饭店下榻，而沈图住的房间，则曾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地方。
孔鲁明副外长又亲自陪同代表团共进午餐。
从接待的规格上，我方已感觉到会谈的良好预兆。午饭后，全体人员情绪活跃起来，思量着如何尽快进入实质性谈判，而沈图似乎更胸有成竹，显得十分冷静。不一会，孔鲁明先生来了，提出双方拟议交换工作日程。沈图不急不慢地提出：“下午我方拟去看望一下机组人员和旅客。”其实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是—种有意的试探。
孔鲁明先生迟疑了片刻，说：“还是先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后，再安排其他活动为好。”
不出所料，汉城方面为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急于对外界造成一个及时对话的气氛。尽管出自不同的动机，但他毕竟说出了我方要说的话。我方同意了孔先生的提议。
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会谈室安排在新罗饭店宽敞明亮的红宝石会议厅。
下午四时整，中方代表走进了会议厅。沈图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在自己的席位上马上坐下，笑着对孔鲁明先生说：“我们的握手不容易啊！”在场的记者们都会心地笑了。
接下来，兴致颇好的孔鲁明引用了孔子的一句名言，来了个非常漂亮的“开场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的旅客，你们的飞机，你们的机组，我们都还给你们，没有问题！那架被劫持的飞机不是损坏了吗？我们还负责把飞机修好，然后飞到汉城国际机场，我们另外派机组把飞机给你们送回去！”
沈图表示，衷心感谢孔先生对我们的旅客和机组成员以及工作组所做的妥善安排。
首次会谈，只用二十分钟，就顺利地确定了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员和工作程序。下午四时二十分，根据会谈的安排，中方人员在孔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南朝鲜三军总医院探望了遭歹徒枪击的机组成员王培富和王永昌。随后又驱车前往汉城南郊的喜来登饭店看望296号客机的机组其他成员和全体旅客。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两天忧心忡忡的生活的旅客们见到祖国派来的亲人，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自不必说。大家聚集在饭店的大厅里，沈图走上讲台激动地大声说：“同志们受惊了！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托来慰问你们，迎接你们！”顷刻间，大厅里顿时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
当大厅里略为平静，沈图的话题突然一转：“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孔鲁明先生讲话。”会场再一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一百多双眼睛一齐注视着这位孔先生。
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在孔先生的外交生涯中是罕见的，令他始料不及：它不在谈判程序之例，却又在自然的情理之中。他没有思想准备，却又无法推托。也许毕竟是久经沙场见多识广的老外交家，也许是被这种自然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他从容而稍带激动地走上讲台，说：“女士们，先生们，希望诸位在这里生活得愉快，我将欢送大家回到你们的祖国。”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两个谈判对手，一个迎接，一个欢送，无疑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和气氛下定下了谈判的基调，指明了这一事件的处理前景。
我方代表团进入汉城后，迎来了第一个晴朗的黎明。大家起得特别早，各自走进花园式的庭院，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准备着新的一天在谈判桌上进行关键性的探讨。
吃过早饭，我方人员认真细致地做好会谈前的准备，时针指到十点，双方代表按昨日安排的程序准时坐到了谈判桌上。
可是，会谈的序幕一拉开，双方就在谈判性质问题上卡了壳。
我方首先声明，此次会谈的性质是处理单一特殊事件的业务性会谈，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不承认南朝鲜为一个政府，坚持不与之发生任何政治性接触的原则立场。南朝鲜方面则坚持认为这是一次政治性谈判，想以此给外界造成一个政府间接触的印象。在这一点上，汉城方面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们对我方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以政府的面目出现，并授命外交部副部长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人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它从事实上给会谈刷上一层政治色彩。而我方则坚持你政府出面也罢，不出面也罢，我只谈单一的事件，认定是业务会谈。
争论进行了约二十分钟，双方各执一端，僵持不下，我方认识到继续这种无休止争论将会使问题复杂化，于是突然掉转话题，提议把这个问题搁下，先谈劫机事件本身。事实上，等于默认你作你的理解，我作我的理解，但是并不是谈判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外交上的辞令有时是奇怪的，虽然看似差距甚远，而往往许多的外交难题和矛盾就在这种特殊的辞令中得以融通。
汉城方面理解我方的意图，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当时，外电就曾对此作过评述：其实双方都知道性质在谈判桌上是争不清的，只有让日后的事实说话，这种争议无非是各自表明一种立场而已。北京方面灵活的妥协，不意味着失去什么，实质上为以后谈判铺平了道路。
果然，汉城方面欣然接受了我方的这个提议。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评论家们的预言那样，会谈顺利进入到归还人机的实质性谈判。
谈判桌上，我方详细地介绍了劫机的经过，以及证人证词，提议按国际反劫机公约规定的准则处理此次事件。对方在谈判前也似乎认定这一原则。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承认《海牙公约》中如下原则作为处理依据：“凡在飞行航空器内，任何人威胁或使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航空器的人，或者是这些人的从犯，即是犯有罪行。”根据这一原则，双方确认卓长仁等六犯在飞机内持枪击伤机组成员，威逼驾驶员将飞往目的港上海的飞机改变航向，飞至南朝鲜，其行为是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犯罪行为，这样，使台湾方面的叫嚣与卓长仁等自我标榜的“起义”之说，从法理上彻底否定。
确定劫机性质后，我方提出按照联合国的《东京公约》处理人机问题。
《东京公约》有这样一条明确规定：如果发生劫机，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应措施，恢复和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并应准许其旅客和机组成员尽速继续其旅行，并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无疑，我国是296号飞机的合法所有人，有理由要求汉城方面无条件送还中国；对此，对方表示承认这一原则，同意我方的要求。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我方又提出，在归还人机过程中，任何第三者都无权干预；汉城方面无异议。
至此，双方达成了归还人机的协议。第一轮谈判结束，历时一小时四十五分。
中午我方代表稍事休息，对上午会议情况进行了简要小结，大家预料到下午在处理劫机犯上，谈判将是艰难的。
下午四时，第二轮会谈开始，我方代表便单刀直入，要汉城方面将全部劫机犯交还中国政府依法惩办。
沈图揭示了卓长仁等六犯的犯罪行为。
他说：“卓长仁原是我某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长期往返广州、沈阳等地倒卖汽车，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被我辽宁省政法机关列为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之一，正准备依法逮捕法办。姜红军、安卫国原是我沈阳体育学院工作人员，犯有流氓罪，曾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吴云飞原是我广东省某农场工人，长期在外流窜进行诈骗活动。王彦大原是我沈阳某社队企业的业务员，劫机前骗走工厂一大笔现金。而那名女犯高东平则是卓长仁的情人。他们触犯了中国的刑法，应依法惩处。这臭味相投的五男一女畏罪潜逃，而且开枪行凶劫持飞机又触犯了国际法。但他们所犯的罪行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仍属中国管辖的范围，理应引渡给中国来惩办。”
汉城首席代表孔鲁明没有直接否定我方的提议，似乎很有诚意地表示：“我方同意遵守1970年《海牙公约》的原则。”但到此话音一转又说，“《海牙公约》虽然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把空中劫持罪视为一种可以引渡的罪行，但是公约也强调各缔约国只有订有引渡条约时才可引渡。”对于劫机犯问题他始终坚持就地处理。
汉城方面引用国际公法只是要寻找一种推托的借口，而他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背景，他要顾及到台湾方面的压力，但这是不能捅破的一层纸。
我方代表出国前，曾对会谈前景作过三种评估：第一，要回人机。这估计容易办到。第二，要回人机，将劫机犯引渡回国。这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我与汉城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劫机犯打着“投奔自由”的幌子，这对美化资本主义是一剂强心剂，他们不会轻易引渡给我方；另一方面，他们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将人机交还大陆，而劫机者要求去台湾，他们很可能顺水推舟，不失老朋友的面子也使台湾保持某种心理上的平衡。第三，要回人机，就地惩处劫机者。如果不能引渡回国我方则应尽一切可能促使汉城方面承诺严惩劫机者，阻止当即送往台湾。
谈判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我方首席代表估计到第二个目标很难达到，只有根据会谈情况争取第三个目标。于是，我方表示对汉城方面不予引渡极为不满，并提议，要求汉城方面按《海牙公约》严惩劫机者。
该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承允对此种罪行给予严厉惩罚……如果不将罪犯引渡，则应对罪犯进行起诉，并按本国法律作为一种严重性质的犯罪做出判决。”
汉城方面似乎洞察我方已从坚持引渡的提议中后退的意图，在谈判桌上，孔鲁明先生坚持对劫机歹徒就地惩处。他说：“这一点完全符合双方的意图，可以在协议上写明，双方同意在将被劫持飞机和旅客送回以后，劫机者就地惩处。”
这时我方在其中发现一个问题，汉城方面的提议，在如何惩处上的表达方式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既避而不谈国际法有关条文，也避而不谈汉城方面自身制定的有关严惩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法律条文。我方分析，汉城之所以希望使用“模糊概念”可能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估计我方在引渡犯罪上已经作了退让，认为只要做出承诺，让我在面子上能过得去则可达成协议；另一种可能是出于对我方决心的试探，如果能在协议上使用“模糊概念”则为他们日后处理这个事件留有更多回旋的余地，如果我方提出异议再另行考虑对策。
为此，沈图说：“孔先生同意就地惩处劫机者，这表示出贵方的诚意和合作，但必须写明如何惩处。”停了一会，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即使是就地惩处劫机者也必须严格按照汉城当局的《飞机航行安全法》第八条、第九条实行惩办，该法明文规定：“对劫机者可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卓长仁等六人在飞行途中开枪致伤人身，情节严重，理应从重惩处。
对方没有作正面的回答，提出休会十分钟。我方估计对方需要作最后的敲定，表示同意。
当再次回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气氛变得更为和谐，对方一再保证，劫机者已关押在案，一定按南朝鲜的法律起诉，依法惩处，并要求我方确切提供罪犯的名单、资料，以及证人证言。
经过长时间的法理较量，我方估计在引渡问题上已再难突破，会谈的结局基本已定。于是双方商定，各指定一人当夜起草谈判备忘录。
会谈结束前，我方代表最后还是发表一项声明，对汉城方面给予我机组和旅客提供的方便与妥善接待表示感谢，但对不同意将劫机者引渡给我方依法惩办表示遗憾，并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这时等待在门口的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拥进会议室，我民航总局局长宣读一遍书面声明，便匆匆离去。
第二天，汉城多家新闻机构报道，人机送还中国，劫机者就地惩处，中国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然而，谈判到此并未结束，在签署备忘录时又风波陡起。
双方代表带着几天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走出了会议厅，起草备忘录的工作并未马上进行。汉城孔鲁明副部长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招待中国客人，也祝贺双方的会谈成功。
宴会地点设在一个叫做“三清间”的高级宾馆，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一处处别墅式的小平房分布在绿树丛中，路灯忽明忽暗，小道纵横交错，似有曲径通幽之感。
晚上八时，代表团在孔先生的陪同下，乘小车穿过蜿蜒山区的小道，进入一片绿树丛中，在一处叫做“千秋堂”的别墅前停下。门口十几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弯腰笑脸相迎，她们懂汉语，据说是专门从大学汉语系挑选来的。
晚宴按朝鲜的风俗进行，大家席地而坐。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孔先生不愧是孔子七十二代子孙，对中国的历史颇有了解。谈到孔府孔庙等山东名胜古迹，表示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饭后，孔鲁明又带头跳起了交谊舞，双方仿佛忘却了下午的唇枪舌剑。
的确，汉城方面对我方表现出的热情是超出意料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其中可能包含某种政治因素，似在做拓宽外交途径的努力，不论这种努力的效果如何。
晚宴结束回到新罗饭店已经到了十一点多钟。中方代表卢瑞林和汉城代表金炳连按下午会谈的安排开始起草备忘录。当起草工作进行到凌晨两点多钟时，各项条款都达到了完全的共识。但一个共同的备忘录，到最后落笔时总得署上双方的名字。
在汉城方面看来，按国际关系的惯例以各自国家的称号签署文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坚持用国号签署这个备忘录。而我方因为同南朝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则表示坚决不能同意签署南朝鲜的国号。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严重的争议，僵持不下。
我方代表不得不连夜敲开了沈图下榻的房门报告情况。
回顾汉城方面几天来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劫机案争取政治主动上，是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的。如果说在确定谈判性质问题上可以你作你的理解，我作我的理解，那么谈判结束的最后签名落款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昨晚宴会上的轻松气氛，此刻已荡然无存。
赴汉城以来虽然遇到不少难点，但经过谈判协商都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而这个难题实在太难了，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要做到不使对方太失体面，又要把事情处理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妥协方法。
可供选择的方式只有几种，一种是不写备忘录，达成口头承诺，这样做没有任何约束力，遇到意想不到的干扰随时可以变卦，这不是我方的初衷。另一种是，以交换信件的方式处理相关文件，虽然实质上也还是一种国家行为，容易被国际社会不怀好意之人作节外生枝的文章，但总比双方公开以各自国家的名号直接签署备忘录要好。再一种是以民间的方式签署文件，但最终也难以回避国号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沈图觉得有必要进行小范围的会谈，探求解决争议的可能途径。于是通过我方代表转告对方代表，要求单独约见孔鲁明先生。
五月九日上午，沈图和孔鲁明先生带着各自的助手进入了新罗饭店一处僻静的会议室。一开始，我方便坦率地提出，国号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根本原则，如果考虑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可以不写共同备忘录，而用交换信件的办法来处理文件，这同样不失为一次有诚意的会谈。
对方却认为，既然是谈判，还是应该搞一个共同的文件为好，他们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共同文件有利于对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成功的印象，但对能否写好这个文件也感到没有把握，于是提议休会研究。
下午四时复会。对方起草了一份文件，在语言上作了许多转弯抹角的修饰，最后还是没有突破“国号”的难题。会谈艰难地进行着，双方各持己见，根本分歧还是难以弥合。
时至五月十日凌晨两点仍没有结果。
这的确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在双方都在为这个问题煞费苦心之时，我方的一位负责起草的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些复杂的问题可以用简单的办法去解决。现在，既然双方分歧无法弥合，争不清，解决不了，不如求同存异，简化文字，签个名就行了。
这一见解提醒了大家，双方经过讨论，觉得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次会谈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是全部会谈中时间最长最艰难的一次。至五月十日凌晨三点，终于达成协议：备忘录一共写九条，记载着谈判的成果，处理原则，以及今后的愿望。签署的文件中没有出现国号，这恐怕是国际间谈判协议签署中没有过的先例。
达成协议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汉城方面对不出现国号表示不满，并说：主人请客人到家里来了，对主人没有一个称呼，等于打主人的耳光；我方则对文件中规定劫机者由汉城就地处理表示了遗憾。一个“不满”，一个“遗憾”，两家也就心照不宣地扯平了。
历时三天的秘密谈判终于结束了，沈图和他的三十二名随员完成了一次历史使命。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备忘录签字搁笔，沈图应孔鲁明先生之约，进行了最后一次友好会谈。汉城方面表现出高姿态，拒收我方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花去的一大笔费用，再三表示，由他们全部承担，还向我方代表送了纪念品。
中午十二时，沈图在新罗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感谢处理这一事件中给予热情相助的孔鲁明先生以及汉城方面的其他有关官员。
下午二时，在金浦国际机场的贵宾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过，这一次沈图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和孔鲁明先生在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中联合举行。
上海，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被卓长仁等六名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机组人员和旅客共九十五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着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架从南朝鲜汉城直飞中国的飞机)。前往汉城处理劫机事件的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也同机到达。
当他们走下飞机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姑娘向机组人员和旅客们献上鲜花。国务院副秘书长说：“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欢迎大家安全归来，并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
机长王仪轩激动得甚至说不出话来。他镇静了自己的情绪之后说：“我们离开祖国五天，现在终于回来了，心情格外激动。我们能够早日归来，完全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的结果。”
左腿负伤的领航员王培富拄着拐杖说：“在南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离开汉城之前，我到医院看望了留在那里治疗的王永昌，他一再表示，请领导和家属放心，自己牢记着是中国人！”
刚满两岁的全机最小乘客马彬成了最抢镜头的新闻人物，记者们争着为他拍照片，所到之处人们都围着他问候。他的母亲蔡如红对记者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一位职工坐在296号客机的第二排，对武装暴徒劫机的种种罪行一清二楚。他说：“五日上午，飞机从沈阳起飞后约半小时，突然机舱内响起了枪声。乘客们得知有歹徒劫机后，无不感到万分气愤，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迅速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他还说：“那帮坏家伙企图胁迫机上乘客一起背叛祖国，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除了他们自己外，全体乘客没有一个人动摇返回祖国的决心。同机的三名日本人是最早离开南朝鲜的，他们在和我们分别的时候说，武装劫持民用航空飞机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只要一回到日本，就把劫机的经过传出去，不但传到中国，还要传到全世界，让各国的人民一起谴责劫机犯罪。”
五月十三日，中国民航总局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局长沈图在招待会上说，武力劫持民航飞机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他要求南朝鲜当局将六名劫机罪犯交由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国务院于五月十八日发布嘉奖令，授予中国民航王仪轩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
一张名片架起一座外交桥梁。“五？五”劫机案圆满解决之后，我国和南朝鲜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不仅民间交往更加频繁，学术交流、贸易来往也越来越多。随着世界局势走向缓和，1992年我国与之结束了敌对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朝鲜成了一个与我国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的友好邻邦。
三罪恶的组合
劫机事件发生后，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在紧锣密鼓地处理这起外交难题的同时，立即指示辽宁省进行全面调查，查清事件真相，务必把劫机者的基本情况查清报告中央，越快越好。因为，汉城方面如果同意当面交涉，我方必须立刻出发，情况明了，谈判起来心里才有底。
几乎就在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接到劫机报告离开中南海勤政殿赶回民航总局的同时，辽宁省公安厅也接到了沈阳东塔台机场296号航班被劫持的紧急报告。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同志火速赶到了机场，准备应急措施。这里的气氛与民航值班室没有两样，后来公安厅厅长回忆说，从十一时四十分接到报告，到十三时十三分得到飞机迫降汉城，那短短的两个小时，不知是如何艰难地度过去的。
辽宁省委书记郭峰主持召开紧急常委会。
这里的气氛比国家民航局里更为紧张。常委们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人人铁青着脸，静静的，谁也不看谁，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似的。是啊！劫机事件的源头就发生在自己的省会城市沈阳，这样一伙严重的犯罪分子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如此猖狂并能得逞，他们知道自己身上责任有多重。他们需要好好地反省，向中央有一个交代。
郭峰同志简要地通报了发生劫机事件的情况后，说：“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暴露了我们工作中许多薄弱环节和漏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罪犯所在单位的领导干什么去了？公安情报机关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的活动，这么多关卡，怎么一点也没有人发现？公安厅要迅速抽调力量组成专案组，彻底查清这起案件的原因，严肃处理。”他越说越激动。会议室里静得吓人，这声音回荡在沉闷的空气中，对人心里产生的震撼显得格外强烈，在场的常委们瞪着眼睛看着书记。
事件性质严重，领导要求严厉，人们的工作效率也高得出奇。五日下午十五时三十分，一支由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二十多名厅、局、处级领导干部和一百多名公安干警组成的庞大专案调查组，就展开了全面的侦查。当晚，就全部查清了劫机者的基本情况，缴获了罪犯留下的枪支、子弹和信件等罪证；第二天就基本查清了与卓长仁一伙共谋和与劫机事件有重大牵连的十八人的情况。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到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
其实在这次劫机事件中，参与劫机预谋活动的除了得逞的六人外，另外还有三人，其中姜红军的弟弟姜某，案发的当天就被逮捕归案。他们供述了其中许多密谋情况。
主犯卓长仁也曾有过一段他自称为“辉煌”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削尖脑袋钻进“造反派”中，成了打砸抢的骨干分子。因为造反有术，1975年从139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破格提拔到省机电设备公司“掺沙子”，掌管了全省的汽车分配大权。
在那个物资奇缺的时代，他手中握有的分配、调拨汽车的权力，发挥出神奇的魔力，上上下下包括那些地位不低的领导们都对他趋之若鹜。由此他在社会上结交了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呼风唤雨，左右逢源，频繁往返于沈阳、广州等地。名义上是从事汽车的调配任务，实则干着倒卖汽车、投机诈骗等犯罪活动，成为远近闻名的所谓“汽车大王”。1982年3月，辽宁省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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