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籍贯湖南益阳的叶紫（原名余鹤林）堪称青年作家中一颗熠熠闪亮的新星。他得到鲁迅、茅盾等文坛前辈的赞赏、提携，也被不同政治立场者认可。京派文人李健吾在著名的《咀华二集》中辟叶紫评论专章，形容其创作体现了“一种精神的拔山倒海的力量海洋”、“赤裸裸的力，一种坚韧的生命之力”。然而，新星终成陨落的流星，1939年10月，叶紫因肺痨在故乡逝世，年仅二十九岁。

　　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形容叶紫可能有点夸张，他的文学生涯不过七八年，虽有《丰收》、《星》等作品传世，一直苦心酝酿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未及完成，甚至残篇也散佚无踪。但不可否认，叶紫短暂的文学生涯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带来新气息，并以不多的文字预示着可能开启的宏大格局。

　　叶紫小说以洞庭湖畔农民的苦难、斗争为主要题材，散文、书信、日记等也多见贫病、创痛之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契合“阶级斗争”、契合“革命”的文学书写，令叶紫成为左翼文学新星，被推崇为描写农民革命的“进步作家”。然而，远去战乱流离的残酷、避开意识形态式的表彰，叶紫文学所呈现的人性、人情仍持久激发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那是与时代激荡的个体生命，是跃动在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一、个人与朝代遇合的“丰收”

　　1933年6月叶紫的《丰收》刊登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之前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茅盾偶然读到这个后辈小子的文字，赞为“精心结构的佳作”。当时不少文艺刊物、报纸副刊，如《现代》、《第一线》、《清华周刊》、《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青光》等，竞相登载关于《丰收》的评论。《丰收》后来收入同名小说集出版，鲁迅更亲自作序。可以说，《丰收》让叶紫一举成名。为什么叶紫初出茅庐能获得如此关注，仅仅因为《丰收》作为“战斗的文艺”迎合了当时流行的文学工具论么？

　　回望叶紫的“丰收”成名，首先得了解三十年代的文坛格局。经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左翼文学”以新锐姿态在文坛崛起，随着“左联”成立更加呈现出独占鳌头的气势。“革命”旗帜之下聚集了大批文人，尤其是热情、单纯的青年作家——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等——都属星光闪耀的“新生代”。然而，左翼青年一代基本受“五四”文学传统的熏陶哺育，生命经验也相对单薄。他们通过文字想象“革命”，往往呈现为一个个感伤、浪漫的知识分子形象。蒋光慈《野祭》、《菊芬》的男主人公倾慕、迷惑于美丽异性，要从她们身上获得彻悟革命的契机；洪灵菲《流亡》中的霍之远不满足酒精、女色的麻醉，要从革命获得冒险的生命刺激；胡也频《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中的革命意识犹如符咒，可以俘获异性的心；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也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的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左翼文学阵营纵有咄咄逼人的理论优势，但“小资产阶级的颓废青年”毕竟不能代表革命文学，面对“第三种人”的“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之责以及梁实秋等的文学人性论，左翼阵营未免有拿不出创作“货色”的尴尬。谁能描写大众革命，谁能写出反抗的“力”？

　　叶紫的《丰收》可说应运而生。《丰收》以洞庭湖畔农民生活为题材，以1933年中国农村的“丰收成灾”为历史背景，反映农民千辛万苦抗争水灾、旱魃却落不下一颗粮食的悲惨境遇。小说突破了一般青年创作流行的感伤风格，描写对象转向底层民众，正是左翼文坛所急需的。难能可贵的是，《丰收》并非革命理论的传声筒，而是一方面描绘洞庭湖畔的乡土风貌，一方面细致、合理地写出农民被“逼上梁山”的心理过程。在文学水准上，远超丁玲那篇被誉为左翼“新小说”的《水》。放眼当时文坛，堪与茅盾刚刚发表的《春蚕》、《秋收》比肩。然而，叶紫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后辈，并且首次发表文学作品，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艳”了。

　　《丰收》迎合了时代浪潮，却实在密切关联着作者本人的生活。如果说时代成全了叶紫，其实也是个人遭遇成全了叶紫。大革命改变了叶紫及叶紫一家的命运。北伐军攻克益阳后，叶紫的满叔余璜担任县农民协会会长，也把整个余氏家庭拉进了革命漩涡。叶紫的父亲当了农民协会秘书长，大姐出任当地女子联合会会长，二姐出任县女子联合会会长、共青团负责人。叶紫则在满叔劝说下前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南陷入白色恐怖，叶紫的红色家庭在劫难逃，五十二岁的父亲和十九岁的二姐被残杀示众，母亲则因“陪斩”精神失常，其他亲人亡命天涯不知去向。从此，叶紫流浪人世。当他历经沧桑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习作时，手中笔重千钧，必须“刻划着这个不平的人世，刻划这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丰收》中云普叔、立秋的原型是叶紫自己的老表叔父子。儿子确实领头抗租，被团防局抓去枪毙了。在文字世界中，叶紫不仅描绘了苦难的农民群体，也在追忆逝去的亲人。因为难以平复的伤痛，叶紫“简直像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叶紫”这个笔名也自有含义：“叶”沿用了祖母的姓氏，而“紫”是血的象征，他是从血泊中爬过来的人。

　　可以说，残酷的命运掐断了叶紫与“五四”浪漫主义的精神血脉，却促成了他创作上深沉抑郁的悲剧风格、反映社会底层大众的史诗风貌，正符合了三十年代文坛之大势。

　　二、为底层民众立言

　　《丰收》之后，叶紫正式进入文坛成为职业作家。“因了全家浴血着1927年的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的”。叶紫的绝大部分文字延续《丰收》的题材，从不同角度呈现底层诸相：严冬时节农民举家流浪乞讨、倒毙街头；老百姓被无辜残杀、却被标榜为剿匪的功勋，甚至被杀还得上交犒劳刽子手的“刀手费”；母亲为求自保将刚出生的婴儿抛入长江，父亲被欺骗愚弄到充当诱杀儿子的帮凶……惊心动魄之处真是“太平世界的奇闻”。

　　左翼文学兴起以来一直纠缠着一个核心问题：谁，以及如何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提倡者以为，知识分子只要获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自然就能写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在这一意识决定创作的简单思路下，出现了不少“标语口号”文学、“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文学。鲁迅提出他的忧虑：“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鲁迅、郁达夫等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中生长的、本身就是平民的作者才能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退一步来说，“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然而，三十年代初期左翼阵营的文学青年大多生活经历简单。他们早年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求学或者阅读当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苏俄留学归来，一生从事教育、写作的蒋光慈笔下为何有着那么多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以泛滥的激情、以标语口号式文字塑造“突变”式英雄形象，别说不被读者接受，在左翼阵营内部也屡遭批判和清算。

　　叶紫的出现，回应了这个缠绕已久的核心问题。他是能够用文字书写、表达的知识者，但他又是“全家浴血着大革命”、亲身经历底层生活的人。在上海亭子间写作，叶紫调动了他生活辗转中“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从亡家到开始习作的五年，他一直过着流浪生活。从大都市到小都市、从小都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上海。怀着强烈的复仇心，他“不择手段”地学仙、练武，还投入地方军阀部队混成上等兵……受着关于亲人的记忆的折磨，又反复目睹、经历艰辛，叶紫终于从不经风雨的独生娇子转变为深味人世艰苦的不平者。文字的力量来自感同身受的悲悯和体察，而非生造的激情与兴奋：忠厚老实的云普叔摆下“打租饭”，一只鸡、一只鸭子、两碗肥肥的猪肉馋得他拖出一线一线的唾沫，却恭谦地、如上战场一般地服侍着老爷们进食；瞎眼的小姑娘和卖笑的母亲生活在开着雪花般芦苇的寥花洲，最喜欢听小笛子的声音；还有那个走街串巷卖香瓜子、有时给孙子带回几颗橘子糖的杨七公公，在遍地是黄金的上海活不下去，他终于在年关咽气了……

　　叶紫个人的苦难历练铸就了他为底层立言的文学品格，借用李健吾的话：“有人将牢牢记住叶紫。他成全了历史。在我们青年生活的记录上，他将占去一页。我们从他的小说看到的不仅是农人苦人，也许全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

　　三、疾病、贫困和未尽的才华

　　因为肺病、因为上海陷入抗战的纷乱局势，1937年8月，叶紫携家小返湘。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两年，伴随着延绵不断的疾病和贫困。由于肺痨毁坏了健康，叶紫不能再迅速地写稿谋生，主要靠朋友的周济在益阳兰溪老家生活。困境中，张天翼、旷达芳、陈企霞等友人纷纷伸出了热情的援手。陈企霞甚至穿上自己最威风的衣服替叶紫请地方头面人物吃饭，想为他获得多一点的照顾；张天翼、旷达芳收到叶紫的求助信，分别在他们主编的《观察日报》、《救亡日报》上向社会发起募捐。然而时当乱世，每个人的生活都惴惴不安，何况贫病交困的叶紫。友人的资助只能杯水车薪地偿还药钱、米钱，而依赖他人救济，又是如何的尴尬和刺激。

　　病中的叶紫时时想着写作，这不仅是赖以生活的职业，也是凝聚精神力量的必须。他最大的计划是撰写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在1936年就开始酝酿了：“我还准备在最近一两年内，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对那时候写下一部大的，纪念碑似的东西……”他也拟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的题目：《邂逅》、《自卫团》、《第六次入营》、《兄弟》……叶紫终于没有写出这些计划中的篇章，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日记、杂感连缀着他病中的生活，让我们窥见一个创作者生命中最后的艰难和坚持。

　　叹息叶紫，并不指向那些未及诞生、所以不免虚无的文字，主要基于他创作的成长趋势并由此显现的可能格局。《丰收》发表大概两年后，中篇小说《星》问世，它至今仍被认为是叶紫创作、乃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水准很高的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在大革命前后的湖南某地，小说的主人公、以贤德出名的梅春姐毅然决然地参加革命成为农村妇女协会的一员，并与农会副会长黄恋爱。然而，革命遭到旧势力反扑，黄牺牲了。在与黄生下的孩子病死后，梅春姐毅然决然地离开乡村，向天边闪亮的北斗星的方向走去。

　　《星》还是描绘农民觉醒、反抗的题材，但与叶紫大多数风格峻急、迫切，展现截然阶级对立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努力开掘底层人物的心理世界、尝试立体化地呈现乡村生活，实现了审美与政治的融合。在这里，农民的形象变得多层次化。陈德隆这种赌博、酗酒并殴打妻子的农民，磨光了梭镖投奔革命；风流成性、爱用燕山花涂红脸孔的柳大娘当上了妇女会的干事。当村中的女人们因被剪头发而痛哭流涕，当全体村民因风闻“公妻”、“裸体游乡大会”等谣言而惊恐不安，叶紫写出了“革命”进入底层民众生活时的复杂面貌、写出了革命图景中的自然人性内容。

　　在主人公梅春姐那里，革命动力不仅来自阶级对立、仇恨，尤其关涉个人的感性与欲望。村里刚刚掀起革命风潮，其他人还在犹豫猜疑，梅春姐头一个挺身迎上。饱受丈夫的虐待，她本以为自己“已经一半埋到土里”、“永远看不见太阳”。然而，革命不仅解放了她的肉体磨难，还满足了她被掩藏、被压抑的精神渴望。终于，她名正言顺地与长着一双漂亮的、如同星光般眼睛的爱人结合，成为村里积极而风光的革命者。谁说北斗星只象征革命的方向？在小说结尾，失去爱情、失去孩子的梅春姐也从北斗星的光亮中依稀看见了微红、丰润的情人的笑容，于是她集聚力气去追寻“明天的太阳”。个人与阶级、生命渴求与革命斗争的双重关涉，叶紫写就了底层抗争的丰富性和开放性。

　　《星》之后，叶紫的中篇小说《菱》只写成开头一章，那乡下人月下采菱的优美在有限的文字里已经呼之欲出。叶紫逐渐地成熟了，他努力从激烈的情感中挣脱出来，辛勤、刻苦地学习技艺，逐步把握着文字的余裕与节奏。正如当年的评论者曾惊于叶紫创作系列的进步：“还有比这更可痛惜的？死带走了最好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