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国珍宝传

陈凯歌的《妖猫传》剧情虽被网友褒贬不一，但片中呈现的大唐气象却令人折服。《妖猫传》选取唐时中日文化交流为背景，片中主角之一，僧人空海来到中土，拜大青龙寺住持惠果法师门下，学习佛法。历史上的空海以传播佛法和飘逸的书法留名，被誉为日本“三笔”之一。和空海一样的遣唐使和留学僧，在唐时携带大量佛典经疏、法物、艺术品回国。其中的一些，至今仍存留于奈良正仓院。“东瀛寻古”专题就开篇于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在人山人海的观众中，有着众多中国面孔，他们慕唐而来，希望借着这些历经千年时光洗礼的“盛唐之物”，遥想当年的辉煌。

宋元时期，往来于两国的禅僧和频繁的海上贸易，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仰慕宋文化的镰仓武家势力的崛起，培养以禅宗文化为中心的宋代文化，抵抗传统的公家势力。这一时期，围绕禅宗文化的建筑、陶瓷、书画艺术，对当时社会起到了“压倒性”影响。延续至明代及清早期，中日经贸文化交流虽然断续，但主要表现为我国文化的东传。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由于生活习惯、民族审美和价值观的差异，日本有选择性地吸收，甚至进行适度改造，形成自身的文化。

然而，明治维新以来，在经历百余年“脱亚入欧”的国运之变后，日本文化生活已烙上深深的欧美印记，而对于曾经仰慕的东亚文化则日渐疏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被先辈视为宝物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逐渐被今天的日本人淡忘，日本藏中国文物艺术品，也处于取舍之间。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内陆文物与艺术品认知程度的不断提升，市场需求急增，价格上升，导致日本人家藏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不断回流。

2017年是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逝世90周年。北京保利推出的重器之一就是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该件拍品是2004年，时任中国嘉德董事长的王雁南亲自赴日签约，千里迢迢运送回来的。当时的拍卖估价仅为200万~300万元，最终以远超此估价的1650万元天价成交，而在一年前的东京市场上，该作的成交价不过人民币几十万元。在保利秋拍，该作以7200万元起拍，1.82亿元落槌，加佣金总共2.093亿元！

然而，吴昌硕的热度并未止于此。2018新年伊始，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朝仓雕塑馆三馆联合，举办“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大展，呈现这位书画泰斗的巨大成就。值得关注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的78件展品中，只有14件为馆藏品，其余皆为私人收藏或私人藏家寄赠博物馆之物。根据日本学者松丸东鱼的统计，吴昌硕在日作品数量近2500件，藏品过百的大藏家就有数位，例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吴昌硕作品，很多就是日本书法界领袖青山杉雨所捐赠。

日本回流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高价的远不止《花卉十二屏》。藤田美术馆藏震惊全球的拍卖自不必絮叨，单说名声显赫的藤井有邻馆，从1926年设立以来，历经百年，在盖有故宫琉璃瓦的这栋3层建筑中，展出近千件中国国宝级文物，涵盖佛像、青铜器、书画、杂项。而从该馆流出来的文物艺术品，在中国拍卖市场上频繁创下高价：被故宫博物院以3298万元的价格定向购买的米芾的《砚山铭》；北宋黄庭坚的《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以6171.2万元成为龙美术馆藏品；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2000万元美金捐赠，入藏故宫博物院的《丝路山水地图》之前也一直藏于有邻馆。即便已流出不少，有邻馆的宝物还不胜枚举：王羲之的《袁生帖》唐摹本、梁武帝的《异趣帖》、唐代的《春秋经传集解》、北宋许道宁的《秋山萧寺图》、苏轼的《尺牍》、黄庭坚的草书《李太白忆旧游诗》、鲜于枢的《杜甫诗草书》、倪元璐的《草书》……

这样的例子不是个案。古代书画最高成交价作品《五王醉归图》约在1600年入藏黑田家。晚明著名书法家王铎的作品近年来频创高价，几乎都是日本回流。其1640年作《雒州香山作》在北京匡时秋拍以4536万元成交，为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该作为村上三岛旧藏，其收藏的3件王铎书法，成交价就逾亿元。……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那么日本藏家，他们又在收藏什么呢？位于日本滋贺桃源县山谷中的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被誉为一座“现代桃花源”，建筑是贝聿铭根据《桃花源记》得灵感而设计，开馆已有20年。博物馆的建立者小山美秀子受其良师益友、影响她创办神慈秀明会的哲学家冈田茂吉关于“人类应该破除国家、宗教、种族的壁垒，成为世界一家”理念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展开她的收藏。在晚年有限的时光里，她访遍希腊、罗马、埃及等古国，用个人的眼光与虔诚，遇见触动人心的2000多件奇品，最终成为美秀博物馆的珍藏。在种类上，小山美秀子最早介入的收藏是基于茶道具，后来逐渐将收藏范围扩大到了佛教美术、书画、陶瓷器、漆器等各种范围；从收藏区域上，其收藏也从日本逐渐延伸至中亚、南亚、西亚。中国文物艺术品，被纳入其藏品中的一支。美秀博物馆的收藏品达3000余件，常规展出的一般250~500件，藏品及展陈极尽奢华，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如非亲自到访，是很难想象的。日本藏家的视野，早已走出日本和亚洲，转向世界。

时至今日，我们要到“正仓院展”追慕唐代的繁华，要到京都寺庙寻觅牧溪作品的原貌，要在日本大街小巷的古董店和拍卖行寻觅中国文物艺术品。我们远涉东瀛寻宝之时，是否也该静心想一想，今天的我们如何保护、展示这些历经浩劫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日本的文物艺术品保护经验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百年之后，我们又留给下一代怎样的文化艺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