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一位小说家的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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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4-26 10:52
彭柏山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职业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一生痴迷创作的小说家。可是，如今最值得探讨的已经不是他这双重身份，而是作为优秀小说家在创作上发生的一次逆变。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小说处女作《崖边》一出手，就得到胡风、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坛大佬的高度评价。然而，到了原本应该“少年文章老更成”的年龄，他耗尽一生最后时光写出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却让大家觉得难以卒读，干瘪得竟像部小说体的战争回忆录。
是什么导致了这位天才作家的逆变？
一、关于《崖边》
1932年底，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来到上海，向党中央反映那里残杀“AB团”的情况，以制止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更大危害。
彭柏山反映情况的信，通过周扬交给了党中央领导。党中央领导肯定了他的立场是正确的，但要他立刻返回原地，去坚持斗争。彭柏山不能这样无功而返，他说：“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都会被杀掉。”党中央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回去就等于送死，他也没有听从党中央指示，自作主张地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党组织做出对彭柏山开除党籍的处理〔1〕。
彭柏山酷爱文学，有志于小说写作。党籍没有了，不能再为党工作，也就为他的文学梦提供了机遇。经周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认识了负责左联宣传工作的胡风。在胡风的鼓励下，他也像其他流落上海的进步文学青年一样，租了个亭子间，开始了小说创作。
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的彭柏山，没有固定经济收入，日子过得十分潦倒，几乎是在饿着肚子搞创作。胡风有一次去看他，发现他“穷得没有饭吃，又没有钱，每天买几个烧饼，买两个铜板的酱油，用大饼蘸着酱油吃，解决生活”。胡风心有不忍，总想给予援手，但他那时的经济也很困难，顶多只能给彭柏山一、二块钱，让他多活几天。后来，胡风把这种情形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嘱咐他，在自己每月捐给左联的二十块钱中，拿几块钱给彭柏山以维持生活。有一次，胡风代鲁迅先生请左联十来个青年作家吃饭，彭柏山也在所请之列，从此也就和鲁迅先生认识了〔2〕。
不久，彭柏山的创作成果出来了。他根据湘鄂西苏区那段极左路线带给他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写出了一篇名为《崖边》的短篇小说。
彭柏山生性谦虚谨慎，况且是初次出手，心中无底，他要先把小说拿给行家看看。应该说，在他认识的文人中，最能给他小说提出正确指导意见的，首选的是鲁迅与胡风。也许，他觉得已经给两位先生找了不少麻烦，不好意思再多去打扰；就亲近程度来说，还是周扬，于是就把稿子先拿给周扬看了。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周扬看后的评价，实在叫他哭笑不得。
对于文章的好坏，周扬未置一词，却只说了一句题外话：“字，写得不错。”如此尴尬的评价，并非没有先例，那就是《解人顾》上的一则笑话：一人持所做文章求教于某先达，某先达极称其字佳。其人曰：“某只求指示文章。”某先达曰：“据我看来，还是这字。”这位先达所以称赞字好，而不论文章，显然是碍于情面，不便说文章不好。但是，这种碍于情面，不便说出真话的情况，怎么可能在周扬与彭柏山之间出现呢？
彭柏山与周扬同是湖南老乡，周1927年来上海入大夏大学读书，彭1929年来上海入江湾劳动大学读书；两人同样是在读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两人都是文学的发烧友，同样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周扬1930年参加领导中国左翼运动，1932年出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彭柏山1931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文艺研究会；当1932年彭柏山再次到上海时，是周扬介绍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从现有的资料里，我们虽然无法知晓两人交往的具体细节，但从乡党情谊、文学爱好、思想倾向、组织关系，以及1955年彭柏山被打成胡风份子以后，碰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依然还是向周扬求援的事实，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既然有这些关系在，为什么连一篇小说的优劣妍媸，都不愿道出实情呢？
那么，是不是小说写得不好，周扬怕说了真话而伤害朋友，影响到朋友的创作情绪，因而才拿一句打哈哈的话来做遮掩？但是，从小说自身的质量以及周扬的鉴赏水平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可能又绝对不可能存在。
先看小说的质量。
当彭柏山在周扬那里得不到明确评价，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把《崖边》拿给胡风过目。胡风看过后，态度与周扬大相径庭。一个从未写过小说的人，一出手就会这样好，令他十分惊喜。他几乎有点不相信地说：“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他对这篇小说的具体评价是：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然也有人写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但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彭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随后，胡风又把小说拿给了鲁迅先生。鲁迅看过后，直接把它推荐给了杨骚先生，那时杨骚正在筹办一份文学杂志。从鲁迅的这一举动，看出他对这篇作品的肯定与重视。
1934年6月，杨骚在其主编的《作品》杂志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崖边》，发表时的笔名为冰山。同年９月，茅盾在大型文学杂志《文学》的“书刊评述”栏里，对近期较有影响的作品进行评述，《崖边》也在其中。茅盾写道：“这是用了严肃的笔调，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冰山好像是新人，他这一篇实在写得不坏。”1936年6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先生到中国来，作为文化交流，要求中日两国“交换彼此的创作”，请鲁迅先生给予推荐作品。鲁迅在选了萧军一人的作品后，就因病把任务交给了胡风。胡风根据鲁迅的交代，把彭柏山的《崖边》也推荐给了山本实彦先生，后在日本《改造》月刊再次发表。同年８月，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为青年作家出书；得巴金认可，胡风把《崖边》及彭柏山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收集起来，以《崖边》为书名结集出版。
有胡风、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不约而同地看重，至少可以证明，在当时，《崖边》确是一篇获得公认的好作品。
七十年后再读这篇小说，是否有过时之感呢？我认为没有。
当年，触发彭柏山写这篇小说的冲动，显然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但进入小说后，这种批判意识则不见痕迹，那种雋永的意味、深沉的思考，皆以生动真切的形象出之。从叙述的生动、结构的紧凑、穿插的巧妙、故事的简要、人物性格的鲜明，看得出彭柏山厚积薄发，取法乎上，对小说艺术多有体会，深得小说创作之真谛，一出手就有大家气象。更为难得的是，掩卷之后，阅读的余绪依然不绝如缕。我们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压迫，一种浓云般的忧虑让我们不能释怀，那种过火的斗争、唯我独革的阶级优越、随便给人扣帽子的粗暴政治手段……虽然在小说中未着一字，但我们却会在小说情节推进过程中时时感受到，这些意识形态已经像种子一样，落进这些最初闹革命的贫苦农民心里。今天就是昨天的影子。小说以《崖边》为题名，是说两个小人物的故事发生在崖边，是不是也暗示极左思潮把革命的命运也带到了崖边？
我以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对于稍稍读过一些小说的人，都不难看出《崖边》在人性的揭示上，给出的认识价值留下的永久思考。从小说所透露出的技巧与功力，更不难看出彭柏山小说创作天赋与潜质。而此时的周扬，介入文学已经很深。作为翻译家，他已经翻译了不少大部头苏联与欧美小说；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已经写出了不少富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作为编辑家，他在左联机关文艺刊物《文学月报》担任主编。就拿其中的任何一个头衔来衡量，他都不可能对《崖边》一点具体看法都没有。况且他那时正在提倡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而《崖边》又是一篇真实到纪实程度的作品，他更应该是有话可说。
有看法，有话可说，却巧妙闪躲，避而不谈，想来周扬是有难言之隐的。我们只能猜想出一种可能，他当时身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对于文化工作是有导向责任的，表态是有纪律约束的。再考虑到党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对于一个刚刚被开除党籍的人，写出的小说又包藏着如此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说好说坏都有不便，没有态度便是最好的态度。
写出《崖边》以后，彭柏山又接连写出《皮背心》、《忤逆》等四个短篇，都收在小说集《崖边》中。从这几篇小说所展示的整体水平，彭柏山的小说创作前景被人普遍看好。
二、关于《战争与人民》
作为小说家的彭柏山，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就像流星一般稍纵即逝，他终究无法抵御革命的力量。
1934年5月，经左联支部介绍，彭柏山重新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当年冬天，他就被抓进国民党监狱，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才得以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为党的文化工作，又在上海不畏险恶地撑了一阵子，即由党组织分配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作为部队指挥员的彭柏山，转战南北，戎马倥偬，依然不能忘情于文学，战斗间隙也还写些零星的文字，但潜心构思与坐下来写小说是不可能了。只是他写小说的梦想一刻也未曾中断，一部长篇小说的设想，一直在头脑中孕育着。这应该是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战争与人民》。
1955年5月，正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位上的彭柏山，可谓是祸从天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他推上“胡风反党集团”的祭坛，在一个夜晚被警察抓走。1956年底，释放出狱，降级使用，等待向边远地区发配。此时，被搁置多年的创作设想，突然变得强烈起来。用彭柏山的话说：“现在要继续为人民服务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了，如果从事创作，对人民也许有新贡献。”为了这“新贡献”的付诸实施，他开始向组织请求，希望给他一些时间，把这部小说写出来。请求很快得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的支持，以市委名义批给他一年创作假〔3〕。于是，他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酝酿日久，早已烂熟于心，再加上一场厄运带来的人生紧迫感，小说写起来也就较为迅速。1959年底，在彭柏山即将发配青海之前，《战争与人民》第一稿完成了。
第一次写长篇，又是在一次接一次政治运动的大背景下，与第一次写出短篇《崖边》相比，彭柏山更感到心中无底，他还是要先找个行家帮他看看。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不忘周扬，一直觉得周扬会帮他。周扬在文艺创作上是内行，此时又在中宣部副部长位上，管的就是文艺创作这摊子事，把稿子寄给周扬当然是最佳选择。他既希望周扬能够提出修改意见，更希望能够帮他寻找出版途径。
稿子很快被退了回来，但周扬是认真的。他认为这部作品不能发表，具体的意见是：“离开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离开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所写的女主人公小资情调太重，不能正面表现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4〕应该说，周扬的批评是很严苛的，一个“太远”，一个“太重”，小说的基本思想倾向就被全部否定。周扬要求“正面表现”战争，更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强其所难，要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就此推断，周扬隐含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修改。然而，这部小说寄托着彭柏山的人生理想、社会责任，一个革命者未竟的事业，他怎么可能放弃修改、半途而废呢？因而，他还是认真听取周扬的意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人到哪里，就把稿子带到哪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地修改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在河南农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彭柏山，首先遭到冲击。他的日记、照片、论文、笔记、信件、讲稿以及十多篇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部被红卫兵抄走，幸运的是《战争与人民》未被发现。此时，彭柏山已经无法预测到自己的明天，感到生命的紧迫，他最放不下的就是这部小说，他要抓紧时间完成它。时值北方天寒地冻，呵气成冰，房间里又没有取暖设备，他就用一条旧军毯裹着两腿，进行最后的润色与杀青。就在他被批斗致死的前三个月，他把这部经过六次修改、长达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誊清，用布包好，挂号寄给了在上海的妻子。
十年浩劫结束后，为了这部小说的面世，也是颇费周章。先是在北京开会时，王元化找到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的赖少其，小说得以在大型文学刊物《清明》选载部分章节；后是彭小莲到北京找到已经无权的周扬，周扬又找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小说才得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遗憾的是，一部几乎倾注作者全部心血，凝聚作者崇高精神寄托的长篇小说，而且出版在一个靠小说推动思想解放的非常时期，稍有新意都可引起全国轰动，当时却未产生丝毫反响。
就小说的内容看，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既包含重大思想意义，又容易从中展示深刻的人性：
1946年7月，中国人民刚从八年抗战中喘过气来，国共两党又开始全面内战。作为国民党一方，蒋介石令汤恩伯率十五个旅约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作为共产党一方，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集中华中野战军十八个团约三万三千人，奋起反击。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连续作战七次，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与五个交通警察大队，以“七战七捷”驰名中外。
小说以“七战七捷”为宏大背景，通过华中野战军一个主力团——“老虎团”的活动，以及与黄桥地区百姓的血肉联系，既展示出这场战役的波澜壮阔，也表现出人民与战争的鱼水关系，说明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人民的支持。小说的中心人物有两个，一对农民出身的年轻夫妇。男的叫季刚，是“老虎团”的一个排长；女的叫丁秀芬，是黄桥地区一个乡的民兵队长。如此安排，主力部队的作战，地方民兵的配合，军爱民，民拥军……通过这对年轻夫妇的离合悲欢，巧妙而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成了小说的基本结构。
从以上构思看，小说的背景是容易产生震撼力的，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是容易生动出彩的；以小见大，以局部概全局，以生动形象现抽象意义，遵循的也还是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就对小说所写内容的熟悉程度看，彭柏山原本就是农民出身，由“老虎团”副政委到政委，参加过华东战场所有的战役，然后转战中原，直到大军渡江。即使贴着熟悉的生活写，成为那段生活的纪实与流水账，那也应该不乏生动感人的章节。遗憾的是，太多冗赘、浅直的政治宣喻与道德说教，遮蔽了人物与故事原本应该具有的光彩。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似乎不是要通过所塑造的人物与所展开的故事，让读者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与深远的思想启迪，而是借人物与故事向读者说明革命理想、政治觉悟、道德情操。人物以概念为灵魂，故事以道理为经纬，少了小说属性，多了政治宣传的色彩，令人无法卒读。
让我们擷取一个情节，以观小说之全豹：
……当民兵队长丁秀芬带着担架队，从战场胜利返回，路过“老虎团”卫生队驻地时，看到要包扎抢救的伤病员太多，就停下来帮忙。这时，有一个重伤员从战场上抬过来了，伤员的背上、臀部和腿上全是血，因为是伏在帆布担架上，看不到脸部。丁秀芬赶快走过来帮着抢救包扎，当伤员突然把身子侧过来，丁秀芬发现这竟然是她的季刚，一下子昏倒下去……如果说，这种无巧不成书的情节安排，是落于俗套，比这更落俗套，更显浅陋的，是貌似心理刻画、实则是贴政治道德标签的议论：
丁秀芬知道季刚的负伤，不单单是勇敢，而且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她深为感动，认为他真不愧为一个共产党员。她应当以他做榜样，鞭策自己。这一来，最初看到他所引起的那种忧伤的情绪，顿然像烟云般消散了。
（而季刚）完全是出于爱护战士的结果。因此，他的内心很平静。至于肉体上受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面对这样的细节，本该有细针密缕的处理，进入感情深处，写出最感人的文字，展示人性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而简单地贴上概念标签，小说人物也就自然成了概念符号。
在谈到这部小说时，王元化曾十分惋惜地向彭小莲说：你爸爸就不该去写这个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写它干什么，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啊，这有什么价值？彭小莲也感到，这部长篇根本无法与他早期的作品比较，惨不忍睹，父亲怎会变得这样幼稚呢？什么“依靠组织”呀，“整个中华人民的心都激动起来”呀，这些空泛的词语不断出现，这哪里还是小说呢？〔5〕
王元化所以感到“十分惋惜”，那是基于他对彭柏山有深入的了解，对彭柏山思想的深刻与看问题的敏锐，多有体察。他曾经向彭小莲说过两件事：一件是，当年他也被打成胡风分子，从监狱出来，来到彭家，振振有词地对彭柏山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说是有人在那里捣鬼，他们两个都是冤枉的，他们不是反革命。彭柏山听后摇了摇头，伸着一个食指说：“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这才打消了他告御状的念头，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另一件是，当人们都被大跃进三面红旗冲昏头脑，大唱颂歌时，彭则私下对王说：“看吧，二十年以后，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运动。”〔6〕由此看，彭柏山始终是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即使在大家普遍犯糊涂时，他也依然清醒。面对这么宝贵的生活素材，他就应该写出具有较高认识价值的好作品，甚至是警世之作。他却把《战争与人民》写成这个样子，这就让人想不明白。王元化所以感到“十分惋惜”，是觉得他既浪费了宝贵的素材，更浪费了宝贵的精力。
彭小莲所以感到“惨不忍睹”，那是因为她知道父亲并不是不会写小说的人。我们说，小说创作最吃力的功夫，不在于故事的叙述，而在于人物活动过程中心理状态的真实刻画。这一点，在彭柏山《崖边》、《皮背心》等早期小说创作中，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
不妨以《皮背心》为例，看看彭柏山的这种小说功夫。
《皮背心》的故事很简单，写了一个祖辈为地主做长工的雇农，其最大渴望就是也能像地主一样，穿上大皮袍子，躺在床上抽大烟。当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他和其他三个雇农分得了地主的皮袍子。为了谁都不吃亏，他们请裁缝改做成五件背心，一件给裁缝当工钱，其余一人一件。他穿上这件皮背心后，就四处招摇，人前显摆，惟恐人家没看见他有了皮背心。已经是大热天了，他还是穿着这件皮背心，在小镇上溜跶，有人就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这就不是个穿皮货的命。”彭柏山把人性深处的隐秘，展示得淋漓尽致。后来，地主又打回来了，地主的儿子不仅要他交出皮背心，还带兵砸了他的家，抢走所有的东西，临走又把他打了一顿。
小说的结尾十分平静的，而又意味深长：
他于是像打昏的一只鸡，懵然的瘫倒在床角下，当他醒悟转来，屋子好像新搬进来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他周身的酸痛。他从地上慢慢地挣扎起来，像八十的老妇人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牛栏门前，牛栏里也是空的，空的……
长发终于是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足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朦胧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这种贴着人物写，不说出意义来的小说不二法门，为什么在《战争与人民》中就完全消失了呢？是艺术感觉退化了吗？从他1957年写出的《俄罗斯文学发展道路》，1962年写出的《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以及1964年写出的分析鲁迅《祝福》、《藤野先生》的文章，看不出这种退化迹象。那么，是艺术观念变化了吗？恐怕也不是。一般说来，青年时期形成的艺术观念，是不太容易变化的；况且这种艺术观念是有创作实践打底的，更不可能在写这部长篇时就完全变掉。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阅读这部长篇的过程中，我们总会不时地发觉，小说在即将进入人物内心深处，完成人物塑造时，就会戛然而止，立即辅以道德高尚与政治正确的解说，去把人物形象生硬地拔高。即如前面提到的丁秀芬与季刚在卫生队驻地相见一节，就是如此。而彭柏山所以要这样做，看得出他时时都在警惕着：不要掉进“小资情调太重”的泥坑，不能“离开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他只是没想，这样写还是不是小说。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未经修改的《战争与人民》初稿是什么样子，更无法知道，彭柏山是不是在听取周扬意见后，才把小说改成今天的样子。我们只能从彭柏山大女儿的一段话里，窥出一点初稿的端倪。她说：“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真是节约啊，他把用过的稿纸给我，让我在反面打草稿。那时候，我读书一点都不用功，题目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反过纸头就在那里看起小说来。我越看越感动，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这个人做了叛徒，我难过极了，我去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变成叛徒呢？爸爸说：‘我就是想写那种复杂的人性。你根本不能想象，被抓去以后，那种刑罚有多残酷。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忍受得了的。’后来，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一稿交给周扬的，他们把稿子退回来了……为了发表，书里那些人物和那些好的细节，都被爸爸自己删掉了。”〔7〕
呜呼！想不到一个如此有独立思考的人，周扬回信中的几句话，竟会起到如此大的作用。一个原本可以成就的名山事业，付诸东流了。
彭柏山的变化，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场逆变。可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退化也是进化。所以，在那个高压主导下的年代，彭的变化不过是适者生存的主动进化而已。
在这场逆变当中，周扬的两次否定起到了大不一样的作用，其中的不同也非常容易理解。第一次，周扬代表的是地下党的意见，用的是委婉曲折的哑语，鉴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彭柏山当然可以不去理会这种隐藏的期待。但是，第二次就不同了，当年的地下党变成了执政党，当年的同乡兼学长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领导，当年暗语般的批评变成了直截了当的政治判决。此情此景，彭柏山如果还想把这部小说写下去，不逆变，那只能是这部小说的消亡——藏诸名山，传之后人，那又不是彭柏山的境界。
这是一出悲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彭柏山的悲剧，或是周扬的悲剧。这出悲剧的余音直到今天，仍在绕梁，不绝如缕。
注释：
〔1〕〔4〕〔5〕〔6〕〔7〕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1、205、245～248、206、247页。
〔2〕胡风：《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纪念彭柏山逝世十六周年》，转引自《彭柏山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页。
〔3〕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转引自《彭柏山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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