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全集》书信编年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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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5-21 10:13
一
《全集》第一百一十页收有傅斯年致王献唐的书信一通。节录如下：
近中北平馆、故宫及敝所将出其善本会印，如书成时，当敬赠贵馆一部（商务承印）。前敝所赠贵馆书已交主管者，查明有阙漏即补入之，想均收到。敝所助理中，吾省人士近颇不少（于道泉、祁沛苍、张政烺、傅乐焕），将来皆大有希望。张君于古学尤为精湛，兄前以此为言，此事自必为兄所乐闻也。
……
一月十二日
《全集》暂系此信于1932年。这是不正确的。张政烺（1912—2005，山东荣成人）于193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傅乐焕（1913—1966，山东聊城人）于1937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信中提到此二人都是史语所的“助理”，因此，此信不可能作于1932年。考信中提到“近中北平馆、故宫及鄙所将出其善本会印”，此“善本会印”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景印国藏善本丛刊》。《全集》收有1936年4月5日傅斯年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出版《景印国藏善本丛刊》的缘由：“年来斯年有一微意，以为北平各国立机关藏有善本者，不妨各出其所藏，成一丛书，分集付印。先自有实用、原未流传之材料者始，其纯粹关系版本问题者，可待将来社会中购买力稍抒时。书式如《四部丛刊》，以保原来面目，且可定价低廉（《续古逸丛书》式不适用之）。至于各机关之分配，可如下表：故宫百分之六十；北平图书馆百分之二十五；北大百分之七，历史语言研究所百分之八。如选择时宗旨不在玩赏，而在流传材料；不多注意版本，而多注意实用，销路当可超过《续四部丛刊》之上。兼以公家所藏，名声较大，故宫之菁华（观海堂所藏包括在内）、北平图书馆之秘籍，未尝不可号召，在日本及西土尤动听闻。此事就事业论、就生意经论，皆有意思。”１936年4月13日、12月23日、1937年2月6日、4月29日、5月13日、5月29日，张元济都曾多次致函傅斯年讨论《景印国藏善本丛刊》的有关事宜。商务印书馆研究专家汪家熔先生对此事曾有过具体记述：“1936年，经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的努力撮合，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对商务借出所藏，第一批选印五十种，定名《景印国藏善本丛刊》。宣传样本印好后定于1937年7月1日收订。但七七事变发生，因预测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故此项工作决定停办。”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未能最终印出。商务印书馆曾于1937年9月1日发出《启事》道歉：“影印国藏善本丛刊因工作繁重，需纸甚多，当此非常时期，应付殊感困难；加以一部分原本尚在北平，无法摄照，只得暂行停刊，所有预约定户请凭原定单，向原定书处收回书款。”故此信应该写于1937年1月12日。
二
《全集》第一百四十五页收有傅斯年致严耕望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近人治石刻以之证史者，罗振玉为最精，此君实石家非金文家也，可看其《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等。
编簿录者可看缪荃荪诸人之书
耕望兄！
斯年十月四日
目下似全是机械工作，久则史学问题油然而生矣。
《全集》系此信于1935年。石兴泽先生加以考辨，谓此信绝不可能作于1935年，根据是后文1945年8月20日傅斯年给严耕望的首次回信。其言是也。然而，石先生未能全面梳理傅斯年和严耕望交往的文献资料，作了许多不必要的推测，因而得出的结论离史实真相未免稍去一间。严耕望（1916—1996，安徽桐城人）1945年7月自告奋勇申请加入史语所工作，8月20日傅斯年复函同意严的申请。8月22日两人初次见面时，严耕望根据自己的性情婉拒襄助傅斯年整理文书的任务，傅斯年不以为忤，让严到李庄史语所工作。1946年冬，史语所复员，傅斯年又任命严耕望管理善本图书。对此，严耕望在《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一文中记述甚详：“民国三十五年冬，史语所复员，迁回南京北极阁旧址。那时由后方搬回来的善本图书很多。原来在李庄时兼管善本图书的人员张政烺、游小姐都已经高就了，要另找一个人兼管这批图书。不知为什么傅先生把这项任务交付给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论文中常常引用石刻材料吧？因为善本书库中藏有极丰富的石刻拓本（我后来点计有三万多份），为国内外很少图书馆所能及。”中央研究院复员的具体时间为1946年秋。严耕望管理这批图书善本的时间应该是1946年秋之后。因为这批善本图书藏有丰富的石刻资料，傅与严通信讨论石刻资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故而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946至1950年间的某个10月4日。
三
《全集》第三百四十九页收有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一通。节录如下：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
目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的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不能包办也），尽力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保密。
……
六月二十日
《全集》将此信编为1948年6月20日。试问1948年3月就已选出八十一名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何还要在1948年6月20日写“提名名单”？考《全集》中收有1947年6月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信末提到“院士事另函”，当即此信。因此，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47年6月20日。
四
《全集》第三百八十七页傅斯年致蔡元培等人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孑民 杏佛两先生：
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盖沈阳设治安会于日本入城以后，北平的“学者”将欲划北平为中立区于日军压境之先；而为此事图谋者，偏偏正是平日最反对外国人者，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今马君南去，难免谓赞助者多人，故斯年有向院声明的必要。此事研究所同人绝未与之有任何之联系，特以环境关系，未便在此明白宣言反对，私下劝告，他们皆不听也。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按信中提到的“马叔平”即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1932年9月21日，北平文教界江瀚、徐炳昶、刘复、马衡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讨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日深，华北危急，决定向南京政府呈请定北平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意见书。公推江瀚领衔，刘复拟稿。10月初，向国民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着“寄付者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由，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该意见书曾刊载于10月6日《世界日报》。鲁迅曾改唐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讽刺此事：“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对对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故而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32年10月后不久。
五
《全集》第三百九十二页收有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不厂先生事谈好，薪加四五十元，病中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津贴以月百元，但不知如何向他说，以免其为僵局耳。我走前不及一看他，至不安。
外给志摩一信，我只知去不知写地址，乞急转。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按“不厂先生”即单不庵。单不庵（1874——1930，浙江萧山人）1920年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据单不庵的好友钱玄同记述：“不庵先生于去年（1929年）三月在上海得了脑膜炎的传染病，缠绵病榻者十个月，终于治不好，不幸竟于本年（1930年）一月十三日逝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28年10月。胡适于1928年3月至1930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因此，据信中的内容，此信当作于1929年3月单不庵患脑膜炎后，1930年1月13日单不庵逝世前。
六
《全集》第三百九十二页收有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赵斐云先生的大著的序，乞先生帮忙赶做一下！一切皆就，只等序一出即发卖了！事关资本，乞特别的快！
敬请
日安！
学生 斯年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其实此信的具体时间是可以考证的。信中提到的赵斐云即赵万里。赵万里（1905—1980，浙江海宁人，字斐云）是我国著名文献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得意门生。信中提到的赵万里的大著当是《校辑宋金元人词》。该书共七十三卷，校辑宋词别集五十六家，金词别集二家，元词别集七家，共计词人七十家，辑得词一千五百多首。1931年5月4日，胡适为此书作序，推崇有加。故傅斯年此信当作于1931年5月4日前不久。
七
《全集》第三百九十四页至三百九十五页收有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一通。节录如下：
适之先生：
手书敬悉。《独立》复刊，高兴之至！高兴之至！因为有发牢骚（公的）的机会了。
……
当然病好后第一件事是给《独立》写文，这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是快邮奉上——一封无文章的信，抱歉之至！
学生 斯年
十四日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信中的《独立》指《独立评论》。考《独立评论》周刊创办于1932年5月22日，胡适任主编，因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而于1936年12月2日被迫停刊。1937年4月2日，胡适与“《独立》聚餐，决定《独立》四月十八复刊”。胡适应当在此决定产生之后，就将消息告诉了傅斯年。因此傅斯年此信当写于1937年4月14日。
八
《全集》第三百九十六页收有傅斯年致胡适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寄上鄙著《性命古训辩证》三部。一以奉呈先生；一以送Roger Greene，一以送Duyvendak荷兰人，闻在Columbia，二人住址，斯年皆不知也。
此书草草出版，诸不满意，敬乞赐正。余另。
专颂
安！
学生 斯年
七月八日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然考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傅斯年信中提到的Roger Greene，即原协和医科大学代理校长顾林（又译为顾临，1928—1935年任代理校长）；Duyvendak，即荷兰汉学家戴闻达（1889—1954）；Columbia，即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故而傅斯年托胡适向顾林和戴闻达转赠自己的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一书。因此此信的写作时间当是1940年7月8日。
九
《全集》第三百九十七页收有傅斯年致许寿裳（原文误为“棠”）的书信一通。全文如下：
季黻先生道序：
弟来沪多日，尚未能赴京。兹将于三四日内赴京，□教不远，企予望之。兹奉上杏佛先生留下公事数件，奉上，敬希由京中一办（留交斯年），感荷无量，一切面谈。敬颂
著安！
弟 傅斯年敬上
四月二十六日
《全集》置此信于“日期不确定的信”中。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字季黻，又作季茀，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信中提到的“杏佛”即杨杏佛（1893—1933）。由于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遭到暗杀，故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早于1933年6月8日。又考《胡适日记全编》中记载，1929年3月31日、4月20日、4月27日，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与傅斯年在上海有过多次游览和晤谈。因此此信的写作时间应当是192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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