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家错得如此离谱？(上)

　　编者按：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和深刻反思，这些争论和反思将影响着全球经济和市场建设的方向。2009年9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纽约时报》以“为什么经济学家错得如此离谱（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为题发表连载文章，反思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经济学建设的具体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将编译刊出该文以飨读者，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错把美丽当真理

　　经济学家目前颇难启齿的一件事是，直到不久前他们还在为自己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所谓“成就”欢呼腾喧。经济学界据称在理论建树和实践指引方面均成果丰硕，已进入了一个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理论建树方面，经济学家们据称已解决了长期内部纷争的关键问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奥利维尔·布兰查得在2008年所著《宏观经济学综述》一文中就声称，“宏观经济学整体状况良好”，长期的论战已经结束并实现了“大范围的观点融合”。经济学家们相信自己已具备操控经济世界之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报告中甚至宣布“防范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2004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热烈庆祝过去20年中经济运行的“伟大稳健”，并称这受益于经济决策水平的有效提升。

　　2008年，一切分崩离析。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见到危机即将来袭。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家们对出现灾难性市场失败的风险充耳不闻，完全闭塞视听的“学术研究”的危害性甚至超过预测失灵。黄金时代的金融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是内在稳定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的确也如人所愿，盛行的模型无一对2008年发生的那种市场崩溃风险有所警示。宏观经济学家们多少存在一些观点分歧，但分歧仅是一些经济学家坚信自由市场经济绝对不会误入歧途，但另一些则认为经济可能不时偏离轨道而全能的美联储可以并且能够纠正对繁荣之路的偏离。双方都未曾准备应对一个在美联储已竭尽全力纠偏但仍然脱了轨的经济。

　　危机惊醒后，经济学界争执激烈，分歧比任何时候都要巨大。罗伯特·卢卡斯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便宜货经济学”，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约翰·科克伦说这些刺激计划是基于不足信的“天真童话”。与此相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隆教授指斥芝加哥学派“脑残”，笔者则早就指出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蒙昧时期的产物，那时来之不易的可贵知识早被人们淡忘了。

　　经济学界怎么了？它将会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界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作为一个整体，误将包裹在炫目数学外表下的美丽当作了真理。直到大萧条时期，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紧抱着一种观点：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的或近乎完美的体系。是大规模失业等震骇人心的事实让经济学家们放弃了这些谬见，不过随着大萧条记忆的消退，经济学家们重又钟情于那种过去曾痴迷陶醉的严重理想化的陈说，鼓吹理性个体在完美市场中有效互动的说教，在炫目的数学公式包装盛饰下自恋自噫。重新痴迷理想化市场的说教既源于政治风向的转变，也与这类研究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相关。人所共知的是，胡佛研究所的安息日休假、华尔街薪金丰厚的工作机会都让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优渥得意。似乎无所不包、论说优雅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加上可以炫耀其高超数学技能的学科机会，则更加令经济学家们施施然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了。

　　不幸的是，这个貌似浪漫、洁净的经济观却严重误导了人们，使自视高明的经济学家失去了敏锐预判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极尽溢美之辞，却往往对导致资产泡沫和经济萧条的人类理性有限性视而不见，对金融机构纵横捭阖、欺诈横行的问题故作沉默，对会引起经济运行系统遭受突然、无法预测的崩溃的市场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不完善──漠然相对，对因监管者本身就不相信监管的价值而产生的危险泰然处之。

　　经济学界会走向何方，目前尚难下定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学会与混乱的经济现实而不是与纯粹的理论模型共生。换言之，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的、而且往往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正视市场常常独有的不完善性，并且认同一个优雅精致的经济“万能理论”的诞生仍然长路漫漫。从未来发展看，上述改变有利于经济学家提出更为谨慎的政策建议，并降低因迷信市场而力图拆除经济安全保障网的狂热。

　　从斯密到凯恩斯再回到斯密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滥觞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此后160年中经济理论不断得以发展，其中心思想则是“相信市场”。是的，经济学家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失灵，譬如存在“外部性”的市场，人们不付出代价却向别人强加成本，出现交通拥堵和污染等问题。但是19世纪末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却使我们应该对市场体系有信心。

　　“新古典主义”者的市场信念被大萧条所粉碎。当然，即使面临经济全面崩溃的现状，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坚信市场经济一定正确，而不管市场已近崩溃。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就宣称，“萧条不只是恶魔”，而是“某些必须完成的事情的形式”。最终看，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倾向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在寻求对大萧条合理解释的同时积极探讨未来反衰退的有效措施。

　　凯恩斯并没有鼓动政府管制经济，在其1936年出版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自称其理论需要“稳健保守的运用”。他想修正资本主义，而非取而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应不受政府干预而正常运行这一观点，并特别表达了对金融市场的蔑视。在凯恩斯看来，金融市场由短期投机情绪主宰，丝毫没有考虑经济基本面。凯恩斯呼吁政府在经济萧条时积极进行干预──印更多钞票，如果需要还应对公共事业投入巨资──以便在衰退时对抗失业。

　　凯恩斯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反萧条建议，《通论》以深刻、透彻的分析说服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界的变化轨迹却是从凯恩斯主义退却到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起初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率领，他早在1953年就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好地描述了经济实际运行的方式，“既非常富有成果，又值得大家信任”但是，经济萧条该如何解释呢？

　　弗里德曼等在质疑凯恩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者最初也不否认市场经济需要人为干预来寻求稳定，弗里德曼就曾讲过“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后来他声明这只是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不过，货币主义者们主张非常有限的、受到限制的政府干预──即指示央行保持该国的货币供给量、流通中的现金量及银行存款稳步增长──已足以防止经济萧条。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的观点很出名，他们认为如果美联储很好履责，大萧条本应不会发生。弗里德曼称政府如干预经济以使失业率低于其“自然”水平（当时美国自然失业率被认为约4.8%），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涨证实了这一预测，这极大提升了反凯恩斯运动的可信度。

　　连弗里德曼都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反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最终会远超出弗里德曼的立场。与其观点继承者的主张相比，弗里德曼的立场看起来相对温和。凯恩斯曾将金融市场贬损为“赌场”，反凯恩斯主义者后来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给予可得信息，金融市场总能使资产定价合理。与此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完全拒绝了以凯恩斯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经济萧条，不少人回到了熊彼特和其他大萧条辩护者的观点，称颂经济萧条为好事、视萧条为经济体为应变调整的一部分。甚至那些不愿走得太过于极端的经济学家，也认为任何反经济衰退的任何努力都会弊病丛生。

　　反凯恩斯主义的趋势也有例外。许多人自称新凯恩斯主义者，继续相信政府应扮演一个积极角色。一些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假设，质疑金融市场可以信任的观点，并指出金融危机具有毁灭经济成果之危且反复发作的历史异常悠长。但是这些非主流的观点，始终未能改变经济学界现在看来普遍存在的愚蠢自满的状况。

　　潘格罗斯金融

　　20世纪30年代金融市场并没有广受关注。凯恩斯将选股喻为“选美”：“每位参赛者必须去挑选那些他认为其他参赛者会喜欢的脸孔，而非那些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他认为让这种市场中的投机客花费时间来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并不是个好主意：“当一国的资本发展变成了赌场活动的一个副产品，该工作可能干的并不怎么妥当。”

　　但到了1970年左右，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好像接管了金融市场的研究，他坚信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关于投资者非理性、泡沫以及破坏性投机行为的讨论几乎从学术研讨中消失了。该领域由芝加哥大学尤金·法玛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设”主宰，该假设声称给予所有公开可获信息，金融市场会基于该资产内在价值而准确定价。譬如给出某公司收益、经营前景等可获信息，该公司股票价格总是精确反映其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进一步宣称，因为金融市场总能正确定价，企业领导们的“最优选择”就是最大化其股票价格，这一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获得更大的股票期权激励，更是为了整个经济发展。换句话说，金融经济学家们相信我们应该将国家资本的发展交到凯恩斯所称的“赌场”手中。

　　很难说这种转变是由哪些具体事件驱动的。有关1929年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股票牛市仍在持续，或许是推动这种转变的主因。但是股灾和熊市也不时到来，1973？1974年美国股票价值缩水了48%，1987年美国股灾中道指没有任何原因就在一天之内直降了将近23%。这些应该至少引起一些对市场理性的疑问，可是这些在凯恩斯看来足以证明市场并不可靠的证据，丝毫没有削弱市场上主流观点的力量。金融经济学家通过假设每个投资者都理性地平衡风险和回报发展出的理论模型──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相当精美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仅告诉你如何选择你的投资组合，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你如何为金融衍生品定价，建立在索取权之上的索取权。该新理论的优雅与明显的有用性为其创造者带来了一连串的诺奖，许多此理论的行家也获得了更加世俗化的回报：用他们的新模型与高超的数学技能武装着──更多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奥的运用需要物理学家水平的计算能力──一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能够而且的确成为了华尔街的“火箭科学家”，赚着华尔街的丰厚薪水。

　　公平地讲，金融理论家并非仅仅因为有效市场假设优雅、方便、有利可图就接受了它，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统计证据，乍看之下那些统计数据很支持该假设。但是，金融经济学家们在炮制这些统计数据的同时很少问及看似显而易见（实则难以回答）的问题：给定现实世界中诸如收益率等基本面信息时，资产价格是否仍合理。相反，他们只会提问其他资产价格给定时，该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现任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曾以“番茄酱经济学家”这个辛辣的比喻嘲讽金融学教授们：“‘番茄酱经济学家’已经展示了两夸脱的瓶装番茄酱的卖价正好两倍于一夸脱的瓶装番茄酱，并由此得出结论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的。”

　　但是，不管是这种辛辣的嘲讽，还是诸如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等经济学家较为客气的批评，都没有起什么作用。金融理论家们继续相信他们的模型基本上正确，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决策的人也深信不疑。其中声名最著者，就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放松金融监管论的长期支持者艾伦·格林斯潘。他拒绝回应对次级贷款加以控制并处理日益膨胀的房地产泡沫的呼声，主要是因为他相信现代金融经济学已经控制了一切。2005年，在一个表彰格林斯潘获任美联储主席的大会上，有一个情景令人难忘。一位勇敢的与会者──拉詹宣读了一篇论文，警告说金融系统的潜在危险已积累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他几乎被在场的所有人嘲笑了──也包括拉里·萨默斯，他视此警告为“误导”而拒绝接受。

　　2008年10月，格林斯潘承认了他正处于“震惊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知识大厦”已然“崩溃”。由于该知识大厦的崩溃也是现实世界中市场体系的崩溃，所以结果是严重的衰退──多项指标表明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些什么呢？不幸的是，本来应该为应对经济萧条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正陷入了失序状态。

　　宏观问题

　　19世纪30年代大危机是颠覆世界的一次大灾难，世界财富大规模蒸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彻底结束了那场大萧条，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说服了大多数人。但是为什么在1975年前后经济学却分裂出了与凯恩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阵营呢？

　　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作解释吧。《货币、信贷和银行》杂志1977年提到了国会山托儿公司的艰辛历程恰可为例。该公司由约150对年轻夫妇组成，彼此承诺如某对夫妻晚上外出时，其他夫妻帮忙照顾其子女。为确保每对夫妇公平承担照顾其他家庭孩子的义务，这家公司引入了一种凭证：用厚纸板做成的代金券。每张代金券的持有人可以享受半个小时的托儿服务。成员们加入公司，起初会收到20张代金券，在离开时要归还同等数目的代金券。不幸的是，公司成员平均愿意持有超过20张的代金券，或许是防备他们需要连续外出的不时之需。结果，只有很少的人愿意使用他们的代金券并外出，许多人反而想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以增加其代金券的储备量。但是，因为只有某人晚上要外出时保姆服务的机会才会出现，所以并不容易找到保姆这份工作，这使得公司成员们更不愿意出门，于是保姆的工作机会更属凤毛麟角了？？

　　简而言之，这家公司陷入了衰退。

　　那么，你们怎么看这个故事呢？不要认为它愚蠢而微不足道：自从亚当·斯密在一家针厂看到了经济进步的根源，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用小例证来阐明大问题了。问题是，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由需求不足导致的衰退──没有足够的对保姆的需求来为每个想获得该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是否能触及到衰退的本质。40年前，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确实是需求不足导致衰退。但从那时起，宏观经济学分成了两大派别：“盐水”经济学家（主要在沿海的美国大学），或多或少会用凯恩斯的视角看待什么是经济衰退；“淡水”经济学家（主要在内陆学校），认为前述观点一点也没有道理。

　　“淡水经济学家”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中的纯粹主义者。他们相信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是从个体理性且市场有效这一假设出发的，托儿公司的故事违背了这一假设，有效需求普遍缺乏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总是能够变动以匹配供给和需求。如果人们想要更多的托儿代金券，那么其价值就会增加，比如会值40分钟的托儿服务而非30分钟。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流通中代金券的购买力会上升，于是人们就不会觉得需要囤积更多的代金券，经济衰退就不会来临了。

　　不过，经济衰退时期不正是有大量有工作意愿的人没有工作机会吗？“淡水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表象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需求整体不足是不可能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淡水宏观经济学家”的领导者、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经济衰退只是由暂时性混乱引起的：工人和企业没能对由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水平总变动与其自身特定业务状况的变化加以区分，任何试图打击商业周期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激进政策只会增加混乱。芝加哥大学的科克伦则宣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衰退有害”的观点也被许多“淡水经济学家”所拒绝。号称学界领袖之一的明尼苏达大学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可以看到“淡水”绰号的来源了），认为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实际上与商业周期无关，商业周期只反映了技术进步的波动率，并被工作者的理性回应所加强；当环境良好时，工作者会自愿工作得更多；当环境恶化时，工作者想少工作一些，失业是工人们想休息时故意做出的决定。

　　“大萧条”居然成为了“大假期”！如此滑稽荒谬的观点却风行一时，原因是普氏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用巧妙构建、炫晕人目的数学模型及大量繁杂统计的数据所包装。普氏的理论支配了许多大学宏观经济学部门的教学，2004年普雷斯科特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共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盐水经济学家们”犹豫了。“淡水经济学家们”是纯粹主义者，而“盐水经济学家们”则是实用主义者。如哈佛大学的N．格里高利·曼昆、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罗默，承认难以调和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萧条的观点差异，他们发现有许多雄辩的以致无法拒绝的证据表明经济衰退实际上是需求推动的。他们愿意多少抛弃一些完美市场或者完美理性的“信仰”，赞同多少有些凯恩斯主义色彩的衰退观，认为仍然需要那些对抗经济衰退的积极政策。

　　问题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并非对理性个人和完美市场理论的魅力具有免疫力，他们尽可能地使其理论少偏离新古典主义，难以不和时风。这意味着他们提出的模型中，无处安置诸如泡沫及银行系统崩溃等事项。现实世界中诸如此类事情持续发生的事实──亚洲在1997？1998年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阿根廷在2002年经历了一场萧条水平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在新凯恩斯主义主流思想中反映出来。

　　1985？2007年间，“淡水经济学家”和“咸水经济学家”主要就理论而非经济管理行动发生争执。其原因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不像原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认为需要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或者税收的变动──来对抗经济衰退。他们也相信，美联储的科技主义者们颁布的货币政策能够为经济体提供所需的任何补救。在一个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庆祝90岁生日的活动上，伯南克这个之前或多或少有点新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那时已成为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对弗里德曼讲：“您对了。是我们导致的（大萧条）。我们非常抱歉。但是多亏了你，大萧条不会再重来。”他传达的意思如此明显：一个更明智的美联储是避免大萧条所需要的一切。而在“淡水经济学家”看来，只要没有凯恩斯式的刺激方案，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交由格林斯潘大师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淡水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货币政策能带来一丁点益处，同样也不认为它会带来什么伤害。

　　一个即将到来的危机，说明了盐水、淡水经济学家们的共同点多么少得可怜，也说明了宏观经济学已经变得多么潘格罗斯化。（未完待续）

　　刘 利 编译 张兴胜 校

　　（译者单位：外交学院中国工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