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地唱歌

　　因为没有想到更好的名字而暂定乐队名叫“无限乐队”的乐队，是一个四人乐队。这四个人有着迥异的性格：一个带鸭舌帽、画着上翘眼线的女鼓手，一个幽默的男鼓手，一个理智的贝斯手，以及一个忧郁的主唱。

　　他们都是从四川绵阳的小县城出来的，这成了他们聚在一起的天然原因，而音乐是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真正原因。他们的吃穿住行都在平均水平以下，但他们有另一种奢侈，难过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旋律”来表达情绪。

　　聚了又散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未成年的他们，有的走出家门当起了打工仔，有的刚退伍。打工期间因为喜欢音乐而聚在了一起。有一段时间，他们只有一把吉他，就上半夜下半夜地轮流练。他们那个时候想：“如果能把这个当成职业就好了。”因为是零基础自学，大家都不在行，所以有时候即使意见不同，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所幸吉他的六线谱比五线谱要简单一些，这减少了他们入门的难度。入门了，练好了之后呢？他们心里是没数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丰富的工作替换，在餐厅里跑过菜，在工厂里做过小工，在理发厅做过美发，在工地开过工程车当过建筑工。最后共同在苏州的一个歌舞团呆过，那个时候歌舞团有一辆大篷车，每天拉着他们跑不同的地方演出。“有一次还和宋祖英同台。”鼓手突然严肃地说，当明白这个“同台”是“同用过一个舞台”，中间隔着一两个月时间的时候，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出去练摊的时间是2008年，起因是与苏州一个歌舞团的领导起了矛盾，加上歌舞团每天几十块的工资朝不保夕。于是，在一位师兄的倡议下，他们几个离开歌舞团“闯”了出去。但是当地酒吧这类他们的目标“公司”一开始拒绝了他们，“几个人就没有饭吃了。”于是师兄便提议去上海做流浪歌手。带着走投无路的悲壮和对新世界的好奇，他们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但做流浪歌手却并没有那么容易。第一次练摊，当师兄在摆乐器的时候 ，他们三个因为怯场，跑得远远的，“就装作不认识的。”这个过程长达十几天。之后，才渐渐敢去帮忙摆一点乐器，“但还是不敢上去唱。”之后，这条全然陌生的路就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但开始得并不顺利，“没唱多久就走了。”因为当时上海的流浪歌手都在地上铺上一张白色的“状纸”，在上面写一些悲惨的经历，博取同情心，他们觉得这种行为让流浪歌手变质了，使得在街头唱歌挣钱变成了乞讨，这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不太受得了别人看你的目光。”

　　后来，没顶住压力，贝斯手去琴行当老师了，主唱离开上海重回工厂打工，只有鼓手去唱了。鼓手是一个既幽默又乐观的人，2008年至今4年左右时间，他单枪匹马地背着吉他一直唱，每天唱4到6个小时。“唱着唱着就习惯了。”比起来，主唱的小心脏脆弱一些，他辞去工厂的工作之后，又到贝斯手的琴行门口摆起了烧烤摊，依然没勇气开唱。“血本无归啊。”鼓手用夸张的语气为主唱的最后一份工作做了总结。在一些宿命论者看来，这些失败就像在冥冥之中为主唱指了一个方向。在他感到不太好意思再和贝斯手借钱的时候，终于向这个“方向”妥协了，“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唱歌吧。”距离他重新把唱歌当饭碗，已经过去4、5年了。同时，上海的行人，用了4、5年的时间学会了不再把流浪歌手等同于乞丐。

　　主唱还记得自己重返上海时见到他们的情形，因为找工作奔波的缘故，鼓手和贝斯手大夏天被晒得很黑，“跟从非洲回来的一样。”

　　喜欢，在做

　　终于，这个曾经雨打风吹去的乐队又像浮萍一样被同一阵风吹到了一起。没变的是他们依然对其他歌手写状纸演苦情戏很反感，“我就是在这里唱歌的，你愿意支持就支持。”鼓手当年演出的时候还会在吉他套旁边放一张纸，上面写着：“流浪歌手，街头献艺，谢谢支持。”现在，他们连纸也不放了。

　　以前他们一个人出去，车显得并没有那么必须，现在他们一群人加乐器出行，没有车就会很不方便。如果遇上城管，还要转战别的地方，有了车，一大帮子“家什活计”挪起来也比较方便。他们交付的是没有固定停车位的停车费，每月100元，这在上海算便宜。“不管是去商演还是去街边唱，我们回来都会比较晚，基本上都是12点多，1点多，只能停在路边。”这样就有被贴罚单的风险。

　　出去练摊时，他们一般不会把车停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库，他们在地铁的出口后面找了一个隐蔽的停车点，是交警违章停车的盲点，这样，就节省了一笔停车费。

　　也许，这辆有点年岁的二手车开起来并没那么顺手，但却是他们在上海各个街头用音乐讨生活的伙伴，载着他们的乐器，也载着他们前行。就是鼓手真的很不厚道，竟然因为当兵时开的是坦克，就很嫌弃地说开车“没什么意思。”

　　贝斯手已经有了身为“音乐人”的自我意识，说自己喜欢休闲的城市越野，不喜欢商务车，“因为玩音乐的人都不太喜欢受约束。商务车是当老板的人开的。”

　　乍眼一看，他们和普通年轻人之间并没什么不同，但因为志同道合，他们之间肯定又多了一层什么。除此之外，他们更不缺互损的年轻人相处之道，并乐在其中。因为贝斯手个子不高，但他既会弹又会唱，还会作曲，能力比较全面，其他人就挤兑他“浓缩就是精华”。地震后他们的县重新划分了，鼓手就嚷嚷着：“你跟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贝斯手说自己给一个“小网络歌手”写了一首歌，另一个人冒出来叫着：“人家是内地著名歌手好吗？”当回忆起2002年、2003年的往事时，鼓手站在窗口，脸上打着逆光的阴影，用川味很浓的普通话说：“那时我还没有剪去长发，也还没有留起胡渣。”令人冷峻不禁。当问他们都唱一些什么歌时，鼓手又立马鬼马地接上去说：“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我们的要求之下，贝斯手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歌名叫《请你爱上我》，低头拨弦的时候，贝斯手突然抬起头调皮地笑着说：“这首歌是我自己的单曲。”之后开始唱起“我没有洋房和保时捷，但请你爱上我。”

　　相比贝斯手和鼓手善于用开心的自嘲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主唱显得深沉很多。“有人问我做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说，我是搞街头艺术的，有时候我会说，是卖唱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主唱笑得有点勉强。他是一个内心比较细腻的人，行人说的一句“谢谢你们的歌，这是门票钱”让他感动至今。他希望将来能学编曲、出专辑，但现在看来都还太遥远。“喜欢，在做，就好。”他说这句话的语调很温柔，坐在床边抱着吉他散发出一种安宁的气质。

　　无论他们内在的性格如何，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投入，更出于“不太会讲话”，当他们的身份转换为街头艺人抑或流浪歌手的时候，他们一般无太多言语，只是沉默地唱歌。

　　文 / 林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