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四）

　　他把补肾的药换成了地西泮。艾司唑仑。奥沙西泮。阿普唑仑。氟西泮。咪达唑仑。苯巴比妥安眠酮。格鲁米特。水合氯醛。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字的药和他的睡眠构成了非常奇妙的关系。这些爆米花一样的药放在手里，可以大把吃药，大口喝水。但医生不会多给，最多给六片。六片药，仅仅三天。并不能如愿睡眠。真怀疑是假药。医生也怀疑他叙述的真诚度。他打电话给小胖子治疗的那个苏州医生，苏州医生也没说得清楚。苏州医生让他做了自我检查，也就是他的牙，他的头，他的肩，他的胸，他的胃，他的胆，他的肠，他的肾，他的大腿，他的小腿，他的脚。听了医生的话，他给自己做了排除法，最后疑点在腰，他的腰很疼，莫名其妙的疼。那疼总是毫不客气地把他从各类安眠药的拥抱中拎起来，拎到失眠的窗前，让他在窗口守候榆城的日出。腰疼，是因为那只捏住他的手嘛。那只手内功深厚，将疼痛送到了他的腰部。但他看不到疼点在什么地方。什么也看不到，他呆坐在台灯下。电脑永远在启动之中，它总在他快失去耐心的时候，所有的界面才慢慢显现出来。

　　冤魂不散——榆城公安毫不作为，杀人凶手顺利逃跑！！！

　　2005年春天，一个前转业军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一个离婚男子，竟然无缘无故用啤酒瓶砸死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汉语青年诗人。今天是这位青年诗人冤睡在冰棺里的第99天。死不瞑目的他肯定会再次醒来，因为榆城公安局不作为，致使凶手顺利逃脱。他的蒙冤必须昭雪，杀害他的凶手必须要以命还命。

　　事情经过：2005年4月24日，星期六，陆晓军（仙女镇副镇长）、白若君（诗人、报社记者）、陈皮（诗人，身份证陈经天，原《曲江》杂志编辑）和彭三郎等四人，还有榆城一幼儿园的两位老师，在扬州路的“扬州人家”吃完晚饭后分手。彭三郎、白若君、陈皮又去胜利路排档一条街吃夜宵，点了两盆回锅肉，一份五香螺蛳、一份水煮鱼和一扎啤酒。其间，陈皮喝了3瓶，白若君1瓶，彭三郎2瓶。25日凌晨2时许，因为水煮鱼的食材不新鲜而发生不愉快。大排档老板黄小网指使打手（后被证实是榆城工商管理局市场监督大队副大队长王洪涛）取自地上的空啤酒瓶连续砸向毫不防备的陈皮后脑，陈皮没有任何反抗动作，直至他瘫倒在地。2点42分，白若君手机拨打110报警，3点零5分，榆城市城东派出所警员到现场（凶手此时已逃），此时，陈皮危在旦夕，派出所警员仍然坚持把白若君、彭三郎、黄小网带离现场去派出所处置，致使关键证据：带有凶手指纹的啤酒瓶消失（还有一说是王洪涛回去取了手套）。派出所警员给白若君、彭三郎、黄小网录了口供，并进行酒精测试，延误了抢救已受重伤的陈皮的时机，致使陈皮失去了抢救的机会，而于2005年4月25日凌晨离开了人世。而至今三个月，凶手王洪涛还未抓捕归案，指使者黄小网至今还逍遥法外。榆城刑警大队也未给予陈皮遇害的结论。

　　我们的呼吁：本案案情事实清楚，由黄小网指使的王洪涛是故意杀人的凶手，无任何过错的被害人陈皮被凶手的侵害行为当场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即便如此，作为死者的朋友，我们仍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因此虽然心里滴着血，我们还是向你们反映问题，希望杀人凶手王洪涛和指使者黄小网早日受到法律的制裁，蒙冤的死者早日得到昭雪，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并真心希望纪检部门能将隐藏在背后的败类清理出来，净化我们的公安队伍！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控诉人：彭三郎 白若君

　　电话32314533

　　腰疼令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像一把会走路的弓。他弓着腰的姿态和偷贴传单很配套。电线杆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得把上面已贴满的招工招生招商信息一一撕掉，才能将自己的那张贴上。有时候，他转了一圈回来，刚刚贴好的一张传单竟然被撕掉了，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成了一团废纸，张着欲言又止的嘴唇，那是一张非常冤屈的嘴唇。究竟是谁撕毁了他刚刚贴好的传单？他决定蹲守，终于，他看到了一个又瘦又高的中年人。他冲上前去和那个人理论。可那个人似乎听不见似的。一点也不惧怕他。他的手一碰到那个人的胸脯，那个人就涨红了脸，猛地扑了上来，和他扭打在一起。那个人力气并不大。他和那个人在地上滚来滚去。天还没完全亮，没有什么行人。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把手松开，那个人也把手松开。他冲着那个人吼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又瘦又高的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袖章，嗡声嗡气地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说是你上来打我的好不好？那人不回答。他看清了红袖章上的黄字。那个人是这路段的保洁工。耳朵聋了。

　　六

　　我知道他们想找到我，我也想找到我自己。

　　宿舍里面一片狼藉。那只丢失已久的红袜子端坐在杂物的中央。就是那只失踪以久的底部有小人的红袜子，可这只袜子是藏在什么地方的呢？龚馆长和属于我的“陪伴小组”来过了。我闻见了一股香菜的味道，这是从龚馆长消化不良的胃中呼出来的空气，他一日三餐，离不开香菜，连早餐搭稀饭的小菜，都是腌制的香菜。背后大家都说他前世是只和香菜味相似的椿象，也就是放屁虫，用三顿不离口的香菜偿还他前世的放屁虫情结。

　　龚馆长已得到了一个新职务，那是我的“陪伴小组”组长。他们开始给我吃“敬酒”。每天带着几个人，陪着我一起打牌，吃夜宵。我问你们干什么，他们说怕我孤单。他们在完成任务，每看守我一个晚上，得三十元钱的补助。三十元钱乘以六，一共是一百八十元钱。一百八十元钱，就是彭三郎的价格。他们说，输了你不用掏钱赢了归你。我说我不打牌，我给你们讲讲陈皮的故事。我虽没杀伯仁，但伯仁由我而死。我说的是陈皮，不是伯仁。可陈皮明明就是我的伯仁啊。

　　他们假装听得懂这绕来绕去的故事。假装后来也是他们的任务。在我的面前，龚馆长开始讲大道理，讲法律，讲影响，讲后果。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影响，我既不会武功也不会刀棒，如果裹在陈皮身上的冰块可以磨成冰锥的话，倒是可以作为“反面角色”的武器。透明的冰块会过滤掉龚为群嘴巴里的臭虫味。

　　我扔掉了那只有臭虫味道的红袜子，它的原配，另一只印有小人的红袜子，被小柯南啃烂了。小柯南并不知道它是红袜子，狗是色盲，在小柯南的眼睛里，我们穿着同样颜色的袜子，但可以分得出，有的袜子是有臭虫味的，有的袜子是没臭虫味的。

　　直到我离开榆城，张荞麦给我补买的两双红袜子还在。一只也没丢，依旧是原配。但红袜子的颜色已褪成了老红色。张荞麦抱怨过，你说我为什么不买红衣服？红衣服最容易褪色，洗一次掉一次，洗衣水像一桶桶血水。

　　张荞麦抱怨红衣服褪色时满脸哀戚。在那个布满霜迹的清晨，众人奔跑起来，张建丰也奔跑起来，还拽着她，拨开奔跑的人群，向西江镇造纸厂奔跑过去。张荞麦（那时还是张小兰）的一只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走到造纸厂，水泥地如此冰凉，她在不停的哆嗦中失了禁。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他们找到她，高举起来。她一下子高过了头顶。他们说，看一眼吧，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你妈妈和老子了。张小兰什么也看不到。切草机下有团鲜红的血水。血水淹没的稻草，像是稻草淹没在火中。那火也是冻僵的。他们把张小兰举了一会儿，又把她放下，之后他们就不见了，只剩下很多不认识的人，任由张小兰哭泣。任由她的裤子结成冰块。好在她脚下有团稻草。她站在上面，坚决不挪动一步。比起稻草的尖锐之疼，她记住更清楚的是那团稻草的些许温暖。

　　张荞麦对小胖子说，这个世界上最暖和的不是棉花，也不是羽绒被，而是一团稻草。小胖子根本不懂什么是棉花什么是稻草，他连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甚至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他只知道左和右，前和后。后来，我给陈皮的《曲江》写的散文中，有两篇素材就取自张荞麦和小胖子，一篇叫《一团稻草》，一篇叫《小北的东南西北》。这两篇文字都没让张荞麦看。张荞麦根本不会看我的文字。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好吃懒做、装聋作哑、文能武不能（这个论断来自于她的婆婆顾粉莲对她的洗脑）的彭三郎。

　　文能武不能。彭永强给我下这个结论时我刚十三岁，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彭永强的结论完全正确。估计陈皮也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从不批评我，只是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他是让我选择立场。他从来不命令我去选择立场。现在他的立场就是沉默和睡眠。冻在冰棺里的他，表情平静，他的后脑勺有道血嘴唇，血嘴唇里想说出的话被牢牢冻住了。

　　无休止的哭泣令白若君有了中年妇女的臃肿。那天凌晨去派出所抽血，她的尖叫声吓坏了戴眼镜的女警察，也弄弯了一根抽血的针头。从派出所回来，她彻夜痛哭。如果他们在监听我的电话，肯定会听到白若君的哭声。白若君的哭声，像刚从母猫身边捉到陌生处的小猫。嘤嘤。嘤嘤。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女人这样哭。王三四边哭边拍大腿，一巴掌又一巴掌，她同时惩罚自己无辜的大腿。顾粉莲哭的时候不拍大腿，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的是身边的土，那土被她的巴掌拍得灰尘滚滚，如同战场上的硝烟，灰尘降落又升起，升起又降临，令顾粉莲满脸泥浆，满头灰尘。王春巧则是边哭骂边跳，我亲眼见到她惊人的弹跳力，她在地上一连蹦了一百多下，她在蹦起来的同时全身还有其他的动作，嘴巴里骂着，手指还指着对方，其动作协调的程度完全是一个蹦床运动员。张荞麦与她们相反，从不出声，只是坐在一个角落，无声地流泪，那泪水，如同永不枯竭的泉眼。等一线泉水落下了，张荞麦眼睛一眨，又一线泉水落下来。小胖子的哭完全遗传了张荞麦。如果批评他的话音重一点，他也和张荞麦样找一个角落，一线泉水，一线泉水，从小胖子的眼里落下来。

　　白若君哭完之后，她还要去上班。总编托部门主任告诉她，把个人事情处理好了再来上班也不迟。白若君对主任说，我没有什么个人事情，我早把自己嫁给了晚报。白若君跑到总编室，对正在通电话的总编说，你告诉我，你说我有什么个人事情要处理？总编说，我没有说过。白若君说，你没有说过更好，如果你说过的话，当心我搬到你们家和你们家一起过。白若君又说，我知道你夫人什么时间去美容院。第二天，总编把白若君叫到办公室，把美容院的发票展在白若君的面前。白若君说，我没说你夫人免费去美容院，就像我从没说过你什么时候去清华园。总编对着白若君拱拱手，说，我知道你的事但你要理解我的苦衷，我给你一个月休假期，奖金一分不少你的。白若君说，我不会休假，更不会拿并不属于我的钱，我告诉你，你想把我挤走是痴心妄想。

　　以上根本不是白若君所作所为，而是我的想象。是我在心中为她写的剧本。《榆城晚报》的总编从来不会坐在办公室里，他和仙女镇的邰书记一样，长了一对无形的翅膀，每天都在外面飞。与他同飞的，是在全国进行炒房的老板们。如果他要惩罚不听话的白若君，根本不需要让主任带口信给白若君。而是通过打通记者和编辑的方式，进行部门重组和双向选择，没有在双向选择中获得岗位的就待岗学习。待岗学习没有奖金，仅拿7成的工资。到了三个月后，再进行一次双向选择，如果再不被部主任选中，那就直接到夜班编辑组去做夜班编辑。

　　白若君和我谈到了夜班编辑。报社说了，如果陈皮事情不解决好，她必须继续做夜班编辑。她不愿意做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实在太苦了，黑白颠倒不谈，还责任重大，必须在凌晨时分坐在传真机前等待新华社的通稿，必须赶在凌晨五点前把清样送到印刷厂，必须胆战心惊，直到太阳升起，任由榆城的第一缕阳光粗暴地打中她已习惯的蓬头垢面。

　　晚上和白若君通过电话后，我就关机了。因为在白日里，我待在某个私人旅馆里（普通话帮了我），不开手机，也不能开手机。五一节前一天，白若君给我发了短信，说是要当面见我。我给白若君回了短信，让她在第二天上午7点钟等我电话。定在上午7点，这是他们的空窗期。值夜班的那拨人正进入补觉的状态，接班的人还在吃早饭。

　　到了第二天7点，我打白若君的电话，让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从她所等候的对面楼上下来，看到了左顾右盼头发蓬乱的她，在她的背后，是那个矮胖子，仙女镇的陆镇长，多日不见，陆镇长的肚皮小了下去，他的头发完全没有了。他依旧叫我彭局长，叫完了彭局长之后就是哭。这个又矮又胖又秃头的男人的哭相，怎么看都猥琐。他说到了那晚上的事，那晚上的确是他私人请客，与小周无关。那天晚上在“扬州人家”共花掉了二千六百七十块，因是老客户，打了个八折。白若君补充说，这二千六百七十块是陆镇长的老妈妈卖了一头猪和十二只鸡凑起来的。我对白若君说，你们两口子向我要钱也不是这个要钱法嘛。白若君说，彭三郎，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老陆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封信中写到了老陆，纪委开始查老陆了。白若君又说，现在老陆停了职。陆镇长摆摆手，说，我是不怕他们查的。在经济上我是清白的，无论他们怎么查也查不到什么的。陆镇长还说，我这次来，也是王姐的意思，是我喝酒误事，误了大事，把陈作家的命送掉了，还连累了彭局长，无论你原谅不原谅我，我想当面向你道个歉。说完了，陆镇长带着他的秃顶给了我三鞠躬，仿佛是在我的追悼会上。秃顶发出了三道奇异的光芒。我拒绝了他。如果我答应了他，就等于承认我所有的诗句都是抄袭的。如果我答应了他，也等于陈皮身上的冰块就被火融化再完全汽化。我和陈皮等于一无所有，等于零。

　　我的冰冻兄弟，我不能等于零，你也不能等于零。我又开始了跑步，仿佛在大学那条煤渣跑道上奋力奔跑，那是为了通过100米测试而练就的奔跑。现在，我比那次的奔跑更加卖力，我跑过了胜利街，跑过了解放路，又跑过了人民路。彩票站的电视里有超级女声节目的重播。那些幸运和掌声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向榆城外国语学校方向奔跑，榆城外国语学校还没有放学。那扇门紧紧关着，我的钥匙已打不开这间房子，就像我再也打不通张荞麦的电话。我已落入她的黑名单。我敲了敲门，听到了小柯南低沉的吼叫。

　　七

　　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等待乔依。

　　这是乔依的蒲城，也是陈皮的蒲城。

　　在来见乔依之前，我来过蒲城两次。第一次到蒲城见陈皮，他还没和蒲城文联女干部乔依结婚。我记得他跟我谈起了很多诗人。犹太人保罗·策兰。保罗·策兰的童年，还有希特勒，保罗·策兰和荷尔德林的精神上的父子传承关系。保罗·策兰和海德格尔。保罗·策兰和情人巴赫曼。保罗·策兰最喜爱的卡夫卡。卡夫卡和他的《致父亲的信》。当然，说到最后，那个跑得飞快的骗子本·约翰逊就会蹿出来。他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到的人。这个感觉我从来不会和陈皮谈起。但本·约翰逊脖子上那粗大的金项链总是晃荡我的眼睛。

　　那时我正想背叛我的西江中学。我已学会了敷衍，假装耐心地倾听这堂延续了大学时代的传统课。那时我家的小胖子已出生，我也拎着两条香烟去拜访过了那个吃香菜的龚馆长。龚馆长告诉我，文化馆有一个事业编制。文化馆正缺一个搞文学创作的创作员。他提醒我，必要的时候要去教育局长家一趟。人情人情，人之常情。我的初中班主任李文标引导我找到了金鱼眼的家。他曾是我高中时代北郊中学的校长，他还住在北郊中学时的老房子。这是一个多么念旧的人。李文标说，你要说你自己就是北郊中学的学生，是他的老学生。老局长念旧。他嫂子对他好，在他哥哥死后，他娶了大他八岁的嫂子。念旧的人都是好人。我提着两瓶酒和两条烟摸到了金鱼眼的家，那时金鱼眼局长正为他的母亲洗脚。这是他每天的功课。我还没说出我的感动，他的金鱼眼就变成了大手电筒，彻底榨出了藏在我的臭皮囊下的“小”。他说，你知道这是犯错误，你这个小同志，个子不大，看不出还会走歪门邪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我的个子。他说，你赶紧给我拿走。你不是个作家吗？为什么就把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给丢掉了呢？好在他没认出我是他在北郊中学的学生。我拎着我的自尊心逃离了这个大孝子的家。

　　第二次到蒲城，我已通过借调的方式进了榆城文化馆（龚馆长说进了就不可能回去了）。那次陈皮的头上奇怪地戴着一顶帽子。天气已很热了。我跟着他走进了刚建好的蒲城博物馆。蒲城博物馆里有一个镇馆之宝，一只绝世和田玉做的玉知了，是蒲城状元宰相棺材里的，叫九窍塞。塞到这个宰相的屁眼里，准备永垂不朽。我不懂什么是青词，陈皮说，青词，是道教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和祝文。皇帝喜欢，这个宰相会写，写得特别好，所以他又叫青词宰相。这和我电脑中“颂歌”这个文档里的文字是一个性质的，属于拍马屁性质的文字。陈皮说，他们写青词，他们拍马屁，他们害怕死亡，惧怕腐烂，妄想重生。都是痴心妄想。“你曾是我的死亡：/你，我可以握住/当一切从我这里失去的时候。”这是保罗·策兰的诗。陈皮对死亡有一种奇特的迷恋。他为我朗诵过多次有关死亡的诗。死亡是人类的黑夜。热爱白天的人，和热爱黑夜的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从不并肩行走。“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陈皮能背诵很多海子的诗。他常说我的小个子就像海子。但我觉得海子的魂在他的身体中。背完海子的诗，我们找到一家小酒馆，点了几个菜。陈皮放下筷子，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的头上多了点什么。我坐着看不见，站起来，这才看到了他裹了纱布，纱布还在往外面渗血。陈皮平静地告诉我，这是乔依打的。用马桶搋子柄打的，一共打了13下。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抵挡一下，或者走开，就这样任乔依打？陈皮说，我就想找到她打我的极限数。最后她打了13下。我等待她打我14下，乔伊扔下了马桶搋子，哭着说，离婚吧。我问他离婚不离婚。陈皮说他不会，他说离不开乔依。陈皮说，打完之后，我非常冷静，我说我很感谢这顿猛揍，因为我早忘记了疼痛，有好多年没看到自己的血了。陈皮把当时的场景和对话几乎全部还原给我了。他最近迷上了练书法。他写的是甲骨文体书法，他说他需要一只巨大的乌龟，他要在这只大乌龟壳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字。当时他没说想写的那个字是什么。现在更不会说了。

　　我突然想起来，陈皮说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被他母亲打死的。枪毙他母亲的那颗子弹费是三毛钱。这三毛钱是陈皮的外公领着陈皮去交的。一路上，这个满腹经纶的老头对陈皮说，你跟我干什么？按理，我们是仇人。我女儿杀了你爸爸。陈皮怕外公把他丢下，跟在后面不停地叫外公。外公对陈皮说，你不要叫我外公吧，你叫我东郭先生吧。

　　乔依在蒲城一家古琴行等我。有好几年我没见到乔依了，但我还是认出了她，陈皮QQ的头像就是微笑的乔依。这个瘦小的乔依竟然手拿马桶搋子，还在陈皮的头上连砸了13下。还砸出了一个血窟窿。而如此勇猛的女人还会拨起古琴的琴弦。

　　乔伊弹奏的是《高山流水》。我问她，这是不是你特意弹给我和陈皮听的。乔依否认了这个意思，她说她只跟徐老师学了这个曲子。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穿着中式服装的徐老师正俯着身子，教另一个女人指法。他的手和她的手纠缠在一起。他的手肯定也纠缠过乔依的手，我突然恼怒起来，为我的冰冻兄弟，也为我刚才的细心倾听。

　　乔依和那个徐老师打了个招呼，走出了门外。徐老师看到了我，对我说，侬好！

　　徐老师原来不是男人，而是中性装扮的女人，中分短发梳理得一丝不乱。

　　乔依抱着臂，说小彭，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知道的，我现在生活很安定，我可不想为他的破事而发声。乔依又说，他不肯离婚，我就离开了他。我的书全给他了，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只是领了个证，去喝了个咖啡，就搬到一块了。

　　是的，这个事，陈皮在他的信中跟我说过。他甜蜜地说，我们没有买电视，仅买了个音响。本来我建议我的书和她的书分开放，但乔依说，我们结婚了，我们的书也应该结婚，现在，所有的书，都是我们的书。放下陈皮的信，我真的看到了那遥远的蒲城，在潺潺流水般的音乐中，陈皮和乔依举案齐眉西窗共读。

　　那你不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小心地说。

　　我去见他干什么？我告诉你，自从离开他后，我从来不跟人说起这个人。他这个人太自私，又特别敏感，外头一级风，他的头脑里就是十级台风。一个小芝麻，到了他嘴巴里，就是比西瓜还大的事。你说他出世吧，他偏偏又说自己是入世的人。没有本事赚钱，也看不得别人赚钱。说起别人头头是道，好为人师，说到自己就是怀才不遇。每一样事都说懂，又每一样拎不清。眼高手低。说话还尖刻，得理不让人，做人又刁钻，总是千方百计地跟家人玩心机，到了外头什么都不敢。小彭，说实话，跟他过一辈子真是不值得。但我不能说我眼睛瞎了，我只能怪我，为什么当初要选择和一个诗人结婚？

　　乔依比我要小上10岁左右，她也跟着陈皮叫我小彭。我真有点不习惯，但必须习惯，这是和陈皮结过婚又生了女儿的乔依啊。我在等待她回心转意，跟我一起去榆城公安局，为陈皮伸冤昭雪。

　　小彭，我实话告诉你，乔依说，陈皮对我的女儿而言，只不过是一粒精子，而已。

　　乔依这话很绝情，也很毒，更是有才华，难怪陈皮当初那么疯狂地追求她。

　　小彭，我还告诉你，陈皮脑子有病，他还自杀过两次，他……一直想死，非典的时候，人家个个戴口罩，他坚决不戴，还不让我女儿戴。

　　乔依可能不知道我在非典时的表现，恐惧的消息令我不敢出门，每天强迫自己喝板蓝根，不得不出门时给自己戴了两层口罩。张荞麦说还没得非典，你就把自己捂死了。后来有一天，我真的体验到了窒息的感觉，直到我把两层口罩摘掉，我发现大街上的人早不戴口罩了。

　　乔依又说，他每天晚上发神经，写到半夜，就跑到卫生间去烧诗。房间里全是烧纸的味道。他说不指望我给他烧纸，他是在给自己烧纸钱。我说不过他。

　　陈皮告诉过我，乔依长得特别像一个人，在电视剧《永不瞑目》里演欧庆春的苏瑾。我还特地去查了这个苏瑾的资料，我觉得欧庆春比苏瑾更漂亮。说实话，乔依像欧庆春，不像苏瑾。

　　后来，我又去过蒲城古琴室几次，徐老师依旧客客气气，但再也见不到乔依了。徐老师说，乔依跟她说了，再也不会来学琴了。徐老师还问我怎么回事。我无言以对，她不知道我已在蒲城古琴室对面租了个房子。

　　我的等待又注定没有任何结果。但我必须在上午十点钟，醒来，继续等待。上午十点钟，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危险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活着的人，有的去上学，有的去上班，有的半死不活地去了公园弄拳摆腿。像我这样总是办不好事又办不成事的诗人。像我这样自私、敏感，外头一级风，脑袋里就是十级台风的人活着干什么。一个小芝麻，到了我们嘴巴，的确就是比西瓜还大。我们既出世，又入世。既入世，又出世。我们没有本事赚钱，也看不得别人赚钱。说起别人头头是道，好为人师，说到自己就是怀才不遇。每一样事都说懂，又每一样拎不清。我们眼高手低。我们说话还尖刻，我们得理不让人，我们做人又刁钻，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跟家人玩心机，我们到了外头永远是一个胆怯的人。

　　我梦见了张荞麦，张荞麦对着我大喊大叫，她也拿着马桶搋子敲打我的头。我醒过来，房间里空空荡荡。现在，不要说马桶搋子了，连打人的张荞麦都不见了。我在她的黑名单里。我又进入了乔依的黑名单。我还在另一个重要的黑名单里。既然是黑名单，我的名字应该是黑底白字。

　　等不到乔依，我就去网吧寻找陈皮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诗。陈皮处理得太干净了，电脑上查不到他的诗。他是一个潜伏在这个世界上的诗人，不喜欢发表，也不参加任何诗歌活动。但陈皮偏偏鼓励我投稿，鼓励我发表，鼓励我出去参加诗歌活动。如果陈皮苏醒过来，我会问问为什么要把诗稿烧掉？你为什么只帮助我投稿而自己不发表诗歌？你为什么不想活下去？另外，我竟然还记不得你的生日，你的身份证上的日子是错误的。可那是陈皮的秘密。我无法解开，他像一个手执扫帚倒退行走的人，边走边扫去留在尘世上的脚印，似乎没有来过，但陈皮还在这个世上，在透明的冰块后面眺望这个既真实又虚妄的世界。

　　我曾仔细翻阅过白若君微博上所有的文字。她的文字里有许多隐秘的心事。某一年的郊外，她发生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我猜测了半天，也猜不出来。就像她从不承认自己是吴荞麦一样，白若君身上有许多谜。她从不干预我的生活。每次我去她那里的时候，她只要求我为她下一碗面条，面条碗里，还要卧着一只鸡蛋。鸡蛋是她放在冰箱里的，手工面条也是她放到冰箱里的，只不过从我手里过了一下而已。白若君吃面条的样子完全不像她平时的习惯，她用筷子轻轻挑起，牙齿小心翼翼地将筷子上的面条咬断。一小口一小口地把面条咽下去。最后，把里面的葱花全部喝掉。我为她写了一组诗《面条与爱情》，发在了《星星诗刊》上。可她说我太矫情了，还不如直接写西门庆的故事。白若君说，这年头，西门二庆三庆西门N庆多得很，就是没有正正宗宗的西门庆。

　　白若君从不承认她是吴荞麦。我和陈皮共同认识的吴荞麦。我跟她说过多少次，她就否认多少次。陈皮也证明我错了，吴荞麦是吴荞麦，白若君是白若君。是两个女诗人，不是一个女诗人。陈皮还说，白若君，你傻不傻？一个男人借着这个话题纠缠一个女人，说明什么？白若君昂着头说，是说明他爱上我了吗？你看清楚了，我面前这个小男人，他既不是武大郎，更不是武二郎，他只是彭三郎。这句话后来就种在我的心里了，像受了潮气的炸药。

　　大学毕业后，吴荞麦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从广西边境去了缅甸。也有人说她去了香港，更有人说她去了美国。白若君常常反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我是吴荞麦，别说我去了韩国整容了。我问你一个常识，我去了香港，去了美国，或者我去了缅甸，那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走回头路，还要认识你们两个活宝？

　　陈皮很喜欢“活宝”这个称号。他说他可以取个笔名，叫“活宝陈皮”。我说，那我叫“活宝三郎”。白若君说，我也起好了，我叫“白娘子”。

　　30岁生日那天，我还在西江镇。张荞麦为我下了碗生日面，但我随即就全吐了。吐出来的面条已面目全非，像是反复修改过的陈年诗行。面碗的深处是两只鸡蛋，充满了鸡屎的臭味。张荞麦一边咣当咣当地收碗，一边说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张荞麦的声音很大，完全不像过去的小嗓门。我决定继续装聋作哑。装聋作哑是我天生修炼的本领，在彭永强不由分说的拳头和暴风骤雨般的粗话面前，我必须装聋作哑。对我的拳头不辩解，用念念有词屏蔽我满嘴巴的粗话。但我知道，那根钉子松动了。外面传说要撤并西江镇，这样的风声越来越热。很多人烦躁不安。我是其中最不安的蚂蚁。不走就会被乱炖。南方和北方的民办贵族学校用高薪在外面摇旗呐喊。同事们投出简历，随即就有回应。他们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而我投递出去的应聘简历，几乎没有任何消息。一个会写诗的教师，似乎有只会写诗和不会教书的双重罪行。

　　我在彭永强面前装聋作哑的日子结束于我去西江中学做教师。我在张荞麦面前装聋作哑的日子结束于离开西江镇那天。那一天，张荞麦恢复了她的小嗓门。她主动提出请陈皮做彭小北的干爹。我白了自己一眼，陈皮和彭小北无关，我是我和这个世界之间的翻译。离开了陈皮，无人能够赞赏我的错误。而此时此刻，我睡眠的样子多像是装聋作哑。陈皮和我换了一位置，陈皮已真正地沉睡，牢牢把自己冻结在那透明的冰棺中。剩下我，还在继续醒来，细数自己死去的时刻。有一半是值得纪念的，有一半是必须忘记的。

　　满口粗话的彭永强有着天生的相人本领，他能一眼看出面前的女人是可以惹的，还是不可以惹的。他的这个本领令他在五十岁之前，几乎从未失过手。我第一次把张荞麦带回家，他斜了一眼，就说你找的这女人本分，但你们已经日过。他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而我满脸羞愧。到我家去见父母，张荞麦仅仅和我睡过两次，都是我苦苦央求得来的。两次之后，张荞麦再不同意脱裤子了，非要等拿到结婚证再脱。所以才有了我带着她回家见彭永强的事。可彭永强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但我没有松口，我摇头说，我只是送了她三首情诗。说到虚头虚脑的诗，说到更为虚头虚脑的情诗，彭永强没有了发言权。

　　彭永强的言语中除了喝酒就是女人。而在陈皮的话中从不会找到如此庸俗的词。他会跟我谈《诗刊》《星星》上的诗，各种各样民刊上的诗。陈皮只谈好诗。他对我说，你肯定会出好诗。陈皮还说，每个人的命中都有一本书。有人会等到，有人会等不到。陈皮没有等到，我还在等，我的长诗《完成》。

　　除了《完成》，其实我最想写的一本书是《父亲脏话大全》。彭永强的脏话太多了，小时候并不觉得他说脏话有什么不妥当，可读了书之后，越来越觉得他的话难听。好几次我都想弄张狗皮膏药把他的嘴巴贴起来。陈皮说他的父亲从来不说脏话，他想象不出彭永强说过哪些脏话。而彭永强几乎每句话都离不开生殖器，高兴也说，不高兴也说，傻屄。一屄多高。屄病。王八蛋。屄的了。屄人。日个屄也要买个烧饼呢。打死婆娘日死屄。陈皮说，你就学一句给我听听。但我说不出口。陈皮说，你就学一句给我听听。我迟疑了很长时间，彭永强那句经常挂在口头的话才从我的嘴唇里慢慢冒出来：日里千般苦，夜里戳老屄。

　　日里千般苦，夜里戳老屄。我说出这个词，令陈皮兴奋不已。这令我意外。陈皮重复这两句话的时候有着奇特的发音。滑稽而不协调。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诗啊，最好的口语诗！从《诗经》中来的，新国风，不，比《诗经》更亲切，直抵人心。陈皮说，就这句话，不，就十个字，我可以写出一百万字。日里，千般，苦。夜里，戳，老屄。老百姓的日常，老苦难，无奈，忍耐，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暴力性爱，逆来顺受，太真实了。陈皮又说，你得好好写你的父亲。你父亲是一座富矿，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哲学家彭永强和说脏话的彭永强，都是我的父亲吗？彭永强说脏话时候，我的身体反应很强烈，胃里翻腾，舌头痉挛，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南瓜山芋咸菜稀饭全部吐到他的头上脸上。即使他在转骂别人，作为他的儿子，我也觉得很屈辱。那粗俗的话从他的嘴巴里喷射出来，是在故意责骂我，摧毁我，碾压我。在他的摧毁和碾压下，我的身体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就像那个多霜的清晨，蜷伏在西江镇造纸厂某个角落裤子湿掉的的光脚小女孩。

　　日里千般苦，夜里戳老屄。我的冰冻兄弟，我真期待你跟我再学说一遍。我保证说得和原版的彭永强一模一样。

　　八

　　我和陈皮所在大学的城市里种满了许多纪念碑，尖顶的，方顶的，有比真人还高大的石雕像。纪念碑每天都用它们长长短短的影子分割着这个城市。我们学院操场边上也有一座纪念碑，被纪念的年轻人活在世界上的年龄，和操场边的大学生差不多。纪念碑上没写其牺牲的原因。陈皮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为抢救掉到洪水里的集体的一根木材而牺牲的。我不明白我们的操场上怎么会有洪水？附近是不是有一条大河？四年来，我围着我们大学围墙走了好几遍，没发现一条能发洪水的大河。

　　这座纪念碑见证了我和陈皮的碰撞。用物理学的话来说，属于完全弹性碰撞。这是一个闷热的周二下午。我刚从纪念碑前的双杠上倒悬下来不久，并不怎么适应刚刚颠倒过来的世界。进入大学后，我规定自己每天一个小时的双杠倒悬。哲学老师说过，量变引起质变。第一个增高的一厘米的质变何时到来，没人通知我。但我必须继续倒悬。万一某一天就这样到来了呢。况且，倒过来看这个世界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的眼中，纪念碑像根钉子刺向天空深处。

　　也活该我们要进行完全弹性碰撞，这一天，我除了倒悬增高，还做了一调皮的动作。我用了一盒毛阿敏的盒式磁带在丈量百米跑道。我想看看这磁带的带子全部抽出来，让毛阿敏见证一下这带子究竟有多长。反正这磁带也不是我的。扯磁带的过程非常地痛快。我倒退着向后走，我前面的磁带闪闪发光。快要到终点时，磁带空了。毛阿敏唱的歌全没有了。我就这样和陈皮撞在了一起。我和陈皮完全弹性碰撞之后，他手中的袖珍收音机飞了出去，划出一道令人心疼的弧线。我的掌心被煤渣跑道硌得生疼，细小的煤渣再次嵌入了手掌。

　　磁带是班长的。谁叫他们给了我一封载有耻辱和委琐的退稿信。那是我开学不久寄出去的一组诗，是歌颂土地和国家的。本想赶在国庆前夕，能赶上《新华日报》副刊的国庆专辑。《新华日报》的退稿信是前天到达的，可我不知道。要不是我周二值日擦黑板，我就见不到这封退稿信。委身在垃圾筒里牛皮信封上落满了暧昧不清的斑点和我刚刚倒进的粉笔灰。它已被人拆阅过。我握着那封信，悲痛、愤恨、诅咒，比彭永强用脏话带来的羞辱多上一万倍。

　　Toshiba袖珍收音机没有什么伤痕。这应该归功于这个暑假丰沛的雨水。我把它递给陈皮，示意他检查一下。他没有接收音机，而是拍了拍西装，笑出好看的糯米牙，伸过手，说，嗨，85中文陈皮！我说，三郎，我！陈皮说，我记得这个名字，我还读过你投过来的诗稿，有顾城和海子的影子。陈皮所说的是我给中文系学生刊物《琼花》的投稿。这本内部刊物不是油印的，而是铅印的。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是那时候的魔症。《琼花》编辑部有只木头投稿箱，设在中文系红八楼的宿舍前，我曾怀疑没有谁会开那个木头信箱上锈蚀的永固锁。事实上是有人开的。

　　陈皮并没有把《琼花》的话题继续谈下去，他跟我说起加拿大本·约翰逊。说起远在汉城的奥运会，著名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他在三天前跑出了9秒97的人类百米最新纪录。陈皮说，他吃了兴奋剂！骗了全人类！这个全人类，也包括朋友你，三郎！陈皮又说到那些被奥运火炬烧死的鸽子。听到烧熟的鸽子，我可耻地放弃了向陈皮请教诗歌的欲望，听到自己的肚皮里咕咚了一声，烤乳鸽的香味在操场上飘荡。彭永强鼓起来的腮帮说：一鸽二雉三野鸭。第一等美味就是野鸽子。

　　我和陈皮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是为了躲到纪念碑的影子里享受荫凉。广播台播送的《青苹果乐园》显得那样的浅薄。陈皮在谴责人类，谴责人类中的败类。我努力地咽着唾沫，一心一意想听懂他的每一个词。接着陈皮又在否定我所知道的诗人。弗兰兹·卡夫卡名气大吧，他生前就没发表过什么作品。陈皮说到弗兰兹·卡夫卡的时候，我都不敢确定陈皮嘴巴中的名字是不是那个写《变形记》的卡夫卡。他的嘴巴里全是外国人的全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金黄的老虎》啊，巴勃鲁·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啊，切斯拉夫·米沃什《拆散的笔记本》啊，奥德修斯·埃利蒂斯《疯狂的石榴树》啊，保尔·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啊，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啊，他的“哑孩子”：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被俘在远处的声音，穿上了蟋蟀的衣裳。你看多好啊，说不出的纯粹，像月光下的银子闪烁不已。

　　陈皮说得缓慢，那些很长很长的名字从他的口中如丝绸般裹住了我，越来越紧，我口干，胸闷。但我不能说话。我咬紧了自己的舌头，生怕我的浅薄和无知从口中鬼头鬼脑地蹦出来。我甚至感谢彭永强，是他练就了我装聋作哑的好学生模样。

　　陈皮滔滔不绝地说，我装聋作哑地听，构成了我和陈皮的友谊力学图。每次听陈皮说话，那个跑得飞快的本·约翰逊就会蹿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骗子那么多，为什么我只记得本·约翰逊一个人？那根粗大的金项链总是在他的脖子上荡来荡去。再后来，被一个追赶上来的蒙面人生生扯走了。

　　这个后来居上的蒙面人又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还说，做一个诗人是祖坟风水坏了。他又说，做一个诗人是因为上辈子打了光棍。很多次我都想把这个蒙面人的蒙面扯开。可我追赶不上他，他步伐轻盈，风驰电掣。在他的身后，我几乎是一只小爬虫，笨拙地追，愚蠢地赶。他绝对没有戏弄我的意思，但我尾随在我身后，是心甘情愿地被戏弄，被嘲笑。我把自己作为弄臣献给了这个蒙面人。虽然他不察觉，任由我坍塌在颓废的时光里。

　　“我上吊快要死了，你却说我在荡秋千。”这是我的QQ签名。那次我正在奋力写《完成》，白若君的QQ头像闪烁了。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有一个采访提纲想发给我。说是她应一家诗歌网站给我做的访问。我让她发过来。结果只有五个问题：

　　当你的身体完成了发育后，你一天中习惯在什么时候上吊？

　　一年四季中，你什么季节上吊的次数最多？

　　你觉得上吊痛苦还是荡秋千痛苦？

　　你上吊时会有性高潮吗？

　　如果有性高潮，那最多会出现在哪一个秘密的日子？

　　这是白若君充满暗示的五个戏问，我只回答了第五个问题。回答第五个问题，等于回答了第四个问题。回答了第四个问题，又等于回答了第三个问题。我说，如果有性高潮，出现最多的那一天，并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一天。而是在每年大年三十那天。从来没有哪一个日子像这一天令我性兴奋。我几乎能够听到血液奔腾的声音。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地球把一年中所有的日子都如尿水一样尿尽了，身体会带着我一起打尿颤。那细微的战栗和惬意只有我能够感受其中的美妙。往往在那个时刻，无数个奇妙的念头会涌到我的笔下。一行，又一行。而房门外，则是彭永强高声的咒骂。粗俗的句子如泥沙滚滚而下。如果此时他口袋有一笔让他明天赌博的钱，他的咒骂则越是兴奋。如果口袋里的钱还没有落实，他的咒骂就是落到顾粉莲和彭林元头上的乱石头。如果他的嗓门小了下来，我的笔会自动停下。因为彭永强已发现了我并不在他的听众之内，他要来敲我的门了。彭永强要来邀请我一起去村头的公厕里屙年更屎了。我的诗歌性高潮就结束在彭永强的邀请前。

　　诗歌之后就是屎，衔接得天衣无缝，无尴无尬。张荞麦后来也常对坐在痰盂上屙屎的彭小北说，赶紧把诗给我写出来。我知道她是在指桑骂槐，说我的游手好闲，不求上进。她不知道我是在苦苦地等待，等待上帝赐予的诗歌降临。

　　屙年更屎相当于我们家的春晚。在零点钟声响起来之前，必须把这一年层积在直肠深处的货物全部卸载。天知道彭家为什么必须在大年三十夜屙年更屎？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传下来的？为什么今年的屎不能留到明年？可是，今天屙完了，年夜饭留在肚子里不会消化吗？如果消化了，变成了屎。那算是今年的，还是明年的？这是我童年时蹲在厕所里的想法，几乎每一个大年三十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不能说出口，更不能问彭永强。但有一点肯定，对于时间和屎的哲学联系，以及对于年跟屎悖论的意义探究，绝对培养了我的诗歌想象力。

　　我们家大年夜保留节目结束于彭永强去世的前三年。因为中风，他已无法走出家门，更谈不上走去公厕。我用我的医疗卡为他买了一只老人坐便椅，他可以坐在椅子上完成。在他呜呜呜的喊叫声中，屎的臭味弥漫于整个屋子。到了大年三十，家中全是过年的食物，顾粉莲生怕这样的臭味染上年夜饭，于是就在腊月二十五后，减少了给彭永强的食物。到了大年三十，我会按照家传带着彭小北去村头的公厕屙年更屎。彭小北这个狗日的捂着鼻子坚决不肯进去。为了防止他杀猪般的喊叫，我只好放弃我的家传教育。在家里，彭永强会涨红了脸，含糊不清地表示要屙年更屎，顾粉莲装聋作哑，绝不理睬，更不会让刚刚洗干净的坐便椅出现在了彭永强的视线里。如果我出现在彭永强的面前，他的眼神里全是渴求。我明白他对于屙年更屎的渴求，但我必须和顾粉莲一样，装聋作哑。而我的诗歌想象力，就这样失去了盈盈的地气，日益萎靡，日渐萎缩。

　　1999年，我的诗歌仿佛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陈皮说我的诗句中充满了惯性。这样的惯性等于诗人的死亡。没有光芒。没有锋刃。没有温度。没有木纹。没有雪线。我把所有的困境归结于没有使用电脑写作。于是我决定电脑换笔，那夜我通宵未眠。我对张荞麦说我写了一夜的诗。张荞麦的表情无动于衷，似乎是我屙了一夜的屎。其实我却是在电脑前玩了一夜的空心接龙。接着是连连看。我接连通过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为了迎接21新世纪而写诗吗？为什么要迎接新世纪？又为什么要写诗？张荞麦说，诗能换烧饼吗？诗能换娃哈哈酸奶吗？诗在生活中比屎还无用。

　　陈皮说，诗的确比屎还无用。因为说这话的人，头脑里全是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是属于白天的人。我们是属于黑夜的人。属于黑夜的陈皮从不喜欢睡觉。他和我在校园里的行知湖边进行文学教育，陶行知的石头雕像上已挂满了露水，而他对我的文学教育课刚刚开始。我受了凉，蹲在学校公厕里，他似乎闻不见臭味，站在隔板后面为我引吭高歌。陈皮的歌声和每隔十分钟的水箱冲洗声轮流撞击我的耳朵。已是凌晨三点，我跌跌撞撞地摸进宿舍。我的睡眠全无，头脑中全是陈皮的文学课。零零碎碎的，又是闪闪烁烁的。我还不能完全吸收，但我的确全听进去了。我仿佛成了一个肩负文学使命的新人。我给了陈皮一组又一组新写的诗。陈皮从不主动提起。我很想在毕业之前能到《琼花》杂志上亮相一次。可他也从不提起《琼花》杂志。他带着我去古运河边看码头上的杵衣的女人，她们一俯身，一段嫩白的肉如天光闪电爆炸。陈皮还带着我跑到西郊蜀岗的榆树林里读《瓦尔登湖》。陈皮说这是一本超过《圣经》的书，不好在教室里，适合在野外无人的地方读。陈皮让我读一段《瓦尔登湖》，自己再读一段。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在树林里钻来钻去。那些榆树长得高高大大的，很多藤蔓攀援在树枝上，结了小灯笼一样的金瓜。陈皮还扯了两只，递给我一只，说是做凳子。我坐在小小的金瓜上，光滑而冰凉的感觉从尾骨处传递到全身，奇妙得很。

　　榆树林外面是一条黄泥小道，时不时有运货的驴车经过。驴子一边走，一边叫唤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陈皮对我说，你听听，你听听，我们人类的悲苦和驴子的悲苦其实是同质的。在我听来，驴叫和牛哞完全不一样，牛哞低沉，驴叫急促，高亢，像是在向人类的压迫抗议，听不出有什么悲苦。我缺少了一副陈皮的好耳朵。这样的好耳朵，才是诗人的耳朵。在装聋作哑的某一瞬间，我曾想，如果当初李文标换成陈皮，由他来做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会拥有什么样的耳朵？

　　文学青年兼民办教师李文标，是在陈皮之前为我做文学启蒙的人，也是为我“踏生”的人。李文标父聋母哑巴，他能长成一表人才，还成为了吃公家饭的民办教师，是全乡有为青年的楷模，也是励志教育的模范。当时他到我家借镰刀，刚抵达我家的门槛，就被我猛烈的啼哭吓了一跳。李文标对我说，我还以为你们家刚刚领养了一只小猫。来借镰刀去割学校小操场上乱草的李文标不仅得到了镰刀，还得到了三只染成红球一样的熟鸡蛋。每到我过生日的时候，顾粉莲总是说，你不要得福不觉，待听李先生的话，骂你打你，都是为你好。

　　李文标不打人，但他的教鞭打人。准确地说，是用我们自己做的教鞭打自己。开学第一节课，他不跟我们讲新学期的打算，而是抱着一捆柳条进来，接着让我们拿出铅笔刀，比赛削教鞭。如此新奇的开学第一堂课，大家都不说话，即使被铅笔刀削破了手指，也只是放到嘴巴里吮吸一下，还继续削教鞭。最后，成功入选前五名的教鞭挂在黑板的上方。其中有我做的一根。可制造者的骄傲很快化为乌有。这五根教鞭，就像是李文标的五根指头。几乎每一根教鞭都亲吻过我的后背。自己做的教鞭打在自己的身上，这既属于体罚又不属于体罚的教育法前所未有。这与我的师范学院教授们所传授的教材教学法背道而驰。事实是，李文标的教鞭教学法是相当成功的。以其人之鞭治其人之顽皮。

　　李文标的教鞭从不惩罚考试不好，他只是惩罚不肯睡午觉的人。因为钩虫令伏在桌上的我忍不住蠕动。这一蠕动就被鞭打。这鞭子还不在李文标手里，而是在值日生手里，五个值日生，五条鞭子。伏下。闭眼。我是为了你们好。会午睡的人也是文明人，会午睡才不会像你们娘老子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许抬头。不许动。柳鞭起落，几道血蚯蚓般的鞭痕。不能哭，不能叫，回家还不能说。值日生抽打别人，也在非值日期里被人打。一个月下来我们都被李文标喂了瞌睡虫。吃过午饭，即使不用那五根教鞭，瞌睡虫也会呈现威力。午睡的习惯又影响了我们的村庄的生活。到了深夜，躺在床上的我们头脑依旧清醒，在黑暗中倾听着夜晚的声音，会反复上厕所。我们学会了轻手轻脚的夜晚活动。夜晚深处的彭永强是不说粗话的，他有发不了大财的苦闷（他说他为什么捡不到路上的金子），有对彭林元坚决要学照相想做走街串巷的照相师（老大将来是个忤逆子，还是败家子）的愤恨，还有对我这个长不高的三郎未来的忧虑。他们谈话的焦点是，如果我和李文标一样只能文不能武，将来可能连李文标都不如，要打一辈子光棍。对于他们的忧虑，我不以为然，打光棍有什么不好？凭什么要歧视打光棍的人。要知道民办教师李文标就想打光棍。他坚决不想和他的未婚妻结婚。民办教师李文标未婚妻叫娟子，是他的姨表妹。每个月末，她都会走进李文标的宿舍，帮着李文标洗被子和床单。而这一天，就是我们的受难日。李文标拼命给我们加作业，实在不行，就让我们默写词语和背诵课文。明眼人都能看出，李文标不喜欢娟子。娟子有哪里不好？在我们看来，娟子除了皮肤黑点，长辫子，大眼睛，哪里不中李文标的意了？李文标就是不喜欢。娟子妈妈，也就是李文标的姨娘兼岳母王三四，叫三四，是纪念王三四的妈妈是在三十四岁生了她。王三四来到学校，眼泪鼻涕一大把，讲她在家所受的委屈，要不她巴着她的哑巴妹妹，她们家娟子什么人家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