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革命党人绝望中的冲动

　　清末的暗杀之风，肇始于清政府对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赏格”或“花红”。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对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曾悬赏10万两白银索要两人的人头。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被清政府用“花红”和“赏格”索命的历史更长。在孙中山领导创建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17年间，清政府针对孙中山一人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按照《大公报》1908年的报道，当时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悬赏总数已近25万。因为孙中山比较谨慎，革命党人对其严加保护，才没有被清政府暗杀，即便如此，孙中山也直到1911年才敢公开回国。

　　就辛亥革命的前十年而言，革命党人才是政治暗杀的主角。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万福华、章士钊、俞大纯、吴樾、徐锡麟再加上袭击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都是学养深厚之士。

　　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如吴樾所言，具“杀一儆百”之效。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另外，革命党人暗杀满清权贵或多或少地都与武装起义有着关联。从开始的“辅助起义”，到后来的“振奋人心”再到最后的“发泄悲愤”，暗杀活动从开始的革命辅助手段，越发地成为一种孤立的行动。特别是在1905年至1910年革命形势最危急的时刻，起义屡遭失败、前途的不明确导致革命党人内部的分裂，这个时期的刺杀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除个别刺杀成功外，大多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只是为了证明革命的存在性。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1911）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当事人多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革命的悲壮胜于暗杀成功的信心，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

　　辛亥革命后，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英雄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推波助澜。

　　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隆隆炸弹声中，满清大厦岌岌可危，革命党人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满清当政者也闻风丧胆。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遗憾的是，民国草创后，部分革命党人习惯了用极端暴力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让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蒙上了一层阴影，且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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