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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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老子,孔子,胡适
- 发布时间:2010-10-29 14:41
一
作为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来就截断众流，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时引发震动。按在胡适之前，北大“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由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因此，胡适的改变使得原来号称的五千年哲学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就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1〕
看来，要不是胡适，中国人的哲学史还得在三坟五典里多兜几圈。按照胡适的观点，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显然，胡适是相信孔子曾见过老子，并向老子求教这一说法的。先秦诸子中独有孔子一人的生年死年是后人清楚的，老子生卒年一直模糊不清。按司马迁的说法：“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2〕如此高寿，其人就很有些稀奇古怪了。至于老子本人的真身李耳之外，司马迁还给出了两个很迷惑人说法。一是老莱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3〕二是周太史儋：“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4〕
也就是司马迁的后一种说法，使得后世学者有老子是在孔子之后出现的人物的观点。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冯友兰这样说：
传统的说法是，老子是楚国（今河南省南部）人，与孔子同时代而比孔子年长，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很称赞老子。以“老子”为名的书，后来也叫做《道德经》，因而也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子其人的年代问题，另一个是《老子》其书的年代问题。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完全有可能是，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老子》这部书却成书在后。这也就是我所持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没有必要否定传统的说法，因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说老子这个人确实写过《老子》这部书。所以我愿意接受传统的对老子其人的说法，同时把《老子》一书放在较晚的年代。
这种立场，并不需要我坚持说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绝对没有联系，因为这部书里的确有一些老子的原话。我所要坚持的，只是说，整个地看来，这部书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是孔子以前或同时的产物。〔5〕
所以冯著哲学史，与胡著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定的在截断众流之后的中国哲学第一人是孔子而非老子。
千万不可小看这一不同！
按照蔡元培的说法，胡著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拒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6〕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意思，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话是可以这样说，大家都可以高唱“儒道互补”，可具体到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选问题，孔、老之争是应该也必须有一个先后排序的。某种意义上说，排序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还涉及排序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作为“打倒孔家店”的那一拨人物，胡适将孔子排在老子之后，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但后一辈的冯友兰就有些不同了，也许他在某一时期说过非孔的过头话，但终其一生，这位新儒家尽管也承认“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在他的哲学史体系里，不把孔子摆在首位，逻辑上、感情上恐怕都讲不通。
二
胡适本人自承，其诸子学说受章太炎的影响很大。
如果说胡适的眼光还算是“平等”的话，那么敢骂当朝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其看待诸子简直就是“俯视”了。1906年，在《诸子学略说》一文中，章痛快淋漓地评议了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等十家，文中胜义纷呈，新见迭出。
最刻薄的是，章太炎在论及孔、老关系时，这样写道：
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萌芽……
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涕。”（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屈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氏之门，三盈三虚，尤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也。〔7〕
如果章太炎之说成立，那么孔子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学术大盗，老子则成了一位学术受害者。相比少正卯，老子比较明智，能及时出关避祸秦地，因此得以幸免杀身之祸。
章太炎此说可谓诛心之论。他的弟子鲁迅因此敷演出一段故事新编来，以漫画的笔调写了小说《出关》。在《〈出关〉的“关”》一文里，鲁迅这样说：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8〕
应该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还是保持了学者的严谨，声称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此文发表于1936年5月，显然鲁迅不知道他的太炎先生已经发表过悔其少作的言论了。
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曲解《庄子·天运篇》，以为孔、老相猜“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故以无稽之谈诬之”，流毒匪浅，胡适正是沿此思路，推波助澜，宣传所谓孔子杀少正卯。章太炎读后，特致书柳，承认此“乃十数年狂妄逆诈之论”，表示谢罪，《史地学报》1922年第四期登载了章太炎的这封信。1931年《学衡》第七十三期重登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并附章太炎致柳书，足见学界对此公案的重视。
在这份致柳诒徵的信中，章太炎顺带说到了自己学术观点的转变过程：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赖足下力为诤友。〔9〕
勇于服善，固然美德。但反孔与尊孔，如此奇妙地统一在章太炎这样一位学术大家的身上，不能不让人深思。只是推崇“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章太炎，在论及孔、老关系时，却显得过于主观了，不像是一个纯粹学者所应为。老实说，上文柳诒徵反驳章太炎的理由——认为孔、老相猜，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未必一定就站得住脚。以此等气势磅礴而内理不足的文字，就能降伏桀骜不驯的章太炎，也算是学术史上的咄咄怪事。
三
问题的实质是孔、老二人为何就不能相猜呢？
学术的进步，当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以印度佛教史为例，季羡林曾提出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那就是在佛教的开创时期，在戒律和学说方面，存在着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两派的斗争。对提婆达多派，释迦牟尼及佛子佛孙们费尽心思，造谣污蔑，制造神话和鬼话，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但都不能彻底铲除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提婆达多派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无法回避，在不影响佛祖面子的情况下，释迦牟尼派开始承认提婆达多派，只是加了玄秘的解释〔10〕。
佛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只是圣人的称谓不是随便的，在后人眼中，孔子对各方人士都保持了一种有理有节、温良恭俭让的姿态。但在老子——其实是庄子一面看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的话可绝不是一句两句。当年司马迁写《史记》讲老子和孔子的交往，不敢大量引用庄子那些半文学、半想象的故事，可离开那些故事，他又无所依据。因此，即便是小心再小心，人们还是看见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和一个唯唯诺诺的学生形象。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1〕
应该说，庄子试图将老子凌驾于孔子之上的做法，还是效果显著的。老、孔的故事，汉代就很流行，经常见于画像石。画面上，老子和孔子互相鞠躬，中间夹个小孩，故意难为孔子，据说是传说中的神童，叫项橐〔12〕。
其实，活灵活现记述孔、老相会最古的文字是《庄子》，在它之前，并没有此等写法。因此，与章太炎的“诋孔说”相反，亦有人说那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的传说〔13〕。（姚际恒《礼记通论》论《曾子问》一篇，甚至认为该篇也“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
而“道家”一词也不见于先秦古书，在《史记》里，该词才首次出现。按照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说法：“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4〕这似乎可看作是道家后于儒、墨两家的证据。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其人的古朴和面目不清，也为后起的道家附会前贤，扯虎皮当大旗，提供了便利。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一）里说：“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记载《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鬼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托诸黄帝以詘尧舜。……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类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代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何以不载老子一言？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孟子何以无一言辟之？”〔15〕
因学术史上此类附会现象屡见不鲜，钱钟书幽默地称之为“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16〕。
四
“门徒比先知更为狂信”〔17〕，因此将徒子徒孙与祖师爷稍作区别，在思想源流的辨析梳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祖师爷之间——比如老子和孔子——的关系，并未因此就得到了清晰的解决。
且不说早年章太炎所谓的孔、老相猜的可能性有多大了，更进一步的疑问还可以是：老子真的就是孔子心悦诚服的老师吗？相比那个做梦都会念兹在兹的周公，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钱钟书《管锥篇》就引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四《读老子传》：“但说周公曾入梦，宁于老氏叹‘犹龙’？”即本《论语》，以驳司马迁〔18〕。
按《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曾有四处提及老聃〔19〕，均与“礼”有关。考虑到《礼记》为孔子弟子乃至后人的作品，后世虽然怀疑此记录的真实性，但《礼记》为儒家著述当可无疑，儒家弟子自然不会妄自捏造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来贬低孔子，因此该记录的可信度应该不低。
但它毕竟不同于《庄子》里那些倾向性非常强的孔、老故事。老子的形象，从《礼记》里的丧礼专家，到《庄子》里那盛气凌人的出世仙人，其间出入颇可玩味。对于《庄子》，还是司马迁的评价客观：“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20〕
1934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说儒》，专辟一节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仿佛就是对冯著哲学史的回应。该文指出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既有君子，也有小人，流品很杂，这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周灭殷后，他们忍辱负重，靠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并逐渐形成一个教士阶层。孔子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并被认为是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弱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的中兴者。相比而言，老子是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但那些旧儒都被孔子超越了：
老子出在那个前六世纪，毫不觉得奇怪。他不过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悦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
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这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要人寡欲绝学，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而这个积极的儒却咏歌那“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胆的宣言：“吾从周”；那个消极的儒要人和光同尘，混灭是非与善恶的执著。而这个刚毅的新儒却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人格。
在这个新儒的运动卓然成立之后，那个旧派的儒就如同满天的星斗在太阳的光焰里，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见了。〔21〕
《说儒》写得激情四溢，这在胡适的论学著作里是不多见的。文中处处引用孔子语录，读来竟有朝拜之感，这不能不使人惊讶。要知道胡适是打倒“孔家店”那一辈的标杆性人物，且何等骄傲，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孔子言论的魅力使然。考虑到该文的写作时间，也有理由相信，这是在日寇入侵前夜，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境地下，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毅然守护民族文化之魂的自觉举动。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得更为直白：“国家之安危强弱，原无一定，而为国民者须认清我为何种民族？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22〕
理解了这些，才可以理解为何在烽火连天，家破人亡的抗战时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现代新儒家何以会成大气候，中国学术何以会不退反进。“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国将不国的民族其时更需要的是入世的精神而不是出世的逍遥。除了坚持老子其人是在孔子之前，老子更“老”的观点，《说儒》竟将老子也纳入了儒家的传承谱系，并称道孔子是集大成者，是超越前贤、继往开来的人物。
“平议诸子”的结果，依然是诸子仍有高低之不同，孔、老之争竟以这样的方式收尾，令人感慨不已。此类争议以后还会有吗？当然会，胡适晚年就还坚持《老子》的原始性，认为尽管其中或有后人的伪增字句，但不是伪书。……但不管争议如何，鲁迅的观点“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一针见血，无法回避。
胡适有个观点非常耐人寻味，他认为只有孔子才特别强调“仁”。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仁”字都不是单独使用的，这个观念除非把它译成“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外，实在别无他译〔23〕。
且抄一段郑鹤声、郑鹤春的话，以作本文的结尾：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即自今而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化，然过去时代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影响于世界文化，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孔子主为学日益，而老子则主为道日损，故老子素不以书载所备言语为重，尝语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然果如老子所言，使古代载籍，任其放佚，则寖衰寖微，古代之文化，复从何考见乎？故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24〕
注释：
〔1〕顾颉刚等：《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3〕〔4〕〔11〕〔14〕〔20〕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94、494、494、941、495、495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http：//tieba.baidu.com/f？kz=208749947
〔6〕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手稿，http：//yz.boyie.com/index/viewauction/109108.html
〔7〕章太炎：《章太炎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6页。
〔8〕鲁迅：《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9〕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10〕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95页。
〔12〕李零：《〈老子〉天下第一：人往低处走》，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61458_41849.html。
〔13〕〔21〕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7～58页。
〔15〕许地山：《道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6〕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7〕（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18〕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10页。
〔19〕崔高维校点：《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8页。
〔22〕章太炎：《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3〕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4〕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
作为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来就截断众流，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时引发震动。按在胡适之前，北大“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由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因此，胡适的改变使得原来号称的五千年哲学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就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1〕
看来，要不是胡适，中国人的哲学史还得在三坟五典里多兜几圈。按照胡适的观点，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显然，胡适是相信孔子曾见过老子，并向老子求教这一说法的。先秦诸子中独有孔子一人的生年死年是后人清楚的，老子生卒年一直模糊不清。按司马迁的说法：“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2〕如此高寿，其人就很有些稀奇古怪了。至于老子本人的真身李耳之外，司马迁还给出了两个很迷惑人说法。一是老莱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3〕二是周太史儋：“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4〕
也就是司马迁的后一种说法，使得后世学者有老子是在孔子之后出现的人物的观点。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冯友兰这样说：
传统的说法是，老子是楚国（今河南省南部）人，与孔子同时代而比孔子年长，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很称赞老子。以“老子”为名的书，后来也叫做《道德经》，因而也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子其人的年代问题，另一个是《老子》其书的年代问题。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完全有可能是，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老子》这部书却成书在后。这也就是我所持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没有必要否定传统的说法，因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说老子这个人确实写过《老子》这部书。所以我愿意接受传统的对老子其人的说法，同时把《老子》一书放在较晚的年代。
这种立场，并不需要我坚持说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绝对没有联系，因为这部书里的确有一些老子的原话。我所要坚持的，只是说，整个地看来，这部书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是孔子以前或同时的产物。〔5〕
所以冯著哲学史，与胡著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定的在截断众流之后的中国哲学第一人是孔子而非老子。
千万不可小看这一不同！
按照蔡元培的说法，胡著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拒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6〕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意思，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话是可以这样说，大家都可以高唱“儒道互补”，可具体到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选问题，孔、老之争是应该也必须有一个先后排序的。某种意义上说，排序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还涉及排序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作为“打倒孔家店”的那一拨人物，胡适将孔子排在老子之后，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但后一辈的冯友兰就有些不同了，也许他在某一时期说过非孔的过头话，但终其一生，这位新儒家尽管也承认“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在他的哲学史体系里，不把孔子摆在首位，逻辑上、感情上恐怕都讲不通。
二
胡适本人自承，其诸子学说受章太炎的影响很大。
如果说胡适的眼光还算是“平等”的话，那么敢骂当朝皇帝为“小丑”的章太炎，其看待诸子简直就是“俯视”了。1906年，在《诸子学略说》一文中，章痛快淋漓地评议了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等十家，文中胜义纷呈，新见迭出。
最刻薄的是，章太炎在论及孔、老关系时，这样写道：
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萌芽……
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涕。”（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屈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氏之门，三盈三虚，尤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也。〔7〕
如果章太炎之说成立，那么孔子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位学术大盗，老子则成了一位学术受害者。相比少正卯，老子比较明智，能及时出关避祸秦地，因此得以幸免杀身之祸。
章太炎此说可谓诛心之论。他的弟子鲁迅因此敷演出一段故事新编来，以漫画的笔调写了小说《出关》。在《〈出关〉的“关”》一文里，鲁迅这样说：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8〕
应该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还是保持了学者的严谨，声称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此文发表于1936年5月，显然鲁迅不知道他的太炎先生已经发表过悔其少作的言论了。
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曲解《庄子·天运篇》，以为孔、老相猜“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故以无稽之谈诬之”，流毒匪浅，胡适正是沿此思路，推波助澜，宣传所谓孔子杀少正卯。章太炎读后，特致书柳，承认此“乃十数年狂妄逆诈之论”，表示谢罪，《史地学报》1922年第四期登载了章太炎的这封信。1931年《学衡》第七十三期重登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并附章太炎致柳书，足见学界对此公案的重视。
在这份致柳诒徵的信中，章太炎顺带说到了自己学术观点的转变过程：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赖足下力为诤友。〔9〕
勇于服善，固然美德。但反孔与尊孔，如此奇妙地统一在章太炎这样一位学术大家的身上，不能不让人深思。只是推崇“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章太炎，在论及孔、老关系时，却显得过于主观了，不像是一个纯粹学者所应为。老实说，上文柳诒徵反驳章太炎的理由——认为孔、老相猜，是直不知老、孔为何等人物——未必一定就站得住脚。以此等气势磅礴而内理不足的文字，就能降伏桀骜不驯的章太炎，也算是学术史上的咄咄怪事。
三
问题的实质是孔、老二人为何就不能相猜呢？
学术的进步，当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以印度佛教史为例，季羡林曾提出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那就是在佛教的开创时期，在戒律和学说方面，存在着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两派的斗争。对提婆达多派，释迦牟尼及佛子佛孙们费尽心思，造谣污蔑，制造神话和鬼话，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但都不能彻底铲除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提婆达多派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无法回避，在不影响佛祖面子的情况下，释迦牟尼派开始承认提婆达多派，只是加了玄秘的解释〔10〕。
佛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只是圣人的称谓不是随便的，在后人眼中，孔子对各方人士都保持了一种有理有节、温良恭俭让的姿态。但在老子——其实是庄子一面看来，对孔子冷嘲热讽的话可绝不是一句两句。当年司马迁写《史记》讲老子和孔子的交往，不敢大量引用庄子那些半文学、半想象的故事，可离开那些故事，他又无所依据。因此，即便是小心再小心，人们还是看见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和一个唯唯诺诺的学生形象。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1〕
应该说，庄子试图将老子凌驾于孔子之上的做法，还是效果显著的。老、孔的故事，汉代就很流行，经常见于画像石。画面上，老子和孔子互相鞠躬，中间夹个小孩，故意难为孔子，据说是传说中的神童，叫项橐〔12〕。
其实，活灵活现记述孔、老相会最古的文字是《庄子》，在它之前，并没有此等写法。因此，与章太炎的“诋孔说”相反，亦有人说那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的传说〔13〕。（姚际恒《礼记通论》论《曾子问》一篇，甚至认为该篇也“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
而“道家”一词也不见于先秦古书，在《史记》里，该词才首次出现。按照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说法：“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4〕这似乎可看作是道家后于儒、墨两家的证据。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其人的古朴和面目不清，也为后起的道家附会前贤，扯虎皮当大旗，提供了便利。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一）里说：“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记载《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鬼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托诸黄帝以詘尧舜。……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类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代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何以不载老子一言？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孟子何以无一言辟之？”〔15〕
因学术史上此类附会现象屡见不鲜，钱钟书幽默地称之为“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16〕。
四
“门徒比先知更为狂信”〔17〕，因此将徒子徒孙与祖师爷稍作区别，在思想源流的辨析梳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祖师爷之间——比如老子和孔子——的关系，并未因此就得到了清晰的解决。
且不说早年章太炎所谓的孔、老相猜的可能性有多大了，更进一步的疑问还可以是：老子真的就是孔子心悦诚服的老师吗？相比那个做梦都会念兹在兹的周公，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钱钟书《管锥篇》就引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四《读老子传》：“但说周公曾入梦，宁于老氏叹‘犹龙’？”即本《论语》，以驳司马迁〔18〕。
按《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曾有四处提及老聃〔19〕，均与“礼”有关。考虑到《礼记》为孔子弟子乃至后人的作品，后世虽然怀疑此记录的真实性，但《礼记》为儒家著述当可无疑，儒家弟子自然不会妄自捏造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来贬低孔子，因此该记录的可信度应该不低。
但它毕竟不同于《庄子》里那些倾向性非常强的孔、老故事。老子的形象，从《礼记》里的丧礼专家，到《庄子》里那盛气凌人的出世仙人，其间出入颇可玩味。对于《庄子》，还是司马迁的评价客观：“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20〕
1934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说儒》，专辟一节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仿佛就是对冯著哲学史的回应。该文指出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既有君子，也有小人，流品很杂，这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周灭殷后，他们忍辱负重，靠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并逐渐形成一个教士阶层。孔子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并被认为是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弱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的中兴者。相比而言，老子是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但那些旧儒都被孔子超越了：
老子出在那个前六世纪，毫不觉得奇怪。他不过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悦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
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这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要人寡欲绝学，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而这个积极的儒却咏歌那“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胆的宣言：“吾从周”；那个消极的儒要人和光同尘，混灭是非与善恶的执著。而这个刚毅的新儒却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人格。
在这个新儒的运动卓然成立之后，那个旧派的儒就如同满天的星斗在太阳的光焰里，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见了。〔21〕
《说儒》写得激情四溢，这在胡适的论学著作里是不多见的。文中处处引用孔子语录，读来竟有朝拜之感，这不能不使人惊讶。要知道胡适是打倒“孔家店”那一辈的标杆性人物，且何等骄傲，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孔子言论的魅力使然。考虑到该文的写作时间，也有理由相信，这是在日寇入侵前夜，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境地下，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毅然守护民族文化之魂的自觉举动。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得更为直白：“国家之安危强弱，原无一定，而为国民者须认清我为何种民族？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22〕
理解了这些，才可以理解为何在烽火连天，家破人亡的抗战时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现代新儒家何以会成大气候，中国学术何以会不退反进。“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国将不国的民族其时更需要的是入世的精神而不是出世的逍遥。除了坚持老子其人是在孔子之前，老子更“老”的观点，《说儒》竟将老子也纳入了儒家的传承谱系，并称道孔子是集大成者，是超越前贤、继往开来的人物。
“平议诸子”的结果，依然是诸子仍有高低之不同，孔、老之争竟以这样的方式收尾，令人感慨不已。此类争议以后还会有吗？当然会，胡适晚年就还坚持《老子》的原始性，认为尽管其中或有后人的伪增字句，但不是伪书。……但不管争议如何，鲁迅的观点“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一针见血，无法回避。
胡适有个观点非常耐人寻味，他认为只有孔子才特别强调“仁”。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仁”字都不是单独使用的，这个观念除非把它译成“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外，实在别无他译〔23〕。
且抄一段郑鹤声、郑鹤春的话，以作本文的结尾：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文化，赖孔子而开，即自今而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化，然过去时代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影响于世界文化，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孔子主为学日益，而老子则主为道日损，故老子素不以书载所备言语为重，尝语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然果如老子所言，使古代载籍，任其放佚，则寖衰寖微，古代之文化，复从何考见乎？故曰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24〕
注释：
〔1〕顾颉刚等：《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3〕〔4〕〔11〕〔14〕〔20〕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94、494、494、941、495、495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http：//tieba.baidu.com/f？kz=208749947
〔6〕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手稿，http：//yz.boyie.com/index/viewauction/109108.html
〔7〕章太炎：《章太炎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6页。
〔8〕鲁迅：《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9〕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10〕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95页。
〔12〕李零：《〈老子〉天下第一：人往低处走》，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61458_41849.html。
〔13〕〔21〕胡适：《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7～58页。
〔15〕许地山：《道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6〕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7〕（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18〕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10页。
〔19〕崔高维校点：《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8页。
〔22〕章太炎：《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3〕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4〕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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