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管繁弦 人间暗换（一）

　　一、合久必分

　　许多年后，孙传芳蛰居天津租界佛教居士林，回想起1927年春天兵败情景，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在江西战场上接二连三的指挥失误，而是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根本不待见他。孙部退出盘踞多年的江浙后，把全部兵力撤回长江以北，他觍着脸，单衣小帽跑到天津，与张作霖重攀交情，还是想借兵重新打回江南，那是他发迹的地方呀。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孙部全都吃掉。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司令，即便在江西吃了败仗，还有五万以上可战之兵。且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在即，出于与武汉方面抗衡的需要，也急于寻找合作伙伴，故曾密派亲信张群与孙接洽。张群向孙传芳许诺，一旦归顺南京政府，即委孙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本人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统率全军。之前，孙传芳的参谋长蒋百里劝他与南方合作，也不曾想过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但孙称自己是北洋系出身，与南军素无瓜葛，拒绝了蒋的邀约。

　　既然南方的革命洪流到了长江一带弄出了两个政府，且这两个政府都以革命竞相标榜，那就只有各干各的，分兵北伐。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部进兵河南，占领驻马店；南京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渡江，也节节推进。偏巧此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冯玉祥也出手了。

　　这个在辛亥后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以其变色龙一般多变的政治立场而著称。他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也曾与孙文麾下的护国军作过战，三年前在北京推翻曹锟政府、宣布脱离北洋成立“国民军”，使国内咸以国民英雄视之。但驱逐废帝溥仪出宫一事却惹得坊间物议汹汹。冯的军事班底主力，是他任陕西督军时带出来的一支彪悍的西北军。他在绥远五原一兴兵，失散的旧部便又都找了回来，声势日众，成为对南军北伐的一个有力策应。

　　冯玉祥在莫斯科时就加入了国民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安徽歙县人徐谦。徐谦陪他下野后一同赴俄考察，已先期回国，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要职。是以，北伐军打到长江一线，国民政府北迁，冯就成了武汉方面着意要拉拢的对象。就冯玉祥本人来说，他对偏左的武汉当局也不感冒，早几年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就与共产党人和苏联走得很近。眼下苏联人又是给钱，又是给枪，武汉已俨然成为继广州之后的中国革命中心了。

　　虽然人在西安，与武汉、与南京“关山修阻”， 冯玉祥也已嗅出宁汉不和的气息。他不希望看到革命过早分裂，为此还特地在4月间致电徐谦和蒋介石，说“迩来各方同志，告以此中情形，多谓同志对于介石同志，彼此各有不满，以是交相责难”，他“远闻之下，不胜隐忧”，故以“相忍互谅”四字特意劝告，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离间革命势力之计”。

　　武汉政府下达第二期北伐令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6月11日，在攻下郑州后的一次军事联席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部即从河南撤回。武汉此举，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肃清两湖，实则是对冯着意笼络，以地盘换得冯对武汉的支持。汪精卫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希望冯为武汉守住北方门户，好让他从容“东征”，一门心思去对付刚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蒋介石。

　　武汉所谋，这个基督将军当时还蒙在鼓里，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文说，唐生智南返，临别有郑重表示，“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

　　唐生智部撤回武汉，冯玉祥单独面对北方的奉、鲁军，再加军费筹措困难，顿感压力吃重。他迫切需要与蒋携起手来，遂派秘密代表与蒋接洽。与蒋、冯都有交情的黄郛，把朋友王正廷介绍给冯，希望从中说合。南方北方，信的主总应该是同一个，王正廷正是个基督徒。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传教士家庭的王正廷，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家，1919年曾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虽然在代表团内部制造摩擦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但在国人眼里，也算是个舌辩奇才。

　　6月16日，闻听蒋介石已到徐州，冯即飞电蒋，说要赴徐州“面倾渴想”，并表示，当与山西的阎锡山共同奋斗，惟蒋总司令马首是瞻。蒋即电复冯玉祥云，“远劳存问，于心不安”，恐冯途中跋涉，不如由本人赴归德（河南商丘）图良晤。冯得电后，亦恐劳蒋跋涉，即立即起程赴徐，并于19日早晨七时许到达徐州。蒋、冯遂在徐州车站把臂言欢。

　　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南京每月给冯200万元的军饷，冯则全力支持南京。这比武汉给的要多得多，冯玉祥当然肯干。冯玉祥还表示，他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武汉政府施压，把大鼻子鲍罗廷等一批苏俄顾问送回去，驱逐军队和机关中的共产党员。

　　既已谈拢，两家迅即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革命军将继续誓师，进行二次北伐。

　　武汉方面已暗换门庭，准备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了。

　　米哈伊尔·马科维奇·鲍罗廷是个化名，这个职业革命家的真名是格鲁申别尔格。鲍罗廷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在那里，拿破仑曾经同俄国人打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他以此为名，只是为了纪念那场战役。

　　1905年俄国革命时，鲍罗廷已被列宁视作新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后起之秀，尽管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党的委员。为了逃脱沙皇的打压，他像数十万离开俄国的流亡者一样，坐在轮船统舱里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这座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城市里，他成了犹太人社区一所夜校的校长，并亲自教工人子弟学习英文。此后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一个叫芳妮·奥尔卢克的来自维尔纳的女子的芳心，并很快有了两个儿子，弗雷德和诺曼，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当大多数流亡者幻想在这块有着远大前程的国土上发财致富时，他却一点也不喜欢芝加哥那种浓烈的商业味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坚持不让自己和家人美国化。他坚信，自己是带着使命离开祖国的，他不会让丰裕的物质生活侵蚀、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鲍罗廷校长在西迪维逊街的夜校，逐渐成为了当地犹太人社交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已俨然成为当地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他明白，自己的一生终将围绕着两个光芒闪闪的词运转，那就是俄国和革命。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冬宫掀起的一场风暴，促使了临时政府的倒台和列宁政权的建立，在全世界的俄国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也把鲍罗廷重新吸引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来。他终于明白，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要想赶上时代的潮流，就必须登上列宁的快车，于是，在无数个日夜的纠结后，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两岁——离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返身回国参加革命。十年前初到美国，那时他还是一个外表青涩的白脸小生，等他坐着邮船驶离美国海岸，已是面带沧桑的鲍罗廷大叔了。

　　当鲍罗廷兴冲冲地回到莫斯科时，列宁正在致力于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火烧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去。革命正处于危急中，德国人、英国人虎视眈眈，整个伏尔加地区面临着重陷白军之手的危险，在城市里，食不果腹的工人也失去了革命的兴趣。按捺着焦灼不堪的情绪，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个长期流落在外的革命信徒。一番长谈后，列宁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工人的信，希望他带着这封信重新回到美国去，争取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开火。但鲍罗廷还未来得及去实施这项重要使命，亲手交予他这项任务的革命领袖就在一场暗杀中受了伤。一个叫范娅卡普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会场向列宁开了枪，后者发表演讲后正要离开。

　　革命神童——他一直这么自认为——终于受到了重用，他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驻墨西哥领事。既为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信念，也是生计，此后，直到前往中国的1923年，他曾经被共产国际派往欧亚两个大陆十几个国家指导革命。作为列宁的私人代表和被革命阵营“派到新世界的第一位秘使”，他提着一只大牛皮箱子，走遍了欧洲，一直走到西半球，箱子的夹层里装着卢布、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毕竟，对世界各地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

　　他的党内声望在离开莫斯科奔走世界各地的一年里反而上升了。此时革命趋势减弱，却到处传来他屡建奇勋的报告，他的事迹难免被夸大。在某些人的眼里，他简直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带有特异功能的人，他穿越戒备森严的边界就如同从红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样轻松。不管革命空气多么稀薄的地方，他总能迅速拉起组织，纠合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成了国际共运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继续穿梭在莫斯科、柏林之间，沿着四通八达的红色“地下铁路”，把自己线上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列宁面前。其中就有他在墨西哥发展的、出身印度婆罗门的罗易。罗易自从去莫斯科见过列宁后，就不满足于只是领导印度革命了，因为印度太小了，离他想象中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太遥远了，他拒绝接受重返印度领导革命的任务，鲍罗廷只好反复提醒他，“服从命令是布尔什维克最高尚的品德”。几年后，这个人也去了中国。

　　去英国发动罢工时，鲍罗廷被党内同志出卖了。伦敦警察厅把他捉了去。秘密警察早就盯上他了。他在监狱被关了半年多，然后驱逐出境。当他出狱后回到莫斯科，列宁已经第三次中风，当年杀手射进颈部的子弹虽已取出，但革命领袖的健康已严重受损。鲍罗廷的靠山即将倒了，回国没多久他就觉察到，自己在国内政坛中爹不疼娘不爱，几乎成了革命的一个多余者。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时的老同事、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他介绍给孙中山，作为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代表前往中国。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鲍罗廷是满腹狐疑的，他甚至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的兴趣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甚至印度，而不是中国。据说把他派往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时就认识了孙中山，而且他会说英语，与孙的交谈不成问题。

　　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听从了加拉罕的建议，决定前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国民党虽然软弱，毕竟是中国惟一的革命党。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已经被一场场失败的革命快要逼疯了，正热切地盼望着一个外国人来帮他拯救中国。他离开莫斯科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天，孙中山与俄国特使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的几个月后。

　　莫斯科—哈尔滨—北京—上海—广州，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段，为了避开英国移民局官员的侦查，他乘坐的是一只运送牲口的平底船。陪同这个职业革命家的，还有几百只商家托运的绵羊。秋天的南中国海经常刮台风，鲍罗廷不幸遭遇到了。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要是船长找不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本文作者就会同船上的两百只绵羊同命运了——它们死得一只不剩。”孙中山在广州迎接了被台风搞得疲惫不堪的鲍罗廷一行，鲍罗廷描述这次会面时说，“孙中山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他注视着我，几秒钟之后才把目光移开。”

　　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这一做法无法理解。他们习惯于把孙中山看作一个有献身精神却无能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假革命的？但莫斯科已经判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决无可能领导一次革命，所以他们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而共产党人也必须加入到这场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当然，“可以往他们的篮子里放自己的鸡蛋”。

　　借助于孙中山的声威，鲍罗廷的“革命权威”的声望建立了起来，这是他来中国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的。他还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会一住四个年头。一张莫斯科指示下的“革命挂毯”在广州编织成功了，他在这里参与了南方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他也尊敬有加。一个革命者对权力、名誉和声望的渴求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几乎乐不思蜀了。到孙中山去世、北伐开始，他一直处于掌声包围中，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的晕乎乎的状态中。让他高兴的是，1923年底，他的妻子芳妮带着两个儿子从美国投奔他来了广州，分享了他的这份荣光。这无疑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一开始在党内几乎排不上号的蒋介石，指挥着八个装备不良的军，竟然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江城武汉，到处受到英雄和解放者的待遇，这让在广州的鲍罗廷既高兴又不安。北伐前，他与蒋介石就党务改组的事曾有过多次长谈，深知蒋虽然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读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著作，但对孙中山的崇拜使他根本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据他观察，蒋个性独立，不像汪精卫事事拱让。外人看来是他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明白得很，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的指挥棒已经落到了蒋介石手里，自己不过是个第二提琴手，还是客席的。

　　巨大的胜利喜悦冲淡了隐忧。在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加伦将军的襄助下，战事节节推进，身着褐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可说是无往而不胜。广州已成后方，政府中枢必须北迁，方能及时掌控革命形势。1926年10月，鲍罗廷和宋子文、孙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秘书陈友仁等前往汉口，以作迁都准备。一路上每天都遇到暴雨，大水冲垮了乡间小路，河上的桥也都不见了，一个参加了长途跋涉的苏联人S·A·达林，记述了为期二十五天旅途的艰险，达林说，他终于明白了帝国主义为什么只征服这个国家的局部，只要远离处于中心的城市地带，革命总是安全的。

　　蒋介石坐着一艘小汽艇在南昌城外迎接了他们。几个月不见，鲍罗廷觉得，北伐军总司令看上去是越发气宇轩昂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分裂充满气愤。恼怒时还会用难听的宁波话骂人。但当鲍罗廷得悉，蒋执意不去武汉，并且要把总司令部安在南昌时，心头有了一种隐忧：分裂或许将不可避免。

　　他的妻子芳妮很愿意继续留在广州。这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突然迷恋上了集会时在台上演讲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作为丈夫的代表去演讲。她说俄语，再由人译成广东话，说的和听的都费神费力，然而她乐此不疲。

　　芳妮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是随第二批政府人员于这年底离开广州的。他们那一组北上队伍里，有于右任、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和女儿廖梦醒（辛西娅）等。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个刚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叫陈丕士的年轻人也随团行动，他到了汉口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的秘书。日后鲍罗廷回国，他是护送人员之一。

　　蒋介石带着黄埔嫡系将领们去了武汉下游数百公里外的上海。那里的租界报纸上，帝国主义成天对武汉口诛笔伐，呼吁列强出兵干涉。热衷于危言耸听的各国记者纷纷走出国际饭店的酒吧，溯江而上，前来一探究竟，采访被视作罪魁祸首的鲍罗廷。鲍罗廷照例缄默着，他让记者们自己去大街上感受革命的气氛。上海已经动了刀，革命者人头落地，就像谚语说的母猪正在吞吃自己的猪崽，他很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汉口究竟往何处去，只有静候变化。最主要的，他要看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四月初从法国转道莫斯科回到上海，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蒋介石表示，党务的事全由“汪主席”作主，他自己将“专心军旅”。他提醒汪，不要去武汉，因为那里被鲍罗廷一手控制了。但汪还是在到达上海五天后悄悄坐船去了武汉。

　　汪精卫避免了在上海陷身蒋介石与总工会方面的冲突，但最后他还是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几个月后，武汉政府的几大魁首从共产党人的“不轨行动”和过火的农民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攻击目标。继上海、广州、南京之后，两湖也动手了，鲍罗廷前往长沙时，差点遭到当地一个叫何键的军阀的毒手。据说最后使汪精卫下决心向共产党人下手的，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如何应对作出了明确指令，那就是尽快拉起一支工农武装。这让汪精卫感到了恐慌。而把这份报告透露给汪精卫的，是共产国际另一个派驻中国的代表、印度人罗伊。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发来让他转给宋子文的电报，“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出价付款。盼如期发货。”这封用江湖切口发出的电文，他猜测“商人”当指蒋介石，货物，无疑是指俄国人。陈友仁由此判断，他的好友宋子文已经倒向南京了。事实明摆着，要把共产党人分出去，那么俄国顾问们就必须离开中国。

　　二、失落的权杖

　　1927年7 月27日，因流感发着低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动身了。不巧的是，他的手臂因骑马坠地骨折了。为了鲍顾问一行的安全得以保证，外交部长陈友仁让刚来中国的儿子、外交部秘书陈丕士一路陪同。行前他向儿子透露，他自己随后也将带着西尔维亚和约莲达两个女儿离开汉口，转道上海前往欧洲。

　　随行的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爱冒险的美国记者。十年前她去俄国采访十月革命时就与鲍罗廷的妻子芳妮认识。听说鲍罗廷即将回国，她一定要求同行。

　　陈丕士为这次远行准备了一张中国地图，规划了数条线路。这张英文版的地图，他是从外交部办公楼的墙下揭下来的，亚麻布裱糊，很结实。最后他们决定坐火车先到郑州，然后到陇海线的最西端，再换乘汽车。鲍罗廷还幻想着，到郑州能够说服冯玉祥。

　　武汉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军乐队演奏起了送行曲，有人在为苏联人的离开落泪，也有人说着讥讽的话。汪精卫给了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贡献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还说期待着两党进一步的合作。

　　卫兵的哨子吹响了，满载着卡车、大量汽油、粮食以及行李的火车拉响了汽笛，驶向前途未卜的前方。

　　第二天正午，车到郑州，打着灰布绑腿，黑鞋子、白袜子、理着平头的冯玉祥带着仪仗队在车站迎接他们。在捐出了一笔可观的金额——名义上是路桥修缮费——之后，鲍罗廷一行受到了殷勤款待，在郑州的几天里，几乎每晚都有宴会。分散在各单位的俄国军事顾问都赶来会合上车了，军乐队再次奏响《基督教战士进行曲》。冯玉祥与鲍罗廷热烈拥抱，并吩咐手下，沿途一定要对鲍顾问一行多加保护。冯已与南京结成同盟，已无可能再与苏俄合作，客气话说了几大筐，大家都不点破，但谁都明白，蜜月期结束了。

　　老掉牙的、装满给养的机车，咔嚓咔嚓沿着陇海线一路向西北，过了洛阳后，终于在终点站灵宝停了下来。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大卡车、五辆小车，继续西去。鲍罗廷和他的医生、秘书一起坐在一辆八汽缸的别克敞篷轿车里。这辆漂亮的车子原来的主人是吴佩孚，去年春天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后就成了鲍罗廷的座驾。

　　旅途是辛苦的，却也颇不寂寞，晚上露营或在旅店休整时，健谈的鲍罗廷总是跟身边人讲令他着迷的戏剧和文学，讲莫斯科的梅耶荷德的革命戏剧。他的古典文学素养令人吃惊。他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安娜·路易斯似乎对鲍罗廷着了迷，所有人都困乏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她美妙的歌声总会突然响起。

　　过了临潼，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鲍顾问和美女记者的关系迅速升温了。她从卡车移到了别克车上。中途休息的时候，她在车上唱一首孩童时代学会的歌，《当牧人在夜里守护他们的羊群》。鲍罗廷睁开一直闭着的灰色眼睛，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说，看在上帝面上，女士，唱《国际歌》吧。路易斯突然忍不住哭了，站起身走开了。鲍罗廷苦笑了一下，一脸无辜地说：“难道我刺痛了她的心？我可不是存心要伤她的心。”这个职业革命家的心思全被失败带来的悲愤占满了。

　　车队经过陕西、甘肃到达宁夏，然后穿过茫茫戈壁，往苏联国境绝尘而去，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远远地扔在了身后。离开宁夏十四天后，他们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在这里鲍罗廷首次遭受到对他在中国失败的严厉批评。他辩解说，你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们不可能想象上海和广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你们也不可能想象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具有造反和起义传统的农民，所谓革命党人只不过是力图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情绪低落的鲍罗廷急着想走。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一架小飞机前往上乌斯丁克，在那里他将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前往莫斯科。

　　陈丕士随后赶去时，十一月的莫斯科已经下雪了。他的父亲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已经到了。他们和宋庆龄一起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他们正赶上俄国革命十周年庆典，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庆祝仪式。此时的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两派斗争正是白热化的时候，托洛茨基这个孟什维克，输给了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红场庆典一星期后被开除出党。鲍罗廷与斯大林一向合不来，他的日子也难过了起来。

　　陈友仁打算前往欧洲，度过他的流亡岁月，行前他告诉儿子，他是不可能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的，因为蒋这个“假绅士”，“袖珍拿破仑”，已经把中国革命给葬送了。他说自己说不来中国话，更搞不清党内到底有多少派系，水到底有多深，回去也没什么用。他还说，自己做过一任外交部长，清楚地知道，西方列强和日本都在觊觎中国，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将来自日本， “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应付一场巨大的战争，”他说，“儿子，你要继续留在莫斯科，直到俄国人出手帮助中国与日本人斗的那一天。”

　　鲍罗廷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北伐军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离开了。1931年，邓演达在南京被捕。他在北伐时期的老搭档蒋介石下令，将之枪毙于南京汤山。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稍晚些时候，化装成外轮水手沿长江秘密东下上海，也由吴淞口出境潜回苏联。加伦将军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卫国战争，成为苏联红军首批五位元帅之一（其他四人是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再后来，在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枪毙了。有个在狱里见过他的人说，将军的一只眼珠被打得滚了出来，他不断地说：“这些恶棍把我打成了这样！”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

　　整个7月，冯玉祥都在催蒋介石北上进兵。他说，北京乃先总理遗骸所在，目下被野心不死的张作霖盘踞着，革命军势力自与卖国军阀奋斗以来，死伤残废不知凡几，若士气一绥，兵心必乱，惟以全力北伐，乃为上策，务于最短期内，直捣幽燕，迎先总理遗骸早日归葬钟山。

　　冯玉祥说，自己所部二十余万兵力，自攻克郑州后，正在肃清黄河之南残敌，“务请吾兄提兵猛进，直破济南”。西路，他会与阎锡山沿京汉线共策进行，且阎部已出兵正太线，逼着奉军退过了正定以北，自己的骑兵第三军也已占领曹州一线。他希望蒋在东线策应。

　　冯玉祥还想继续做个和事佬，撮合宁、汉纠纷两方，电文中也多次提到阻碍北伐的内外部阻力。他向蒋表示，对于真正的同志，“弟当竭其愚诚，相引中道，必期志同道合，一致工作也”，相信内部问题不至于为患。纵有变故发生，他也一定会信守徐州会谈时的约定。

　　冯玉祥的继续施压起了作用，继蒋介石上半年在上海清共后，武汉也步其后尘，提出分共。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占领了工会和农会总部，并把怀疑受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政工人员首批驱逐，不少人在冲突中被处死。一些共产党人转入了地下，另一些逃往正在调防江西的张发奎的部队。此时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亡，要么暴动。而前者的懦夫行径注定是被瞧不起的。而党在日益喧嚣的反共浪潮中也迫切需要有一支真正的武装在自己手里。

　　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北伐的两员虎将，唐生智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二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叶挺调转枪口，正式亮明旗帜。汪精卫急派张发奎、朱培德前往征讨。冯玉祥在洛阳收到汪精卫自九江发来的密电后，即刻飞电南京，称此次变化，江西境内已非常紊乱，武汉各部确已分化，“所谓东征计划，万难实现，特电飞闻”。

　　只是汪在分共的同时也不放弃倒蒋。冯玉祥电文中说的东征告吹的估计还是失算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惟恐宁汉合作后，他在两湖的地盘将遭到削弱，匆忙发布了讨蒋令。南京内部也是面和心不和，李宗仁等桂系一派早就不服蒋了，认为唐军东征，意在讨蒋，只要蒋下了台，宁汉合作就搬去了一块拦路的大石头。蒋说，武汉所攻者我个人，个人不成问题，完全接受监察委员命令。于是决然离宁赴沪，通电下野，回奉化溪口老家将养去了。

　　蒋介石如此爽快交出手中权杖，给人的感觉他是为了合作大局，不欲以个人进退滋生纠纷，实则是此时军事上的失利使他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7月以来，东西两路北伐军前锋进抵北方，徐州一战，蒋的第一路军被全线挫败，不得不从徐州撤出。先番败北的孙传芳乘机追击，与张宗昌兵分两路，一直追至淮阴、蚌埠。早年出入证券市场交易所的蒋介石明白，此时大盘下行，只有尽快抛盘才能保本。

　　冯玉祥一直在着力捏合宁汉两家，以致党内诸公心态失衡者对之有“一柱擎天”之讥。蒋的下野通电一发布，闻听蒋“微服赴沪”，他就“惶悚莫名”，托党内元老、南京政府中央委员李烈钧向蒋转去一电，敦促蒋“克日还宁，主持大计”。的确，蒋介石一离开南京，中枢混乱，导致局势迅速恶化。奉鲁军反攻得手，复起图谋江南之心，引起南京城一片恐慌。8月底，孙传芳军自龙潭、栖霞山一带渡江，谋取南京、镇江。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各将精兵，东西夹击，再加杨树庄的海军在孙军渡江时出击，战场局势渐有改观。龙潭一役，南北两军各出动十万之众，激战七日夜，死伤数万，孙传芳的反扑之势终被挫败，再次退往长江以北。北伐的军事颓势总算挽回了，但也只是僵持之局，且直奉联手的整体军事实力，尤在北伐军之上。

　　大石头已去，宁汉重还一家。新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参与者是原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班人马。撕破了的脸面，只需稍事修饰，就又是革命同志。北伐是革命大义，蒋总司令在与不在，继续打下去当是共识，至于何时打进北京城，迎还先总理遗骸，那也只有天晓得了。只是重新整合过的革命洪流里，已经没有了鲍罗廷，没有了加仑将军，没有了慷慨激昂的共产党人出任的党代表。

　　此时的蒋介石，在奉化老家明净的山水间休憩了近一个月后，已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他的好友张群带着一个九人小组为他安排一切。按照他在写给好友黄郛的信中所说，此去他将作一年环球之行。

　　对于蒋介石的遽然下野，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惋惜。3月以来，自上海城厢插上青天白日旗，蒋总司令近乎流氓勒索的催款，已经让上海的大小商人们吓破了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新政府任命的财政部长孙科，是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惟一的儿子。这个儿子与他的父亲并不合拍，早在广州大本营期间，身为广州市长的孙科就对乃父的容共政策嗤之以鼻。北伐军一打到长江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党内有名的激进左派，武汉分共时，他又来了个华丽转身。相比宋子文而言，这个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文学士与武汉政府的关系自然更近。

　　以孙科的才具，做新政府的财务大管家实是勉为其难。三个月前，银行家张嘉璈与蒋介石谈中央财政，张的预算用度为每月一千四百万，蒋提高到一千六百万，实际用度却在每月两千万元左右。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一而再、再而三的输血，再加上蒋特殊的高压手段，才使南京这台大机器运转正常。孙公子没有蒋总司令的手腕，也没有社会下只角的帮会兄弟供其驱策，陈光甫、张嘉璈这班银行家更不会听他的，他上任一个月，只筹集到大约八百万元。这点钱，开个门面都困难，更遑论北伐。

　　为了搞到钱，孙公子只有采用老办法，发行国库券。新发行的四千万国库券，依旧是用二五海关税作担保，但发行效果与蒋在位时不啻云泥之别。这个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新财长不敢推行强行认购，他要以德化人，让资本家们认清大势，自愿掏钱包。他召集了一次上海实业界和银钱业头面人物的会议，参加者有虞洽卿、秦润卿、顾馨一、王晓籁，还有从香港调来的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饶是他说破了天，大老板们都只是叫苦。他们甚至公推虞洽卿带了一帮人到南京，要求减少认购数。

　　钱业公会认购的数字简直让新部长绝望，他们只认购了三十几万，不及当时交给蒋的十分之一。其他各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孙科雄心勃勃出任新财长，这一来到底脸上挂不住，他跑到重新选举的上海总商会讲话，敦促商界出钱支持革命事业，底下居然有人向他发嘘声。先前用强制手段征收的两个月房屋出租金，也没人买账了，想要帮会的嘴里吐出鸦片买卖的好处，也无异与虎谋皮。新政府开张才两个来月，几乎要穷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了。

　　呼吁蒋复出的声音再次抬头。冯玉祥领头起唱，跟声附和者不在少数。此时的蒋介石，已结束日本之行回到上海。面对来自军界的迭声催请，他没有任何表示。时机未到，他还在等待。前总司令此时正陷身于一场热恋。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三、布克小姐在途中

　　布克小姐是个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女孩，1921年高中毕业，无心再上大学，成天跟着一帮从中国返美度假的年轻人疯玩。家人管不住这个心野的姑娘，就索性随她自己作主，跟着这帮年轻人坐慢船去中国了。

　　这个小镇姑娘还从没出过远门呢，首次离家，竟然跑到东半球去了！一艘从旧金山起程的邮轮，慢悠悠地在海上走了三个月，拐进吴淞口，她就被四周的情景震慑了。看到黄浦江浑黄的水面上缓缓开出来满载货物的一长串的舢板船，当地人叫“拖机宝”的，她就哇哇地叫出了声，因为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老式明轮船，灯火通明，两侧的明轮击打出雪白的水花，她认定这船是密西西比河上服役的那一只。而停泊在码头上飘着红蓝白三色旗的远洋巨轮，则让她相信它们来自高中时读过的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这个姑娘就这么懵懵懂懂去美资的英文报纸《大陆报》报了到，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女记者，同时还是美国国际新闻社派驻上海的通讯员。她都还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想象呢。或许美国报纸上的中国新闻要的就是这么一个调调，把现实世界与想像中的混为一谈。她的上司是一个叫道约尔的爱尔兰人，一头红发，老爱笑，他是本埠新闻版主编，手下的记者米勒、克劳、柯罗思，全都是新闻界的老司机了。一开始，他们揶揄地叫布克小姐“美国姑娘”。她还那么小，春心未动，寻寻开心正好。但不久她知道了“美国姑娘”是高级妓女的代名词，就发狠再也不让叫了。后来他们都叫她的中文名字“宝爱莲”了，这是她的中文教师、一个老学究取的，用的是她的名字的吴方言读音，其实她的本名Edna Lee Booker，正而八经音译过来应该叫艾德娜·李·布克。

　　布克小姐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姑娘，爱动，爱笑，很少老老实实呆在市中心广东路和江西路交接处那幢外表破败的报社大楼里。用上海话说是特别“热赤”。她也没一天在大学里好好读过新闻学。但在遍地都是新闻的上海滩混，就连一只瞎猫都能碰上死耗子呢。她混迹在十里洋场的各种社交场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酒会、舞会，这种场合，年轻的外籍女孩永远是受欢迎的。她就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穿梭其间，从大人物的嘴里，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连蒙带猜捞一些花边新闻，点缀她供职那家报纸的小角落，渐渐地，宝爱莲这个名字竟也在上海滩上闯出了小小的名头。

　　在美国总领事康宁汉夫妇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她遇上了宋氏三姐妹里的老三宋美龄，宋氏家族最小的女儿。那天，三小姐身着缎礼服，模样友好而可爱，这是宝小姐第一次遇上本地上流社会的女性，只觉得喜欢得不得了。宋家的三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她们的父亲送到美国读书，英语说得十分流利，谈吐都是纯美式，三小姐时年芳龄廿五，比宝小姐稍长几岁。宝小姐觉得，在谈到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和谈到美中关系时，三小姐身上就会焕发出一种光芒，一种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渴望。宝小姐那时还不解男女之情，她不会懂得，这种报效渴望其实和想要献身于一个男人的渴望差不多。

　　可能是嫌晚宴上说话不够畅快，过了几天，三小姐邀请她去打网球喝茶。宝小姐欣然接受了，她很高兴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宋家住在法租界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洋房里，这幢洋房在西摩路上，原是一个英国人建的别墅，带花园和一个网球场。宋家的男主人宋耀如早年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兼带推销《圣经》，发达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实业家之后，就把这处漂亮的房产买了下来。门房说，三小姐在画室作画，宝小姐跟着往内宅走的时候，她灵敏的鼻子似乎嗅到了这家子的平和与温煦。她觉得，这里保留着传统中国最好的一面，同时又向西方现代精神敞开了大门。

　　三小姐还像初识那天一样热情，就好像她们才分手就又见面了。这种热情让本来还有些许拘谨的宝小姐放松了。她看到三小姐这天穿的是一身半西式的网球服，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聪慧的额前留着一绺刘海，不长不短，堪堪齐眉，颈后挽着一个干净的发髻，柔亮得如同绸缎一般，让她不由自主想摸一摸。

　　两个女孩交谈甚欢时，三小姐的母亲走了进来。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最伟大母亲的女性，是一个温和澹然的妇人，穿着黑缎上衣和多襇的裙子，柔亮的头发上绑了一个整齐的假发髻。宝小姐这才知道，三小姐有这么漂亮的发色原来是来自她母亲遗传。

　　偌大的宋家花园里就住着三小姐和她母亲宋夫人，两个弟弟还在美国念书，她哥哥宋子文则偶尔回来。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家世显赫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远在太原，二姐宋庆龄眼下在南方，正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圣人”、广州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孙文战斗在一起，而这家的男主人，几年前就因肾病去世了。

　　宋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与孩子们的父亲宋耀如结婚前，她就是上海西郊徐家庄园的圣公会教徒，那时，她刚从出生地浙江余姚迁到上海不久。而更早的时候，宋夫人的母亲，就是明朝时最早皈依天主教的徐光启家族的后裔。宝小姐以她刚入行的新闻记者的眼力观察到，宋家花园里每一处的布置，都可以看出主人对上帝的虔诚。比如，客厅靠墙的桌上摆着各种中英文宗教期刊和一本巨大的家庭圣经，三小姐经常弹奏的钢琴上，摆着一本赞美诗集，楼上还有一个宋夫人专用的祈祷室，她每天都要在里面诵读圣经，并为儿女们作祷告。儿女们总是太忙，而上帝总得要有人去侍奉的。

　　去宋家花园的次数多了，与宋夫人熟悉了，宋夫人就会给宝小姐讲一些祖上的故事。她说她母亲的娘家，世居一个叫“徐家汇”的地方，三百多年前，徐光启由利玛窦受洗加入天主教，又帮助利玛窦把西文书译成中文，是明朝万历年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大臣。她还会以一种含羞的神情回忆起少女时代，学刺绣女红、进教会学校学英文、读整本的原版圣经。这个孤独的妇人说得最多的是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一直认为他是这一代中国人中的翘楚。

　　每次，一边喝着宋府仆人端上来的茶，一边听宋夫人说话，宝小姐觉得她不是在听一个女人絮叨，而是在听一部近世中国的革命史。这让这个美国姑娘既心生神往，又为自己的平庸气短。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到这种大历史中去呢？光是想想，就够热血沸腾的了。她对中国历史和革命的知识，短期内长进如此之快，大多就来自与宋夫人的闲话。当宋夫人说完这些故事起身离开，已经等得迫不及待的三小姐就拿起球拍，和她一起飞一般冲到网球场。球场边上，三小姐的哥哥宋子文，一个如假包换的绅士，已经等不及要与她们一决雌雄了。

　　有一天，打完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个姑娘说起了未来的终身大事。她们都已二十出头，说是未来，也是转眼就要到来的事。当谈论到那个还不知在何处的夫婿时，宝小姐看到，三小姐的眼里又流露出了那种热切而渴望交付出去的光芒，似乎前方的爱情是一片浪漫的冒险之地，是荆棘丛中的一丛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了大姐夫、二姐夫这样的大富商和革命家作比较，尚待字闺中的三小姐对未来的理想夫婿没有多谈，这个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只说了一句话，他得是有力量改变中国的人。这让宝爱莲这个美国小镇来的姑娘倒抽了一口凉气，有的人生来就注定不是凡人，而自己就像浅溪里的一条小鱼，连抓到稍微像样一点的新闻的机会都没有。

　　机会说来就来，这个心思活络的长腿姑娘跳一跳就抓到了。就在她来到上海的第二年，中国北方摊上大事了，北洋军阀的两个巨头，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为了争夺中央政府主宰权，准备大打出手。西方媒体对此自然非常关注，纷纷派出得力干将采访报道。布克小姐得知这一消息，立马找到道约尔，要求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报社的老司机们怕死不愿上前线，爱尔兰佬不同意也只能同意，但他对这个姑娘的新闻素养心中有数，生怕她搞来一堆家长里短的八卦，坍报社的台，后来还是命《大陆报》驻北京的记者柯罗思也加入对直奉战争的报道。

　　说干就干，宝小姐收起了晚礼服和舞鞋，换上卡其马裤和旧衣，戴上一顶旧的苏格兰圆帽，二话不说就跳上了一列开往北方的火车。浴盐是必须带的，还有一双银色高跟鞋，一条湖蓝色的连衫裙。一个叫约翰的朋友来送行时说，中国北方臭虫很多，塞给她一罐杀虫剂非要她带上。除此之外，塞了满满一包的就是康拉德、毛姆和曼斯菲尔德的小说。

　　火车开出了上海，哐当哐当一路北上。不时有拖儿带女的难民上车，空气流通不畅，严严实实的车厢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恶臭。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单调了起来，但丝毫没有打击到她高涨的热情。她的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乘坐魔毯飞到了首都北京，那里有徐世昌总统，他每日坐在华丽的总统府接见访客，她想象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她的心还飞到了满洲北部的奉天，那里的独裁者张作霖元帅是她的下一个采访目标。当然，她还想去古老中国的心脏洛阳，那里做过数朝的古都，目前驻扎着吴佩孚将军和麾下的数十万大军，最后当然还有广州，革命家孙中山的风采她早就想瞻仰了的，这是她除了上海最向往的一个城市，她梦想中的广州就像一个青花旧盘子，一艘帆船，或者是一幅绣着大红牡丹的流苏披肩。

　　宝小姐先到北京。请求拜会总统的信函送到礼宾官那里后，迟迟没有下文，她乘隙参加了端纳在西山公园组织的一个郊游派对。那时的端纳还只是一个澳洲驻北京的年轻记者，远没有后来做国府顾问那么风光，但在北京的圈子里已经混得如鱼得水。宝小姐爱热闹，再加有点人来疯，社交圈子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不久她受某个外交官夫人邀请，又去一个大官的府邸参加了一场晚宴。她想，自己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难道就是来参加一场场舞会的吗？难得她有这片刻的清醒，也幸亏总统的美国顾问、“很吃得开”的福开森博士也来参加了这场舞会，福开森见她采访徐世昌无望，就专门修书一封，介绍了她去东北采访张作霖了。

　　在奉天的老帅府，她见到了传说中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宝小姐说，彼时正是春天，帅府的院墙下，桃树的枝头正绽出花朵，一个外套黑丝绒马褂、头戴黑色绸子瓜皮帽的年迈老人，正佝身独坐在一张雕花石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心满意足地抽水烟，他转过脸来，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赫然正是报纸上见过的老帅本人。不消说，这次不无突兀的造访是老帅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安排的。

　　带着张作霖赠送的一条白狐皮草——她走到哪都喜欢晒她的衣服和饰品——宝小姐回到北京，采访了上次给她吃闭门羹的徐世昌，然后和柯罗思一起南下洛阳，去见吴佩孚。不知是因为要去洛阳，还是因为马上要见到这个大军阀了，她激动得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

　　跳下拥挤的火车，掸掉满头满身厚厚的灰，她居然能够想起李白的一句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说的就是这古都。看来宝小姐也没有道约尔想的那样不堪，起码在她身边的男同事看来，为了这趟采访她是做足了功课。和在奉天看到的到处都在备战相仿，一路上碰来碰去也都是调防的兵。两个军阀巨头的老前辈袁世凯说得好，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来他们真的要捋起袖子在中原大地上逐鹿了。兵们抽着气味难闻的香烟，斜背着枪，浑不在意，还不时拿枪口到处乱指，就好像手上是一件庄稼把式，看得宝小姐和她的男伴心惊肉跳。有一个兵还故意沾了一点她擦面用的冷霜，在胡子上瞎涂一气，惹得一旁的同伴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