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寿伯的人品和画艺

　　陶寿伯（1902－1997），名知奋，又名之芬，号万石，江苏无锡人。自幼诚笃好学，15岁即投苏州名师唐伯谦门下，研习书法、篆刻、镌碑诸艺。23岁师从沪上耆宿沈恩孚，研读《说文》和孔孟之学。25岁时转师艺林宗师赵叔孺，直入赵氏堂奥。后又拜张大千为师。其于绘画、书法、篆刻无不精能，并称“三绝”，画梅被称圣手。于右任评其“刻印推海内巨手，画梅亦为第一”。陶寿伯于1950年经香港转赴台湾，与渡海名家于右任、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等时相酬唱。其一生勤于艺事，治印作画均逾万数，在海外举办书画展达一百五十余次，为弘扬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贡献卓著。

　　陶寿伯先生在台湾乃至海外享有书画印“三绝”的美誉，篆刻被称为巨手，画梅称圣手。他的艺术成就为曾熙、于右任、吴稚晖、钱穆、溥心畬、张大千、黄君璧、王季迁等名家们所盛赞。从《陶寿伯自编年谱》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出身贫寒，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很少，9岁入无锡匡村小学，14岁母亲过世，中断学业，15岁时奉祖母命又复读了半年，旋即辍学，往苏州汉贞阁碑帖店当学徒。前后学习时间才四五年，按现在来讲，小学都没毕业。然而在其自编年谱29岁那年，他说：“近数年来，于书刻之外亦为《大世界报》写稿，有一天刊出我七篇短稿，欣喜之极。”38岁时创办了《奋报》《袖珍报》《艺术新闻》三份报刊。今天我们欣赏他的书画印章，书画的题款、印章的边款，就文字来说无不文从意顺，而且有很高的文学性，特别是画上的题诗，清新隽永，饱含深情。陶先生晚年曾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而遗憾，认为早年的命运和齐白石一样困苦。他的朋友胡会俊（画家、将军）则把他与王云五相比，称他为“王云五第二”。王云五早年也是在五金店当学徒，业余刻苦自学，最后成为英文教授、著名出版家的。陶寿伯后来能成为著名的艺术家而不是普通工匠，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儒家行为修养的教育，二是他个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勤奋和谦虚，三是拜到了名师。

　　先说陶寿伯的师从。粗略计算他一生有八位名师。15岁时他背井离乡，往苏州学艺，拜唐伯谦、唐仲芳昆仲为师，学习刻碑、拓碑、裱帖及篆刻等。汉贞阁是清末著名的碑帖店，庋藏碑版法帖达四五千种，唐氏兄弟为清代“碑帖大王”唐仁斋之子。陶寿伯学满五年后往上海谋生。25岁时他师事夙儒沈恩孚，研习小学及孔孟儒学；同时，由陈巨来引荐拜四明赵叔孺为师，学习篆刻书画，登其堂奥。44岁在安徽蚌埠师礼前清举人蒋英先、梅达夫，学习书画；46岁拜张大千为师，成为大风堂重要传人。

　　“转益多师是吾师”是陶寿伯成功的秘诀。要拜到名师一定要谦虚、诚恳和厚道。陶寿伯一生虚怀若谷，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勉，曾刻有一印“虚心是我师”，是他人生的写照。

　　25岁在上海遇到陈巨来时，陶寿伯刻印已有十年，已有较高水平，但他始终未敢收人润资。他诚恳地向陈巨来请教，陈问其年龄，竟比自己还大两岁，自然不敢做老师，所以引荐给自己的老师赵叔孺。赵叔孺知道他在纱布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低，说拜师费（贽仪）可免交，但陶寿伯登门拜师时还是恭敬地呈上8元贽仪（当时他的月收入是二十四元）〔1〕，可见他的诚恳和厚道。

　　陶寿伯拜张大千为师时年已46岁，在书画界已成名，而张大千只比他大三岁，但照样恭敬地行拜师礼。陶寿伯晚年撰写《我的习艺经过》时，清晰地回忆了此事，他说：“我四十六岁那年，复经老学长陈巨来之介绍，拜大千夫子为师。”“我在上海行拜师礼，是在卡德路李公馆，主其事者为李祖韩先生和李秋君女士，同时拜者为朱尔珍小姐及符季立君（符铁年丈公子）。观礼者有同门侯碧漪等多人。”

　　陶寿伯与张大千有一张合影照片，大概是在台北机场贵宾室照的，张大千坐在沙发中，银髯垂胸，戴着眼镜，已显老态，众人围着，陶寿伯站在中间，弯着腰恭敬地跟他说话。在照片背面，陶寿伯记了一段话：“某一年寿伯往机场接张夫子千公，事前逸鸿（按：高逸鸿，画家，张大千弟子）兄属为带一口信，说他身子不好不能到机场，属门人代为说明。此图即为告知此事，所以我以右手，指向我鼻子也。1988年12月28日记于台北。”写这段文字时陶寿伯已87岁，张大千已过世6年。这虽是件小事，但对恩师的尊敬和怀念却真切感人。

　　陶寿伯的勤奋更是艺术家中的楷模，在中国古今书画家中少有像他这样勤奋而高产的。他15岁学刻印，到30岁时，刻印已达万方，故斋号“万石楼”。1986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为其出版《陶寿伯书画集》，陶寿伯时年85岁，王季迁在《序》中说他从艺70年，“刻印达三万八千余方，作画三万幅以上，举行画展达一百五十余次，海内外游踪何止万里”。陶寿伯享年96岁，因身体极好，直到过世前，仍能创作。故他一生创作，保守估计印章应在四万方以上，书画也应超四万幅。如果算他从艺时间为80年，那么每年要创作一千件作品。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少有人能做到。齐白石一生作画三万余张、印三千多方，张大千一生作画约三万张，方介堪一生刻印超四万方，都算是高产者，但也无法和陶寿伯相比。每天刀笔不离手，其一生的勤奋可想而知。他的艺术成就与此有极大的关系。陶凤若说：“父亲有很多警句常挂在嘴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一生都在实践这几句话。”陶寿伯本名“知奋”，确实是名实相符的。

　　陶寿伯好友画家张谷年在《画以人重的陶寿伯》一文中说，他的一生是“奋发有为而有成”，所过的生活是“奋斗生活”。他说陶寿伯是“白手起家的模范”，“空拳成名的圭臬，他并无权贵的靠山，豪富的背景，只是孤军奋斗的与人交接，从订交而建立深厚的友谊，卒获预期的成果，此为常人所难能者”。陶寿伯交友极广，文化界、政界、工商界、报界、医生、律师、同乡会等，朋友之助，是陶先生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回到陶寿伯儒学的修养上。孔子说：“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如果自身没有学养、没有道德和能力，就少有朋友。朋友之帮助，其实都是施予人之回馈。只有真心，才会有朋友。张谷年回忆说1951年时，“余割治胃病住院之际，他每日必来慰问，亲切有如手足，关怀甚至落泪。于病中得此深厚友情，令人毕生难忘。对我如是，对他人亦复如是，此所以能广结人缘之由来也”。

　　陶寿伯在自编年谱中（1957）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为帮助朋友林清霓（按：黄君璧门人）延期所持美国护照，他转请泰国朋友符先生办理。事成后，符先生以办公司经费困难为由向他借钱，他通过邮局第一次汇去500泰币，符回信说，需新加坡币，又汇去500新币。两年后符先生去世，钱未还。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林清霓直至1972年去世，也未知有此事。

　　陶寿伯无锡弟子张真之先生告诉笔者，陶先生内侄上海王正夏先生曾亲口给他讲述了此事：1950年陶寿伯将往香港，好友项季翰将一包名贵石章（其中有寿山田黄、昌化鸡血石等），请他携至香港代为出售，说倘若卖不出好价钱，就由他自行处置。当时大陆刚解放，大批内地人拥向香港避乱，人心惶惶，各方面都不稳定，石章无人问津，没能售出。不久陶寿伯转往台湾，行前把印章存入了香港银行的保险箱，为此他每年要支付一笔存储费用。陶凤若1967年定居香港后，此事就由她去办理。这样一存就是三十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始交往，王正夏出差到香港，陶先生就从台湾赶来与他相见，临别时陶先生将这包石章从银行取出，并郑重嘱托他带回上海，亲手交还给了项季翰。

　　为人谋而忠心，与朋友交而诚信，这是儒家的修养，陶寿伯诚厚的人格修养是他能广交朋友、事业有成的原因。

　　笔者数月前曾往上海拜访王正夏先生。王先生在言词和神情中对他的伯父充满了尊敬和感恩。他说：“我父亲（王开霖）是由伯父带出来的，从无锡老家带到苏州，再带到上海。我伯父不仅有本事，而且善交际，为人厚道。”陶寿伯18岁那年，在苏州习艺已三年，第一次回无锡老家探亲，弟弟王开霖其时13岁，在沙塘盈镇学木工已有两月。他和父亲同去看望弟弟，看到弟弟跪在地上锯大木头，太苦了，十分心痛。他断然决定要带弟弟同往苏州学艺，回家便写了一封信给老师唐伯谦，未等回复，就把王开霖带到了苏州。对手足兄弟的赤诚之心强大而坚定，也凸显出青年陶寿伯的英气和魄力。陶寿伯在上海立足之后，又让弟弟来上海，一同创办冷香阁印社。那年他30岁，王开霖25岁。王开霖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碑刻家和篆刻家。

　　在《陶寿伯自编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文章，他写道：“（无锡）王村土地贫瘠，附近无小学，男童十五六岁，尚有未读书者。我于三十岁，即决心存贮卖书画收入作为王村小学之基金。陈蒙庵先生亦加入卖字，章显庭先生甚同情此举，建议积极进行。我乃发信名书画家征求作品，得百幅。党国元老于右任、吴稚晖，亦求得其墨宝。今秋在上海义展，共得款一千四百余银元。”

　　翌年，王村小学开学，“修理王氏宗祠为校舍，请堂兄族长王盘增任其劳，凡清贫子弟，均免费”。此时为1935年，陶寿伯三十五岁。陶寿伯父亲姓王，他随母姓。王村应是其宗族所在地。陶寿伯立足社会后，不忘家乡的恩惠，不忘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发展。乐善好施，济世度人是儒家的教育。陶寿伯把对自己手足兄弟的赤诚推施于家乡子弟以及身边更多的人，如此做人修养的功夫，在他而立之年已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基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成功了，才能为学，才能为艺。

　　再说陶寿伯的“齐家”之道，这是最让人难以企及的。夫人强淑平也是丹青能手，擅画兰，琴瑟和谐，为人所称羡。长子龙若为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长期担任微软公司高级主管，早年师从王季迁习山水，闲暇爱调弄丹青。次子豹若建筑系毕业，擅画兰竹和山水。女凤若精于绘事，师从张穀年、吴子深，受其器重。媳陈小燕、石秋琴均擅画。快婿陈天锡为澳洲医学博士、香港名医。曾子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文化的目的是化人，是教人走真、善、美的人生道路，陶先生不仅自己成功，而且能教育家人子女都能成才，可谓一门风雅，这是陶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尚书.洪范》说人有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陶寿伯虽未有大富，但晚年颇享清福，于享五福者几相近。陶凤若说，其父“年轻时颇辛苦，年老却轻松自在，知足常乐”。南洋著名学者、文学家、书画家萧遥天是陶寿伯的好友，他说“大凡艺人的成功，必须能专一，具独行，享大年，三者寿伯兼有之”。特别是享大年，陶寿伯是近代书画家中的人瑞，享年96岁，吴昌硕（84岁）、齐白石（94岁）、黄宾虹（91岁）、张大千（85岁），都没有他长寿。最重要的是，陶寿伯能善终，即“考终命”。他身体一直很好，去世前三星期还由女儿陪同参加台北无锡同乡会春节联欢会；去世日中午，他由佣人扶着往饭厅吃饭，走着即辞世了。

　　世间享五福者，鲜矣。儒家说“仁者寿”，佛家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者善终。陶寿伯人品高洁，其艺当为人所重。

　　陶寿伯的艺术成就在刻印、书法和绘画上。刻印是他最初涉足的领域，也成名最早。28岁时他拜谒艺坛宗师曾熙，得到奖誉，曾熙评他的印章说：“寿伯先生以近所刻印见示，上追周秦两汉古法，古韵盎然，奏刀于缶叟外又超然独立矣。”陶寿伯因此声名鹊起。书法则是陶寿伯绘画和篆刻的基石，一生致力于此，由唐楷上追汉隶，于大篆用力最勤，晚年致力于《天发神谶碑》，深得张大千赞赏。

　　萧遥天评陶寿伯艺术说“寿伯诸艺，篆刻第一，寒梅第二，山水第三，久有定评”。关于篆刻，陆昱华兄已有专文，笔者在此想谈谈陶寿伯的绘画。

　　台湾《中国美术》第34期（1992年6月）刊发“陶寿伯大师及门人画展专辑”，丁慰慈撰《冰雪梅园》一文说，（1953年美国）艾森豪威尔任总统，蒋公介石曾以陶寿伯巨幅梅花作为贺礼。20世纪80年代初，蒋纬国在台湾推广梅花运动，台北《大华晚报》（1981年2月4日）发表他的文章《梅花天地心—为推广梅花运动进一解》，文中说“画家陶寿伯先生自民国十九年专致力于写梅，半世纪来，作品逾三万零五百幅，每年巡回海内外展出，意境超凡”，并说其父蒋介石生前“曾极为赞赏”。之前（1月19日）他又亲笔写信给陶寿伯说：“纬何敢以爱梅之倡导者自居，与先生之写梅五十年、蜚声海内外相比，更惶逊莫及也。”陶寿伯八十寿庆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曾亲书寿屏相贺。这虽说是艺术与政治的联姻，亦或艺术为政治所用，但也足见陶寿伯画名之大。至于其画品之高下，还得看专家们的评论。

　　1950年，陶寿伯只身由香港转赴台湾，翌年在台北举行第一次画展。国民党元老、文化名人吴敬恒以87岁高龄为画展撰序，并亲笔书写道：“其饮誉大江南北，固甚久矣。今夏漫游香岛数阅月，许世英、钱穆、马鉴诸先生极赏其艺，推崇备至。”“所写梅花，雅逸高古，似不食人间烟火食者，堪与冬心、巢林先后媲美，实当为梅传神之圣手，故乐为之推荐。”“写梅圣手”之名由此而传，陶寿伯时年50岁。

　　溥心畬是清贵族王孙（恭亲王奕.之孙），被称为文人画的殿军，与张大千齐名，他曾为陶寿伯画展撰序：“辛卯，遇陶君寿伯于海上寄庐，飘然遐岸，慷慨奇士也。出所画梅数纸，则古干生烟，凌风欲起，笔以欹侧生姿，敷花婀娜，觉孤山处士之风，若可揽接。仆亦以读书之暇习绘事，虽偶然画梅，而六法不工，绳矩未备。见君画梅，落纸如风，辄爽然若有所失。”溥心畬在台湾课徒授画，曾请陶寿伯代授梅花数月之久。

　　1956年，陶寿伯将往南洋举行巡回画展，国民党元老、书法名家于右任亲笔书写赠言：“江南名士陶寿伯先生，自十六岁即从事书刻之学，二十九岁复致力于画梅，已数十年。今刻印推海内巨手，画梅亦为第一。”

　　陶寿伯开始习梅为1931年，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列强凌辱，民不聊生。梅之坚韧耐寒、不屈不饶的精神可以激励同胞奋发图强，同仇敌忾，以驱除外敌。老梅向来被视为不可战胜的象征，它能从老干上发出新枝，老树上发出新芽，开出美丽的花朵，它所蕴藏的无比强大的重生之力，一如我们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国家。陶寿伯作为有志青年，其画梅正是其爱国热情的表达。梅花所赋有的文化内含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陶寿伯中年以后漂泊海外，一生画梅数万，在海外举行画展近二百次，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故得到爱国人士的称许。

　　陶寿伯71岁时曾在一幅《墨梅图》上作了长题，叙述自己习梅的方法、过程、取法的对象以及对前贤的品鉴，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章，故照录如下：“写梅有三境界，初学师画稿，继则临古人名迹，再则取法自然。倘锲而不舍进入化境，便能创出新格，但万人难求其一耳。王元章植梅盈千，写梅池水尽黑，其画似近写生，然细察其小枝及著花，亦并不全属写真，而是别塑面目，因得‘梅王’之尊称。陈宪章师之守之，亦传世而享名。清代金冬心、赵撝叔咸为名金石书画家，金梅以密胜，赵梅取其雅秀。近代吴昌硕缶翁写梅，纯以书法入画，以篆植干，以行草发枝著花，水墨淋漓，极尽用笔、用墨、用水之妙谛，气韵生动乃其极高境地。余圈圈点点得四十余年，连从事书刻已达五十余年，因颇知此中甘苦也。”〔2〕文中道出了画梅的三个境界，也是习梅的三个步骤，第一是师法古人，第二取法自然，第三进入化境。

　　陶寿伯师法的古人有吴昌硕、金农、赵之谦、陈录、王冕等。晚年他在《投入艺海七十五年、写梅六十五年甘苦自知》（以下简称《投入艺海》）中说：“我写梅从二十九岁起，临摹汪巢林册页，备有百梅图谱，常常读王元章之梅花。我于二十九岁至三十九岁止，写梅十年，当时有墨梅专家之雅号。”〔3〕汪士慎（1686―1759），号巢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与金农相友善。王元章，即王冕（1327―1359），元代墨梅大师。汪士慎墨梅秀逸清刚，陶寿伯得其清秀。王冕是文人画的代表人物，由写实融入了写意，是墨梅传统的重要开创者。陶寿伯画梅于王冕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是其师法的重要对象，他一生都在研究王冕，直到晚年90岁时还在潜心研读他的画作。他说：“我曾对王元章之《万玉图》〔4〕发生疑点，怎么一位种梅和画梅之高士会画出不合植物生理之梅树，岂不令人怀疑”陶寿伯观察发现梅树被折断或弯曲的老干所发新枝必定是向上生长，而《万玉图》有四面生枝的情况。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说：“人本来有二手，千手观音可能不是真实之事，但他是佛家理想中之构图，《万玉图》也就是这类产物”。陶寿伯遍习历代画梅名家，也成为画梅高手，成为他所说的万分之一者。他到晚年开始总结画梅心得，授之于门徒。他有画梅干四字诀，为“清”“奇”“古”“怪”，说“写老干于四字得一字即行”。（出自《投入艺海》一文）91岁时他用毛笔书写了《写梅简诀》：“有人说画梅至难，亦有人说并不太难。余早岁习书法，二十九方习梅，写过篆字者画梅干及枝较予接近，即所谓书画同源也。一、要老干有奇古之态；二、写枝要挺要清；三、圈花须秀；四、加点要有力有笔意（即点苔），能墨分五色。题款盖印是画龙点睛，最最重要。”并作了“圈花法”“写梅枝及老干法”和“生花枝上”三幅示范画。

　　在一幅《红白梅图》的题跋中，陶先生又谈论了关于构图的问题，他说：“作画不难，难于布局，写梅亦然”，“整个布局要整齐中求参差，参差中求得整齐，否则非失之呆板，便是凌乱，其最高境界为搁笔后，再加一笔觉得太多，苟拿掉一笔又感太少。”〔5〕

　　师法古人有两方面，一是技法，二是韵致和精神。技法是有形的东西，可以锤炼而得，韵致和精神是无形的，故难以求得。大画家对于技法一定是十分完备的，然其技法本身已蕴含了他的风格和韵致，两者兼容在一起。陶先生的画诀，侧重于技法的论述，但也谈论了韵致和精神，融入了自己的心得和创造，特别是他的《写梅简诀》，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是他一生画梅的理论结晶，是对前人写梅的重要补充，也是他无愧为“画梅圣手”的重要证明。我们欣赏陶寿伯的梅花作品，确实很难找到败笔或不妥帖的地方，梅干之屈强古拙，梅枝之挺拔俊逸，梅花之秀美灵动，跃然纸上，让人感觉此梅似乎是活的，似乎有屡屡幽香，拂面而来。他教学生画梅，先学“圈花”，说“圈花圈多了，小枝也画多了，花才生枝上”（出自《投入艺海》一文）。他的《写梅简诀》也专门有“生花枝上”的示范。一个“生”字是陶先生能画活梅花的主要原因。

　　对自然的师法，是大画家的必由之路。

　　在《投入艺海》文中，陶寿伯坦言：“我对画梅是下过苦功的，确实研究过梅花的生态。”“（梅树）老枝不著花，生花在新枝，这是物理现象。梅有不屈精神，凡被折断或弯曲之老干，第二年发芽生枝，必定是向上生长得直挺的，绝没有向下面生出的。今日元宵后我到张老师（张大千）故居（维摩精舍）细细看了三小时，才完全肯定这一事实（维摩精舍植有佳种梅花数株）。”陶寿伯生于江南，无锡的梅园，苏州的邓尉、虎丘这些莳梅胜地，都曾使他流连忘返，90岁时他在一幅《古香冷艳》图上题词，对四十多年前在无锡东大池的鱼庄，获赏绿萼梅之事，念念不忘，并作成此画。他画梅丰富多彩，姿态各异，除墨梅外有红梅、绿梅、双色梅、三色梅、五色梅等，或疏影横斜，或暗香笼月，或铁骨生春，或柔枝冷香，或冰肌玉骨，或嫩蕊争春，其生动的姿态都得自于自然。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的最高法则，“外师造化”即师法自然，“中得心源”是抒写胸中之意，心中之情。陶寿伯认为王冕成为“梅王”的原因是“外师造化”的同时，又能“中得心源”，“其画似近写生，然细察其小枝及著花，亦并不全属写真，而是别塑面目”，“别塑面目”，乃写胸中之意也。陶寿伯在《投入艺海》一文开头他说：“我因爱梅而写梅，因写梅而研究古人画梅，又因写梅而采访各地梅花，也得名师良友指引与研究，可称为梅痴。”“我非但在梦中访梅，梦中画梅，而且在友人谈话时，右手中指一直在写梅花之结构，那是真的事情，不是梦。我自己一再考验，每个月不知有多少次数。”文中还配了三幅陶先生用中指在大腿上划画梅花的图形。陶寿伯于画梅真是进入身心都在画中、无时不在作画的境地。他才有资格讲，所画乃“胸中之梅”，所发乃胸中之情，所得乃心源之妙。他82岁时画了一幅三色梅，题诗云：“异种梅开三色宣，缤纷照眼总鲜妍。多般境界凭我照，老夫一夜未曾眠。”〔6〕陶先生写梅已进入化境，随手写出皆为梅传神。

　　萧遥天（1913―1990）在《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文中说：“缶庐写梅如珊瑚屈铁，近世无两，然老劲有余，馨逸不足，高人往矣。降辈求之，当数寿伯。寿伯早年常游无锡之梅园、苏州之邓尉，日涵泳于香雪海中，身心与梅混化为一。写生过两万帧，腴瘦疏密，尽得其态，风雪冰玉，尽得其神，吴稚老许为写梅圣手，一艺已足不朽。”〔7〕

　　萧氏写此文时陶寿伯77岁，时间为1978年。当时陶寿伯在新加坡办画展，忙中为萧遥天刻了四方印章，为答谢，萧氏写了这篇文章。按理说应酬之作往往泛泛而谈，然此文却不是。萧氏文辞水平之高，暂且不说，其深见卓识，非一般论者所能达到。下文还将继续谈到。

　　陶寿伯于画是一门深入，他说：“学画先学会一样，可能要花数月、或数年，成功之后，再学第二第三种，可以很快了。因为知用笔、用墨、用水、赋色，繁简灵实弄明白，临人家是方便的了，但要画出自己面目难上难。没老师，画不会，画不好，从了老师脱不落面目。齐白石老夫子及大千夫子都公开在报上或刊物上发表：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傅狷夫（按张大千门人）兄说过，学生都是老师网内之鱼，要逃出这网才是大鱼，难不难。”（出自《投入艺海》一文）陶寿伯画梅十年后，于39岁时兼及花鸟，五十七岁自南洋归来，才攻画山水〔8〕，其涉足的题材十分广泛，山水、花卉、蔬果、翎毛、鳞介、走兽等都能。他是一步一步拓展，一步一个脚印，而且都画出了自己的面貌。他的山水由张大千上溯清“四王”、“四僧”、元倪云林以及宋米芾，得大千之秀丽、“四王”之苍茫、石涛之酣畅生辣、八大之幽逸以及云林之清简澹远。张谷年〔9〕为陶寿伯题画，说其“笔墨生辣，气味醇古，意在清湘（石涛）八大（朱耷）之间”〔10〕，在临一幅《山水雪景》上又题云：“寿伯以篆籀铁笔工夫，随手写出，气味高人一等，钦佩钦佩。”〔11〕陶寿伯山水得石涛和倪云林之韵味，于两家用力较深。他在《仿石涛笔意山水》上题云：“如欲学石涛山水，必须由倪云林开端，方得秀逸之气。”〔12〕在另一幅《仿倪云林笔意山水》上他题款云：“乡先贤倪云林先生与余同邑，相距十五里，其所写都为江南平远之景。予近二十年亦时以山水为遣，每好写幼时所见，亦均属江南山水。”陶寿伯时年74岁。〔13〕陶寿伯晚年还致力于画松，极尽苍虬郁勃之态，老辣苍劲，气势撼人。他曾跟张真之先生说：“世人只知我刻印、画梅，其实，我的苍松亦有我之特点。”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奇禄曾在陶寿伯画展开幕式上致辞说：“（陶先生）写松尤为别树一帜，其松针之有劲力，实突破历代写松之格局，最早之知音为王新衡与张隆延先生，也深为其师张大千先生赞赏。”王季迁在《陶寿伯书画集序》中也说：“画评家张隆延曾盛赞其松，谓其松针之弹力有其独到处，确为定评。”

　　笔者在上文谈到萧遥天对陶寿伯绘画的评骘乃卓识深广。他说：“观其图写之物，虽渐繁杂，而实际是用刀用笔的多面转锋，纳万殊于精简，故能于传模物象之外，创立超然之境界，这是中国文人画的正统道路。他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是标准的文人画。”（出自《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一文）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主要特征是诗书画印的综合，这个传统从元代开始确立起来。此后明清两代直至近现代，有成就的画家，于文学、书法甚至金石篆刻都有极高的修养，大画家们几乎都是诗人、书法家甚至金石家。陶寿伯在书、画、印上的修养极高，上文已经论述，其文学的修养限于资料和篇幅未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就其题画的诗文来看，绝非等闲之辈。文人画的核心和魅力就是由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所产生的韵味，这似乎难以言传。但陶寿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除画之外，他特别注重画上的题款和印章，甚至认为是画幅最重要的内容。他说：“题款是画幅之画龙点睛，印章于画亦非常重要。吴缶翁曾语钱瘦铁云，我之画当画成搁笔时，视之并不太突出，必须题好款、盖好印方显出完满之美。”〔14〕

　　陶寿伯认为民初吴昌硕、齐白石，近代溥心畬和张大千，为“杰出之士”，“凡欲求题款有突破境界，可多搜求诸公之画册画作，多多研求，自能得悟得明”〔15〕。欣赏陶寿伯的画，其诗书画印的结合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处处妥帖，醇厚隽永，生机勃勃，令人流连忘返。笔者个人认为后人学画，凡欲与传统文人画接上轨道，吴昌硕诸公之后陶寿伯也是一大家。

　　萧遥天对陶寿伯的评价最为深刻的是，他认为陶寿伯之文人画是“特异之文人画”。此意与傅抱石对文人画的阐释不谋而合，傅抱石认为文人画可用三字来概括，“文”即画家文学的修养，“人”即高尚的人格，“画”是画家的技巧，他认为学养和人格高于技巧，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16〕萧氏所论宏阔深远，令人佩服，故不吝作文抄公来结束全文，他说：“加上他的立品高洁，壮游万里，胸中积蕴充实，取舍不同凡格，乃一跃而为特异之文人画。我友错公云：‘以不着点尘之笔，写出不可一世之情；叩于窈冥，诉于真宰，一丘一壑，妙机其微。取之于自然，化之于毫素。凝静处如孤僧入定，一空尘障；潇洒处如散仙游行，了无滞碍。’最搔着寿伯痒处，而此等境界，有关一生学养、性情，岂徒事笔砚刀石者所能取得？我更惊寿伯笔砚刀石之外的成就。”（《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

　　注释：

　　〔1〕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第5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2〕《陶寿伯书画集》第81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版。

　　〔3〕陶寿伯《投入艺海七十五年、写梅六十五年甘苦自知》，台湾《中国美术》第34期，1992年6月。

　　〔4〕按陈录有《万玉图》传世，陶先生可能记错。这篇文章似乎是由陶寿伯口述，他人记录的，故也有可能为记者听错。

　　〔5〕《陶寿伯书画集》第85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版。

　　〔6〕《陶寿伯书画集》封面画，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版。

　　〔7〕萧遥天在南洋极有名，被称为“东南亚潮人一枝花”，他是广东潮阳人，30年代参加岭东新文化运动，50年代定居马来西亚槟城。其著作等身，包括考据、散文、小说、联语、诗等达六百多万言。特别是《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为学术巨著。张大千对他的书画，评价也极高，说：“萧遥天的笔墨很深刻，是溶诗书画于一图的文人画中的佼佼者。”说他“下笔深刻”、“往往超过齐白石”。

　　〔8〕陶寿伯在《双帆远峰图》题跋中说：“余年十六致力书刻，廿九岁方习画梅，三十九兼及花鸟，五十七岁自南洋归，始攻山水。己巳春寿伯写，时年六十四矣。”（《陶寿伯书画集》第68页，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版）

　　〔9〕张谷年（1905―1987），常州人，冯超然外甥，幼随舅氏习画，从王同愈学诗文，精擅山水，十六岁即于海上鬻画，后渡海到台湾，与陶寿伯为好友，时常切磋画艺。

　　〔10〕《陶寿伯书画集》第67页。

　　〔11〕《陶寿伯书画集》第64页。

　　〔12〕陶寿伯在《仿石涛笔意山水图》上题款：“欲写欧书宜从隋碑入手，如欲学石涛山水，必须由倪云林开端，方得秀逸之气。乙卯元宵后一天，万石山人陶寿伯之芬写于洛杉矶年七十四。”《陶寿伯书画集》第89页。

　　〔13〕《陶寿伯书画集》第69页。

　　〔14〕陶寿伯接着说：“此语为瘦铁兄告知。陈巨来兄曾云，吴湖帆喜用大印，是明朝人风格，细审八大山人及石涛款印果然。吴昌硕喜用小印，彼题款字较大，盖上之印小于字。若非明白告知，我之万石楼同学不易自知。八四叟陶奋寿伯。”《陶寿伯书画集》第138页，《墨梅图》。

　　〔15〕陶寿伯《绿梅图》，《陶寿伯书画集》第136页。

　　〔16〕叶宗镐编《傅抱石美术文集》第455―47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沈江（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