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追尾”究可哀

　　我自打学会开车之后，在马路上见到最多的交通事故，便是汽车“接吻”，专业术语叫追尾。开着汽车在马路上跑，当然是一片你追我赶的热闹景象。倘若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追尾就不会发生。因此凡是发生追尾，就一定是你我太亲密无间了，依照法规判定的全部责任就一定是后者。自己的车脑袋被撞破了，又要赔偿人家的车屁股，还要接受违犯交通规则的处罚，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有人就表现一副可怜的“窦娥相”。其实你一点也不冤，谁叫你一厢情愿紧追不舍？看油画，保持一定距离，就会产生美感；开汽车，保持一定距离，就会产生安全。这都是至理名言。

　　我有次开车路过一个惨不忍睹的追尾现场时，本来见惯不惊了，可忽然“脑筋急转弯”，由此追尾联想到彼追尾。在另一条道路即政治道路上，不也经常发生“追尾”么？不也令人触目惊心么？文革时期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叫“紧跟”，谁“紧跟”谁，大凡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林彪可谓是“紧跟”的最典型代表人物了，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形象，是他“紧跟”的经典镜头。林彪的“紧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他成为“最最亲密的战友”和“最最可靠的接班人”。然而不幸的是，他“成也紧跟，败也紧跟”，由于“紧跟”得太“最最亲密”了，最终鬼使神差地坐上“超音速”飞机摔死在温都尔汗。

　　政治道路上的“追尾”悲剧，不仅发生在政治家身上，也发生在文化人身上。中国的文人总是喜欢与政治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俨然一对恩爱情侣。可政治有时是个地地道道的“无情种”，它对文化人进行“限制”和“改造”，让他们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首先拿文人开刀。从反右到文革，多少文人惨遭不幸。不过，在遭受打击和迫害的文人中，有的人一方面有难忘之痛，一方面又有“难言之隐”。他们是热衷于政治的“痴情种”，在政治道路上“步步紧跟”，也曾因此而春风得意而飞黄腾达，然而最终还是不幸“追尾”了——或身败名裂或家破人亡。“痴情”的文人与“无情”的政治，为何“冤家路窄”？剖析文人“追尾”的悲剧，很能发人深省。

　　有“中国文艺界的首领和文艺政策的主要设计师”（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百科全书》）之称的周扬，可谓文人“追尾”的最典型代表。罗银胜在其著《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下同）引言中所说：“周扬的一生，‘左’‘右’游移，是耶非耶，见仁见智；在他的生前身后，一直毁誉不一，争讼不断。”在我看来，周扬在“‘左’‘右’游移”中，“左”是“主旋律”；而他“追尾”的悲剧，正是他在极左道路上狂热“紧跟”的必然结果。

　　周扬从参加左联起就开始了“紧跟”的步伐。他在“左联”意气风发，满腔热血，“紧跟”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把文艺绑上政治战车。从此，周扬的文学观和人生观，便超前地“政治挂帅”了。他对于文艺与政治的联姻钟情不已，1980年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三十年代，我们在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在火与血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它必然要受一定政治势力、政治倾向的支配和影响。一些人叫喊‘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那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学。”〔1〕

　　周扬把自己也绑上了政治战车，并成为重要的指挥员之一，驾驶着它走向极“左”的道路。周扬在左联时期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与鲁迅交恶，与胡风和冯雪峰结怨……等等言行，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紧跟”。周扬与鲁迅的分歧，不是某个观点的小异，而是立场和身份的大不同。周扬是站在政治和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而鲁迅则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看问题；周扬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而是政治化了的“革命文学家”；鲁迅虽然在身后被冠以“伟大革命家”，但他或许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而已。正如罗银胜所写的：“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分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2〕何况周扬自从成为“党的人”之后，他就不属于他自己了，他的言行就要服从党的意志和政治需要了。譬如他为何拒不同意鲁迅、茅盾、胡风、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一意孤行坚持自己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呢？“周扬遵循的逻辑是：‘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党提的，再另提口号，就是标新立异，和党抗争。”〔3〕而鲁迅虽然是中共的好朋友，也曾向往和支持革命，但“鲁迅一直保持自己思想，以至行动的独立性。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意志，而且是有前提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具体的组织与领导人（如当时作为上海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的周扬）之间存在意见的分歧，他当然要公开提出与维护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批评与反对的权利和独立意志”〔4〕。所谓“志不同则道不合”，鲁迅怎么会“臣服”周扬的领导呢？怎么会与周扬一道坐上政治战车呢？怎么会同意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呢？怎么会赞成周扬在左联搞的极左那一套呢？

　　周扬驾驶着政治战车走向延安，走向北京。由于他“紧跟”有方，“战功”卓著，深得毛泽东主席的欣赏和信任，新中国成立后位居中宣部副部长，掌管文艺界大权，直至“文革”开始“打倒阎王殿”时被罢官。周扬“紧跟”毛泽东，虽然赶不上林彪，但至少在文艺界是名列前茅的。周扬和其他政治官员一样，把毛泽东当做党的化身。作为中宣部二号首脑人物的周扬，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譬如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最衷心拥护和最积极响应的。“周扬参加了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教导。周扬还请毛主席到鲁艺去作过讲话，指出鲁艺教学方针繁荣改造方向。周扬从此拳拳服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决实践者”〔5〕。林彪后来才炮制毛泽东思想“顶峰论”，周扬早先就鼓吹毛泽东《讲话》“唯一论”——他1949年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6〕

　　周扬对毛泽东“步步紧跟”，不仅在于思想的合拍上，还在于行动的一致上。文艺界许多人对周扬最不能容忍和谅解的，就是他发动和组织对胡风、丁玲等人的批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使他们蒙冤受难，九死一生。可是，人们也总是把宗派主义当作周扬的“思想动机”，认为周扬整他们是出于个人恩怨。这恐怕有些过于情绪化和表面化，而且这也有把周扬的错误和责任轻描淡写之嫌。我认为，周扬真正的“思想动机”，就是盲目“紧跟”。不明乎此，就不能真正探寻胡风、丁玲悲剧产生的根源，也不能真正解剖周扬最终也“追尾”的根源。

　　周扬与胡风早就是一对“冤家”。“两个口号”和“四条汉子”，是他们结怨的由来。本来周扬利用在文艺界至高无上的权利，借文艺整风运动之机整胡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可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毛泽东发动的文艺整风运动，从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开始，其目的就非常明确：“……向知识分子说明并使他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的进步，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进行的所谓‘文化教育’。这个运动也有改造知识分子的用意，并实际发展成为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但直接目的还是推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7〕然而，从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到后来批判《清宫秘史》和“《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界的反应“迟钝”和“麻木”，令毛泽东很不满意甚至大为光火。也许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和《红楼梦》研究，都是“拿古人说事”，不能触及现实。因此毛泽东就想抓个“活典型”，狠狠地触及一下知识分子的灵魂。于是，正“跳出来”写“三十万言书”的胡风，就成为文艺整风运动的“活典型”了。毛泽东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对党的领导威胁最大的，不是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而是‘隐藏’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青年导师’、‘青年朋友’自居的胡风和他的文艺理论”〔8〕。如此看来，胡风已不是周扬所想要整肃的对象，而是毛泽东为推进改造知识分子运动所要打倒的对象。难怪在开展批判胡风的运动中，毛泽东给周扬的亲笔批示达八次之多，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甚至连周扬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也是经过毛泽东亲自精心修改的；最后下令以“反革命”罪名逮捕胡风，也是由毛泽东钦定的。完全可以说，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周扬虽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枢纽式人物”，但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还是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作家陈昭在《拾得旧梦祭于伶》中曾说到，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周扬与丁玲虽然说不上是“冤家”，但也算是“对头”。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除此之外，周扬与丁玲也确实有些个人恩怨。比如丁玲为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书稿送给周扬，他却不予理睬，而这本书后来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此事使丁玲对周扬芥蒂很深，多少年来不能释怀。而且，对于周扬在文艺界推行的极“左”路线，丁玲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都对周扬发泄过不满。然而，丁玲被打成“右派”，是否周扬出于“个人动机”进行打击报复呢？其实并非如此。本来在反右前夕，周扬还在主持对丁、陈的“反党”问题进行复查，准备予以改正。不料1958年1月，在反右高潮中，毛泽东改变自己在四十年代对丁玲的文章和历史问题的判断，亲自出面对丁玲口诛笔伐。和胡风被打成“反革命”一样，丁玲被打成“右派”，在前台“操刀”的是周扬，在幕后指挥的却是毛泽东。丁玲的丈夫陈明说：“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9〕看来，毛泽东对周扬的欣赏和信任，固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才能，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听话”。毛泽东对周扬的如此“表扬”，不就是周扬盲目“紧跟”的最好注脚么？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周扬本是文人，文人整文人，实乃文人的大不幸。而文人不幸的根源，是政治和权力的斗争。有史以来，不幸的文人，大多成为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周扬驾驶着政治战车，在极左道路上与毛泽东越走越近，几乎是“零距离”了。当毛泽东根据政治的形势和需要，采取“急刹车”和“急转弯”时，“紧跟”的周扬已晕头转向了，“追尾”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本来周扬在文艺界整风和反右运动中，都是在极力“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不料毛泽东又迅猛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周扬还没反应过来，就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最高指示下被打倒，从此与胡风、丁玲“殊途同归”——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周扬“追尾”之后还一时醒不过来，也把自己当作是可怜兮兮的窦娥。他的秘书露菲在《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段》中写道：“他以为毛泽东主席了解他，从1937年他到延安，直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经常找他谈话，倍加关怀。他想，无论如何毛主席不会相信他是反党的。他从来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而且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扬对一马当先打倒他的江青还“一往情深”，“他自言自语地说：‘江青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看来，周扬骨子里还是文人品质，对领袖的崇拜和“紧跟”，也还是文人的方式和做派。他对毛泽东的“厚爱”是感激涕零的，以为自己这个“士”，是可以为毛泽东这个“知己”而死的。悲夫，周扬！悲夫，文人！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周扬的批评，周扬是一直难以接受的。可其中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很值得周扬深思的。鲁迅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周扬那样盲目“紧跟”，其实也是奴性使然。即便是“奴隶总管”，不也是奴隶出身么？不也奴性十足么？鲁迅的话虽然确实有点刺耳，可“话糙理不糙”。周扬如果在地下见到鲁迅，是否会对先生表示忏悔？

　　周扬正是在发生“追尾”的悲剧之后，才有刻骨铭心的反思。他晚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正是反思的结晶。虽然引起了一场“异化论”的政治风波，但他正是通过这样的反思，才使他回归到文人的本质。“魂兮，归来！”文人是要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否则，文人就把自己混同于政客。

　　捧读周扬的“异化论”，不禁想到，在极左政治的影响下，岂止某些政治和主义“异化”了，文艺和文人不也“异化”了么？应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文人，甘愿成为某个组织和某个个人的“留声机”，这不是“异化”是什么？周扬“追尾”的悲剧，不正是“异化”的典型么？！

　　注释：

　　〔1〕〔2〕〔3〕〔4〕〔5〕〔7〕〔8〕〔9〕《周扬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52、76、76、127、181、209、233页。

　　〔6〕《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