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和最后一公里

　　最近关注的两件事情，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件是经济学界的争论，也就是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优劣。另一件是物流中最后一公里导致的菜价昂贵。

　　最近对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思考总结比较多的张维迎先生认为，“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从市场中自发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政府干预等手段能够实现的”。在他看来，市场中真正起作用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因此，任何自上而下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不能反映市场情况，因而是无效率的。持类似观点的国内有许小年先生等，国外比如许小年先生在其微博中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泰勒。泰勒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力主货币政策应该遵从类似于“泰勒规则”这样的固定规则、而不应该给予联储太多发钞自由的主要原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界影响巨大的芝加哥学派，也是主张用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问题。

　　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政府干预。这一学派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减少经济的波动，提升就业水平。这一理论在二战后的经济政策应用中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又迫使人们重新反思政府在经济干预中的作用，并回归对市场的信仰。这一转变的直接体现就是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大规模经济私有化改革。

　　或许我们会纳闷，这上面的“主义之争”和买菜贵中的“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正如很多媒体所披露的，买菜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昂的物流成本和多层次的批发市场层层加价。菜市场的摊位费、人工费等的上涨都会直接导致菜价的上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开篇提出的两种学派的观点提供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个是凯恩斯学派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支持者是国内现在很受欢迎的郎咸平先生。他认为解决高菜价的方法是借鉴香港的做法，由政府来提供菜市场，只收取很低的水电费等，而免除掉现有的摊位费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菜价，使老百姓获益。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实施当然好。但是理论是不能脱离现实独立存在的。任何一个方案，我们都必须仔细考察其现实背景。在这里，如郎咸平先生所提到的，菜地上三角钱的菜到最终的菜场，价格翻到了一块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九角钱是由摊位费、人工等的上涨以及二级批发市场的利润构成的。郎先生的方法，就是让政府来管理菜场，用税收来补贴菜场的摊位费等。但是，郎先生忘记了，税收是来自老百姓的。用税收来补贴菜场摊位费的做法，无非是换了一种方法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而且更糟糕的是，历史的经验表明，让政府来做这种事情，除了低效率和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外乏善可陈。朗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鼓吹国进民退，但是他肯定忘记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他肯定也忘记了我们的高油价、高过路费，都是由于国有垄断导致的。而这些高成本，又进一步推高了我们的菜价。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收归政府所有和让国家来管理菜场。我们不要忘记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是政府管理的，而那个时候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管制带来的短缺。

　　奥地利学派会怎么看待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呢？奥地利学派的人会回答：减少政府管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取消一切的政府干预、允许路边菜摊等措施。毫无疑问，这样的话会降低菜贩的成本，增加蔬菜的供给，从而降低价格。或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的话我们的菜没有监管，会不会不安全？是的，也许会不安全。不过，不会比现在更不安全。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菜是经过了很多监管程序的。可是这些菜仍然不安全。所以，有没有监管其实对菜的安全程度是没有多大影响的。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不要监管好了，至少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从而降低菜价。另一方面，只要有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和充分严厉的惩罚机制，菜农就会愿意提供安全的蔬菜。

　　市场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方法。但是，对于像最后一公里这样的问题，没有比市场更好的方法。在目前的中国，如我此前反复提到的，市场化的解决机制，不是多用了，而是少用了。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政府干预持警惕态度。

　　钟鸿钧：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拍卖理论、管制和公共政策、中国经济。1998 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 － 2000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所工作。2000 － 2002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2002 －2005 年在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博士，2005 年初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 年获得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博士后研究员资格，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钟鸿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