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的华丽转身
- 来源:凤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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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02 16:21
查建英：旅美作家，曾为《万象》《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英文著作chinapop、《说东道西》等。
王春元：作家。曾就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单位。作品有《忏悔无门》、《转身》。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而又充满着传奇性的。多少身世“高贵”的人被打落尘埃，多少市井之徒成了一代商雄。这一切来得那么的突然，仿佛一下子冒出许多的巨人，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身为富豪的那些人也同样是人，他们也有失恋，也吃红烧肉跟猪肉炖粉条，生了病也还是要去找医生。而真正不同的地方在哪呢？本期锵锵三人行请来了“专攻”富豪的作家王春元以及著名旅美作家查建英，让他们来谈谈中国富豪的那一亩三分地。
脱颖而出的中国富豪
李晓华，一个来自红色资本主义的挑战者，中国第一辆法拉利汽车的主人，那辆京A00001车牌的红色车身上50个元首的签名，向我们昭示什么？年光九，一个市井狂徒的生存游戏，他那混乱的家族婚姻生活，能否让我们理清这段从无序到有序的岁月；杨百万、柳传志成功的转身源于政治的嗅觉；王选，一份遗嘱，两份遗产，一个科学家、一个道德楷模，贵为“国家领导人”却谆谆告诫当官的人，要提携比自己有才能的年轻人；张贤亮，一个右派的肆意人生，一个作家、一个右派、一个亿万富豪；张朝阳，任何追求都是焦虑的源泉，44岁时张朝阳回到了3岁，读了历史诵了佛经……这一切是速度在压迫时间，还是时间在改变空间？
窦文涛：今天请来王春元，春元说起来是我们同行老师，他是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多年的制片人。这次拿来一本书叫《转身》，我觉得触动我的很多联想，富豪大家都关心。你接触这么多富豪，给你最深的感觉、印象是什么？
王春元：其实我是被这个社会给嘲弄了一把。
窦文涛：嘲弄？
王春元：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我也没想着我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作家，我自己说我是码字的，因为干电视的，说这个不好好干电视，所以干码字去了。所以我写完那个《忏悔无门》以后，他们就好多人跟我说，媒体就说王春元你开创了中国的新软饭时代。
窦文涛：说你吃软饭的吗？
王春元：对，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全是帅哥，在那儿干嘛呢？等着富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所以我现在一写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专攻富豪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我关注的还是在时代变化之中，整个的时代大量的速度，挤压，完了以后人的人性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他怎么在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挣脱自己。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几千年前，两个被流放的农民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此，掀起了一场史上最有名的农民起义。当然，结果是怎样大家都很清楚。两个农民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他们的话没错，只不过他们没那个种。命运是存在的，这并不是唯心主义在作怪，事实上命运的定义便是你的一生。相信命运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相信未来的路已经不可改变，而是在于你能够认清楚一切并且坦然面对。
电影《本杰明·巴顿》里面船长一句话道出了命运的真谛。他说“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的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诅咒命运，但到了最后一刻，你还是得平静地放手而去。”命运是存在的，它给每个人都出了不同的习题，你所做的不过是去面对并解决他。
窦文涛：你看了这么多之后，我有个问题问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相信这个吗？
王春元：我相信命，但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
窦文涛：这些富豪像我听一个老和尚讲的，说费尽心机，他冒险，他去挣，那个财是他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怎么着你也拿不回来。
王春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无知到有知的一个过程，之后你发现你有知的时候你还是无知的，因为你冲不破，你只是在一个纬度上的。我们小的时候靠什么来征服别人，靠打架、拳头，那时候脑子里没知识、没信息，暴民。慢慢长大之后发现，拳头不能全部解决问题，还得有点伎俩，还得有点聪明才智，完了靠这些东西的话，我得跟人交流，征服社会，比如说拍拍领导马屁，跟领导搞好关系，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信息和知识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有阶段性的，你就是把胆都努破了，有一些东西，努不出来。
富豪餐桌上的家常菜
大多人都羡慕富豪，羡慕他们腰缠万贯，羡慕他们奢华的生活。但中国的富豪并不一定是如此。富翁杨国强虽然一手打造了碧桂园，但自己却只坐着一般的大众车。其实当代中国富豪的历史并不长，毕竟改革开放是三十年而不是三百年。人说三代方能造就一个贵族，这话说得有点刻薄，但不无道理。富豪第一代身上总是有着“暴发户”的负面光环，无论江山怎样变，本性始终难改。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语言表述的问题，贵族的骄奢也未必见得是一件好事。
窦文涛：你这里边写到李晓华花了两亿一千万把家里装修得美伦美奂，一进他家门，先是来一人就跟进博物馆似的跟我们介绍，你看这个柱子、这个石头，意大利来的大理石，柱头上用了多少黄金，就那样。完了之后就看纪录片，看到李晓华的很多创业史。然后该吃饭了，你一看它餐厅是欧式餐厅的高背大椅，但是他请的是部队的炊事员端上来的是红烧肉。
查建英：猪肉炖粉条。
窦文涛：没错。
王春元：兵团饭菜。
大富豪的爱情与奋斗
听过了太多奋斗的故事，无非是出身低微，努力拼搏，最后成就一番事业抱得美人归。其实世界上的故事都很简单，雷同的剧情演了又演，就好像韩剧一般，但也正如韩剧一般让人看了又看，仿佛不会厌倦。
再看看中国富豪们，许多都是下过乡，插过秧，当过学徒抱过枪。这批人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们都有很多辛酸的故事。
李晓华当年进了兵团，最冷的时候零下47度。李晓华在兵团开拖拉机。现在开车自动档的、无级变速，不用着车，多冷的天一打就着了。可那时候拖拉机带摇把，还得拿热水浇。有一次拖拉机开到田里以后就熄火了。他就把车上的摇把卸下来，塞进去以后玩命的摇，摇把摇的时候有反作用力，他一摇没摇好，摇把返回来以后把他肚子弄一个大血口子。没有人，在大荒滩里，他一个人蹲在地上，血就在那儿流。一个17岁的小伙子，第一次感觉到了这种生存恶劣的环境对他生命的考验。
李晓华也需要温情，他爱上一个姑娘，当时大家都要回城，姑娘是高干子弟，去了北京。他进不了北京，只能到河北涿州落户，那边同意接受他以后，他扒火车又回到萝北的二十七团，离他女朋友那个地方还有十几公里，他趟了及膝深的雪，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女朋友。去了都半夜了，他敲门，别人说你女朋友不在，她回北京了。他不相信，打开门一看，确实回北京了。他又翻回头来，又趟着这及膝深的大雪，又往回赶，回到他们连。战友说你歇会儿吧，明天再走，他说不行。他又扒火车回北京，去找那个女朋友。一敲门，人家爹妈说不行，你有什么条件娶我女儿？会开拖拉机，会开拖拉机哪是本事啊。就这样，李晓华的精神世界第一次被打破，也成就了现在的李晓华。
王春元：他那么小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文化。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物质世界的问题，要拿物质世界来解决。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信条，刚才你说到，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就是说讲到控制力是在后面。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这个生命的那样一种力量，他那种尊严受到伤害以后，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失恋的人，他就有巨大的心态力量
窦文涛：没错。
王春元：其实查老师可能能懂那一代人，李晓华当时进兵团的时候，他们哥儿仨一块儿去的，他哥、他弟弟、他，他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在黑龙江的萝北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镇。
查建英：对。你说这个我还真是有感受，我也认识另外一个富豪叫张大中，就是创办大中电器的，到现在他还是很朴素的一种生活，很低调，我也不知道在这儿讲合适不合适。他也有类似于去东北的这种经验，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因为他母亲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后来被枪毙了。这样家庭的孩子，连去插队都没有权利，当时中学毕业以后，要求去，不让他们去，最后这三个人扒火车去了东北。到那儿人家还不收，他们硬站在火车上到那儿了，回来就没有车坐，站在一个拖拉机上，冷的要死的那种，好不容易最后从拖拉机又跳上一辆煤车，就是货车，然后怕查哨的查。
王春元：爬那个飞驰的煤车。那得有两下子。车一减速在这个铁路边上趴着，飞快的跑上去，它有伸出来铁的把手，就跳上来抓住，翻到里面去。
查建英：对，减速以后还有人检查，他们就都不敢出声，然后后来说检查完走了，就往那边扔石头，说怎么张大中也不吭声，说冻死了，完了，就猛成这样了。
王春元：你讲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事，也就是说实际上30年前，对于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生存。所以这30年为什么伟大？它伟大在哪儿呢？就不是说我们创造了多少数字、创造了多少壮举、创造了多少成绩，它伟大就伟大在我们人的思想解放了，打碎了身份识别制度。以前我们有身份识别的。你是地主出身，你是革命干部出身，你是坏分子家庭出身，没戏，就是零下47度那个地方，你想去也去不了，想挨冻都不行。
窦文涛：就包括刚才，我就说李晓华在兵团的那种感觉，什么高干子弟，他那时候感觉到差别。我就想起前一阵茅于轼在我们这儿做节目，老爷子灌输给我一个思想，我觉得还真没这么想过。他说你像以前30年前那个时候，也许是贫富我们是平均了，一样穷了，可是实际上隐含着很大的真正的不平等，身份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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