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武从文的小说家何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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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4-26 10:53
何海鸣（1891—1945），原名时俊，湖南衡阳人，笔名有一雁、衡阳孤雁、求幸福斋主等。他出生于广东九龙，当七岁时，英国政府向清朝强行租借九龙半岛，次年又镇压九龙人民的武装斗争，激起幼年的何海鸣的义愤，他后来常对人说：不知今生还能重见其复为中国疆土否？1906年，十五岁的他已读毕五经四史及诸子书，下笔千言。他只身来到武汉，考入两湖师范礼字斋，不久因无力支付学费，改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一营当兵，随后被挑选入随营下士学堂学习。他当了两年多下士及下级军官，在军队中组织文学社，与当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蒋翊武（文学社社长、《大江报》领导人之一）一起，谋求推翻清朝政府。后因事泄被迫退出军队，任补习学校国文教员及军操教习，并创青年学社。此时，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一张机关报《商务日报》创刊，他被招聘为编辑，由此开始了报人生涯。
不久，他又跟随蒋翊武到《大江报》任副总编辑，并兼做上海《民吁》、《民立》等报通讯员，继续鼓吹革命。1911年7月17日，他在《大江报》上发表《亡中国者即和平》的短评，激愤地痛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批驳改良派、立宪派分子企图利用请愿等“和平”方式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认定“和平”是“亡中国”之道，是走不通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在何文发表后九天，国学大师黄侃更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澄以“言论激烈，语意嚣张”及“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于８月１日查封了报馆，报纸被“永禁发行”，詹大悲和何海鸣同时被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湖北“大江报案”。何海鸣先是被关进汉口的看守所，后因整日编戏词大骂清政府而被押往礼智司，在惨遭殴打后，被判处死刑。在等待行刑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被解救出狱，出任汉口军分政府少将参谋长。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发，中山先生力主讨袁。据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叙其事云，黄兴于7月15日入南京，称总司令，前后仅十四日，因师长冷遹等受敌方贿买，自临淮不战后撤。28日，黄兴决离宁，行前，海鸣谒黄，并说：“袁氏祸国，公为开国元功，当筹其大者重者，暂赴海外图大举，海鸣为激发革命士气，拟统率所有兵力，和袁军一拼，以示三军将士之心，皆与公相同，惟有少数军官不肖而已。”黄兴以其志颇壮，给以万金，叫他相机行事，海鸣便以此款发动干部。8月8日，海鸣入居都署，再宣布独立，申电讨袁。下午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带卫队百余人到都署，陈为冯国璋的女婿，与冯早通消息，他和海鸣素未谋面。一见海鸣，看他身材仅及中人，容貌也不出众，对之颇为轻视，便大声道：“你是什么人？”海鸣道：“我何海鸣也！”之骥回顾卫队：“把这革命党扣起来！”陈卫队中不少是广西籍，相顾疑愕，以何海鸣三字与胡汉民音相近，误以为即胡汉民，出来后，告诉同乡弟兄：“胡汉民是孙中山先生左右手，怎能让革命伟人听人宰杀？而忍心坐视！”这话一传十，十传百，立时传遍军中，时第八师两广籍弟兄在半数以上，韩恢见弟兄们窃窃私语，查知其详，便同平常和海鸣接近的那些干部同志商量，不如将错就错，来发动一下。遂率众百余人呼噪入督署，一路喊：“释放胡汉民！”“大家来解救革命伟人！”把陈之骥吓得跑了，大家拥海鸣出，称代黄兴为临时总司令，韩恢为副总司令。不久，袁军冯国璋、张勋两部，自浦口、扬州分道渡江，把南京团团围住，雷震春诸将也率各部，从长江顺流而下。海鸣仓促中偕同韩恢并其参谋伏龙三个人，编整所部抵拒敌军于尧化门，前后凡二十余日。那辫子军既残且暴，张勋又有“攻下南京，任凭自由三日”之言，一个个志在必得。何海鸣孤军独战，补给又感无着，直至8月31日，事势已无可为，海鸣于敌军进城时，尚匿在草堆中，想乘机化装脱逃，后因搜查甚紧，避入日本海军陆战队成贤街之驻屯哨所，至9月10日，始化装乘日轮东渡。他后来回忆道：“癸丑秋，九月一日，金陵城破，集败军战于雨花台，台陷，兵尽窜，炮弹如雨下，予憩于草地，倦极，歌声乃作，同辈力止之，此情此景，使人不忘。”
他在日本还继续从事反袁斗争，据说当时袁世凯曾悬赏十万元购何海鸣之头，袁世凯死后，何海鸣常以此自炫。他在《求幸福斋随笔》中说：“流徙东瀛后，闲无一事，欲另编一项羽传名曰《楚霸王》，以少参考书而罢。一日抑郁甚，信口吟七律一，其词曰：‘人生如梦复如烟，明日白头今少年。不向风尘磨剑戟，便当情海对婵娟。英雄儿女堪千古，鬓影刀光共一天。没个虞姬垓下在，项王佳话岂能传？’”
1915年3月，何海鸣以一介闲人身份由日本归国回到上海。据高拜石说，在上海一段期间，海鸣和戴季陶最接近，时为党人所营各报撰文。上海本是东南繁盛之区，声色豪华，当时第一，开国英豪中自也有未能免俗，向此中寄情托兴的。海鸣素以风流自赏，时尚未三十，且独身，遂益无所忌惮，日久遂索性向倡门论起嫁娶了，但对季陶提起，诿说是同乡世好，季陶信之不疑，并代为安排，约同志中眷属作傧介。及期，海鸣所邀请来观礼的，差不多都是北浙江路与苏州河相近地区的所谓北里姊妹，戴先生初还不觉得，有某君者，本是“马樱花下常系游骖”的翩翩年少，一见两行红粉，尽是老五老六小阿媛之辈，笑告戴氏，谓今日应称“群芳大会”，戴大窘，责海鸣孟浪。海鸣大笑道：“一样是天地生成就四肢七窍的人，何分贵贱？而且戚串中处境执业，安有尽皆相等者？”……两人几闹不欢。
何海鸣自称“予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因此当政治矛盾纠结难解时，“乃又复纵情北里上海一段期间”，他扬言“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不过何海鸣对妓女还是有些同情的，早在1916年出版的《求幸福斋随笔》中提出，“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益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丛，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他还愤怒驳斥了毫无人性的鸨母领家。照她们的说法，“我之妓女因我之金钱所购来者，我为资本家而彼为劳动者，是当服从命令与人交接勿厌，以饱我囊橐”，他指责“斯言也违背人道极矣！以美国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国之人尚不以异种人为奴，而自国之人乃反以同胞为贩卖品，此应受死刑者也。若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地位，则资本家应保护劳动者，工作尚有时间，应接岂无限制？似彼鸨所为惨无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许者也”。
1921年底，何海鸣痛下决心，从此献身说部，鬻文为生。他将一篇倡门短篇小说《老琴师》寄给周瘦鹃，并附了一封信说：“我有一肚子的小说，想要做，叫世人知道我不是没心胸的。”《老琴师》在《半月》杂志刊出后，“颇得阅者赞许，即新文学家亦有赞可者。我遂决心为小说家矣！”
1922年8月，何海鸣参加了有包天笑、周瘦鹃、许廑父、严独鹤、李涵秋等二十人组成的小说家社团“青社”。据“青社”发起人严芙孙后来记述，何氏此番至上海，耽搁了二十余天，“与上海各位作家，欢然握手，大家都是一见如故。只是海鸣的外貌，非常瘦弱，分明是书生本色，哪里瞧得出他在当年曾经掮着枪杆儿上过疆场咧”。
1926年何海鸣的《老琴师》、《倡门之母》、《倡门之子》、《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的嫖客》等五篇小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倡门小说集》，何海鸣被人称为“倡门小说家”。论者指出，《老琴师》和《温文派的嫖客》都是“倡门小说”的上乘之作。学者范伯群认为《老琴师》“是一篇描写真善美被毁灭的哀歌，是一篇金钱肆意残害艺术的血泪控诉，也是一曲老琴师用生命去抗争那些蔑视人的尊严的恶势力的颂歌。作者是用一种激越沉痛的声音，用自己的爱憎去镌刻的一篇力作。”《温文派的嫖客》篇中文质彬彬的嫖客，不仅玩弄那妓女的肉体，还以玩弄妓女的真感情为快感，当她有了向上的心时却无情地扼杀了她的希望。何海鸣指出，这些嫖客残忍的程度较之流氓拆白党尤甚，是最不人道的“心灵屠杀者”。《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书中说，民国的“倡门小说”与清末的“狭邪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将欧风东渐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融化到小说中去，她们不是什么溢美或溢恶的对象，而是同情的对象。在何海鸣的“倡门小说”中，喊出了“妓女也是一个人”的呼声，提出了“不能违犯人道，蔑视女子人格”、“还妓女以自由意志”的原则。
除短篇小说外，何海鸣还在《半月》杂志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十丈京尘》长达两年之久。《十丈京尘》之后，又在1926年出版中篇小说《倡门红泪》，由上海大东书局印行。
1927年春，孙传芳以五省联帅开府金陵，抗拒国民革命，声言“讨赤”，何海鸣受孙命，担任宣传事宜。之后，又投入张宗昌军，自隳前途。1929年10月15日出版的《上海画报》有《何海鸣潦倒沈阳城》的报导云：“求幸福斋主人何海鸣，固曾以文学鸣于时也，惜以潘馨航之介，而识张宗昌，而为宣传部长……一朝堕落。宗昌失败，何乃辗转于青岛、大连。驯至赀斧不给，袱被于辽宁日站富士町五番地福兴和木器铺之小楼。自撰小启，求鬻文字，其启曰：‘浮沉人海，年将四十，鬻字卖文，原我故业。况今天下承平，四民各安其生，不才既别无所能，亦惟有以鬻文字终老矣。’语意力求委婉，其遇弥可哀已。”
1932年，他虽还在天津的《天风报》连载他的小说《此中人》与《青黄时代》，但读者反映不佳，甚至有致函报社要求“腰斩”的。小说创作的失败，使他少了一条谋生之路，使得他不得不鬻字为生。1932年5月，他的朋友为他发布一则消息：“衡阳何海鸣先生，文名震南北，书法苍劲古朴，似不食人间烟火，先生曩在南中，求书者踵接，虽有润例，不过示限制也。近寓析津，知者多按旧力求书，右乃先生所写《心经》立幅，系白宣画朱丝栏写《心经》全部，计二百六十字，并可题上款。有欲购求者，每纸十元（纸在内），如另书在泥金或红色屏条，须加五元，又扇面写此经，（金面不书）润例六元，均五日取件。天津法租界三十一号路益安里十四号何寓。每日午后收件，先润后书。”此时的何海鸣经济上的拮据，可想而知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民众群情激奋，何海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也曾连续发表了不少政论，反对日寇侵略，不料五年后，他竟出任天津《庸报》社论主笔兼文艺部长，成了附逆的文人。《庸报》原是董显光和蒋光堂于1926年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该报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在天津报界的地位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制造反动舆论，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目的，1935年由茂川特务机关指派台湾籍特务李志堂出面，以五万元秘密收买了《庸报》，李志堂任社长，从此《庸报》刊载的内容多为日本同盟社和日本报刊提供的稿件，其观点完全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庸报》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报社中原来留下的报人纷纷离去。此时卖文鬻字均告失败，生活拮据又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何海鸣于是在李志堂的威胁利诱下，加入了这个汉奸报的班底。
倪斯灵的《从辛亥功臣到附逆文人》文中，说何海鸣“除与原《中美晚报》的岑某轮流撰写每日社论外，还与其他汉奸文人组成随军记者团，配合日军宣抚班下乡进行宣传，并参与组织了所谓‘名流’赴日‘观光访问’。在其一系列社论中，他不仅亲笔写文章，主张‘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而且还在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汉口前，于报上悬赏征求预测汉口陷落日期，藉此大肆渲染日军的淫威。与此同时，作为文艺部长，他还将报纸副刊办得像模像样。在战前以写杂文、随笔著称的报人宫竹心，在天津沦陷后，困顿风尘，生活无着。何海鸣见状遂连蒙带骗，邀其为报纸写小说连载。宫为生存，只得应允。1938年初，宫竹心便将自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第一章送到报社。何海鸣阅后认为书名纯文学味太浓，大笔一挥，遂按书中主人公的绰号，易名为《十二金钱镖》。宫竹心见状，心中虽怒，但未敢言，归家后大骂其无知、庸俗，并对家人言：‘我不能丢姓宫的脸，写《十二金钱镖》的，姓白名羽，与我宫竹心无关。白羽就是一根轻轻的羽毛，随风飘动。’这便是民国著名武侠小说家‘白羽’之笔名及其成名作《十二金钱镖》书名的来历。此小说在何海鸣的策划下，于1938年2月在《庸报》连载，旋即引起轰动”。
1938年，日寇为了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在天津一面取消了《大公报》、《益世报》等半数以上报刊和所有私人通讯社，只保留《庸报》、《东亚晨报》、《新天津报》等几家报刊；另一方面纠集剩余各报负责人及编辑、记者，组织“天津新闻记者协会”，内定何海鸣为伪“记协”理事长。
1940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陷于不利地位，不得不压缩后方的开支，集中力量支撑战局，1944年采取了华北报纸统一管理的方案，在北京成立《华北新报》，其他城市成立分社。1944年4月《庸报》也被改名为《天津华北新报》，由于日方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何海鸣被日寇遗弃了。
不久，他迁居南京，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考据的长文，如《猴儿年说猴》、《三六九说》、《神道之火与民生主义》、《中国鞠躬礼》、《中国的数字谈》等，他又恢复了卖文为生的生涯。他在1945年初，开始撰写回忆录《癸丑金陵战事》，但未及完篇，于1945年3月8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以辛亥革命的功臣，后来弃武从文，成为小说名家，但晚年却投敌，成为附逆文人，旋又遭日寇遗弃，终至贫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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