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管繁弦 人间暗换（二）

　　被手下将官称作“玉帅”的吴佩孚，在军营的一处密室里接见了两个风尘仆仆的美国记者。在等待的片刻辰光，宝爱莲的目光被会客室里混搭风格的布置吸引住了。那间屋子的一边是一排红木书柜，上头挂了一幅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的油画像，另一边是一张供桌，青烟袅袅的景泰蓝香炉上方，则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紫檀木雕的关公像。然后，她惊异地看到，一个身形细长、头发短得能看到发青的头皮的中年男子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吴佩孚穿的不是军服，而是一袭暗湖色绸子长衫，外套一件锦缎马褂，看上去就像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乡间学究。

　　说是一次军事采访，面前的这个男子却很少谈到他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好像担心被两个记者刺探去了军情，一直在夸夸其谈地赞美华盛顿。他说华盛顿把美利坚各州统一成了一个国家，他也要把中国分裂的各省统一起来，使国家真正繁荣与富强。令宝爱莲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吴将军突然面露羞色，问她爱不爱读诗歌。得到客人肯定的回答后，他拿出了一叠新写的诗歌递给她看。这些诗工工整整地抄在宣纸上，第一首是献给华盛顿的一首赞诗。吴佩孚当着两个客人的面大声吟诵起来，激情四射，并伴以剧烈的手势。当一个军官进来报告对奉军的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时，这个诗人又回到了现实，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巡阅使大人。他对两个美国记者说，要统一中国，就必须把中国大地上那个土匪先铲除掉。宝爱莲听得心底发笑，她想起在奉天时，张作霖当着她的面谴责吴是“统一中国的障碍”。

　　接受采访后，吴佩孚要坐火车北上，去保定亲自指挥作战。保定是直军大本营，他的家也在那里。看起来吴佩孚对这个冒冒失失闯来的美国女记者颇有好感，临出发时邀请宝小姐共赴保定，去他家里做客。宝爱莲与柯罗思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就近观察战场的机会，就接受了邀请。

　　一到保定，柯罗思留在军营，宝爱莲则以贵客的身份，住进了吴公馆内院。宝爱莲见人就熟，很快就与吴的太太张佩兰混得烂熟。张佩兰安排了四个丫鬟服侍她，每天与她同吃同住，状如姐妹。在宝爱莲看来，有着满人血统的张佩兰是个气场强大的女子，虽算不上一个标致美人，但大嘴，皓齿，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再加喜欢穿大花的绸袄，也是别具魅力。“吴夫人本身就像是一幅由紫色、黑色和金色构成的中国传统画”，她如是评论张佩兰的穿着。

　　如果不是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可能还要在保定的吴宅内院里继续生活下去，把刺探到的军阀私生活添油加醋加工一番，源源不断发往上海和美国的报纸上去。战争一打响，她第一时间跑到了长辛店的最前线，去经受了血与火的一番洗礼。她终于见识了战争，见识了死神，死神就像一把巨型的镰刀一样，收割走了冲出战壕在旱麦地里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从战场上退下来时，她坐的是一辆挤满伤兵的火车，车轮的哐当声和伤兵的呻吟交织在一起，她亲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脚边死去，却又无能为力。后来她换乘了一辆没有伤兵的火车，但发现，整节车厢除了她一个活人，其余全是粗木箱打制的棺材，棺材里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直奉交战，首场直军不利，尔后，吴佩孚的大将冯玉祥出兵增援，战场形势又戏剧性扭转，奉军败退关外。宝爱莲在保定火车站的一辆专列上采访到了冯玉祥。这个一向以草根形象示人的军阀浓眉如戟，体格壮得像一头牛。当采访进行时，车厢外潮水般涌过的兵们不断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冯也低沉地哼唱了起来。宝爱莲这才注意到，指挥车厢里防风灯压着的军事地图上，摊开着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赞美诗集。一个多月战地记者的经历，让这个少不更事的美国姑娘一下子成熟了，她已经学会了独立思考，她觉得在中国这幕错综复杂的大戏里，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眼前这个冯玉祥，他究竟是在谋一己之利，还是真心来帮吴佩孚的？

　　上海的报社那边不断打电报来，催促宝爱莲离开保定，她却一个人坐火车跑到太原，又去采访阎锡山。路上，她坐的火车又是受枪击，又是遭炮轰，她没把小命丢在黄土旮旯真是个奇迹。直奉第一次大战已经结束，新闻主编道约尔称赞两位记者工作出色的电报早就到了，还说要给他们加薪，宝爱莲却滞留北方，没有归意。从太原经石家庄回到保定，她重逢了吴佩孚，还顺带采访了直军的另一员大将曹锟。战事第一阶段，曾风传吴佩孚被奉军炸死，当宝爱莲重提此事时，吴佩孚很有风度地笑笑：宝小姐，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只有当那颗写有我名字的子弹击中我时，我才会死。

　　对于刚刚收尾的这场战争，和成千上万当了炮灰的年轻生命，吴佩孚说，他是十分痛心的。他告诉女记者，大治必经大乱，目前看来，统一中国的障碍已经除掉一个了，但还有另一个障碍有待扫除。

　　吴佩孚没有说另一个障碍是谁。不用猜，她也知道说的是在南方的孙中山。她想自己这一趟跑下来，北方的军政强人可说是一网打尽了，剩下的，也只有刚来中国时就视之为英雄的孙中山了。

　　她问了一句，一出口就觉得多余：“那么，将军，您会在短时间内出手扫除这些障碍吗？”

　　“是的。”吴佩孚的回答简捷有力。

　　看来去广州已经迫在眉睫，正好她供职的报社也下达了“即往采访孙逸仙”的任务，宝爱莲就准备先回上海，然后再南下广东。

　　离开上海才短短几个月，宝爱莲就欣喜地看到，自己这个入行不久的菜鸟竟然成了新闻界的红人。回上海的第一顿午餐是在美国领事馆用的，是领事夫人萝达请的。她欣喜地看到，宋美龄也在午餐会的来宾中。

　　领事夫人用咖喱套餐招待客人，正餐有咖喱鸡和柚子沙拉，餐后甜点是印度的“古拉马卡拉”，须加糖和新鲜椰奶。很快，宋美龄拉着她，溜到了房间角落。宋美龄说，《大陆报》上的战地新闻都读了，写得很好，她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宝小姐对北方军阀们产生不应有的好感。

　　宝爱莲坚持说，她的报道立场是中立的。

　　接下来，宋美龄一直在用一种恳切的语气跟宝爱莲介绍南方政府的意图。在她的描述中，南方的革命者是一群真正要解民于倒悬的志士，是完全不同于世故市侩的北方军阀的理想主义者。“你一定要去南方看看！”她说着这些时的如火热忱，让宝爱莲觉得，她又变回熟悉的三小姐了。

　　宝爱莲说，报社已经作好安排，明天就要出发去广州了。听到这话，宋美龄的眼里绽出了欣喜的火苗。她说，南方或许正在危机中，但最后的希望一定是属于南方的，那里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次去，可以与孙中山先生彻谈一番，也可以与她二姐孙夫人聊一聊，以对国民党人有全面了解。分别时她提醒说，你见过的尤金叔叔，教我英国文学的、那个从特立尼特回国参加革命的律师陈友仁，已经到了广州，可以让他安排会见孙中山和另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伍廷芳。

　　这个被命运垂青的女记者就这么带着一台打字机和照相机上路了。浪漫小说依然是旅途必备读物。冥冥之中已安排好她，来给1922年的中国历史做一个见证。她乘坐的“苏州”号小轮船甫抵广州，总统府英文秘书尤金·陈，也就是陈友仁，已在码头上等着她了。

　　这位日后的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来中国十年了，一口英语还是说得要比中文好。他来自印属西印度群岛，一个叫特立尼特的美丽小岛，在1911年前往中国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开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挣到了数万家财。这个客家人的后代，丢下岛上的美丽别墅，丢下自己的法律专业，丢下热爱戏剧的妻子和在英国公学上学的孩子，变卖家产回到祖国，追随革命导师和亲密战友孙中山，参与到共和事业中去，他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宝爱莲特别感兴趣的。她很想有时间单独采访这个男人，他不平凡的经历里肯定有着许多美妙的素材。

　　但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陈友仁安排她住下就匆匆离开了。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陈炯明兵变了。当隆隆的炮声从总统府方向传来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独家新闻正迎面砸来。作为此刻广州城里惟一的外国记者，她千载难逢地赶上了。她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她赶紧起草好一份电讯稿，向着旧城区中心的电报局跑。此时的大街上已到处都是兵，枪弹不长眼睛到处横飞。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找到电报局大门的，当她发出电文，跨出电报局大门，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发炸弹落在电报局大厅楼上，把大楼炸坍了好大一角，爆炸的气浪把她掀倒在了街上。

　　据宝爱莲日后自述，采访孙中山的任务，她是在停泊珠江的一艘军舰上完成的。闻听孙中山已逃出总统府上了永丰舰，她设法搞来一艘摩托艇，连夜顺江追寻而去。摩托艇半途遭到叛军拦截，机枪子弹横扫过来，一个被她忽悠过来开船的军官中弹昏迷，她一把抓过方向盘，自己驾驶起来，驶离了险境。这一幕看得同船人目瞪口呆。原来她在加州读高中时就是个摩托艇爱好者，暑假里经常跟着姐夫驾艇畅游，这一爱好似乎就是为了这一天的采访作的准备。

　　她抓着船舷，手脚并用上了永丰舰。一个海军军官带着她，走到正在一张方形柚木桌前伏案工作的孙中山面前。她的朋友宋三小姐的这个姐夫，个子不高，头发和胡子修剪得很短，皆已灰白，嘴唇两旁深镌着皱纹。在闷热的船舱里，他穿着的那件正中开襟的丝质外套，扣子从领口到下摆还是一丝不苟。他转过身来，对面前的美国女记者说：请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我是在为实现正义、人道和民主而斗争，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已经为之奋斗多年，并将继续为之奋斗，直至死亡。

　　孙中山向女记者叙述叛乱的发生经过，卫队对他们夫妻的忠诚，还有他百折不挠的革命大志。采访中途，进来一个中等身高、体型瘦削的年轻军官，向孙请示什么。宝爱莲觉得他长得帅气，不由多看两眼。只见他肤色略深而干净，留着一抹修得很短的唇髭，目光沉着敏捷，举止里没有虚浮气和欲讨女人欢心的意味。宝爱莲此时还不会知道，此人正是她的朋友宋三小姐日后的丈夫蒋介石。她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男人，是她的朋友说的那种有力量去改变世界的男人。

　　广州的乱象持续了好久，蒋介石率军东征陈炯明了，沙面岛的外国人都迁往香港暂避了，宝爱莲回不了上海，整个夏天都滞留在湿漉漉的广州。等到回上海，已是两个月后的事了。她是转道香港，搭乘一艘太平洋班轮回去的。船航行在初秋的滂沱大雨中，这个接连经历了几场两败俱伤的内战的美国姑娘，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罗盘，它奇怪而陌生，又有着一种把她裹挟其中的魔力。春天她去北方时送她一罐杀虫剂的约翰，这两个月里与她鱼雁往返，两人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她迫不及待要回去收获爱情了。

　　再次拜访孙中山是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一幢安静的洋房里。孙告诉她，过去数月的煎熬总算有了结果，他已经准备寻求苏联的帮助，并让共产党人参与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一个叫越飞的苏联共产党宣传专家已飞来上海见他，并带来了列宁的问候。宝爱莲注意到，说到英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方政府时，孙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伤心。孙的声音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从他伤感的眼神里，她感到有一团慢火在燃烧。

　　孙中山声音振奋地宣称，他将率领中国民众奋起革命，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枷锁，他要像列宁拯救俄国人民一样拯救本国人民。孙夫人宋庆龄步入客厅，中止了革命家的演说。她眉眼温和娇羞，看着丈夫如看圣人。

　　这是宝小姐第一次见到她的朋友宋美龄的二姐。她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如此年轻，她的脸庞又是如此精致。那天，女主人穿的是一件很合身的精美的蓝旗袍，在她眼中愈发显得优雅迷人。其实，她知道孙夫人只比她朋友大两岁，但革命家夫人的光环使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带上了仰视。她心里暗暗叹了声，真是个花朵般的女人。

　　她用带来的相机给他们拍照。两人坐在藤椅上向她微笑，宋庆龄的身子微微向丈夫侧着。送她走时，宋庆龄用英文悄悄告诉她，她对他不是爱，是崇敬。

　　回到报社，她对着打字机就噼哩啪啦打开了。这篇充满激情的电讯稿她写了好久也没有收手的意思。新闻主编道约尔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走到她身后看了一会说：姑娘，你的素材很棒，但问题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在过去几年里已反复报道过了，你重复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听到这话，她的手指从键盘上滑落了下来。

　　道约尔说，原来以为你去采访孙中山，是要问他们那帮人是不是打算转向共产党了，上海所有的记者都削尖脑袋想去见他，你倒好，这么幸运见到他了，回来却写这么一篇浪漫的爱情故事，暴殄天物啊！

　　宝爱莲这才恍然大悟，她在打字机里换了一张纸，重新写道：孙逸仙对美国拒绝南方共和国，拒绝提供财政援助深感失望，决定向俄国求助。俄国鼓动家越飞已抵上海，与孙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带来列宁的问候，及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俄方表示支持孙的事业，孙将于近期返回广州，俄国顾问团将帮助孙重建军队，云云。

　　道约尔又看了一遍，笑着说：这就对了，现在你可以再引用几句孙中山的话，加一点他和夫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民众的苦难故事，这篇稿就完成了。

　　道约尔想把宝爱莲培养成《大陆报》的名记。这个美国姑娘虽然文字火候差了点，但她爱跑，爱冒险，总是能抓到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素材。但宝爱莲却让这个新闻界前辈失望了。第二年春天，她就结婚了，新郎是那个送她杀虫剂的约翰，一家大公司的在华经理。她把《大陆报》的工作给辞了，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的工作。等到儿子约翰波特出生，她索性把国新社的工作也给辞了，一心去相夫教子了。不久，全家返回加利福尼亚度假去了。

　　1927年10月，宝爱莲和她丈夫重新回到了上海。她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她赶上了好友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盛大婚礼。

　　四、漫长的婚约

　　据说，这是一场进行了五年的爱情长跑。最晚不过1922年春天，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家里，孙的英文秘书宋子文主持的一次社区基督教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家三小姐。

　　这位威斯里安学院1915级毕业生，身为牧师的女儿，一直是基督教女子青年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她的美丽大方，她出众的谈吐与绰约的风姿，让蒋在那一天如见天人，随后，他不顾与陈洁如结婚才不久，就对宋三小姐展开了热烈攻势。而三小姐不知是出于少女的羞涩还是看不上事业上默默无闻的蒋，当时的表示是“没有兴趣”。

　　孙中山蒙难广州，蒋介石一直是他危急中最忠实的追随者。广东事端平息后，宋美龄曾应二姐夫妇之邀，前往广州游玩。没有确切的记录表明宋三小姐这次在广州住了多久，有说半个月的，也有说一个多月或几个月的。

　　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蒋曾央求孙中山把这个漂亮的姨妹介绍给他，并称与奉化老家的元配毛福梅已经离异，与侍妾姚冶诚也已断绝关系。但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蒋并没有提到新婚才一年余的陈洁如。按理说，陈洁如到过广州，孙不会不知道这个女人。孙中山答复蒋说，此事重大，他得与夫人商量后再说。

　　可以预料，此事遭到了宋庆龄的激烈反对。她说宁可让妹妹独身，也不让她嫁给一个有三妻四妾的品行不端的人。孙中山没有把夫人的原话向蒋如实转达，只是委婉地表示：等一等吧。

　　好在云英未嫁的宋三小姐那年才二十五岁。只要她愿意，他还等得起。但蒋觉得，这事不成，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宋氏家族，而是来自妻子陈洁如。陈洁如是宁波镇海人，早年名陈璐，是一个纸业店主的女儿，到上海后在爱国女中读过书，会一点日语和俄语，相貌也不赖，当初他就是看上陈洁如年轻漂亮，才死乞白赖央着张静江给他作伐的。若是早知道会遇上天人般的宋三小姐，他才不会娶这个女人呢。

　　去胡佛图书馆熟读蒋氏日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说，那段时间，蒋的日记中开始频频出现对陈洁如的不满，甚至怀疑陈洁如有第三者。当然对宋三小姐，他也不是被动地等，而是像攻克一个军事目标一样施展开百般手段。与此同时，蒋介石日记上有关宋美龄的信息在逐量增加，他对她最初的称呼，有叫三妹、美妹，也有叫三弟。

　　世事如棋局，北上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了，再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从广东一路打到了长江流域，蒋也迎来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成就上的第一个高峰。1926年11月，蒋赶跑了孙传芳，进入南昌，随即电邀宋氏三姐妹一起去南昌一叙。其时，已经成为领袖遗孀的宋庆龄正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孙科、宋子文、徐谦等筹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去，借北上之际，他们也顺道考察了蒋在南昌的司令部。

　　12月2日，宋庆龄和广东出发的一干大员们到达南昌南浔路董事局码头，蒋亲往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对这批左派色彩浓重的党国要员，蒋内心里并没有太当回事，戎机繁忙的蒋总司令之所以给他们这么大的面子，是因为代表团里有着他意中人的二姐宋庆龄，另外，宋家长子宋子文还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革命的钱袋子正握在人家手里呢。

　　宋家姐弟在这次会面中谈到了三妹的婚事。蒋在党内虽还不是中央执委，但他军事实力的火速蹿升，使宋家姐弟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求婚了。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反对，宋子文不表态，大姐宋霭龄说了关键的一句话，蒋要与三妹结婚可以，但必须先与陈洁如脱离关系。

　　1927年4月底，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与宋美龄相会，又“时申前请”。宋家再度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桂珍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另两个持反对意见的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目下与武汉国民政府翻了脸，成败犹在未定之天，宋美龄嫁给他不一定会幸福。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则积极推动这门婚事，精明干练的宋大小姐坚信，蒋的前途未可限量，一旦飞黄腾达，必将给宋氏一门带来极大荣耀。

　　但据宋美龄自己的说法，大姐与母亲一起也是反对这门婚事的，最终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对于外界传言的蒋与她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她更是嗤之以鼻。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中，记载宋美龄的原话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对这个准新郎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如何让身边的女人陈洁如尽快离开自己。当初蒋追这个被他称作“璐妹”的女人也是大费周折，最后托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是陈洁如的同学——陈家才勉强同意。现在要解除婚约，蒋不敢再找张静江，自己更不好出面，思前想后，蒋把这桩难办的事交给了亲信陈立夫，后来又把虞洽卿拉了进去。虞洽卿的女儿虞涵澹曾和陈洁如一起在画家汪声远那里学过画，算是同学，再加虞的女婿江一平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滩上的名律师，法律方面的问题尽可咨询，有虞洽卿这个“老娘舅”出面，再难缠的事应该也可以摆平了。

　　虞洽卿带着女儿、女婿，跟陈洁如谈了许多次。他们站在蒋的角度说，现在蒋做了中国统帅，应该有个像样子的女人做太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计，陈洁如必须退让。他们还传达蒋的承诺，只要五年时间，还是会让她回到蒋的身边，但这五年里，她必须去美国。陈洁如一介女流，搞不懂国家民族那么多大道理，那个负心的男子不要自己了，她可以走，但要把她赶到美国去，门都没有。蒋无法，又请动了张静江夫妇，还有张家的两个女儿都去劝说。经不住这些说客三番两头登门，陈洁如最终同意了，8月的一天，她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蕊英、倩英的陪同下登上了驶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

　　据亲见者记载：蒋夫人穿一件淡灰色细纱长马甲，下面有白红的间色，里面衬着半节式的背心，脚上穿白皮鞋和粉红色的长统丝袜，短发蓬松，态度自然。在小火轮汽笛吹第一次的时候，伊不觉得怎样。到了大轮船的汽笛吹，小火轮的汽笛再吹的时候，伊就哭泣起来了。

　　此时的陈洁如还担着个蒋夫人的名份。

　　船到日本神户，陈洁如还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蒋夫人乘轮赴美。茫茫大海上航行十几天后，却从无线电里听到蒋发布的一则声明，称：“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固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7年夫妻情分，就此成了逝水，陈洁如闻讯大哭，她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被骗离婚的，好几次要跳海自尽，幸有张家两个女儿陪伴劝说，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正当蒋介石深坠情网之际，他的权力生涯发生了一大变化，由于北伐失利，再加武汉方面逼迫，他不得不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蒋宋这桩好事多磨的婚姻，之前有人反对也罢，有人做幕后推手也罢，至此看来，却纯是出乎男女相慕之真情。下野后的蒋在宁波雪窦寺隐居，人在古庙，心却还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宅，他写了好多封情书给宋三小姐，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其中一封情书云：“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在这个四十岁男人的猛烈爱情攻势下，宋家三小姐终于答应出嫁了。惟一的条件是，只要她母亲同意，她就出嫁。三小姐本来就是个爱慕英雄之人，之前她有过好感的刘纪文、谭延闿等人也都不是凡凡之辈，现在她心仪的英雄虽然还在走逆运，但英雄毕竟还是英雄。9月16日，宋家大小姐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娘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蒋宋恋情，并宣布，他们将于年内择吉日成婚。蒋也在《申报》上刊登声明，再度声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意即谓，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个有权利决定自己下半辈子交给谁来保管的自由男人。

　　这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亲信张群陪同下，搭乘从上海开往长崎的定期客轮“上海丸”东赴日本。尽管蒋介石在出发前已数次表示，此行访日没有任何政治意味，但与田中义一首相会晤，争取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当是此行重点。此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惊喜，是他终于向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正式提了亲。

　　外面频传蒋宋“好事将近”，但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没底。因为这桩婚姻大事尚未得到宋母的点头同意。未来的政治运途，能否争取到宋家为后盾，这个妇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蒋不能不打点十二分的精神，讨得未来岳母的欢心。

　　此时，倪桂珍因为足疾，正在神户有马温泉接受治疗。蒋介石到达长崎后，没带任何随从，就和宋子文一起前往有马旅馆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特别注重家庭伦常的强势的妇人。她知道蒋结过婚，也知道他早年曾经浪荡。但她认为一个男人年轻时出点格不要紧，只要他真心向好。她只是要求蒋，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据说蒋当时并没有答应她，只是说：“假如我为了要娶三小姐而成为基督徒，大概你也不同意，可是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好好地读《圣经》。”据说就是这番话让宋母最后点了头，因为她看出蒋对她小女儿的态度决非敷衍。

　　蒋欣喜欲狂，他把早就准备下的结婚戒指和自己的一块腕表交给倪桂珍转交，还当场给了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三百元小费。要知道，那是一个住宿一晚只要三元钱的时代，这笔丰厚的小费把老板娘给惊呆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蒋介石，还趁兴写下五幅字，“千客万来”“横扫千军”“平等”“平和”“革命”，送给增田家。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整个10月，就在宝爱莲小姐刚从美国回到上海之际，上海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蒋宋婚事的花边报道。还没有从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中缓过神来的市民们都在拿这桩事津津乐道。有记者言之凿凿，公布了蒋宋订婚的经过。有好事者公布了蒋办理离婚时的一封函件。《纽约时报》有消息称，一位专为皇家定制礼服的英国裁缝正赶赴上海，准备替新郎赶制结婚礼服。

　　到11月下旬，蒋宋结婚前的俪影合照公布了，12月1日的婚期也确定了下来，来宾和证婚人的名单，各地的贺信贺电也陆续在报上刊登了，据传这场世纪婚礼的证婚人有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和党国元老蔡元培等。

　　宝爱莲小姐赶到西摩路139号，宋府已忙成一团，许多漂亮的姑娘花蝴蝶般跑进跑出，为新娘作着准备。宋三小姐因为好事将近，愈加显得容光焕发。尽管婚礼前有那么多事，三小姐还是兴奋地告诉她朋友，婚礼将举行两场，第一场是在家里，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是中式的，将在新落成不久的majestic hotel，也就是大华饭店举行。她希望女友这两场婚礼都能参加。

　　12月1日上午，首场基督教式的婚礼在宋家府邸举行。婚礼原拟请宋家老朋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牧师认为蒋不是自由再婚，竟拒绝主持，乃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的古怪的脑袋剃得光亮”，在主婚人指引下与新娘一起祷告。尔后，新人互换戒指，各自宣誓。午餐会后，新人和嘉宾又移步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第二场中式婚礼。

　　占地六十亩见方的大华饭店，其底层是一个可容千人的会厅兼舞宫，大厅中央，以多根爱奥尼克大理石柱支撑的穹顶之下，花山花海，芳香四溢。通往临时舞台的通道两旁，巨大的白菊花束一路摆放过去，舞台两侧也满是鲜花，每侧各立着一面高大的白花背景板，上面用红色天竺葵拼出喜字样。

　　前来见证这场婚礼的一千三百余名嘉宾，已经凭请柬入场，为防不相干的人混入，请柬上都盖有宋子文的私章。大厅里名流云集，有英美等十二国驻沪领事，党国要员，北伐军高级将领，上海实业界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一些帮会大亨也受到了正式邀请。婚礼的证婚人是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等六人。

　　新郎和新娘已乘坐7392号花车到达饭店，在花园洋房休息。四点一刻，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花童一路撒着玫瑰花瓣走了出来，喧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首先出场的是身着大礼服、胸挂彩花的新郎，在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下走到舞台中央。四十岁的他英风爽飒，在这重大仪式上，却又不得不做出一副老成持重、礼仪周到的形貌。五分钟后，在四位身着桃红绸缎礼服的女傧相陪同下，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臂也步入了礼堂。

　　新娘的美艳冠绝全场，几乎让人窒息。这一刻，大厅里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宝爱莲在人群中看到，宋美龄穿着一件绣花银旗袍，将苗条的身段勾勒得玲珑有致，她穿着银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桃花透孔面纱上方，还戴着一个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一直坠到身后。边上的人告诉她，跟在后头捧着婚纱的一对金童玉女是孔祥熙博士的两个孩子，少爷孔令伟和十岁的二小姐孔令杰。

　　元老邵力子担任婚礼司仪，全体向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蔡元培宣读结婚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他一口绍兴口音的国语念得抑扬顿挫。念毕，在婚书上盖上大印，尔后，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行鞠躬礼。

　　宝爱莲回忆说，仪式进行到此刻，她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美国歌手霍尔演唱了《哦，答应我》。歌声中，新人走到一个由鲜花搭成的大钟下面，缎带拉开，数千数百的玫瑰的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娘新郎的身上。玫瑰花雨中，可爱的新娘一刀切下白色婚礼蛋糕，而她的丈夫则一直望着她，“脸上绽放出巨大的笑容”。

　　礼毕，新人到饭店花园合影，当宾客们还陶醉在婚礼的浪漫气息中时，新郎新娘已经悄悄离开了。

　　婚礼盛典报道之后，报上又接连数日刊出蒋宋结婚俪影、结婚证书及序文、来宾礼单、婚庆上的各种花絮，大中国影片公司摄制的婚礼影片，也开始在各大电影院正式上映。无缘一睹这场婚礼的凡夫俗子们，蜂拥到电影院里一饱眼瘾。尽管外界都在传闻蒋宋只是政治婚姻，而无实际爱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蒋的好心情。在上海拉都路311号的一幢老式洋楼的婚房里，蒋宋在婚礼之后整整一天都没有出门，日后，有好事者在他的日记上发现了这样的话：“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说他们婚后，就寝前，蒋都会给夫人讲一些鬼故事。

　　几天后，宝爱莲去看她的朋友，宋美龄脸上新婚的慵懒还没有褪去，她略带埋怨，又不无自豪地说，“我丈夫对我说，我们俩必须下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我听了自然表示赞同，但我没想到的是，蜜月第一天，他就去参加一个党委会，”说到这里，她有些忧伤地笑了笑，“那个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我就这么独自过了一天，经过这件事，我不得不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新身份，就是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而是一名领袖人物的妻子了。我很清楚，我的个人生活，必须让位给服务人民的大我。因此，新婚第一天，我就立誓与丈夫并肩作战，努力不辜负人民对我们两人的信任，这一点，我将竭尽全力去做到。”

　　值此南北对峙、南方系内部又蕴含着多种变数的1927年末，观察家们努力从这桩婚事中发现政局变动的征候，美国《时代》周刊于该年12月12日题为《宋氏姐妹》的报道中，预测蒋介石将重返权力中心，因为现在的蒋已今非昔比，这场婚姻已催生出中国近代史上最庞大的权钱家族。

　　《时代》记者的预测是准确的，蒋虽已下野，但一直通过忠诚于他的黄埔系遥控着局势。进入下半年以来，北伐受挫，任谁都可以看出，非蒋不足以收拾眼下这个烂摊子。这次大婚，从洛阳专程赶到上海来作证婚人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带来了请蒋“东山即起，主持一切”的口信。

　　五、大一统后的新危机

　　冯玉祥拉了阎锡山一道，联名电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火速起用蒋介石。阎的山西军，向来不出省作战，下半年以来，涿州被围三月，形势岌岌，自是积极响应。12月初，两人发往南京的联名电文称：现在奉鲁军阀，尚复纠合残众，顽强抗拒，革命前途，危险恐多，目下的军事行动，亟需蒋这样的“效忠党国、智勇兼优”之人全盘指挥，否则“成功难期”。

　　同日发给上海蒋介石的电报中，冯、阎一再声称，形势已至危，吁请蒋听从中央号令，出来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再加上何应钦、贺耀祖等北伐诸将也都通电拥蒋出山，汪精卫不得不让步了。12月10日，南京政府召开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对汪精卫等十一名委员提请蒋介石复职一案议决，“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1月4日，蒋带着新婚夫人自上海赴南京。军权复得，财权更炽，革命同志欢庆无量，都说北方军阀的末日要到了。

　　蒋重回权力中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多次敦请他复出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相约会合各军，完成北伐。同时电请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尽速来宁召开四中全会，以促成党内团结。

　　2月2日召开的四中全会废止了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蒋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并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真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汪派的原执监委员则被指控在不久前的广州事件中负有责任，排除在了领导核心之外，汪精卫再次前往法国。一些政见不合的要员，如胡汉民、孙科、胡朝枢、许崇智等，也都先后出国，以考察政治经济为名变相放逐了。大事底定，蒋开始为向北京进军作最后的冲刺。

　　停顿了快半年的战争机器又哒哒地启动了起来。花了约一个月时间，重启战事所需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都集中了起来。冯玉祥所部一支沿陇海铁路进军，南京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到徐州检阅各军，旋赴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会商重新北伐计划。不久，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蒋指挥第1 集团军，冯指挥第2 集团军，阎指挥第3 集团军，前第1 路军军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北伐联军总参谋长。

　　对面张作霖指挥的安国军，是包括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张宗昌率领的鲁军的一个不甚牢靠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张宗昌在东面负责守卫津浦线。但是这一防线大多处在开阔的平原，无以阻挡潮水般涌至的南军，更难守住骑兵冲击。西侧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更使京汉线的防御显得复杂。

　　按照蒋、冯约定，西线先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山东之敌。用于山东方面之作战部队，为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部，第二集团军之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吕秀文部和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进攻方面，以微山湖为界，湖以东，统由蒋指挥，湖以西，统由冯指挥。因系两军联合作战，蒋坚持在鲁南作战命令上也签署冯的名字，说“弟兄本无彼此之分，生死与共，何况名分！”冯则赠送了一匹坐骑给蒋以示感谢。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他们佯攻京汉线，在山东西南部故作种种进兵准备，牵制敌人。东线的国民革命军精锐则乘虚沿津浦路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的铁路。张宗昌的鲁军稍作抵抗就溃退了，倒是孙传芳部极为顽强，数次试图反攻，最后，在北伐军的强劲攻势下，他们不得不让开了通往济南的道路。但在西线战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遭遇奉军精锐顽强抵抗，推进到河南彰德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丝毫。就在此时，在济南，北伐的洪流硌上了礁石，一路北进的国民革命军前锋与日本人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居住有约两千名日本平民，战前，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人释放信息称，将保护这一地区外国人的安全。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借口去年三月南京事件中方未能保护外侨，仍从熊本第6 师团抽调一支5000 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增援。5月1日，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孙良诚部进入济南，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的五百名日军也于同日到达。5月3日，两军小股部队擦枪走火，继而酿成冲突。刚成立的交涉公署也遭洗劫，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日军割鼻削耳，以极端非人道的方式残害至死。

　　济南事件发生时，蒋正在城内。他派去交涉的黄郛、王正廷等全都被挡了回来，和平解决无望，只得避其锋芒，整军出城。到了党家庄地方，他修书福田彦助，说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刻下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信中措辞至为克制。是夜，难捺愤怒的蒋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雪耻之念，自此念兹在兹。

　　蒋不愿在济南多作盘桓，是因他已识破日本人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真正的意图是在济南城下遏制北伐，好让其偷窥侵吞华北，是以催促着部队急火流星般北上。考虑到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蒋命令所有军队退到徐州以南，巩固南方，并监视日军，其他北伐军则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日本人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军中的强硬派亟欲拉着北伐军在济南城下大打一仗，示以颜色，以换取对他们在东北特殊权益的承认。大队援军一到，福田明知蒋已不在济南，还是向他发去一封带有侮辱性的最后通牒，提出解除参与对抗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个军团武装，严惩肇事高级军官，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等五项条件，并限当晚十二时前答复。蒋在泰安车站接获通牒，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星夜驱赴济南。日方以答复超期为由，向济南城猛烈炮击。三日激战后，济南城陷。

　　这一横生枝节下，第一集团军的进展被延迟了。蒋把第一集团军留济南以下，监视日军，并巩固南方，仅少数部队渡河。津浦线战事，转以第二集团军负责。第二集团军不愿孤军深入，致使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独挡强敌。面对阎锡山的迭次乞援，蒋不得不急调武汉之第四集团军，以白崇禧代李宗仁率军北上助战，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

　　在三个集团军的强攻下，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将去，冯、阎对京津地盘都已垂涎已久，到底谁来入驻北京？五月底，两军沿着京津线东西两侧展开了一场不舍昼夜的长跑赛。日本人早就放出话来，他们不会坐视北伐军在长城外追击奉军，但他们可以保证让奉军退到奉天，日本田中首相会见各国代表时的原话是，“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

　　为防止出现类似济南的外交纠纷，蒋从徐州北上，先找冯玉祥谈，再到石家庄晤阎锡山，与两人分别会商收复京津问题。冯被告知，鉴于他的部队在南苑一带受阻，第四集团军又缓不济急，国民政府已决定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蒋征询冯有何意见可以发表。

　　冯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蒋又担心这样让冯军太过吃亏，提出让冯驻军天津，冯答称，革命告一段落，应使政治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晋军驻河北，我军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语气至为恳切，蒋大为受用。实则暗恨已生，埋下了两年后中原大战的种子。

　　5月底，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奇袭攻下保定。北路军的一支，亦同日占领张家口，两军会师逼向北京。奉军退据琉璃河、天津、马厂一带，集中兵力以图抵抗。是时外兵在北方实行警备，日本人又大肆活动，说如果奉军不敌，南军追出关外，就要下双方的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定下和平接收北京之策，并派人赴京活动，劝张作霖下野出关。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衔命劝告张作霖，让他勿在京郊作战，张自知抵挡不住三路集团军的围攻，答应撤出京津地区。6月3日，张作霖通电下野，随即坐专列离开北京返回奉天，据说临行对芳泽有这样的话，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

　　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令世人瞠目结舌。一向行事诡秘的张作霖此次一反常态，所有行程全部公开，行时且令不必戒严。次日凌晨，火车途经沈阳西北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一个叫皇姑屯的地方时，一声巨响把专列炸上了天。张作霖脖子下炸出一个大洞，气息奄奄，临死说了一声，这是日本人干的。事后披露，预埋炸弹的正是关东军的一名大佐，名唤河本大作，此项暗杀计划是关东军少壮派的一批军官精心策划的，他们担心控制不了这个桀骜不驯的东北王，遂自行决定将之除去。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指挥其军退至关外，随后转天津前往奉天，与之同车的有总参谋长杨宇霆，军政府要员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败军之将孙传芳也随同离开。张宗昌的残部则孤魂野鬼一般，留在苏北及津塘冀东一带，任其自生自灭。

　　6月8日，在一片令人诧异的平静中，第三集团军一个叫商震的将军指挥着他的山西士兵进入北京。同日，一度与外国公使团纠缠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渠的一支军队，也进驻南苑。一周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北伐革命“统一告成”。急管繁弦，人间暗换。此后的北京要更名叫北平了。再至年底，东北易帜，张学良不顾日方竭力阻挠，通电拥护中央，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战争，终告结束。

　　1927年底的那场婚礼，过去了许久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着。寻常百姓，叹其排场之奢华，搞政治的，自会分析其对以后政局之影响。蒋某人挟军事上的威势，再有富可敌国的宋氏家族为其张目，今后世界，各地方势力加起来，怕也不如他了！然而，令一些亲欧美的知识分子颇为欣喜的是，他们从这个穿着大西装、以标准婚礼迎娶新娘的军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传统军阀的领导人形象，诚若是，真当是国家民族之福，合掌礼赞也不为过。

　　的确，去年与桂系之争已成往事，蒋与宋氏家族联姻之后，人事之消长，感情之出入，自当别具一番面目。但知识分子、帮会大佬，甚至虞洽卿这样的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自己看走眼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对一切都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前所未有的独裁者，他以党训政，削平山头，他还要像一只八脚章鱼一样，牢牢控制住商业这艘巨轮。据说这一切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来自制度自信，来自他压榨机式的治国理念。

　　一直为北伐事业提供财政保障的宋子文，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与蒋介石多有龃龉，但当他在婚庆大典上牵着宋美龄的手，把她交给蒋的那一刻起，宋子文就决意把自己的一生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绑在一起。元月7日，宋子文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上海资本家们的压力再次恢复。此时正当联合北伐的关键时刻，战争的巨兽需要巨额的银两去填充饥渴的胃口。因为缺少预算，蒋只给出了一个大概数，要宋子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前方之需。

　　尽管不是出自本意，宋子文还是不得不采用高压手段，把从商界筹集来的钱交到蒋的手里。对宋子文这样的理财能手来说，只消把诸般手段都使上，借款、推销公债、抽税、捐款多管齐下，平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或许不是一桩难事。孙科当财政部长时发行（大部分没有出售）的四千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都派发了下去，还嫌不足，又以卷烟税为担保，加发了一千六百万元。蒋于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要他们对购买国库券全力给予合作。实力雄厚的银行尚能支撑，但一些传统钱庄的资金链断裂了，1928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月，沪上五家钱庄被迫倒闭，二十六家支付发生困难，甚至有一些钱庄主招呼不打一个就悄悄跑路了。

　　高压再次降临时，上海的资本家们都留恋起了宁汉刚刚合流时的那段美好光景。那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期，尽管来自北方的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资本家们也都想明白了，即便孙大帅再次进入上海，对商家的盘剥也不可能这么狠。人家在位时，还要礼请地理学家丁文江来实施大上海建设计划呢。而仅仅半年前，蒋对上海工商界的允诺还言犹在耳。那是上年7月初，为了给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捧场，蒋特地从南京跑到上海。在交涉使署大楼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蒋对着在沪绅商及报界记者共二百余人，态度恳切而友好。那天，虞洽卿、赵晋卿、冯少山等商界要人均受邀到场，穆藕初代表实业界发言，要求维持实业，李铭代表金融界发言，要求维持公债。蒋最后表示，惟维持实业一项，实为政府重要政策，公债事也有商量余地，宾主遂尽欢而散。

　　这颗定心丸的有效期也忒短了一点，大小商人们还没有从第一轮的借款中缓过劲来，更为厉害的压榨手段又使了出来。在藏污纳垢的上海西区，在出没着形迹可疑人群的苏州河边，在这个城市腹部阴暗的弄堂里，绑架作为百试不爽的筹钱法宝又一次祭了出来。家里失踪了太太少爷小姐的富户人家在交出一笔可观的赎金后他们的亲人才不会被绑匪撕票。就像有外媒评论说的，“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诡计”，而一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则选择了把肉身投掷进黄浦江的滚滚浊浪。一时间，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上，流氓和帮会大佬成了国民政府不得不倚重的一支力量，这也是民国乱世才有的奇景。

　　恐惧像这个城市春天时特有的潮气一般弥漫在富人区，一些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已经逃离这个城市，另一些在作着逃离的打算。他们尚没有像后来的人们那样携款跑往国外的习惯，总是把逃难的落脚地选在北京或者天津。上海的房屋大量空置，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地价则一个劲儿蹿高。经济严霜期到来，不惟绑架案高发，自杀、盗劫、离婚等各种社会问题也像毒瘤一样侵蚀着这座城市的肌体。黄郛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没多久，一份由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起草的反映自杀问题的函件就摆在了他的案头，报告称，“查近月以来，青年男女，投浦自尽者，报不绝书。揆厥原因，或感经济之压迫，或以爱情之误用，遂致葬身浊流，一瞑不视，情殊可悯，理所难容，实为社会前途之隐忧”。

　　该报告把自杀高发的症结归结为“爱情滥用”和“经济压迫”两项，然当黄郛市长训令饬筹防止自杀办法时，他们开出的举措，亦不过是避重就轻，敦促各市民家长“监察子女”，“告诫慎用爱情，鼓励青年为党国立志奋斗，勿有意志薄弱之行为”，并让公安局于晚间多派警士，勤加逡巡，并在江岸竖立木牌。诚然，青年的自杀问题，有“春机发动的苦恼与紧张的缘故”，但任谁都能看出来，传染病一般发作的自杀，实起因于榨油机一般高压下的经济畸型，无穷无尽的盘剥，已使这座城市处于新一轮失控状态。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