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数字经济中的服务业供给抑制

　　ICT（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被称为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这是2004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数字经济本质认识深化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的经济着力点所在。从这个角度观察当前经济形势，应避免互联网监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两张皮，造成服务业供给抑制的政策效应。

　　最近这两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人们往往较多关注这种波动对企业微观主体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这种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如果站在供给侧结构与产业政策角度看问题，会发现这种波动在监管的本意之外有扩大中国经济整体短板的副作用，其效果相当于某种供给抑制政策。在供给、需求与预期三策并出的背景下，及时调整供给侧对策，是一个当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自2012年后，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进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高收入国家同类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个显著异常与突出短板，这就是服务业在GDP与就业中占比相对偏低。对其中原因学者多有分析。总的来说是传统经济对新的经济不适应，阻滞了新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实在太成功了，为成功所累，一直到制造业产能过剩，仍不肯为日益增长的服务内需与服务业发展腾笼、让路。这个问题日积月累，现在正在变得严重起来。表现为，本来该有的内需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本来该有的服务供给受到抑制。疫情与互联网监管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认为造成结构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针对服务业的供给抑制政策。比较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现，“存在大量管制政策造成的供给抑制”；认为：“过度和不当管制制约了中国私人部门服务业的发展。”（张斌,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管制方面制定的标准，超出大部分从业者的能力，大部分从业者都成了非法经营，这起到的作用是逆淘汰。互联网企业多出在服务业领域，对此有许多切身感受。

　　对互联网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发展采取供给抑制政策，可能是无意的。也就是说政策初衷可能不是为了某种产业抑制（而可能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调整生产关系、拱卫基本经济制度等），但实施起来却具有产业抑制效果，并且抑制的方向都在服务业方向上。这些效果的共性都是“生产要素不允许流动”（张斌，2021：186），第一类表现是资本抑制。本来，资本从制造转入服务，并不是无序扩张，而是有序扩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多元化投资是针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分散风险并非 “无序”。但是一旦使企业产生错误预期，客观上就会造成本该进入朝阳部门的资本回流夕阳部门，“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 （张斌，2021：183）。第二类表现是就业抑制。举例来说，夕阳产业下岗一位售货员，可能换来在朝阳产业就业一千位快递员。但如果站在夕阳产业就业角度，偏向维护竞争力不强的工作岗位，抑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导入，就可能抑制更多的就业岗位配置在容纳空间更大的服务业中。

　　经济结构新旧交替当然是越平滑越好。但大方向不应搞错。关键是要切实转变观念，牢固树立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的新发展理念。要认识到，“高的管制需求和管制供给往往会促成过度管制，通过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数量的通道也因此受阻”（张斌，2021：55）。产业政策当然不是全部，但把握产业新陈代谢趋势，应成为关键时刻不缺位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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