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的秦汉古印

　　篆刻艺术从什么时代开始，众说不一，各以其着眼角度不同而赋予其不同的界定内容，其间并无根本抵牾。例如：一说篆刻艺术是一种艺术创造，而秦汉印(习惯称谓的“秦汉印”，包括战国、秦、汉、晋、南北朝等遗存印迹)是古人以实用为目的的印章制造，不能说是篆刻艺术的开始，真正的篆刻艺术是由宋元以后文人篆刻家揭开了帷幕；另一种说法认为古印虽属实用之物，但其中存在着极高的篆刻艺术价值，今人对历史遗存接受角度在于篆刻美，而摒除其印章的实用性，那么，随着印章的出现，篆刻艺术也就相伴而生了，它的起源可推至战国，甚至殷商。上述两种说法，皆可成理，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

　　古代印章，是作为一种实用之物来制造的。在印章制造中，实用性是决定因素，而艺术美处于服从地位。印章形式和与此相随的篆刻美的变迁，受当时入印文字、制作方法、印章材质、用印方法等的制约。各个时代，入印书体对印章形式及其艺术特点产生着重要影响。战国时六国古文造成以地域为特点的书法艺术，使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风格多样。由于古玺文字的多变性、活泼性，所以就缺少了稳定性，为了增强印面的稳定及整体感，聪明的先民们便在印面上加“田、日、口”形界格，使活泼的印文得以团聚，使动势的印文与静势的界格、圆转的印文线条与方折的界格线条组成对立统一的艺术美。秦小篆出现，印面使用的是经过印章形式改造即“印化”了的小篆，此时印文虽已渐趋整饬，但艺术形式的变化总有那么一种顽固的习惯惰性。战国末期、秦、西汉初年的印章单从形式上几乎难以分辨，印面仍习惯沿袭边框界格，但已是强弩之末了。东汉时的印工们终于顺应了平正的摹印篆的需要，摆脱了印面界格的旧式，形成以东汉为代表的汉印典型形式。

　　印章形式的变化与用印方法也有着难解之缘。在钤印于泥封的魏晋以前，官印多是阴文，钤于泥上呈阳文，文字清晰不易作伪。晋以后纸张代替简牍普遍使用，用印濡朱钤纸，则阳文为优，于是官印印面向阳文转变，且印面不再受泥封局限，形制渐大。阴文变阳文，小印变大印，势必印面空阔，在实用中不利于防伪杜奸，于审美则过于单调无物，于是印文开始曲屈以求匀满，官印的入印文字形成了“九叠篆”，印章形式之变化影响印文特点的变化。此外，如铸印浑厚、凿印天真、玉印爽健，官印端庄、私印灵活，以及殉葬用滑石印、陶印等特殊质感的线条等等，这些审美意味的变化，皆与印章制作方法、印材质地、印章用途、用印方法有直接关系。秦汉印中的篆刻艺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章形制的变化。而印章形制之变，又依附于其实用特点及制作手段，归根到底，秦汉的篆刻艺术是在印章实用特点制约中存在的。

　　秦汉印的制造虽然是以实用为目的，但也伴生着艺术创造。秦汉印的篆刻美，有着人们本能地按照美的规律制造实用物的成分，也有随着印工们审美经验的长期积累进行的有意识的篆刻艺术创造。如果说古印章的美是完全出于印工们本能的、下意识的产物，是不可思议的。试看古印中的篆刻美有出于习惯性制造手法的因素，更多的则出于印工们的匠心经营。秦汉印在实用印章的制作中，同时包含着积极的篆刻艺术创造，不过这种篆刻追求，与明清文人篆刻以及今日的艺术家篆刻追求有着很大不同。秦汉的篆刻艺术有着印工们一代代群体性缓慢的、顺应自然的创造，如印章界格的生灭即是。工匠式的制作方式，每个印工不同的师承授受，也在整体的时代特点之中表现出不同的技巧性艺术特点，只是古代印人很少有名字流传下来而已。古人的篆刻创作并无心讲求什么金石气、书卷气等等，也没有种种刀法定式，他们没有想到后人会把他们奉为篆刻正宗之祖。他们只是以师徒相传的技艺，在约定俗成的形式中，进行着工匠式的、顺乎自然的、我行我素的创作。但在流传下来的那些妙趣横生的秦汉古印中，不可否认古人艺术创作的积极成分，如汉官印“都乡侯印”中线条重变化的构思完全出于匠心经营，汉私印“张九私印”中印文圆转与方折的对立统一美，决非出于无意之间。就连那些天真率意的急就凿印，那种平直排叠之中微妙的处理，除了出于顺乎操作中的自然，其中也确有着意安排的迹象。

　　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看，秦汉篆刻艺术创作在印章实用性的制约之中，缓慢地、自然地在群体印工中无意识地发展变化；从微观的、具体的角度看，每一方印都凝聚着在工匠式制造过程中积极的、着意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原始朴素的，当时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古人面对新制作的晶莹的玉印或光灿的铜印，其美的感觉决不同于后人理解的“金石气”。随着时光的延伸，今人眼中的秦汉印，与厚重的青铜器、俚俗的彩陶等一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帷，使人感到高深莫测。

　　李刚田（作者为西泠印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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