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光风，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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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钱伟长,田长霖,钱码
- 发布时间:2010-10-29 14:18
裴高才
2010年7月30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一位遍撒大爱的忠厚长者钱伟长先生走了！不，他没有走！他那张慈祥而微笑的面容，在我们的脑海里扎根；他仍在不知疲倦地讲学、考察，满面春风地与人们亲切交谈，他播撒的新绿已经在茁壮成长……
乐当人梯助学子
首次与钱老神交是1986年10月，正是笔者撰写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田长霖传记之时。
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考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合影照片，钱老站在第一排，他的身后就是田长霖。一次，田长霖兄弟返乡考察，笔者全程陪同，就那张照片求证，田先生道出了照片的背景故事——
原来钱老是受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具体帮助爱国企业家王宽诚先生付诸实施“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出国留学生项目。钱老在尊重捐款人意愿的前提下，及时提出建议：先成立考选委员会，其人选都应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地位的，要是大师级的。接着，经过深思熟虑一个一个学科遴选，钱老提出了由十五个人组成的考选委员会，其中四人是来自美国大学的著名华人教授：李政道、林家翘、陈省身与田长霖。其中田长霖是年纪最轻、最活跃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难民背景取得成功的留学生代表。那时候田长霖是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副校长，后来成为美国首任华人与亚裔大学校长以及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等。
田先生说，钱老对选拔留学生既坚持择优录取，又照顾学子的具体困难，考虑得非常周详。那些选派出去的留学生的费用，都由“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全额提供，但名义上是贷款，是要还的。不过，鉴于当时国内的工资水平，一般工薪阶层是还不起的。为此，钱老以自己当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化学家吴蕴初提供的“清寒奖学金”而进入清华进行现身说法，特地与王宽诚沟通：如果留学生学成归国了，依我看，那笔贷款就免了吧。王宽诚欣然同意。
选派了两批留学生后，逐渐走上了正轨。为便于操作，钱老又提出将基金会的经费分成了三块，一块由钱老主持，一块放在中国科学院，一块放在教育部。二十五年来，在以钱老为首的专家学者努力下，基金会共选派了两千多名留学生。
王宽诚去世后，经钱伟长等积极斡旋，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57年10月31日发现、国际编号为“465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宽诚星”。当时，八十八岁高龄的钱老还亲赴宁波，出席了“王宽诚星”命名典礼。而紫金山天文台1978年发现、国际编号为“3463”号的小行星，则命名为“田长霖星”。
“洋相”逼出“钱码”
笔者为台湾老作家胡秋原作传时，曾电话采访胡先生，他曾亲口告诉我：1988年，这位“两岸破冰第一人”首访大陆时，钱老于9月15日亲自接见了他。钱老之所以会见胡秋原，就两岸关系而言，因为他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而在学术上，他们均认为“汉字是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载体”，反对将汉字拉丁化。但鉴于简体字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他们均赞同“识繁用简”的主张，即可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两岸实行“一国两字”，即台湾用繁体字，大陆用简体字，两岸都要教学生认识繁体字。在互相交流中，逐步做到繁中有简、简中有繁。
其实，钱老对汉字文学的兴趣始于幼年家学的熏陶。在1931年6月，钱伟长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一说为武汉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五个大学，均接到了考取通知书。其中报考清华的作文与历史均得了一百分，就是现在所说的“文科状元”。钱老回忆说，历史系“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并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一篇赋四百五十字，四十五分钟。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就给了一百分。并称‘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若进清华，他即可得到“清寒奖学金”。
那时清华的中文系与历史系同属文学院，云集了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知名教授。对古文和历史均有兴趣的钱伟长，在征求了四叔钱穆的意见后，选择了清华中文系。
可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伟长以一腔热血要求转读物理系，希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将来制造飞机、大炮保家卫国。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被他的爱国热情所动，答应让他试读一年。不过，有个条件：如果在一年内，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七十分，仍回文学院。他克服了数理基础差、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以数理课程超过七十分的成绩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
后来，钱老转而对汉字文化的研究始于电脑的挑战。他自学电子计算机（即电脑），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钱老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出访欧美四国之时。他回忆说：“在美国访问时，有位‘计算机专家’是‘四人帮’的人，对计算机一窍不通，打着计算机专家的招牌。人家考他，问他计算机问题，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办法，让我当他的翻译。”
钱老当时不仅没学过电脑，连见都没见过。此次出“洋相”后，他就从自己做起，开始看资料自学，就这样学会了电脑，此时的他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另一次刺激是197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老应邀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电脑”。
次年，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有人还列举出汉字的“三多五难”：即“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因而“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
同年，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当时IBM公司的中文输入电脑，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很大的键盘上有一千九百二十个中文汉字，常用字放在一块板，次常用字放在第二个板上，一个字总是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点一下，字就出现了，这是三角码方法。王安公司把IBM的中文电脑键盘简化，但偏旁、部首仍有一百个，还是一块大的板。这些公司要钱伟长买他们的产品，钱老认为，科技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个是落后的，那么大的键盘，我们受不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两年后我再和你们见面。”有人对钱老所说持怀疑态度，甚至轻蔑地说：“你们干这个太困难了，不如采用他们的大键盘中文计算机来得容易。”
面对“汉字落后论”甚嚣尘上，钱伟长认为计算机中文输入关系十亿人口的前途，中国必须掌握这一技术。于是，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于1981年6月27日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为了现身说法，他一头埋进发展中国电脑的事业，还以其影响力，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
通过攻关，钱伟长发现汉字可以宏观识别，无须字字笔画明察，可以望文生义。于是他于1984年提出了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法即“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对在电脑中应用汉字输入法有开山之功。
平时，人们经常是近似地、模糊地捕捉字形部件特征来读音辨义。“钱码”以汉字的宏观字形部件编码，则把一百五十一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三十九个键位上。例如，把“其、耳、且、目、自、白、臼、贝、见、页”等部件编为一码，便于联想。“钱码”允许重码，其字频最高的字直接跳入文本，其他同码字按常用字频排列于下，可供选择，使得码长缩短，效率提高。一个汉字最多选三个字形部件完成编码，有三十九个最常用字一键为码。且“钱码”具有容错能力，很多汉字可以采用不同的分割方式，来适应各人理解上的差异，记忆量少，易学易用。
“钱码”的词组输入方式也是早期开创性工作。钱老设计宏观码作出了部件定义，虽然没有进一步阐释，但为人们对部件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汉字编码的困难根本在于“部件的处理”。表形码之所以首先抓住部件定义的牛鼻子，正是因为陈爱文先生探索和总结了编码设计的历史经验，看出了汉字编码设计发展的症结，对钱老的部件定义作出了具体的、明确的阐释后才得到了部件清单。部件清单使表形码获得突破，使编码方案的基本材料从主观“优选”的“围墙”里摆脱出来，并开始了对汉字字形规律的探究。
在钱老的影响下，香港安子介先生耗资数千万元，于1985年研制成功“安子介写字机”和“六位数电脑输入法”。“安子介写字机”具有编辑、修改、储存、传递及书写十国文字的功能，不仅得到中、美、英、日与新加坡五国专利，还以发明者姓氏命名，这在中国专利史上尚属首次。为更好地向世界推广汉字，安子介还先后写成了《解开汉字之谜》、《劈文切字集》、《安子介现代千字文》等著作，其英文著作《汉字易学》成为外国人学汉字的热门书，并支持创办《汉字文化》杂志，弘扬了汉字、汉字文化。
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李敏生教授如是说：“安子介、钱伟长、袁晓园等针对‘汉字行将就木’，‘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这一汉字落后论思潮投入汉字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复兴汉字、汉字文化。他们的行为过程，是艰苦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其结果促进了汉字、汉字文化的复兴，为冲破汉字落后论，汉字拉丁化的僵化思潮，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三十四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Ａ类方案。同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编码比赛中，“钱码”因单人输入速度第一获得了甲等奖，还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昔日藐视中国人创造力的ＩＢＭ公司那个人，不得不刮目相看，IBM的中文电脑决定舍弃“日码”，转而采用“钱码”了。
汉字研究起波澜
关于汉字问题，钱老在《汉字文化》发表的文章中，在为《昭雪汉字百年冤案》所作的序言里曾多次指出：“是因为我受了气。”这里的“气”既有上述访问美国与香港时的“气”，也有历史的原因。那是当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瞿秋白曾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鲁迅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则云：“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所有这些，给传承与推广汉字文化带来了消极作用。所以，在“钱码”开发成功后，钱老又致力于让“汉字文化”插上翅膀，在神州大地飞翔起来。
在台湾，胡秋原先生则是汉字拉丁化、简化汉字的反对者。那是1953年程天任“教育部长”时，便成立过简体字研究委员会。1954年，台湾发生了一场要不要使用简体字的论战。论战由“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引发，他发表的《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于1954年3月在台湾、香港各大报刊出，随之引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论。胡秋原则写了《论政府不可颁行简化字》，但他在反驳罗家伦时自相矛盾：一方面不赞成文字简易化，可又说不反对简体字。至于罗家伦主张用简体字印古籍，胡秋原认为“消灭中国书的意图又何其显然”。不过，胡秋原主张简体字只可在个人书写中流行，而不能在学校教育、机关文书中推广。胡秋原赞成台湾当局通过行政手段，出台《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简化文字。《文字制定程序法》主张在文件、报刊、公文等书面语言中，只能使用繁体字，不能使用简体字。正是胡秋原的提案，迫使蒋介石放弃准备推行简体字的方案。
胡先生曾对笔者谈及草书比简体字优越的观点。他说，天下没有任何两人签名字迹完全相同，所以银行以签名代印章，因而书写应听任个人之所好与所宜。如是，中国文字不必只“识繁写简”一途，亦可“识繁（楷）写行”、“识繁（楷）写草”。中华的“华”、波涛的“涛”、龙凤的“龙”等等无数楷书，十数笔画皆可行草一笔带下，益见中国文字之趣之美，比写简体字还更称心省事哩！
正是在钱老与胡先生的大力推动下，1991年8月29日至30日“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海峡两岸语言文字工作者举行的第一次关于汉字学术问题的交流会。29日上午交流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式，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教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陈昊苏副会长，两岸文字统合台北学界考察团团长周志文教授在会上讲了话。因台湾当局限制胡秋原“两年不得出境”，胡便请台北考察团总干事李寿林教授代其向大会致词。周志文团长代表台湾学人赠给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纪念牌上写着：“同文同德，同语同心。”
1993年10月27日至29日，钱老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首届汉字文化周学术研讨会”，并任汉字文化周组委会主席。他在开幕式上开宗明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汉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还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化，都曾经产生并且还在不断产生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世界文化传播中的重要里程碑。而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虽然造型上经历了一系列演进和变化，但基本的构架方法始终如一……”
面对有人说什么“汉字在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时为中文信息研究会名誉会长的钱老以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宣示：“汉字在计算机上输入的速度，每分钟已达六百至六百五十个字，这是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他进一步指出：“阿拉伯数字全世界念得都不一样，但写出来是一样的，你写出来大家都认得的。我们的文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国际文字。”钱老的观点，得到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李敏生称钱老“是复兴汉字、汉字文化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则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举世无双”，“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表示：“汉字不仅作为记录语言、交流信息、传承文化的书写符号系统，也关系到两岸同胞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感的维系。不管是简体字还是正体字，都为传播汉字做了不同的努力。”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在致词中指出，汉字是全世界迄今运用最广泛、惟一用视觉辨认的文字，视觉艺术特别高，可以像一幅画一样，让人越看越有味道，许多中华文化的精髓，也都可以借着汉字书法表达出来。
正是包括钱老在内的有识之士的推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文化总会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推广中心、中华新文化发展协会承办的首届“两岸汉字艺术节”，于今年9月至10月在北京举行，并将于2011年春节前夕移师台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举办相关活动。
三峡工程谏诤言
在胡秋原心里，钱老也是心系国家安全、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科学家。面对三峡水库大坝，在未上马前，钱老就亲自前往考察，他以现代军事对抗中的主要打击目标着眼，引经据典提醒领导人决策特别注意。
1991年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打击伊拉克。钱老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海湾战争的启示》，他在文章中谈了海湾战争和三峡大坝建设中的人防安全的关系，并严肃指出，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以目前的导弹技术，要对三峡大坝进行防御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的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诈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
他的真知灼见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后来的“水库人防的最有效的措施，是临战前降低库水位进行运行”，也许就是钱老的“启示”所致。
可是，一旦中央决定兴建三峡工程，钱老收回了他本人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转而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精神，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199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老，带领三峡文物考察团考察三峡文物的情况，要求建工程必须要对文物进行保护。他认为三峡的地面、地下文物，都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抢救三峡文物就是抢救我们祖国民族的文化”。正是在钱老的关注下，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地下文物进行了紧急大抢救，陆续发现了被称为“埋在地下的一部‘中国通史’”——宜昌西陵峡中堡岛遗址；被列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重庆丰都烟墩堡遗址等。
无独有偶，胡秋原则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同样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泼墨挥毫励后昆
胡秋原与钱伟长自从1988年首次相会后，双方一直保持良好互动。钱老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两次在港举行两岸关系座谈会、和平统一座谈会，胡秋原于1992年抱病参加。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李敏生教授策划的《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在京出版，钱老亲自题词祝贺。
此外，胡秋原与钱老的四叔钱穆均是台湾固守国学的重镇与旗手，也是“西化派”和台独分子攻击的重点对象，弄得两位老人与那伙不肖之徒对簿公堂。
有鉴于此，我也打算请钱老为拙作《胡秋原全传》题词，就斗胆拨通了钱老的秘书、上海大学徐旭教授的电话，他让我寄去相关资料看看。
那是2003年底的一天，笔者尝试着给上海大学办公室寄去了一封请钱老题词的求助信，并附上民革中央贾亦斌副主席与复旦大学朱伯康教授所作的序言，以及书稿提纲。
因笔者与钱老缘悭一面，钱老是科坛泰斗，海内外请其赐教、题词者多如牛毛，且老人年事已高，故笔者对求助信是否有下文，并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我的求助信发出一周后，在电子邮箱里即收到了徐旭教授发来的钱老题词电子版：“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题贺胡秋原传出版。钱伟长（印）。”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想不到一代科学巨匠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后学，如此有求必应。可是，出版社在制版时发现，因电子版像素低，钱老的印章显得模糊。我只好再电告徐秘书，不日便收到了补印的纸版题词。
为了表达对钱老的谢意，笔者在《胡秋原全传》的第六十三节《情景交融故地游，旧雨新知喜相逢》里，用图文的方式再现了二位大师相知相识，还特地在后记中致谢。图书出版后，又给钱老寄去了样书，且每逢春节邮寄一张贺卡，遥祝大师阖家康泰。今年在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八十周年时，我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左联八十载，书忆“自由人”》一文中，再次向钱老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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