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人天岂互从

　　近读张东荪（1886—1973）先生的《西洋哲学》，觉张东荪实有过人处，此书作为1949年以前的旧著之不同于某些后来哲学史旧著的地方在于纯净，无论介绍古希腊哲学还是康德哲学都能做到言简意赅；纯净很难，因为一旦戴上某种特定的眼镜，则哲学史似乎真的变成了唯物与唯心的斗争史了。此书乃2007年东方出版社对张东荪旧著的新印，是“方家讲坛”丛书的一种，故有旧著所没有的张耀南新序。这个序言写得好，好在揭示了张东荪一度被隐没的学术地位，张耀南先生以排除法推论“1930年以前输入西洋哲学的人不谓不多，但都不及张东荪的成绩”。这是令人信服的，不仅可以列出长长的书单，而且可以具体分析。更为难得的是张东荪不仅是西洋哲学研究家，还是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依张耀南序的话“冯友兰有一个哲学体系，但他不是通过输入西洋哲学而创立的，而是应用于西洋哲学而成立的；金岳霖有一个体系，其创立方式与冯完全相同；熊十力有一个哲学体系，但他不输入西洋哲学……唯独张东荪是个‘异类’，他尽其全力输入尽可能多的西洋哲学，又尽其全力从西洋哲学引申出、发展出尽可能多的自己的意见”。这段话颇契我心，道出了近几年读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张东荪诸贤哲著作的感觉。

　　张东荪介绍西方哲学不遗余力，这是事实，但他决不驳杂，他的纯净表现在他只专注于西方哲学史中真正的哲学家及其哲学，他没有介绍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这是需要注意的；当然辩证唯物论自有别人介绍。张东荪没有从众地介绍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纯粹哲学家的气质——本能地厌烦那些过于物质主义化的关于权力斗争的“哲学”，而这种气质是容易嗅到的，尤其那些对辩证唯物主义敏感的人。所以很快就有人（如叶青）对他进行了批判，不过在“解放前”这种批判即使武断，也还是可看作学术批评范围，因为批评者并没有权力做后盾。张东荪很不情愿地进行了反批评，他之所以不情愿，在他看来恐怕是因为批评者缺乏必要的哲学素养，再者他很可能认同一般清醒的哲学家的认识，即认为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它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距离太远。这里所谓“一般清醒者”比如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家贺麟，他的话可能代表了“解放前”一批哲学家的看法：“当时（上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先进国家’的思潮，政治上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上就是以极端决定论和极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唯物辩证法’。这两股思潮登陆中国并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除了某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其他欧美国家政治、思想界未必都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占上风，不过当时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将法西斯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并列，似乎是“常识”性见解，以张东荪的敏锐，当然不会介绍此名为哲学而实则非哲学的东西。

　　不过，为张东荪所不屑的唯物辩证法却很快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似乎说明他缺乏预见；而欧美社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极端主义逐渐衰落。这里有可深入分析的历史原因，不过本质地说来，恐怕与极端主义比理性民主主义能向民众承诺过多的好处有关，至于承诺能否兑现似乎并不为极端主义所特别关心，而理性民主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敢承诺超越自己所能知的范围，比如它不敢许诺人间天堂到来。而承诺过多很容易为民众喜闻乐见；至于理性哲学，民众理解起来感觉颇困难，条分缕析总是为不开化的人群反感。这是张东荪这样“贵族气质”的哲学家所无法迅速改变的——理性哲学强调“进化”而非“革命”，他们天生地不善于迎合民众的非理性要求，说理性主义民主可以达到“无限美好的理想国”。而一般清醒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被时代的大势裹挟，也容易丧失主见，实际上，唯心论者贺麟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逐渐转向辩证唯物主义。

　　极端主义思潮取得优势地位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而言，在对张东荪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时，理性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断了；而在山雨欲来时，他们许多人似不能如钱穆那样敏感于此并立即行动，足以说明“知难行亦不易”。“解放”意味着从牢笼返回自由，不过善于哲学思考的张东荪不会意识不到，那锁在牢笼中的如果是人性之恶，它一旦获得解放，意义也就不同于人性之善获得解放的意义。

　　以我的阅读经验，张东荪的著作、文章都是写于1949年以前，那么以后的张东荪做了什么呢？这个疑问隐约地存在心里，直到前不久看一篇关于张东荪晚年生活的短文，才意识到应该认真注意一下，所幸张东荪年表就附在新版张东荪《西洋哲学》书后，这里将“年表”的“解放后”部分摘抄下来：

　　1950年，庚寅六十四岁

　　“张东荪案”发被免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之职，被中国民盟开除盟籍。但仍为燕京大学教授，估计是教授《中国哲学史》一课。

　　刊《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本无与性空》两文，是张东荪一生发表的最后文字。

　　1952年，壬辰，六十六岁

　　夏季，燕京大学被取消建制，并入北京大学，张东荪转为北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于本年被剥夺公民权，保留教授头衔，但不得再授课。

　　1958年，戊戌，七十二岁

　　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档案、人事关系转至北京文史馆。同时被迫自北大朗润园178号原住地迁出，安身成府一处平房（大杂院）。

　　1963年，癸卯，七十七岁

　　继续栖身成府某大杂院，偶为诗词。

　　本年张东荪之孙（张宗柄之子）张鹤被劳教。

　　1966年，丙午，八十岁

　　张东荪之三子，化学家与社会学家张宗火颖与妻子双双自缢天津。

　　1968年，戊申，八十二岁

　　1月23日被投进北京昌平秦城监狱。其长子、生物学家张宗柄和张东荪同时入狱。

　　1969年，己酉，八十三岁

　　在狱中。本年张东荪之次子、物理学家张宗燧自杀于北京。

　　1972年，壬子，八十六岁

　　10月，台湾庐山出版社重印张东荪之著作《道德哲学》

　　1973年，癸丑，八十七岁

　　病死于北京昌平秦城监狱。

　　不难看出，关于张东荪1949年后做了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他基本上什么也没做，等于说哲学家张东荪在1949年后“死”了；虽然他的肉体还活着，而他的生命体承接他过去所做的工作，就导致了别人在他的肉身上有所“做”，即他被迫害，直至死亡。张东荪“连累”了家人，他活到八十七岁，已经算高寿，可“造成”后辈三人死、一人劳改（张东荪妻也一度被关押），实在“不应该”。死者现在看来都是精英，而在当时是属于社会“下层”。那么张东荪何以到了让毛泽东感到“我们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开会”的程度呢？之前毛不是夸张东荪说——北京城和平解放多赖张先生吗？直接的原因是所谓他向“美国奸细”出卖中共机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张东荪哲学气质与唯物决定论的对立。

　　在“解放前”与他人论战中，张东荪虽然并未像贺麟那样将辩证唯物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但他的确以轻慢的口气批判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他认为马克思是将革命策略当成真理，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思想家，以阶级斗争涵盖人类文明发展史更是武断，中国的《易经》也讲辩证法，然而其变异是内在的、和谐的变易，就人事方面说，中国哲学绝不提倡人类通过斗争来推动历史“进步”。从张东荪一段时期的文章看，他一度对“唯物史观”似并无多少恶感，但他的哲学兴趣与赤色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他以居高临下态度看待之，偶尔以研究家的姿态拾得一二作为谈资，在坚定的唯物辩证法哲学的信仰者看来不啻为亵渎。可想而知，张东荪的言论在1949年后的革命群众读来是相当“反动”的，所以他被关进革命监狱应该是理所当然。

　　假如监狱符合文明社会的一般规范，监狱对于年老的犯人未尝不是安全的地方，然而想像在一个随时批斗他人的社会中，其监狱却有文明社会所有的一切规范，则过于理想化了。哲学家以牢狱之灾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中国近代史具有可深入分析的“历史必然性”；不过就个案而论，恐怕与张东荪作为西洋哲学研究家的“幼稚”有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本来可以逃离雅典，但他不愿意逃离，他要遵守城邦的法律，哪怕它的判决是错误的，这在狡黠的人看来未免可笑；而张东荪虽然没有苏格拉底必须留下来的理由，却可能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深入研究唯物决定论，他对它可能抱有幻想，以为自由主义可以是孤立的精神存在，以为自己既然挽救了一座城市，“围”在“城”中的自己反倒因限制而获得精神自由，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文革”式的极权主义并非是一座可供自由主义隐居的寺庙，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肉体自由丧失后其精神自由即使存在也不能再继续以语言表达了。自由的悖论其实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消灭自由、以自由的名义亵渎自由，它发生时所体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张东荪等自由主义者之肉体与精神自由的彻底剥夺。

　　而那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也同样不能避免此剿灭自由主义的“围城”运动带来的悲剧，实际上，被张东荪称许为“士”的三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都没有离开大陆，他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人身迫害，这说明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而来的自由主义具有同一性。熊十力经过一番犹豫后还是留了下来，他虽然不像梁漱溟那样有一些入世的热情，而是尽力闭门谢客著书，是中国哲学1949年后的硕果仅存，不过晚景凄凉，据说遭遇抄家后的晚年熊十力上衣扣子全无，腰间系一麻绳，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完了”；与张东荪比起来，1949年后熊十力毕竟还苟延残喘地继续了自己的哲学生命。梁漱溟之后也写了一些准哲学的东西，但时风对他的影响似很显著，《人心与人生》杂质太多，其境界无法与以前的他自己相比；至于马一浮，他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向世界告别的诗句：“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相比之下，远走他乡的钱穆最为老到，他及早离开汹涌的“人民”洪水而情愿到偏僻地区，活到九十五岁，虽然当初香港创立新亚书院颇为艰难，可毕竟能自由地著书立说，后半生的钱穆大放异彩（虽然临死前在台湾也受了一点陈水扁的气）。

　　张东荪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其哲学生涯就彻底结束了，他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禁锢使他的哲学天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中的很大损失；不过哲学家停止说话并非意味着他停止了思想，而且一个闭嘴的哲学家也许比过于世故的变节文人更值得称道。许多文人在经受思想改造后其思想已不成其为思想了，其人生发展乃是负增长，如冯友兰以唯物史观重写的中国哲学史使自己的学术生涯蒙上了污垢，而郭沫若以新编历史剧露骨地讨好权力者，使人怀疑他的思想性著作的诚意。相比之下，张东荪虽然没有继续建设自己，但也没有毁坏自己，在此意义上他的确在特殊时代保持了精神独立。

　　就手头有关张东荪的回忆文章来看，张东荪暗通“美国奸细”的嫌疑不过是有人压制他的借口，所谓“美国奸细”只是当时极端意识形态下的命意，其字面概念和本质意义是游离的，张东荪总是维护他所理解的中国国家利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的“国家”意义是超越党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先天性的善良人性使他们不能洞察权术家的复杂心理，他们那种英国绅士加中国儒者的“费厄泼赖”精神与无条件相信人性本善的气质等高贵品质在权术面前反而成了极大的弱点。他或以为既然自己以个人威望参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的谈判而使古老北京城免于战火，此足以居此功而安度晚年，甚至幻想以其个人威望继续有所作为，就像民国时代一样，然而就其政治意识而论，显得很书生气，他的确没有在另一种意义上深入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关系——计划经济只能导致集权，其自由主义学者的态度太过宽容，没有“深刻”省悟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他幻想自由主义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当他在“杨”、“墨”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企图随着大军南下而破灭后，他又不合时宜地向最高当局建议，不要向苏联一边倒，而要同时接近美国，这导致有人嫌恶于他。

　　1959年，张东荪在看病途中与同遭人厌恶的梁漱溟偶然相遇，这是他人生历史中值得记述的重要事件。之前二人都可谓人中之龙，每一议论都会受到国人的洗耳恭听，而后来他们那笔挟风雷的气度顿失，成了自身难保的丧魂落魄的小人物，乃至任人批斗的丑角。此次张与梁相遇后，张东荪归而得诗一首，透露了他的心迹，使我们意识到哲学家并未停止思想：

　　病中一笑忽相逢，雅量休将早熟同。

　　独剖拙书融孔氏，谁翻芜史梦田丰。

　　空花佛魔原平列，奇迹人天岂互从。

　　车走雷声何可语，归来杂念似云峰。

　　此诗大有深意。张东荪虽终生治西洋哲学，然他对中国哲学与佛学所理解亦非浅，我们从“张东荪年表”中知道他结束自己哲学生涯的两篇文章是讨论中国哲学与佛学，笔者曾见他与熊十力讨论中西文化之异同优拙的通信，所论似可有与梁漱溟所论（如梁论“中国文明早熟”说）争胜处；而梁漱溟从张东荪所介绍的柏格森哲学受益亦不少，他正是通过柏格森哲学旁证了“心灵学”超越“逻辑学”——对应中学超越西学。斗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如阴阳对立统一哲学）毕竟是本质性地不同的，人类的进化的确需要斗争，然而“斗争”的意义不仅并非一定是暴力流血，而且也不是斗争越激烈则进化越快速，人并不能掌管人类自身的进化速率，就像人类从地球上诞生以及我们每个人的诞生都不是被我们自身掌管一样；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起码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他们在宁静中沉思世界显然要比焦躁地彼此激烈斗争更有助于人类文明进化。“天”与“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玄学的主题，《老子》、《易经》以“甚深甚深”的微言大义启发中国人智慧，让他们在宁静中洞察宇宙万物变异的微妙，进而在领悟大化中获得精神自由，在精神自由中有道德地行动；然而不少张狂行为还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发生了，中国历史走上了张东荪和梁漱溟都不愿看到的道路。联想1959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空花佛魔原平列，奇迹人天岂互从”一句显然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内涵和鲜明的现实讽喻意义，表明张东荪虽被剥夺了公民权，且连教书的资格都没有了，但他作为哲人的风骨反倒更凛然了，不过他的哲学只能表达在简短的诗句中，如果散文化表达则他可能因此罪上加罪，好在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容纳曲折幽思的功能，好比能将飞翔的天龙化缩到微小的钵盂里游泳。汉唐后中土人在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境遇中逐渐领悟出佛法的妙谛，佛教中国化成果就是禅宗的产生，而禅宗顿悟法门是纯粹精神意义上的思维飞跃，慧能禅师所谓一刹那到达西方净土并非如孙悟空那样在空间上到达了如来佛那里，而是指精神的自我超越，因此如《金刚经》所说，所谓普度众生实际上并无一个众生被普度，正因此才实现了普度众生——人在自我精神觉悟中实现了对自己的拯救，这其实也是道家哲学“无为”的意义——拯救并非现实的拯救是为真实的拯救，如此在纯粹精神性的自我拯救中，人生烦恼转化为菩提，即心灵中的烦恼成为通达智慧的法门，这样也就使人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人的行为也就因此自然地在符合道德的同时有所创造。以此由个体上升到群体而论，人类文明也就获得了进化。

　　而斗争哲学的拯救则相反，它是通过鼓动人类发扬人的恶性来物质主义地拯救——穷人在斗争富人的过程中浮现美丽新世界，这种拯救哲学也就将人类送到了永远斗争的蒙昧主义苦海中，因为在物质分配关系上，不仅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将以暴力重新瓜分财富作为通达平等的唯一道路，则人类就会无心专注于生产，而是盯着他人看是否比自己更富裕以便继续革命，人类就会因比赛贫穷而“竞争”以免被革命。当人们整天着魔于权力斗争，其智慧就成了造成烦恼的因素——所谓菩提化烦恼，人们面孔上看虽然依旧是人的德相，而行为上和魔鬼无异了，因人的心里住着魔鬼，他就不可能在理性哲学（如科学艺术）上用功，而只能在陷害人的方面用功，他们越智慧，祸害性就越大。此意与陆王心学、义玄禅师的领悟是一致的，张东荪诗句中的“佛魔平列”的两种意义之实现全在人类一心的转化，以无为法降伏人心，则人类同一于佛；以斗争哲学鼓噪人心，则人类同一于魔。人类固然能不断地创造奇迹，然而“奇迹”的意义有所不同。

　　当人们发扬自我的善性并以无为法激发自我智慧，则能创造出理性哲学的奇迹如科学发现或艺术创造；而当人们以善的名义发扬自己的恶性，激发自我的仇恨而破坏世界、或功利性地企图“一步登天”改造世界，则必然会在违背天道中造成灾难。试想，天道既然运化出人类它（天道）怎么可能听从人类的驾驭呢！人们只能在企图驾驭天道而被天道撞回的灾难中重新认识到天道的不可被驾驭性，而史无前例的灾难也可以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奇迹”。由此可见，“上帝的马车”只能上帝自己驾驭，人不可能在“打倒”上帝后自己坐在上帝的位置上让历史听命于自己。实际上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更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不像理性人类的历史。因此那种所谓已经发现了到达自由王国的必然道路的“改造世界的科学”是以科学的名义对科学的亵渎，它貌似高于“描述世界的哲学”，而实际上要远远低级于主张“顺应世界的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这些“杂念”像变换的黄山云峰一样在哲学家胸中涌起，当两个哲人相遇，却无从说起。然而只要此身未死，真正的哲学家就不会放下沉思世界与忧国忧民的心。

　　历史的确常有巧合之处，“谁翻芜史梦田丰”？答案是张东荪自己“梦”见了田丰。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后在周恩来的默许下，张东荪家人探访了张东荪，当张东荪得知中美关系可望改善，他说“还是我对”，指他曾建言毛泽东不疏远美国，当年不听，现在不得不如此。此事的确与三国时田丰谏袁绍用己策有几分相似，袁绍失败后羞见田丰而杀之，而张东荪则在美国总统访华后的第二年病死狱中。

　　张东荪主要研究西洋哲学，可他脱不了中国人的性情，据说当年红卫兵到他家抄家时，有人骂他反动派、反革命，他都不为所动，惟独红卫兵骂他“汉奸”，八十高龄的哲学家不顾一切地以头撞红卫兵，可见他拼了老命也要维护自己中国人的尊严。在秦城监狱里，施予年迈哲学家的肉体精神折磨的目的，就是剥夺他的个人尊严，让他感到自己在“人民”面前渺小到不如狗或蚂蚁，所以就张东荪所遭受的人身迫害而论，远不能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相比，苏格拉底毕竟在雅典人面前可以公开地为自己辩护，而张东荪只能在暗室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一个不允许自由主义思想家存在的极“左”年代里，人民却享有自由而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