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

　　小时候家里穷，过年老蒸两样馍。自家吃的是二茬面馍，拜年用的是头茬面馍。头茬面馍很白，好吃，却有数，我妈把它挂在堂屋高出的笼子里。那年腊月二十九，我妈到生产队开会去了，我哥架着我从堂屋笼子里取出两个白馍，一人一个。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不能给妈说，打死也不能说。我点了点头。

　　正月初二是拜年的日子。我妈把馍从空中卸下来，发现少了两个，立即黑着脸问：谁吃的？谁吃的！我哥说他没吃。我吓得缩作一团，还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我妈看出了端倪，过来拧住我的耳朵，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吃的！我的耳朵被拧得火辣辣地疼，低着头，不敢看我妈的眼睛，忍不住浑身发抖。我妈见我不语，顺手抓起鸡毛掸子，高高地举起来。我赶紧颤声颤气地说：是、是我哥架我——一人吃了一个。我妈转身抓住我哥，照脸就是一个耳光，然后又用那个鸡毛掸子，照着屁股狠抽，边抽边说：看你还敢不敢，看你还敢不敢。我哥真是一个硬汉子，打到底不吭声。他离开的时候狠狠地蹬了我一脚，说：叛徒！叛——徒！！

　　从此我哥再也没叫过我的名字，一见我就是叛徒叛徒，要不就叫我蒲志高。蒲志高是《红岩》里出卖江姐的犹大。

　　上中学后我想入团，这是一个有志青年要求进步的标志。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团小组长说我品学兼优，亲自当我的入团介绍人。可我没入成。奋斗了几年都没有入成。原因很简单：我哥是学校团委副书记，他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在革命形势严峻的时候经不起考验，如果让我这样软骨头的人混进革命队伍，一定会像蒲志高一样叛变，给革命造成莫大的损失。我哥这样一说谁还敢同意呢，这可是政治立场问题。

　　我到底没有入团。上大学签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何时入团那一栏给我留下了终身的空白和遗憾。

　　大学毕业后，我到花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应聘。花城是C市同行业的领头羊，有员工两千多人，在全国十九个省市都有项目，每年都要从高校应届毕业生里招聘5——8人。我上的是全国名牌大学，所学的土木工程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又是优等生，共产党员，所以对于应聘华城公司，还是比较自信的。但因为竞争激烈，为了防止意外，我还是去找了在花城当技术总监的我哥。

　　当我信心满满地见到我哥后，他连我带的资料看都没看就一口否定：你不行，我们公司不会用你的，你要是出卖了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这损失谁能承担得起。弦外之音是：我是叛徒，不可信。

　　我只好把档案投给来我们学校招聘的花城项目中心主任。当然，我只说了花城的技术总监是我哥，没敢说我哥对我的意见。三天后，主任打电话说我被录取了，而且放在我哥所分管的项目部。

　　我当时想，我之所以这么快能被定下来，与我哥不是没有关系的。

　　一年后，我哥带着我们十几个人到H市搞开发，在拆迁问题上和城中村的居民发生了摩擦。一伙人打着横幅呼着口号，挡住了拆迁的挖掘机。我哥代表公司出来答复，被奋激的居民围攻，一些人还拿着棍棒闯进了工程指挥部，要毁公司的办公室和图纸资料，我哥去挡，被他们掀倒在地。我一看情况不妙，奋不顾身地扑过去爬在档案柜上，死死护住档案柜，结果挨了几棍。

　　警察赶来的时候，我们的几个人都被打伤了。

　　在医院里，我和我哥住的是一个病房。当我哥从昏迷中醒来，看见邻床的我浑身缠着纱布，就笑了笑说：兄弟，你这回真勇敢，立场很坚定。

　　在那一瞬间，我竟被我哥的话感动了。

　　我走到我哥的床前说：哥，其实我骨子里流的和你是一样的血。又祈求似地说：哥，你再不叫我叛徒了吧？

　　我哥点了点头，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有劲儿，把我握得好疼，疼得流出了泪水。

　　秦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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