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事四记

　　一、初识窑址

　　“文革”浩劫中，我原所在单位长沙市文化局被彻底砸烂撤销，“宣传队”在我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令卷起铺盖赶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年后，按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又圈定为“清理出机关”的对象，安置去一家区属铸造厂工作（属街道婆婆老老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利于对我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在这里，我要跟班劳动搞翻砂，还常常做零点班、通宵达旦搞土法铸钢件生产（白天不能用电），劳动繁重且不管它，歧视、偏见、羞辱，不把人当人看，则是家常便饭。背负社会关系复杂的原罪感，人成了境遇的奴隶，靠老实劳动的不二法门做人，因为家有老小，要靠我月工资六十多元养活。1973年，蒙原机关单位照顾，召回重新分配，让我到新成立的文物组去做历史文物方面的工作，这是“给出路”政策的体现，当时我很感谢组织。后来又听人说，要不是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南乘机推动了全省地市文物机构的初步恢复，像我这样的人，是回不了机关的。我心中思忖，马王堆“死老太婆”（当时人的称呼）辛追夫人带来机缘，命中注定让我记住对文物工作要有感恩。

　　文物组开始是三人，两位送到当时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北京大学与鄂博联合举办的田野考古培训班接受培训，让我去做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情况调查，着手恢复建立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准备重新树置文物标志，建立由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或使用单位人员组成的业余文物保护小组等工作。于是，我逐一走访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开福寺、铜官窑等重点文物保护处所。记得那时岳麓书院文庙用作堆放基建材料和民工做饭场所，门窗全无，屋顶后坡一个大窟洞，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赫曦台被用作单位殡仪间，满目凄恻，且都存在火灾隐患。开福寺为一家纺织厂占用，菩萨都已砸毁，僧尼多被迫还俗，我们前去调查时，不知为何又在强迫老僧尼烧毁木版经卷与字画，上前尽力劝止，并将尚未烧毁的三幅佛画抢救出来，开具收据带回。（拨乱反正后，退回佛寺。）事后，没过几天，这个工厂的“造反派”突然带领一批人马，强行将市文化局局长揪往工厂批斗，说文化局保护“四旧”，翻案复辟，要批倒批臭。完全无理取闹，人身安全难保，这些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一时还无从做起。

　　城里的工作几经碰壁后，我们决定乘船到铜官窑遗址去看看，步入窑址区域，举目所见，临湘江的防洪大堤和1964年围垦石渚湖所修南北两端的子堤，堤中间都有一条全是用匣缽片与破瓷片铺垫的人行防滑便道。此情此景，顿时让我们联想到原来调查发现瓦渣坪窑址是什么样子。向农民询问，并将带去原调查记的手抄材料，一处一处地核对察看，在草图上作出标志。由于围湖开河造田，面貌也有很多破坏与变化，拍了一些现场相片，留作资料。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也由于围湖造了几千亩水田，在当时风行的“农业学大寨”中，才使山坡丘陵的窑址，免遭开造梯田而未被彻底破坏。

　　在走访中，在窑址的中心区域的一些农家，见到他们在农事活动中，被挖出来不少壶、罐、缽、碗、杯、碟等遗址出土的残损瓷器，当做水瓢、粪瓢、便溺用具等。在那个“公社化”与“文革”年代，文化与文物，有谁还会把它当做一回事呢？只有践踏与破坏。面对这些，初次去窑址，也不敢以支付工资的办法收集这些文物，因为怕被扣上鼓励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闹出事端。同时，从现场看到的情况，待层层做好工作，要在窑址区域建立保护组织之后，再采取适当措施，来收集这些已经出土的文物，否则，也有可能引起乱挖乱掘，形成新的破坏。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保护文物效力。从踏查铜官窑窑址返回后，经过斟酌思考，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觉得窑址的保护工作比较好做些，最大的道理，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劳动人民的创造，为此我花力气找了本1956年出版的历史类通俗读物《陶瓷器的故事》，每到窑址去时，记着要携带在身，以增加工作和安身立命的保险系数。同时，1973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发现一片唐青花瓷片，陶瓷界为寻找窑口也很忙乎，文物组的同事互通信息，都心向一致。基于此，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即使有其他一些工作任务要完成，而在我心中，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始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每年都要去几次窑址，到现场看看有无修房盖屋，挖砖取土，造成对窑址破坏情况的发生，从县到公社到生产队到石渚湖堤防保护委员会及附近的几所学校，送发一些油印宣传资料，也作一些口头宣传，几年下来，对窑址的保护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78年早春，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已经出现动荡，包产到户的呼声，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石渚湖堤委会作出加固堤防，疏通渠道，保护良田的决定后，暗合农民心意，要搞一次万人上堤大冬修。堤委会正式通知市文化局，说工程量比往年大，有可能与铜官窑遗址的保护会带来不利影响。于是文物组派人提前去现场，经与堤委会协商，他们提出就地取土，即修补那一段堤防和河渠，就在那里取土。我们的意见，没有窑址的地方可以就近取土，有窑址的地方，除过去已挖过又未见太多匣缽和瓷片处可以继续往下深挖取土，不能在有窑址的地方新扩取土点，加固大堤的取土，可在南岸嘴河滩边缘取土，严禁挖毁山丘上的窑址。堤委会很配合，答应按我们提出的要求进行布置，工程于1978年1月2日正式动工，此前文物组的人，先在施工地段用石灰划定取土区，树木牌标志禁止取土区，同时，结合多年踏查的资料及文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向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配合施工进一步开展窑址调查的报告。文物组报告经市文化局批准同意，并按报告提出的经费要求拨款一千元，还明确上工地人员一个月内可以请假不参加机关政治学习。办好了这些手续，携带资料、工具、用品和经费前往窑址区施工现场，见实际施工情况是，工程地段与任务，都按生产队划分，生产队又按组划分包干，所以，名曰“万人”上堤，实际各队各组上堤时间不一，完成任务时间有先有后，文物组派往工地的人员起早贪黑，哪里施工往哪里跑，其工作成果，后来都记录在铜官窑窑址再调查的报告中。

　　二、沉寂二十年之后

　　铜官窑最早是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普查文物时发现的，1960年在《文物参考资料》上，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义发表了《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及冯先铭先生著文《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使这处唐代瓷窑以它的釉下彩特色与成就为世人所注目。

　　1980年《考古学报》第一期，发表了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1978年初配合修堤对铜官窑遗址进行的调查试掘资料《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此时恰逢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相距上次1960年发表发现这一窑址资料的时间，巧合是二十个年头，所以叫沉寂二十年后的后续消息，带有春意，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北大、清华、南大、厦大以及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化工等专业和轻工部科技司都纷纷来人或来信，观看实物，索要瓷片、图片资料，有的大学还由教授带领学生来现场参观考察，同时也给文物组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好的学习机会，由此也建立起相互间交流联系的渠道，对长沙市的文物工作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

　　话说调查试掘报告稿发表后，铜官窑似乎从沉寂中苏醒，或可比作春风杨柳，还可以说是“多米诺现象”，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为节省文字，也免遭自夸之嫌，依时间次序，简单排列，略见铜官窑再次声名鹊起。

　　第一，1980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主办、故宫博物院经办的《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在英国首都伦敦开幕，此展中有文物组提供铜官窑的二十六片釉下彩瓷片。冯先铭先生来信说，铜官窑展品反映不错，这一展览6月移至牛津。1981年9-10月在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展出，这是铜官窑出土品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在国外、境外展出。从冯先铭先生给我的来信中透露，展览是成功和满意的，承他厚爱，寄给我展览图录，让我分享成功的快乐。

　　第二，1980年3月下旬，应我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日中友好文化协会第一回陶瓷访问团一行十二人，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为团长来华访问。因对方要求看铜官窑，到湖南由省社科院接待，指定由铜官窑调查试掘报告的执笔人向访华团作介绍，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虽然未能获得去窑址的机会，但是当他们见到文物组的标本后，十分高兴和满意。三上次男先生此后想去窑址参观还到长沙来过两次，尽管都未能如愿，稍后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版铜官窑图录，他热情地写了书评推介。日本其他古陶瓷专家佐藤雅彦、铃木重治、长谷乐部尔等先生相继随旅游团来长沙，要求观看调查报告所发表的实物资料，均得到了满足。铜官窑一时间成为中日两国古陶瓷文化交流的一个热点。

　　第三，1980年春，由文化部文物局等国家有关部门专家组成“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全集》，原本没有铜官窑专辑的计划，是见到《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发表后，确定增编铜官窑专辑，经由故宫博物院冯先铭、上海博物馆汪庆正、浙江美术学院邓白、湖南省社科院刘晴波等先生推荐，以长沙市原文物组（1980年已恢复“文革”前的名称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调查试掘所取得的标本图片为主，出一本图录，相关的文字解说，也由上述四位先生同时推荐由我执笔，但须经湖南省宣传文化部门审定通知。1981年1月14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书面通知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和笔者本人配合上海美术出版社做好图录的选编和文字解说，同年６月完成图片拍摄和文字初稿送审，1982年2月《中国陶瓷全集·长沙铜官窑》日文版在日本出版，中文版《长沙铜官窑》于1985年4月在上海出版，这是长沙铜官窑首次出版的中、外文图录专辑。

　　第四，1981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成立，可能出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铜官窑负有做好保护工作的责任，在研究会理事分配中，给长沙市文物队一个理事名额。

　　第五，美国耶鲁学会派出在前湖南医学院工作的专家，参观过1982年举办的长沙市出土文物展览。1986年4月，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委派葛立仁（Robert B.Geyer）携带该委员会授权便函及耶鲁大学博物馆倪密（Dr Mary Neill）教授提出的邀请笔者参加合作研究铜官窑的计划，直接与笔者见面。笔者持谨慎态度，请对方通过我国有关部门同意后再做商谈，而对方则要笔者到他所住宾馆先商谈好后，再申请列入交流计划。由于当时有些特殊情况，对方希望在电话中交谈也行，笔者没有这样做，此事这样处理是否恰当不去论它。可以说，铜官窑曾有过与国外多边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三、又遇蹉跎

　　1980年《考古学报》第一期发表铜官窑调查试掘报告后，按当时大的形势和环境，春风已度玉门关，本来可以更多做些有利于保护和宣传铜官窑的事。但是，有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开始还没涉及铜官窑调查试掘问题，不知什么时间、什么人，就文物组对铜官窑试掘一事，进行了检举告状，配合另一件事火上加油，是有意把两件事搅在一起。

　　另一件事，即是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初，对社会流散文物，开展过“文革”劫后大抢救的征集与收购工作，那时笔者被上级任命为文物队的副队长，抢救性征集收购的时间从1980年2月3日开始，到1982年2月20日有关部门下通知停止此项活动，并责令进行调查。本来就只这一件事，后来加上有人检举铜官窑调查试掘为擅自发掘，惊动权威部门批准，由几个部门派检查组前后两次进行检查，本文是写铜官窑的事，就只说铜官窑所谓擅自发掘问题的检查结果。

　　1984年9月11日专案调查组所写调查结果与笔者见面时，材料中定性为“擅自发掘长沙窑（即指铜官窑）古遗址”，整个结论文字只几百字，全文照录如下：

　　1978年12月7日该队原副队长萧湘未经请示省文化局和办理批准手续，带领黄纲正、宋少华等同志，擅自发掘长沙窑古遗址，发掘地点有南岸嘴、廖家屋场、都司坡、陈家坪、尖子山等处，发掘面积为一百五十八点四五平方米，其中南岸嘴三十六平方米、廖家屋场二十二点一平方米、都司坡五十八点五一平方米、陈家坪十三点一六平方米、尖子山二十八点三八平方米。于同年12月29日结束，历时二十三天，获得器物一千九百二十八件。要求拨给发掘经费一千元（笔者注，这句文字表明事先有过请示报告），实际用去七百五十元零四角八分。其中，付给社员工资七百零二点五七元，付给萧、黄、宋三人出差补助费二十五点二零元，人平八点四元，交通费九点四三元，其他费用十三点二八元。

　　对于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国务院1964年8月29日（64）国文办402号文件关于批准《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各级文管会、文物工作队、博物馆、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等单位，为解决学术问题，拟对某古遗址、古墓葬进行发掘时，必须经发掘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许可，征得发掘地点的土地使用单位或个人同意，报经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批准，并发给考古执照后，始得进行发掘。据此，该队发掘长沙窑古遗址，未经省文化局同意，不履行报批手续，应属擅自发掘。不经请示、批准擅自发掘长沙古窑址，错误是严重的。产生上述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该队负责人严重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以及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的必然结果。

　　后面是处分意见，因是见面材料，空着格子未写。

　　笔者见此检查结论材料后，书面说了三点：1．此次试掘是配合修水利工程进行中，发现重要文物遗迹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不是主动擅自发掘。2．市文物队有书面报告，上级拨给了一千元调查试掘经费。3．结论材料多计算已发掘面积六十多平方米，是误将凡在窑址区取过土的地方，一概计算在发掘面积之内，可与发掘图纸和到现场具体核对。因此，请求对这一问题应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这件事，后来还有不有正式结论，笔者不清楚，我个人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只是当时风声很大，有严惩不贷之势，前后搞了五年。现在将检查材料抄录于此，只是说明，这是历史。有趣的是，1982年9月出版的《中国陶瓷史》铜官窑一节，评述1978年对窑址的调查试掘，给予了公允肯定的评价。又过了十年，即在笔者退休前两年的1992年，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科学成果进行一次总结评比时，《考古学报》发表的《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被评为省社科成就三等奖，予以表彰，这也是历史。

　　四、今生难忘

　　铜官窑一路走来，从我四十岁初识到写本文时止，贱躯已经七十六岁，经年历月，有两点感受：一是铜官窑本身妙存的魅力，一是为作铜官窑事而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温馨的友谊，有前者才有后者，后者有许多细节，纸短情长，兰菊飘香，简约成一句话，永远的难忘。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恢复，到1980年建制复原，全队十五人，聚集在一起，做着同一个梦，从“文革”的摧毁中重生，为建立长沙市博物馆打基础，有点理想主义的痴迷，现实一切并非都是顺利。最难过的时候，是因为做那件劫后大抢救征集收购流散文物的事，连同铜官窑试掘事，被有关部门一并立案检查、再检查，反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队里人心磊落，心怀坦荡地等待着实事求是的结论，没有一个人只顾自己，而把责任推给他人。事情本身光明正大，当时没有人有小人心理，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这能让我感到在这个集体中，特别是作为单位中共党支部书记周贤朴先生（后来担任长沙市出版局局长）心境澄澈，务实肯干，严于律己，勇于负责，相互间有着真挚可贵的同事情谊。大家在一起做事干工作，彼此能够信任，尊重理解，包括做铜官窑的工作在内，澄澈务实。在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一起追求着文化对心灵的滋润，真不容易。

　　单位同事亲密无间，同行间前辈提携，师友帮助也非同一般，实在难忘。在铜官窑的保护工作中，首先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和冯先铭先生，是他们在最初公布发现铜官窑址的资料时，实地考察后，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1978年的调查试掘资料，又是冯先生积极帮助推动尽快发表。还是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再次又到窑址实地考察后，捡选古瓷片出国、出境展览，同时提名支持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铜官窑图录专集，还提出再出版装饰图录，并建议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编铜官窑图集等等，他们都很看重铜官窑釉下彩的成就。为了这座窑址，对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和我个人的帮助和恩惠也是很多的，如队里先后送五人到故宫博物院学习文物保护技术，都是通过冯先铭先生等人介绍联系落实。我个人除在他再次到窑址现场考察时，跟随着学习外，还在多次拜访求教时，聆听他详尽的指导，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继续支持你搞下去”（指对铜官窑的工作），“我愿意为你牵线搭桥”（指出版铜官窑装饰图录），如此厚意高情，我刻骨铭心难忘。厦门大学叶文程、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为研究铜官窑的外销，他们将他自己收集的铜官窑外销资料寄给我，指导我要写出铜官窑外销瓷专文，汪庆正先生还为推动铜官窑图录的出版参加提名并做了重要的联系工作。尤其，在他的著述中，可以说是他多次指出我国红釉和釉里红瓷器，是铜官窑最早烧制出初期制品，他很重视铜官窑与伊斯兰陶器纹饰相互影响的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和俞伟超两位教授，先后都到市文物队察看铜官窑的标本。宿白先生对铜官窑出土器物的分期，作过具体指导，通过俞伟超先生帮助，使文物队在那个年代，能直接得到一个保送工农兵学员的名额，还照顾两名在职人员到北大考古系进修。通过考古学家易漫白先生推荐，让文物队两人入湘潭大学学习。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都曾具体帮助长沙市文物队培训工作人员，或派出专业人员来长沙帮助办展览，这些都与开展对铜官窑调查保护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或是支持与肯定。比如，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将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土的一片青花瓷照片，托人带给我，交流陶瓷考古的信息，原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曾应文物队要求，将他们展览中有关国外发现铜官窑瓷的照片寄来底片，供我们参考，等等。上述各大单位对一个还在恢复中的小单位扶持、帮助，均是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师友情谊，这些事于公于私都是不能忘却的。

　　为了铜官窑事，也让一些与我有联系的业界外的师友，他们也很关心和支持我所从事的工作。如曾在别的单位做过我的领导、对人豁达大度的朱尚同先生，原是大学教农业生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去香港台湾省亲时，曾为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找郑德坤先生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的铜官窑的专论（第五卷·第二期，1972年）及其他陶瓷专论；到台湾又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认为对我有用的图纹，用一种白棉纸精心复制七十八幅图样，花钱费力，替我这个曾是他下级和挚友提供信息与帮助。又如钟叔河先生是一位在编辑出版界成就斐然、享有盛誉的师友，我们最初是在图书馆看书时认识的，并间有些往来，他成名后，在繁忙的著述中，仍常欢迎我到他家去闲聊，有时我也向他请教些铜官窑事。有段时间，凡是见到对研究铜官窑有用的资料，他多次自己动手剪报或复印递给我。我有时买不到的书，烦请他帮助写信与出版社联系。在我想研究铜官窑广告文化时，他借给我别人送给他的专著。他曾建议我多读笔记一类的前人笔记，我限于学养和懒怠而未实行，很使他失望。还有沈阳有位初国卿先生，平生不熟，至今未见过面，我记不起如何找到他的通讯处，写信托他购买原辽沈出版社出版、市场上已经买不到的唐英著《陶人心语》，由于该社撤销，初先生托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一套，不肯收钱，而将价格不菲的书送给了我。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文学研究所蒋寅先生等经联系后，承蒙不弃，都给我寄过有关的资料或大作。这些都是为铜官窑的事，师友辈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关心与尽力相助。

　　（此文为《中华彩瓷第一窑·唐代长沙铜官窑实录》一书的后记，有删节，此书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