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的深刻危机

　　英国投票“脱欧”或属偶然，但暴露出来社会生活之腐朽，福利制度之僵化，经济活力之缺乏，民族主义之狭隘，投票制度之民粹，有点病入膏肓，可称之为“发达国家陷阱”。

　　英国脱欧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其投票带有偶然和恶作剧性质，对英国、欧盟和西方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对战后西方“全球化”、“经济体一化”都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赞成“脱欧”的1570万人，占51.9%；反对1458万人，占48.1%，完全出乎英国执政党的意料，也出乎全世界“精英”的意料。越带有偶然性的东西，就越有普遍性，典型性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这是欧洲和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值得做深刻的分析。

　　英国脱欧从当时选举角度看，是保守党卡梅伦集团精心策划的政治游戏。保守党在野13年以后，于2010年上台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通过“公投锁定”立法，规定向欧盟转移重要权能都要公投。2014年，保守党独自连任，卡梅伦即使用两面手法，2015年11月提出欧盟改革4大目标：保护单一市场独立性、改革欧盟僵化体制、加强各国议会自主权、限制移民，并要挟欧盟如不接受，不排除就脱欧进行公投。

　　“脱欧”对英国的好处是，可不交欧盟预算摊派，提高劳工准入门槛，强化边境控制，提高企业自主权和政府自由裁量权；英国可以摆脱欧盟的制约，独立发展全球关系。2016年2月，欧盟给予英国“特殊地位”，增加了英国对移民、金融和政治的自主权，部分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卡梅伦以此为政治资本，反手警告英国选民，脱欧将付高昂代价并威胁欧洲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卡梅伦集团预计投脱欧几率是百分之一，没想到极右翼的独立党和保守党内部脱欧派联合，通过宣传攻势竟占上风。根本性判断错误和玩弄公投失败，不仅导致卡梅伦辞职，且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

　　高福利社会陷入发达国家陷阱

　　从经济角度看，英国经济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股市暴跌，英镑贬值10%，黄金从1300美元/盎司上升到1370美元。就业、出口、外资、医学、高科技都会受影响。在金融业方面，伦敦将受到欧洲的强烈竞争，从而导致人才流失。英国44%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到欧盟，欧盟的投资有50%在英国，贸易和投资重新谈判持续两年，不确定性很大。《经济学人》将英国2017年增长预期从1.8%调至-1%。欧盟委员会2016年6月17日预测，脱欧将使英国2017年经济损失1%-2.75%，使欧盟损失0.25%-0.5%。

　　当然，英国脱欧也有其现实原因。首先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据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其两极分化已退到19世纪初的水平，这就促使反精英、反建制的极端主义政党兴起，鼓吹民粹主义，重回孤立民族国家。英国两极分化在欧盟位居前列，在脱欧公投中阶层分化非常明显，发达地区、教育和专业程度高的社会阶层选择留欧；老年选民选择脱欧，弱势群体认为外来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机遇。

　　其次是2009年欧债危机，欧元区酝酿深化一体化，令英国“疑欧派”高度警惕，要求退出欧盟的极右独立党崛起，与保守党内“疑欧派”联合，打移民牌、安全牌、就业牌、福利牌，广泛动员群众，使脱欧由小概率事件转变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英国脱欧再一次说明，欧洲统一缺乏有实力的核心国家，导致统一货币与分散主权的矛盾不可调和。“欧元之父”蒙代尔想通过货币统一推动财政和主权统一，不太实际。货币发行权归欧洲央行，与各国自主财政政策产生矛盾。

　　在欧元与人民币一比十的时候，欧洲的工资是中国的10倍，物价是中国的5倍。按照购买力评价粗略估计，欧元与人民币应该是一比五，现在贬值到一比七，还有贬值空间，但是不会再贬值。欧元高估对欧洲出口不利，对发展第三产业有利。这说明欧洲各国除德国外，已放弃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专门发展第三产业。或许还会有国家脱欧，使用自己的货币，但欧元不会取消，流通范围会让一部分给美元和人民币。

　　欧盟核心是德法联盟。以西德之力消化东德花了20年，怎有能力支持欧盟内部的外围国家？欧盟最深刻的经济矛盾在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发行欧元掩盖却不能解决。2009年闹到分裂边缘，迫使德国让步搞宽松货币政策，称为“边缘博弈”。

　　贸易顺差国想当地区核心国家，根本障碍是货币不能外流，必须有更大的资本项目逆差，使国际收支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贸易顺差就意味着资本净外流，德国成为欧洲最大债权国。问题在于债务国的债务结构，如用于投资还有资产可变卖，如支付社会福利坐吃山空，只能把主权交出。这才是欧洲“政治统一”的真正经济机制，并非“经济一体化”表面上说起来那样冠冕堂皇。

　　欧元发行后，债务国有了新的赖账机制：欧洲央行直接发行欧元购买债务。债权国的欧元更加过剩，不得不继续借给债务国。德国最反感通货膨胀，现在不得不接受膨胀的通货。欧元发行权在欧盟央行，不在德国央行，德国没有独立货币政策，被迫承担欧洲大部分债务，这就是欧盟政治统一的代价，德国要在政治上崛起，成为欧洲领导者，就必须不断借钱给其他国家，基本上有去无回。德国愿意承受吗？或许某一天德国新一代没有悔罪感的青年人，不想再负担欧盟成本，也来一次公投，其结果将如何？

　　欧洲政治家思想家有理想主义传统，恩格斯说每个大学生都可创造体系。远有启蒙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近有罗马俱乐部，开创生态文明理论。他们一直抨击中国人权，比美国还积极。欧洲真的统一了，是不是就会对抗美国尚未可知，打压俄罗斯却是实实在在的。

　　欧洲的“欧洲梦”是成立联邦统一主权，但选民内心深处缺乏对统一历史文化的认同；福利已太多，不可能成为政治统一的动力。欧洲选民在想什么？他们享受着多少福利，又欠了多少债务？每年法定假日180天，海边别墅无休止度假，晒太阳，跑步，骑自行车。极高的离婚率，极低的生育率，不生孩子专养狗。人口老化又缺乏移民空间。

　　马克思200年前就批评英国工人是“工人贵族”，这些养尊处优的选民早已被“福利社会”惯坏，他们还做大国梦吗？选民的鼠目寸光和梦想欧洲联合成为世界一极的精英们渐行渐远，或许他们选择瑞士永久中立，过小国寡民田园生活，也未可知。

　　脱欧公投风险极大，政治家拿主权许愿拉选票下赌注，一定意义上说是祸国殃民。他们不知道统一是打出来的，不是投出来的。英国投票“脱欧”或属偶然，但暴露出来社会生活之腐朽，福利制度之僵化，经济活力之缺乏，民族主义之狭隘，投票制度之民粹，有点病入膏肓，可称之为“发达国家陷阱”。

　　人的自由流动比资本难

　　马克思“异化”理论指出：西方的自由实质是资本自由，劳动不能直接交换，而是要物化到商品里才能交换，人与人的交换变成物与物的交换。生产资料本来是劳动者创造的，但劳动者反被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资料又变为生产资本，受资本剩余价值规律控制，人权从属于资本权。

　　按“比较优势”规律，劳动力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资本从低利润率国家流向高利润率国家。但西方经济学定义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包括劳动力，它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移民的基本国策。“比较优势”也被物化和资本化了，变成了发达国家限制劳动力自由进入，其资本自由流向发展中国家，与低廉劳动力结合，生产廉价商品返销。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异化为廉价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劳动力自由流动变成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这是对比较优势论的歪曲，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

　　欧洲经济一体化前期为什么能顺利发展，因为实行的是资本自由流动，符合西方根本利益和理念。后期经济一体化，欧盟内部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表面上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经济条件相差很远，如果再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西方理念和制度就不能容忍。欧洲政治家和理论家如不自知，是他们的天真之处。或许他们真的受到了马克思影响，要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了。

　　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深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移民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矛盾。高素质的移民可以防止人口老化，获得极大利益，等于全世界给移民国家培养人才。问题是法治国家实际上控制不住低素质人员的进入，包括打工者和难民。

　　前10年西欧人口老化需要劳动力，为了资本的利益，才允许外国劳动力进入。但时间一长，打工者要落户生儿育女，享受公民高福利，就遭到本国老百姓反对，资本家说了也不算。法国外来移民超过十分之一，搞得鸡飞狗跳。奥地利严防“匈牙利小偷”。本来以极优惠的政策鼓励生育，结果是本国居民仍旧不生，外来打工者猛生，结果导致议会爆发争吵要限制移民。

　　穆斯林移民在法国已占到40%，最为棘手的是高生育率和宗教。教堂不够用，即占据街道，每日5次祈祷，打破了上下班界限。

　　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地域太小，民族太小，没有移民空间，在维护本民族的“纯洁性”的核心利益面前，自由和人权就标榜不起来了。面对移民问题，美国尚可维护法治，推翻特朗普的“禁穆令”，在欧洲恐怕是有了“禁穆令”也推行不了。伊斯兰的移民加难民已超过欧洲社会的承受能力，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本刊特约作者 杨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