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政策·社会变迁——《万历野获编》史料一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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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风尚,政策,社会,变迁
- 发布时间:2010-10-29 14:42
不久前，读了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其中一则史料颇能反映明代社会风尚与政策变化的关系。现摘录其文如下：
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杀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人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剚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1〕
丙戌丁亥，指万历十四年十五年（1586？1587）。此则史料要在二点，一是到万历年间，明初太祖所定禁杀耕牛律令已经名存实亡；二是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改变政策，“命收其榜”。律令名存实亡是因，巡城御史妥协是果。
明初所定律令，耕牛是不能随便杀的。传统社会以农为本，耕牛是重要的畜力，禁杀耕牛正是出于保护农业的考虑。早在吴王元年（1367），朱元璋就晓谕征战将士，“勿废农具，勿杀耕牛”〔2〕；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颁行《大明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3〕，即使马、牛病死，也要申官开剥，而宰杀耕牛再犯累犯者，要发附近卫充军，此后正德、万历《明会典》亦承继了此条例。祖制不可违，巡城御史杨四知要禁止杀牛，于是扯出了太祖的大旗，尽管效果不佳，却也名正言顺。
其实，禁杀耕牛律令在万历以前，已经很难执行。明初以来，明朝政府多次重申禁令，奈何承平日久，渐成具文。禁令的三令五申，本身就以说明民间多有违犯，而从禁令的变化过程，亦可看出其难以维持。仁宗甫即位，就因“比日京城军民私宰牛甚众”，遂下令“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4〕。景帝在位时，“严私宰耕牛禁，犯者于常律外仍罚钞五千贯，本管并邻里不首及买食者，各罚钞三千贯”〔5〕。英宗复位后，申严京城内外屠牛之禁，后有锦衣卫逮到违禁屠牛者四十六人，共杀牛二千八百四十余头，结果“诏每人追牛一百头，完日罪之”〔6〕。其后禁令渐渐松弛，宪宗时，私宰牛者由枷示三月，减为枷示止一月。孝宗时，则是内外有别，“京师私宰耕牛者有禁，而四方私宰如故”〔7〕。到嘉靖时，更是“迩年宰牛不禁，而稅其皮革焉”〔8〕。由此可见，禁杀耕牛律令在现实中是越来越难以执行。
屠宰耕牛之难禁，其因在于社会对牛肉的需求不断增长。明初经过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了。到成化、弘治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风俗大变，俗尚奢侈，正如明人丘弘所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9〕，其后嘉、隆、万时期奢靡之风更为普遍，饮食所需牛肉必然增多。利之所在，民之所趋，犯禁杀牛以取利也就成为必然，孝宗时鸿胪寺序班郭理就称“京城杀牛觅利者无处无之，在外亦然”〔10〕，这在事实上架空了朝廷相关禁令。正因如此，才有万历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现象的出现。概而言之，屠宰耕牛之难禁，正是明代经济长期发展、俗尚奢侈的风气与百姓逐利之举综合作用的结果。
此则史料，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命收其榜”，从下而上直接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九门回回人以杀牛为业，如若听从官方禁令，则是“束手无生计”，面临生存危机，群起反抗正表达了其群体利益诉求。堂堂巡城御史，面对一群平民的威胁，竟然“惴甚”而“命收其榜”，这固然与杨四知懦弱的性格有关，更是万历年间朝政日趋废弛、俗尚奢侈的结果。在此事件中，杀牛业者为自身权益而冒险反抗，巡城御史则为个人安全而选择退让，国家政策显然成为双方利益交换的对象，结果自然是律令的名存实亡，实际上默认了宰杀耕牛的存在。
以小见大，此则史料可看出风尚、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明初制定政策，意在休养生息，故而重视农业，保护耕牛。但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随之提升，成弘时期风尚大变，俗尚奢侈，私宰耕牛增多，禁令遂受到挑战。到万历年间，在经济发展与风尚大异于前的长期压力下，滞后的祖制政策已是不堪重负。而风尚与政策的变化，正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社会整体变化的明显标志。
注释：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禁嫖赌饮酒”，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6页。
〔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冬十月甲子。
〔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十六，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4〕《明仁宗实录》卷六，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5〕《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景泰元年冬十月癸酉。
〔6〕《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天顺六年十二月丙戌。
〔7〕《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弘治十二年九月庚辰。
〔8〕（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五，《霍文敏公文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2页。
〔9〕《明宪宗实录》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
〔10〕《明孝宗实录》卷六十八，弘治五年十月癸亥。
……
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杀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人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剚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1〕
丙戌丁亥，指万历十四年十五年（1586？1587）。此则史料要在二点，一是到万历年间，明初太祖所定禁杀耕牛律令已经名存实亡；二是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改变政策，“命收其榜”。律令名存实亡是因，巡城御史妥协是果。
明初所定律令，耕牛是不能随便杀的。传统社会以农为本，耕牛是重要的畜力，禁杀耕牛正是出于保护农业的考虑。早在吴王元年（1367），朱元璋就晓谕征战将士，“勿废农具，勿杀耕牛”〔2〕；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颁行《大明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3〕，即使马、牛病死，也要申官开剥，而宰杀耕牛再犯累犯者，要发附近卫充军，此后正德、万历《明会典》亦承继了此条例。祖制不可违，巡城御史杨四知要禁止杀牛，于是扯出了太祖的大旗，尽管效果不佳，却也名正言顺。
其实，禁杀耕牛律令在万历以前，已经很难执行。明初以来，明朝政府多次重申禁令，奈何承平日久，渐成具文。禁令的三令五申，本身就以说明民间多有违犯，而从禁令的变化过程，亦可看出其难以维持。仁宗甫即位，就因“比日京城军民私宰牛甚众”，遂下令“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4〕。景帝在位时，“严私宰耕牛禁，犯者于常律外仍罚钞五千贯，本管并邻里不首及买食者，各罚钞三千贯”〔5〕。英宗复位后，申严京城内外屠牛之禁，后有锦衣卫逮到违禁屠牛者四十六人，共杀牛二千八百四十余头，结果“诏每人追牛一百头，完日罪之”〔6〕。其后禁令渐渐松弛，宪宗时，私宰牛者由枷示三月，减为枷示止一月。孝宗时，则是内外有别，“京师私宰耕牛者有禁，而四方私宰如故”〔7〕。到嘉靖时，更是“迩年宰牛不禁，而稅其皮革焉”〔8〕。由此可见，禁杀耕牛律令在现实中是越来越难以执行。
屠宰耕牛之难禁，其因在于社会对牛肉的需求不断增长。明初经过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了。到成化、弘治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风俗大变，俗尚奢侈，正如明人丘弘所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9〕，其后嘉、隆、万时期奢靡之风更为普遍，饮食所需牛肉必然增多。利之所在，民之所趋，犯禁杀牛以取利也就成为必然，孝宗时鸿胪寺序班郭理就称“京城杀牛觅利者无处无之，在外亦然”〔10〕，这在事实上架空了朝廷相关禁令。正因如此，才有万历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现象的出现。概而言之，屠宰耕牛之难禁，正是明代经济长期发展、俗尚奢侈的风气与百姓逐利之举综合作用的结果。
此则史料，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命收其榜”，从下而上直接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九门回回人以杀牛为业，如若听从官方禁令，则是“束手无生计”，面临生存危机，群起反抗正表达了其群体利益诉求。堂堂巡城御史，面对一群平民的威胁，竟然“惴甚”而“命收其榜”，这固然与杨四知懦弱的性格有关，更是万历年间朝政日趋废弛、俗尚奢侈的结果。在此事件中，杀牛业者为自身权益而冒险反抗，巡城御史则为个人安全而选择退让，国家政策显然成为双方利益交换的对象，结果自然是律令的名存实亡，实际上默认了宰杀耕牛的存在。
以小见大，此则史料可看出风尚、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明初制定政策，意在休养生息，故而重视农业，保护耕牛。但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随之提升，成弘时期风尚大变，俗尚奢侈，私宰耕牛增多，禁令遂受到挑战。到万历年间，在经济发展与风尚大异于前的长期压力下，滞后的祖制政策已是不堪重负。而风尚与政策的变化，正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社会整体变化的明显标志。
注释：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禁嫖赌饮酒”，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6页。
〔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冬十月甲子。
〔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十六，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4〕《明仁宗实录》卷六，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5〕《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景泰元年冬十月癸酉。
〔6〕《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天顺六年十二月丙戌。
〔7〕《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弘治十二年九月庚辰。
〔8〕（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五，《霍文敏公文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2页。
〔9〕《明宪宗实录》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
〔10〕《明孝宗实录》卷六十八，弘治五年十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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