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的背后

　　元代文人在民族歧视、文化歧视的困厄之中，沉浸于“几曲宫商大用心”，“笔端写出惊人句”，展示了一代文人的才情与识见。问题是那些揭露黑暗，伸张正义，直言“贼做官、官做贼”的散曲与杂剧，以其通俗性、生动性、深刻性广泛流传于社会，对于元蒙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不满与抨击，为什么没有遭到打压、封杀，而任其生存、传播，乃至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呢？这，似乎很令人费解。

　　你看，紧随其后的朱元璋就认为这是元代统治者最大的失误、最大的教训。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1〕即位之后独揽军政大权的朱元璋自然也能说到做到。比如“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全国学校，镌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不遵者以违制论”〔2〕，其中就有：“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这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国家事务，读书人要一律“闭口”，而且连死去一千多年的孟子也不能例外，那是因为“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3〕！不过，也别为孟夫子庆幸，人虽早死，事未必了，有权者总是有办法的。于是把“他”逐出孔庙，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八十五条，一并删去，变成《孟子节本》。再比如他还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其实“用”了也未必不杀，诗人高启被他“用”过，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都因为朱元璋感到在诗文中触及了他的淫荡，讥讽了他的出身，被腰斩、砍头。当然被他斩杀者不仅是文人，也有武将，明初影响最大的“胡（惟庸）蓝（玉）之狱”，所诛杀的文武大吏、列侯功臣就有五万多人，如此血腥之“猛”之“严”，能保住子孙万世之帝业吗？不可能！“眼前将相堤防易，身后儿孙位置难。燕子飞来金阙冷，年年石马啸荒寒”（赵对澂《孝陵》）。是的，“猛”未能改变明之亡，就如吴晗先生说的：“知识青年对于现实政治不能说话，不许有声音，明太祖的统治就巩固了。可是，他没想到代替说话的是农民的竹竿和锄头，朱家的政权，到后来还是被竹竿和锄头所倾覆。”〔4〕

　　而元之亡也并非“以宽而失”，更不是元蒙的制度在这一方面特别开明。请看：“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刑法志》三）“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刑法志》四）等等法规，其“猛”，其“严”，也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可是元代文人并没有因此被吓退而缄默不语，恰恰相反，文坛上热热闹闹，佳作累累。那是不是元代文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惧流放不畏“处死”呢？也不是。“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可见元代文人对于生命的存在倒是十分在意的、珍惜的。实际上元代文人那种“见法不避”，主要还是因为元蒙统治者“有法不行”，或者说“此法难行”，也许更准确一点，这样才出现“你说你的，我唱我的”，各行其是的现象，元蒙统治了近百年，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就绝非偶然。

　　元人陶宗仪曾说过：“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5〕即或像颇为亲儒重道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汉文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6〕，可以说终元之世，元蒙统治者对汉文化要么歧视、漠视，要么虽重视亦不熟悉。因此，“刑法”上虽然写得清清楚楚，但要具体分析、确认什么叫“妄撰词曲”？什么是“犯上恶言”？什么是“讥议”？对于连汉字不识，或识不得几个的人来讲，实可谓茫茫然不辨东西，更别说面对文学创作中的诸如谐音、谐意、隐喻、象征、反言显正、引古喻今、旁敲侧击、寓庄于谐等等表现手法。正如无名氏杂剧《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回回官人对厐勣讲的：“你休说我是个回回人，不晓的这汉儿的道理……”这话很实在，也很形象地反映了元蒙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生疏与隔膜，对于文学艺术的内容、特点与功能自然也就缺乏理解与重视，所以他们对杂剧、散曲的创作与演出较少干预、难于干预，也就不难理解，这在客观上就为其提供了一个看似严酷，实则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文网”的出现虽然源于权势者的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以及他们脆弱的神经，过敏的心理。但是，往往也少不了“文化人”的参与，而且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其生拉巧解，无中觅有，不择手段，借势制人的本领绝不可小觑，有时甚至超过权势者，这就如王业霖先生说的：“狗总是跑在前面的。主子虽然这么说了，但它们总要再往前猛冲一阵，狂吠一通，灵鼻不停搐动，总要嗅出个异常来才甘心”〔7〕。是的。穿凿附会，罗织诬陷苏轼诗文的不就是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官员）李宜，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等人吗？他们先后四次上章弹劾，不就是暴露了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决心吗？所以那元蒙统治者由于文化的生疏、隔膜而“不晓的”，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朝野上下各族“文化人”还是不少的，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就考证了一百二十七位色目人具有汉学造诣。萧启庆先生《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一文考述了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一百一十七位。造诣高超者亦大有人在〔8〕。再说元代中后期重开科举，学习和通晓汉文化的各族人士，自是大有增加。他们中为什么没有人去“嗅”一“嗅”，“狂吠一通”，以示忠心，邀动请赏呢？这其中恐怕也不无原因。比如说：元王朝统治内部的纷争、杀戮、黑暗、腐朽，稍有良知的官吏不仅深知深感，且时时如履薄冰。不忽木就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师事王恂，就学许衡，通晓汉文化，是世祖、成宗两朝重臣，深受赏识。他在套数〔仙吕·点绎唇〕《辞朝》中，虽然说了“感谢君恩厚”的话，但更多的还是“臣怕饮的是黄封御酒”的情绪，“臣向山林得自由”的渴望，“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的忧恐，鉴于此他才有了这样的向往——“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不忽木，康里部人，其父燕真，从元世祖征战有功，他的身世、地位与汉族文人迥异，然因其对人生、世事、仕途的参破，同样唱着与汉族文人声息相通的调子，而且有的话几乎无须“上纲上线”、“引申挖掘”，也可以说是离心离德，心怀怨恨，含沙射影，“妄撰词曲”。还有蒙古族的孛罗御史也唱着：“懒簮獬豸冠，不入麒麟画。……卖了青骢马，换耕牛度岁华。利名场再不行踏，风波海其实怕他。”（〔南吕·一枝花〕套《辞官》）

　　我们再看看阿鲁威，这位蒙古的达官贵族，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英宗至治年间任泉州路总管，泰定帝泰定年间（1324—1328）任翰林侍讲学士、经筵等职，可是随后即挂冠南游，闲居杭州。而且还唱出了“烂羊头谁羡封侯？斗酒篇诗，也自风流”（〔双调·蟾宫曲〕）。公元二十三年淮阳王刘玄称帝，年号更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以古喻今，直斥元代官场中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奸佞贪婪之徒盘踞高位。“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如此腐败的功名爵禄，避之犹恐不及，谁去羡慕！不平之愤，跃然纸上。怀有如此观念、感受、心绪和选择的人，大概是不会充当“跑在前面的狗”，去狂吠乱咬，去罗织文网，祸害彼此声息相通的人。

　　至于汉族官员在民族歧视、文化歧视以及专制政权内部相互倾轧的官场中，稍有清醒、正直、自尊的人，总难免压抑与郁闷，也难免对仕途险恶的不安与自警，而且面对苍生之苦、黎民之艰，也痛感无能为力，这些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下。比如卢挚，“年及弱冠，疵贱姓名，已登仕版”〔9〕，二十岁左右进入官场，经世祖、成宗、仁宗三代，历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陕西提刑按察使、河南府路总管、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迁承旨等职，可以说仕途坦顺，官居高位，文负盛名。然而，就是这样一生为官的重臣，也难免内心的矛盾、挣扎与忧惧，请看：

　　邯郸道，不再游，豪气傲王侯。琴三弄，酒数瓯。醉时休，缄口抽头袖手。

　　〔商调·梧叶儿〕

　　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熬。

　　〔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身在府衙，向往“种瓜”；忙着官务，却想“袖手”；一肚皮不满，只能“缄口”；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差呢？这其中当然深含着他对人生、世事的诸多体验与感悟。对于这一点陈草庵说得就比较爽快了，他自己说：“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10〕历任监察御史、河东、山东、陕西、河北廉访使、潭州府尹、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等职，也同样想着归隐的安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今日仕途非向日。贤，谁问你；愚，谁问你？”还不仅仅如此，你看：

　　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

　　贤愚不分，是非缠身，不要自尊，也无法消停，天尚有过，你能没错？说你错你就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何须自苦风波际”，“身心常在他人彀”，实不如弃官归隐，“高卧清荫”，“栽花”，“看瓜”。

　　仅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不同、身世各异却彼此呼应，共同唱出了一个文化危机、政治污浊的时代中官员的心态与生态，至于那些早被边缘化的落魄文人就更不必说了。试想人人都觉得“命悬君手”，吉凶难测，而又满怀愤世之情，远离风波之心，哪还有揽“闲事萦心”的兴致，更别说去告密，去充当跑在前面的“狗”，又何况“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感共鸣呢！

　　元蒙统治者的铁骑横扫欧亚，入据中原，建立大元朝，皆以兵戎相见，武力制胜，这种“以力伏人”的经历与荣耀，牢牢地铸造成一种重武轻文的信念。这种信念既导致他们自己无意学习文化，也导致他们对文治的轻视与冷漠，当然也就不在意几句诗文、几出杂剧能够威胁、动摇大元江山。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心理。例如对于民间的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他们十分警惕，《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四规定：“诸神庙仪仗，止以土木纸綵代之，用真兵器者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拄杖者、禁之。”甚至铁质农具也在禁用之列。“禁”之多，“禁”之细，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然其意之所在、心之所惧则十分清楚，那就是“武力”二字。却未曾想到来一场空前的“禁书”、“焚书”、禁用笔墨纸砚，岂不知拿起笔，不也是可以“作刀枪”，而且“笔比剑更有威力”（拿破仑语）。可见批判的“武器”、精神的“武器”，在他们的心中是远不及刀枪棍棒的“威力”。再比如，他们对百姓“起集买卖”、“祈赛神社”等等，都害怕“生事不便”，严加禁止。而对聚集众多文人、艺人的大都“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杭州“武林书会”、“古杭书会”，却未加禁止、取缔。所以元蒙统治者的“轻文”，应该说也带来了另一面，那就是客观上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较为宽松，如果像对待“铁拄杖”、“铁禾叉”、“起集买卖”、“祈赛神社”那样，这也禁，那也禁，是不会出现“书会”这种戏曲作者、艺人广泛而活跃的组织，也很难有元代文人率性而独立的精神文化，也很难有绝少避忌的元曲的生存与繁荣。

　　注释：

　　〔1〕（明）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一《皇帝手书》。

　　〔2〕〔4〕吴晗：《明初的学校》，《读史劄记》，三联书店出版1975年版，第338、339页。

　　〔3〕（清）全祖望：《辨钱尚书争孟子事》，《鲒埼亭集》卷三十五。

　　〔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7〕王业霖：《中国文字狱》，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8〕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页。

　　〔9〕（元）卢挚：《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乞致仕牒》。

　　〔10〕（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二《析津陈氏先茔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