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问题

　　深圳作家杨争光先生的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这本书写的是一个问题少年张冲的故事。为什么一本写孩子故事的书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我分析，是他抓住了一个很关键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教育，我们民族必须正视自己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或拖延，都将对今后我们社会转型的方向、效率和一代甚至两代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事业曾经和我们民族的整体一起，走过了曲折而且痛苦的道路。公元前221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被绑在专制王朝的水火棒上，统治者的恣意施威和顽固不化，让中国社会从进步和领先渐渐地走向了封闭和落后，民族因此而最后沦落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教育在其中的负面作用无法回避。到了文革期间，我们的教育更是被曲解和摧残到十分荒唐的程度，成了文化大灾难中的“重灾区”。这些施加给我们民族和我们民族历史的暴力，都造成了今天文化体系的许多后遗症。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四人帮”的垮台，就完成了“拨乱反正”，成功地掉转了船头，今后的事情就剩下加足马力勇猛向前了。

　　不是的，我们的民族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远远没有揭开，这应当引起更加广泛的注意，以便从根本上开始反思、从文化再造的角度来认识，不如此，只解决皮毛问题，只能是耽误时间、延续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

　　说到教育，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不就是多办几所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吗？是的，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现在的义务教育，会比现在的实际情况好一点，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层次的愿望。对我们民族教育问题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这就要从教育的功能角度分析了。

　　教育是人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取得今日辉煌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没有教育，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今天。但是教育让社会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步骤，是教育的民间化。在这一点上，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民族是开先河的，我们中国人能在两千多年前大跨步地成为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民间教育”这样的方式和响应的机构的。后来的事情有了变化，中国的教育成了一种工具，这才让我们的民族从领跑者变成了落伍者。

　　设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像早期天主教等极端势力那样对所有信徒和平民实施严格的宗教强化教育，其中包括中国人在孔子以后的两千年进行的那种中国道统教育，社会何谈进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的最重要的功能--“教育是传承文明、整合文化的基本手段”，这句话是教育理论学者明远先生在2003年说的。

　　教育这个工具用好了，可以让社会进步，弄得不好，教育就是帮凶，所谓“奴化教育”就是一例。因此在“加大投入”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正身”。例如，建立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那些“孔子学院”只传布只展示，并不对那些该中国造成2000多年耻辱的根源进行剖析，最终的结果必将是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宣扬得到处都是。

　　任何一个民族的最理想的教育体系，或者说理想的现代教育体系，应当具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它具有自发地对自己所在的文明体进行修补的功能，不断地质疑文明体中的毛病，这是现代教育的必有的特征。而要走上实现这样功能的道路，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教育必须回到民间。

　　说到现代教育，我想到，在30多年前，我就对“四个现代化”有所微词，我一直认为那“四个现代化”太功利、太肤浅，这四个现代化都是工具层面的东西，里面竟然没有教育的位置，此外这四个“现代化”里也不应当没有“现代社会管理”的位置。以那时的标准，苏联早就已经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可是后来苏联怎么样了？我们如果不努力找寻我们今后的奋斗目标，不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找准合适的目标，谁能保证我们花费千辛万苦搭建起来的大厦，会在今后的某个时候不得不让我们的子孙进行无法回避的重新整合呢？而且，文化的重建要比一座伟大的建筑物的整合困难得多，因为前者进入了民族的灵魂，成了民族肌体的一部分。

　　上面说到现代教育来自民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所呈现出的问题恰恰就因为教育脱离了民间。

　　两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这样两种作用：第一是利于社会统治，铲除异己，这是从把持教育大权的角度来说的；第二是谋生的需求，这是相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的。两者相互孳生、相互利用，这就演绎了中国两千年来屈辱的文明沦落史。

　　社会统治者如果把教育仅当成维持统治的工具，那么这个社会（在原则上理论上）就会停滞于此时此刻。所有变化、所有变革，都成为一种修修补补，而稍微大一点的修补，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都只能流产于娘胎里。原因是，没有思维创新的先行，所有制度变革都在玻璃天花板下止步。而思维创新的关键，是教育的创新。于是，整个社会就只能以统治者的好恶为好恶，以统治者的取舍为取舍，社会进步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个当政的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而这种寄托，也往往被那位良心者（即所谓“明君贤臣”）的寿命所限，最终变个花样再被改回“正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如科举制度的兴盛和变异，唐朝和清朝的税制改革。而体制外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只能好比隔靴搔痒，只能是深山里的空谷绝唱。想一想李贽的下场和顾炎武的景遇就是如此。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都不应当像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这样包罗万象的。举几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荒唐的“二十四孝”，竟然把谎言当成教材，例如一个孝子能用体温融化冰河。文革期间我们曾经用一个虚构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典型”教育过我们的孩子，当然这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实，那时，教育的取材、教育的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错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没有人深入探讨过。

　　再举个例子，我们也曾经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样的理念向我们的孩子灌输过。我们还向孩子们灌输过类似于“天地君亲师”的“先爱领袖后爱父母”、“先爱国后爱家”、“大河没水小河干”、“先公后私”等虚伪的反自然天性的理念。

　　其实，这样的灌输的结果，其最大的负面效应是通过教育这个手段让“真实”和“诚实”这两个最应当让孩子们得到的东西大大地贬了值，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今社会中那些造假潮--写文章造假，出实验报告造假，统计数字造假，假文凭、假证件、假发票、假录取通知书、甚至法律文书上的证据也造假造出来的。这种“真实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实惠和领导精神的贯彻”这一非理性的普遍判断不无关系。当年那些受到如此教育的孩子有不少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包括政界、商界、学术界）的顶梁柱，当年那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已经化作了眼前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那成果是苦涩的。

　　在这里，我要大段地引用上面所说的那本书的作者的言论，他说得太准确了：“我不相信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走很长的道路，我们的思想启蒙还没有完成。30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仔细看去，支撑我们经济建设的不是中国的东西，是外国的，而且是外国的皮毛。？？自欺欺人也是我们国学精髓的组成部分。如果‘都是我们的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热中于国学的有钱人了。别把腐朽当成美丽，别把于丹的‘论语心得’当成研究国学的美丽硕果。？？这个国家太千篇一律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今天信的还是这个，永远是一种精英式的观念、精英式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考试体制也是这么设计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龙教育在龙崇拜的道路上走了几千年，依然心力不减。”（杨争光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的谈话）

　　不把我们的教育的功利性除掉，就难以说把教育放置对了位置。有这么一个很令人深思的例子，有位学者问我们的幼教专家：“我们的幼教事业的目标是什么？”回答十分冠冕堂皇：“让我们的幼儿身心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育和成长。”那位学者批评道：“太笼统了。”他只介绍了日本的国家幼教事业的方针：“第一，把用过的东西以原来的样子放回原处；第二，比你应该到达的时间早两分钟；第三，能不麻烦别人时就不麻烦别人。” 无须再多言了。看看今天我们中国成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就能知道，那些为数不少的“问题成年人”在幼教时期的教育方面就已经永远地缺失了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能看出来我们的幼儿教育是与日本现代幼教的差距。据今年6月3日的日本《新华侨报》所载的唐辛子先生写的文章，说有一天孩子从幼儿园回来说，幼儿园今天出事情了，有坏人蒙面闯进了幼儿园，老师赶紧把我们集中转移到一间教室，老师们用大棍子把坏人赶跑了。细心的作者听完了孩子的叙述，马上找到幼儿园开学时发下来的《年度活动安排表》，原来在这一天的活动安排上写着“防范训练日”。--我们的教育往往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例如给孩子留下“给妈妈洗一次脚的作业”），而人家却是“真作假时假亦真”，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我总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暗地里在“作戏”，而那些教育专家教育官员们把自己的工作当成演戏，那个“潜剧本”的力量要比眼前的孩子们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教育的实际要求大得多。

　　─中国的幼儿园教育第一是让上头的领导放心，第二是让自己过得去，第三是让家长别来找麻烦，而人家的幼儿园教育则要努力把这个工作做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幼教如此，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在职教育何尝也不应当如此呢？教育打造的劳动对象总不能永远是那个变来变去的《大纲》吧，把像幼教高教这样的事业完全下放给民间（当然前提是那些因为“吃偏饭”所造成的由社会支付的天文数字的成本─明的暗的简直太多了─也应当一起转移到它应当去的地方），政府别再以管理教育的名义施行对教育进行垄断的实质了。

　　有人讨教过于光远先生，让他比较一下他曾经上过的清华大学和现在的清华大学，他说，他宁愿上风雨飘摇的西南联合大学，也不愿意上现在的清华大学。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当年作为政治干部培训学校的华北联合大学转变为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是比它的前身有了更多的“大学味”，但是更多的其他大学却都向着当年的华北联合大学那样的干部培训学校的方向转化了。大学的行政化是我们的大学总也不被别人认可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先生说：“新教改的核心是打破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即‘去行政化’。其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则是公共财政的转型。” ─看来，让现在的教育专家和教育部门的官员们谈论教育改革，就像是让这些人提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去。

　　最近的一篇报告，也暴露了我们的文化理念对教育的一种误解。2010年6月6日，由教育部牵头起草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中有一条“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20年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00万人增加到18000万人。”准确地讲，这个报告大概应当叫做教育部等部门的“要钱公示”。

　　以现在中国人的13亿人计算，11400万人以外，那剩余的近12亿人就都是建设国家的“配搭”了─好在还不是聋子的耳朵，因为“高铁”还得让那些不是人才的人去挥汗建设的，到印度洋上护航的人也有多一半不属于人才之列。

　　以往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让“好人坏人”观念在受教育者心里牢固地扎下了根，这就是“君子小人”哲学。就因为“君子小人”哲学把中国人划分成（实际是“割裂成”）两个部分，最终造成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现在教育部等部门的官员们这种“人才观”岂不延续和继承了这一理论了么？让这样的“人才”们以这样的理念来执掌国家的教育大权，还不是从根本上就造就了我们整个的文明体“里外相互隔阂的两层皮”么？

　　说到了以上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一些主流教育专家那些光把视线指向教育部应当获得当年GDP总额的百分之几的吁请，都显得离题太远了。钱的数量不是问题的关键，钱怎么用才是问题的精髓。

　　那么，我们的教育究竟应当怎样做呢？教育思想理论研究者明远先生如下的议论说得很深刻。我想，如果我们的教育官员真的想把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办成创新型的现代教育体系，不妨听听他的意见。

　　“各国都有相应的教育部门，但是说到‘主管’，这只是中国的说法。凡是发达的现代国家，他们的教育部门只是协调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而非直接管理、控制学校。？？由于政府具有无限的权力，一旦出现偏差，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社会也走向法制社会，而教育则停留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无疑是造成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