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肠在生活之中，冷眼在世事之外--对话杨争光（二）

　　五、思想匮乏和想象力枯萎是世界性的

　　对话人：你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从写诗开始写到小说，然后才开始写电影。后来又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困难、挫折与幸福？

　　杨争光：我写电影完全是因为朋友的鼓动和怂恿。西影厂有朋友看过我的小说，觉得有画面感，人物对话有特点，就拉我写剧本。“拉”得我动心了。我说没写过，他们说随便写。我说那不行，找几个剧本我看看，既然写，就得像个剧本。他们就给我找了几个剧本。小时候就喜欢看电影，看过的电影就成了电影写作的积累。看过几个剧本之后，算是有点底了，就这么开始写剧本了。写了两个，竟然都通过了，都确定了主创班子。后来，一个下马，至今没有拍。拍了的那一个就是《双旗镇刀客》。

　　调到西影厂之后，就把自己吊在了电影和小说两棵树上了，碰到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应该有的。能不能通过？要不要修改？怎么改？通不过就会沮丧，没办法，就放下写另一个吧。好在我还有一棵树，如果觉得有意思，就把它写成小说。那时候的电影，和文学是很亲近的。有好的创意和材料，不能因为“通不过”就扔了去，我会耿耿于怀的。

　　那时候的我，能写作就会有那么一点幸福感。差不多五年时间，拍了七部电影，每年差不多还能写一个中篇小说，创办的影视公司也完成了多部电视剧的制作。我自己也开始写电视剧本，还学会了打麻将，挺忙乎的，忙乎也充实。1994年，我接受了改编《水浒传》的约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和冉平一起，于1995年8月完成了这部剧的剧本。也开始吃安定片了。

　　对话人：作为著名编剧，你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和电影剧本的？

　　杨争光：电影是声像艺术。剧本只是电影的第一步，是写在纸上的蓝图，卧在纸上的灵魂。把剧本转换为一个个镜头--活动的图像和声音，组合成有机的整体，把蓝图变为现实，让灵魂奔跑、飞扬。这才是电影。从文字到声像的转换，需要导、演、摄、美，还有剪辑、特技、录音合成等部门--一个团队的再度创作。所以，电影也是团队艺术，不是一个人可以主宰和掌控的。好剧本不一定能拍出好电影，就因为它只是一个好的蓝图，有精神和有灵魂的蓝图，它有可能被拍出好电影。烂剧本则肯定不能。剧本要以文字的形式完成人物的塑造，故事的叙述，包括情节、细节和对话（台词），但它不是小说。作为读本，它的读者是要把剧本变为电影的各部门的艺术家。剧本是他们再度创作的材料和资源。剧本可以有必要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作为一种提示是可以的，否则就是多余。故事的讲述者可以是剧作家，也可以是故事中的人物，还可以是故事之外的什么人。

　　当然，好的电影剧本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阅读文本，直接面对演职人员之外的读者。就像阅读一部话剧剧本或者小说一样，这样的剧本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影文学剧本。它和小说一样，也需要精准的文字表达。

　　既然是声像艺术，剧本的创作者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镜头和声像，考虑到从文字转换成声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既然是团队艺术，剧本的写作者也必须考虑再度创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如，演员是事先确定的，剧本创作者就要考虑演员已具备的艺术个性和扩张的可能。

　　还有，投资的规模对剧本创作具有强制性。应有的投资是拍成一部好电影必须的条件之一。

　　还有，剧本写作必须考虑通过审查的可能性。

　　对剧本创作者来说，上述的一切都是限制。你能做的就是在这诸多的限制中充分发挥你的智慧。

　　小说是语言的组合艺术，可以是完全独立的创作。我更喜欢写小说，也更喜欢阅读文字。我对文字有着一种近似天然的亲近感。

　　对话人：你是陕西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听说你给自己的研究生开的书单没有一本是影视专业的。你认为“写剧本，学结构简单，真正见功力的是人物塑造和想象力。”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容易扼杀想象力。如今，我们越来越难看到让人震撼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原因之一就是物质时代人类想象力匮乏和精神的萎缩。这同样也是艺术大师越来越少的原因。那么你如何让自己的想象力飞翔？

　　杨争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在互联网已很发达的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仅快捷而且广博。一台电脑几乎可以通往全世界的图书馆，可以获取任何一个门类的知识 。教育的目标更应在益智启慧，学会思想，拥有健康的人格和创造的能力。要传承更要创新。在我看来，人才就是综合积累丰厚的专才。我带的学生并不一定要做编剧。要学习剧本写作的基本知识，一两本书就可以解决。但剧本写作实在不是那些基本知识能够解决的，要不，编写剧本写作教程的那些著作者就该是剧作大师了。专业知识的书，学生自己就可以找到，更何况，在我看来，看好的剧作和好的电影，比看写作教程更为直接，更有启示，更有所得。这就是我给学生开书单的基本思路。

　　思想匮乏和想象力枯萎是世界性的，我们可能更为突出，更为严重。近些年来世界性的文学和电影评奖，评出来的作品就是一个佐证。全世界都在消费物质，消费时尚，很少消费精神和思想。这种消费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推动了物质和时尚的生产。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单向度政治动物到单向度经济动物的过渡和转换。长期的贫困在面对物质财富时，显示出的是穷奢极欲。这从那些大小老虎们被晒出来的“账单”中就可以有直观的感受。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传递给我们的并不是对管理社会的热情，而是权力和财富血缘一样的关系对人的诱惑。腐败和堕落是同时的，也是全民性的，包括学界知识界文化艺术界。精神和思想时而形如敝屣，时而又像天堂里的星辰一样遥不可及。精神和思想是不值钱的，也没有直接能兑换成金钱的历史。处在这样的境地，有多少人还愿意去看护精神、生产思想呢？精神和思想是艺术的灵魂，想象力是艺术飞翔的翅膀。在物质和时尚的围堵中，想象力的翅膀能有多少伸展的空间呢？弃置不用，衰败和萎缩就是必然的。

　　但不是一团漆黑。漆黑的周围是大片的灰色地带。还有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在灰色中向黑暗穿刺。这就是绝望中的希望，绝地中的挣扎和努力。

　　不焦躁，不凑热闹，甚至也不愤怒，更不羡慕，在思想中享受思想，在创作中享受创作，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哪怕默默无闻。在乾县文化馆和我一起开始学习写作的那些朋友中，有人至今还没发表过一篇作品，他们能行，我也行的。

　　六、做梦人

　　对话人：你的《双旗镇刀客》开创了中国电影独特的叙述方式，是中国武侠片的里程碑。你在1989年开始创作这部剧作的过程中装病住院，还让朋友帮忙开了乙肝的请假条。在你的生命中，写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这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杨争光：住院不完全是装病，过度疲劳引起神经衰弱，也有另外的原因，就住院了。乙肝病是造假，造假是为了逃避。剧本初稿是在咸阳一个招待所完成的。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带着工作任务去的咸阳，把工作任务交给了同事，我写剧本。写这个剧本的因缘和过程，在我和小马的对话《电影的灵魂》中说到过。那篇对话发表在《收获》2008年的第四期。

　　我也喜欢这部电影。是我们当初想要拍的那种真正中国的西部片。

　　写作在我们生活和生命中都占据主要的位置。我认真地面对了我遇到的每一个写作事件。写作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有过挂着吊瓶戴着口罩写作的经历，也有过挂着吊瓶和朋友打麻将的经历。我不勤奋，但较劲，和自己较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对话人：当年你“职务不要了，房子不要了，就搞写作了”。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破釜沉舟的勇气？那时候，就有了自己一定能写出来的信心吗？

　　杨争光：那时候的我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必须作出选择。我选择了写作，去了西影厂。是否能成功也是考虑过的。不成功就意味着贫穷。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贫穷对我来说是可以忍受可以对付的。那时候，写作也是有风险的。我甚至给一位在法院工作的表哥打过电话，问监狱里让不让看书，他说让的，我就没任何顾虑了。任何选择都有风险，都有可能失败，甚至遭遇灾难，我选择的原则是，最坏的情境降临也能够承受。

　　对话人：你说“深圳就像是个望远镜，它给了你距离和另外一双眼睛”。那么这样的眼睛意味着什么？能不能请你谈谈当时如何想到要去深圳，这对你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新故事？这其中有什么困难？又有什么样的惊喜？

　　杨争光：从西影调深圳有偶然也有被迫。1997年初，我来了一趟深圳，印象很好。蓬勃、清爽、充满生气，没现在这么拥堵。特别是那条深南大道，绿草鲜花，宽阔舒展，就像铺展开去的精神和心情。那时候，电视剧《水浒传》热播后的影响和波动还在继续。朋友的朋友要采访，我接受了。采访者的素质奠定了那一次交谈的质量，在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还要多。没想到深圳有许多知道我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于是相约，喝茶、聊天。就是和这些朋友的接触，使我感到了这座城市的体温，也不再相信“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成见。有朋友问我愿不愿意调过来，我说愿意啊。说愿意但并没当真，朋友却当真了，竟然办成了，很快就有了官方的回应。这又让我对深圳有了一种惊讶。我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朋友也只是正常的推荐，一根纸烟也没花啊。深圳就这么触动了我。

　　去，还是不去，我很纠结。我在西安已经十多年了，也不再年轻。深圳在催，我却迟疑不决。一年多以后，和厂长的一次谈话，终于使我下了决心。谈的什么，可以略去，从厂长室出来之后，走下楼梯我给深圳打电话，正式办理调动手续。这就是我说“也有被动”的原因。很快，《三秦都市报》以“陕西又见孔雀东南飞”为题，连续三天刊发专题报道，引起了一点波澜。有朋友因此戏称我“杨孔雀”。有人传说写报道的女记者和我怎么怎么的。事实是，那位年轻的女记者是因为这一次采访才认识我的。我也没有按她的愿望，满足她的采访要求，只不过说我确实调到了深圳，对原单位没说一句负面的话。她很善良地把我当成“孔雀”了，并因此而被泼了脏水。不管就文学还是影视，陕西都是人才济济的，大师一把一把，满园的孔雀凤凰，我不在其列。说我是一只乌鸦，可能更贴切一些。如果我的写作和陕西的文学与影视有关的话，在我调离陕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主动又被迫的流亡者，仅因为这一点，我也要感谢深圳。

　　但对陕西，我是长怀感恩之心的，丝毫的怨都未曾有过。事实上，我经常在陕西和深圳之间。深圳、西安、乾县都是我的家，都有我的亲人和亲人一般的朋友。我是在陕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是我和电影创作的结缘之地。这是我无法也不能忘记的。

　　“深圳就像是个望远镜”，是在一次记者采访时说的，完整的意思是说，写作者要有丰厚的生活积淀，但不能被积淀淹没，要从积淀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重新阅读，重新感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已说得很朴素也很明白了。离开故土到深圳，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是积淀的继续，也给了我重新审视和感受已有的积淀的距离和视点。当然，深圳给予我的并不仅于此，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述的。笼统地说一句，那就是：在深圳，我的创作还在继续，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对话人：你的视角一直是“看着上面，想着民间”，包括最近这部《唐朝少年》。在当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国民有小小膨胀，我们经常会莫名自信，也莫名失落，生活仿佛在雾霾里，看不清方向，“挣扎几下，最终还是咳嗽不止”，在这样的现实中你如何让你的创作落在民间？

　　杨争光：《唐朝少年》是今年投拍的一部电视剧，正在做后期。几年前就写了，初衷是小题材、小故事、小投资，不用天价明星，做到清爽明朗好看就行，最好能有点电影的品质，也许能给黏稠而又浮泛的电视屏幕吹进去一点清新的气息。打开电视，屏幕上的电视剧，如果是历史题材的，要么在戏说，要么在宫斗，崇尚皇权，把腐朽当华丽，把扭曲人性的心机当聪明和智慧。如果是现实题材，大多都挤在家庭和婚姻的小天地里。所谓家庭伦理剧，可称之为家斗，婆媳斗，妯娌斗，夫妻斗，恋人斗，情敌斗，中国式斗法，一斗就是好多年，斗来斗去，很少能斗出人性的光辉。观众会不会心累呢？拍摄技术和手段在不断提高，剧的品质却在下滑。原因可能很多，急功近利就是其一。一个编剧一个多月可以写出三十集剧本，一个导演一年可以连拍两部甚至三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天价演员可以同时在几部戏里串演角色。成本越来越高，只能压缩周期，赶着拍，还要减少服装道具制景甚至后期制作资金，精心的创作就变成凑合工程了。我不相信这样的剧能有好的品质。

　　谍战剧好像热播过一阵，现在还在“战”。国共两党之战，在看见和看不见的战场，都有影视作品，对谋略、胆识、忠诚、牺牲的呈现，还仅在“各为其主”这一层，看见的多是胜败输赢，少看见创伤，尤其是内伤。这是我的一孔之见，对电视剧来说也许苛刻了。

　　“看着上面，想着下面”，这话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说的，我已忘记了。就小说的写作来说，我早就没什么大的野心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写给朋友，写给愿意阅读的读者。诗和小说都曾经拥有过庞大丰厚的民间基础，这样的情形对诗和小说来说，可能再也不会有了。我倒不觉得“失落”，也不会“悲哀”，反倒觉得有点简单了，正常了。写自己真正想写的，并尽力写好它，不求多，但求准确表达，就因为要写给朋友，写给愿意看的人。不扭曲自己，不刻意迎合上面，也不刻意迎合民间，不忽悠，不欺骗。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的东西怎么能“不欺骗”呢？在我看来，好的小说不是心灵鸡汤，不是老头乐，尽管有时候觉得好像是，能甜心能挠痒痒，但说到底不是。甚至，好的小说触动的不是情感，而是精神和灵魂。不是浅层的道德教化，而是终极的追问和关怀。它需要洞穿，需要刺透，会让你疼痛，疼痛到忘记了苦笑，忘记了如何发声。好的小说是刺骨的寒风，并不大呼小叫；是戳心的钢针，不会忸怩作态。好的小说呈现看不见的存在，呈现隐藏和被遮蔽的真相。在一个不允许或不喜欢思想，看不见历史和现实真相的时代，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不是临摹，不是复制，恰恰拥有了“不欺骗”的可能，以虚构的智慧显现真相。这好像在做梦一样，实在是一种不可能的工作。好吧，那小说家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要为的做梦人。

　　但影视的写作，不能不考虑“民间”，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厢情愿而杀死投资者。我给自己的原则是：不踩踏底线，不泯灭良知。

　　七、热心肠在生活之中，冷眼在世事之外

　　对话人：如果你不介意，我们想问问你，听说2013年至今，你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新的创作。“只写了一个剧本大纲，就写不下去了。”你自己说，去年患上了重度抑郁症，“看书看不下去，写稿写不了，整宿整宿地失眠。”愿意和我们聊一聊吗？

　　杨争光：抑郁症是2012年9月来找我的。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每天都在焦虑和恐惧中度过。一个人在房间来回走，连续走四五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看不成书，看不成电视，连麻将也打不了。不愿见人，不愿说话，一个人坐着发呆。如果有人要来看我，我就会焦虑不安。我知道是抑郁症，但和许多人一样，对抑郁症的认识有误区，以为仅是心理和精神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也不认为有什么事情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是可以扛过去的。事实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状况越来越糟。我是被朋友和我弟弟强拉到医院看医生的，然后开始吃药治疗，竟然慢慢有了好转，几个月前已经停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能看电视了，就天天看电视，能看书了，就读了几个朋友写的书。有几个月天天写毛笔字。写剧本，也是在征求了医生的意见之后开始的，写完大纲，找了一个合作者。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状况算不算好了，还会不会复发。

　　在我抑郁症严重的时候，我多次在夜半和凌晨给几位朋友打电话，他们给了我珍贵的温情和友爱。事实上，在我几次心脏支架手术期间，在突发心梗电击抢救的时刻，都有朋友的温情和友爱陪伴。朋友，那可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有朋友，我就有信心和勇气去生活、去工作。

　　我还得说几句抑郁症。它可能与心理和精神有关，但不仅仅是。它是一种病，和感冒和肠胃炎一样，得了，就要去医院就诊，不能自己“扛”。就像感冒有伤风感冒，肠胃性感冒，不同病菌侵入的病毒性感冒一样，抑郁症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乱吃药，也不能随便停药。

　　住了几次医院，得了一次抑郁症，有很多感慨。最大的感慨就是，我们对自身和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微乎其微。别说复杂的抑郁症，就是感冒和发烧，全世界不正在对付着埃博拉么？真相，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文学和医学在不同的领域都为此而尽着自己的努力。

　　对话人：无疑你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成名包括财富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杨争光：写作是我生命构成的主要部分。写作使我实现了少年时就有的梦想，并以此成了我的职业。写作教育了我，训练了我，在写作中成长、坚守，渐渐变老。我已不再年轻，但年轻时的爱好向往一直还在，比如阅读，和朋友喝茶聊天，对文字的亲近和享受。这都是写作给我的馈赠，我应该感谢写作。前年出版了10卷本文集，是对我此前写作的一个检视，有遗憾也有欣慰，有缺失也有收获。

　　写作并没有使我成为有钱人。我没赚过高稿酬，不是不想，而是太过任性。但也不是缺钱的人，这得感谢影视的写作。我很庆幸，影视写作不但没有像朋友们担心的那样写坏我的手，反而给了我许多启示。我没有听从许多朋友好心的建议而放弃影视，专心于小说。影视写作耗费了我许多精力和时间，使我少写了本该写出来的小说。我并不后悔。我知道，处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况且，影视写作也是严肃的劳动，我从没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活儿”去对待过。影视写作的收入使我在面对所有的写作时能够保持健康的心态，不致因“穷酸”显出窘相。文人，文坛，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我可以不要财富，但我不能没有基本的、甚至宽松一些的生存。还有，之所以不放弃影视写作，是因为对影视还存有梦想，还想经营出好的影视作品，尽管我更倾心的是小说写作。

　　对话人：能不能请你谈谈对陕西的看法和对陕西文化发展的看法？

　　杨争光：就文化历史来说，陕西曾经的辉煌，也是中华文化的辉煌。周秦汉唐，已经完成了中华文化大格局的建构，也创造和拥有了可以和世界任何一种文化媲美，甚至还要更为自豪的文化成果，并成为中华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可再生性资源。这样的话题，应该让文化学者来谈，我还是说文学吧。我不知道李斯的《谏逐客令》、贾谊的《过秦论》是在哪儿写的，应该在陕西吧？司马迁不管作为史学存在还是文学存在，至今无人超越。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几成谶语。《史记》应该是在陕西写成的吧？多少“诗成泣鬼神”的唐人诗是在陕西的高天厚土之间吟出来的？王维的诗是在陕西写的吧？陕西这块土地善养文学好像。有一次陪作家池莉上乾陵，我曾和她说过一句玩笑话：陕西人不上学也有文化，地上地下有文化，空气里也是文化。我说你看地里拔草的那个农民，他可能没上过学，也能和你谈古论今，说历史说哲学，不信你去试试。武则天陵的造型，就像她躺在那儿一样，躺地那么地坦荡，那么地不藏不掖，那么地大气，那么地有文化！夸自己的家乡，咋夸朋友都能理解。可话说回来，所谓的辉煌，都是古人创造的。现在的陕西也应该有现在的创造。陕西的文学有自己的传承。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陕西的经济算不上发达，但还是文学大省。从老一代的柳青王汶石，到后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陕西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形成了陕西集约式的文学力量。其后，好像有些散兵游勇了。西影的电影也曾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奇迹，现在也有些风光难再的样子了。这两样我都关注，并身在其中。作为在陕西生长的作家，我的警惕是：不要愚钝的朴实和腐朽的才情，不能淹没在皇天厚土的传统里，要有现代性的冲动和奔突。

　　对话人：你对年轻一些的作家能提些建议或者希望吗？你认为今天文学写作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杨争光：如果要学习写作，阅读伟大的作家作品是可靠的途径之一，少听或干脆不听文学宣言。

　　作品是作家唯一可靠的“真言”，肠肠肚肚都在里边，真正的读者是能读出来的。所以，做人是第一的，然后才是作家。

　　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再写。技术问题总可以解决。无话找话说是无聊的、无趣的，写出来的也是无聊无趣的文字。

　　不当文痞，不写流氓文字。不自欺，也不欺人欺世。

　　对命题作文要谨慎对待，给钱的就更要谨慎。

　　抵抗寂寞，享受孤独。丰富可能就在孤独之地，喧嚣处有的只是喧嚣。

　　就说这几句吧，不是“今天文学写作要解决的要害问题”，但愿意说出来，首先是说给我自己的，“年轻一些的作家”可以参考。

　　对话人：你青年时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梦想？今天来看，你向往的生活实现了吗？

　　杨争光：青少年时就想做一个写作者，从1989年开始，就真以写作为生了，至今没有改行，以后更不会了。我的梦想很具体：写好每一个想写的作品，实现一个，接着是下一个。

　　对话人：你是诗人、小说家、编剧、影视公司老总，还是书法家，你自己则使用过不少悖论完成自我定位，诸如“是好人里的坏人，坏人里的好人”、“在浮躁的人中我算不浮躁的，在不浮躁的人里我算浮躁的”，说自己是第三种人。你的这种自评似乎总有种冷眼看世界的味道，但你又偏偏比一般作家对这个世界有更大更广泛的参与和热情。矛盾的东西似乎总能在你身上找到统一，你是如何看自己的这种矛盾统一？

　　杨争光：我喜欢写毛笔字，但不是书法家，也没想当书法家。写毛笔字也是小时候的爱好，没钱买纸墨，就蘸着泥水在墙上写，总想把字写好看。汉字真是一个神奇的创造。作为交流工具，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不是最方便易学的，但作为文化，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完美的结构，和自然之律，谐阴阳之美，文质兼备，有灵性，可以和人会心交谈。既有实用之功，又有审美之趣。写不好，好像对不起它一样。

　　前面已经说过，我曾做过诗人的梦，早已不再做了，但诗心还在。没有诗心，小说是写不好的。

　　我参与创办了陕西第一家民营影视公司，就是制作了《中国模特》和《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那家公司。是因为朋友的怂恿，也因为对影视怀有梦想。后来也离开了。我还是喜欢文字写作。

　　热心肠在生活之中，冷眼在世事之外。这是职业的要求，也是我喜欢并习惯了的生命状态。不能在生活中迷失，更不能让生活掩埋。生，并不是我的意志，死，也不会依我的意志。但在生与死之间的“活”，却可以尽可能依着自己的意志--尽可能，尽可能，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而已。

　　对话人：你觉得在人的成长道路上，理想、智力、机会、意志力、友谊等等这些，什么是最为重要的？ 你觉得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你？

　　杨争光：你说的这些都重要，没有“最”。我们常说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危险、最麻烦诸如此类的“最”，只是在某一个节点上显示出来的。就我而言，你所说的那些因素，都在“成就”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但我要特别说说“友谊”。我向往写作，喜欢写作，但又常常疏懒于写作，并且是一个极不自信的人。我更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而惧怕写作，怕把想写的东西写坏。每到这样的节点上，总有朋友来“逼”我。我从写诗转向写小说，是朋友“逼”的。我绝大部分的小说也是朋友“逼”着写出来的。影视剧的写作是合同逼着写出来的。如果没有朋友，没有友谊和信任，我估计我至今还是一个只会在屋子里胡思乱想、在笔记本里胡乱写各种构想的写作者。我有许多的构想都没有变成写作事实，要成为事实，可能还需要朋友来“逼”。在每一个写作的节点上，朋友和友谊就是那个“最”。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成就，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些朋友。

　　这一次的访谈，也是你们“逼”出来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责任编辑 刘健

　　沙莎/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