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没有办法

　　下青山特大桥是我去采访温州特大婴儿拐卖案的一处采访地点，桥下不远就是买婴儿的人家。寻找买家的过程并不顺利，连问了几户人家，都说不清楚他家的位置，即使此时我用的是当事人正确的姓名。

　　村子不大，只有百来户人家，我很快找到了村委会主任陈成德，他就在桥下开了个小卖部。然而，他也说不知道。显然，买卖孩子成了这个村的某种禁忌。依靠几张照片，我最终找到了买家所在的渔排。他的小女儿们在甲板上玩耍，其实甲板下面没有水，渔排是依靠一捆捆的塑料泡沫架在滩涂上。“没有办法”，买方家庭的邻居说道，这户人家连生5个女儿也没能添上一个男丁，所以才买了一名男婴。

　　也许是与我同行的王师傅是当地人的缘故，也许是我已经找到买方家庭已无隐瞒必要，陈成德终于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没有办法”，陈成德一开腔就是这么一句话。下青山特大桥架着的摄影爱好者的长枪短炮并没有给村子的经济带来多少好处，海水污染更是让渔民生计捉襟见肘。买个儿子养老成了一个现实选择，代价是9万，大致是村民四五年的收入。

　　当问到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这么严，为什么会有5个女儿时，陈成德又说了一句“没有办法”。罚款还是要罚，但在渔排之上，除了电风扇等寥寥几件电器，可供“执行”的并无值当的东西了。这种“没有办法”的情绪一直弥漫在我之后的采访中。比如亲生父母不要被拐卖婴儿，“没有办法”进入收养程序。然而在苍南县的社会福利院，我听到的却是另一番情况，收养孩子的家庭络绎不绝，福利院还要一一考察。

　　“民政部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当我采访涉案地霞浦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负责人的时候，我以为能够听到慷慨的承诺。然而我错了。在程序上需要警方先将被拐卖婴儿解救，否则民政“没有办法”去当地村民家接收这些婴儿，理由是可能被村民阻挠，即使他亲口说将婴儿寄养在买方家庭不符合规定。可是在采访中，这两户人家都是主动带孩子到公安机关投案的，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抗。

　　在回北京的那一晚，我和陪了我一路的王师傅吃了顿便饭。他是我下火车站遇到的黑摩的司机，以前也做过几百万企业，后来倒闭了。当我问起这个脸庞一侧带着疤痕的汉子怎么走过来时，他说：“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结婚了，他也当上了爷爷。开摩的的唯一动力在于想给女儿也留一套房。

　　文｜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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