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文化对企业内部审计影响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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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01-14 16:41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人情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人情文化的内涵以及特点,从其对企业的相关消极作用入手,剖析了人情文化之下内部审计有效运作的相关举措,以便人们能更公允、更全面地理解人情文化的相关问题,以规避其对内部审计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人情文化 内部审计 影响 对策
一、人情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一)人情文化的内涵
“人情”一词在不同情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其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指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人之常情”,即欲望、需要及性情;当人处于不同情境时,由欲望或者需求是否得以满足而产生的各种心理状态,即感情,诸如喜、怒、哀、惧、恶、欲等;指恩惠、情谊。指的是在人际交往以及感情交流产生和表现的各种社会物象,表征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指个人为达成其功利目的,在与他人进行交换时用来赠予对方的资源,它是人际沟通以及感情维系的媒介,含可感的具象物(财贷、金钱等)以及无形的抽象物(感情、权力、知识、信息等)。人情文化中的“人情”包含了以上各含义。
(二)人情文化五种特征
中国人情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关系性、血缘性、地缘性、层序性和伦理性,各特性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情文化的脉搏以及框架。人情文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以及层次皆有着深刻影响。其几种主要特征如下。
1.人际关系属性。黄光围在《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提到,中国人一般处于三大类人际关系之中: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一个理性的中国人往往是选择不同的社交法则同以上三种关系中的人进行交流交往。工具性关系中,所采取的交易法则讲究公平法则;情感关系中,我们则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混合性关系中,我们通常以“情”来影响对方的动机、态度和行为,故为了不破坏已建立起来的“人缘”,资源拥有者通常是依据“人情法则”,满足对方一些要求,给予其一定的回报、帮助。由此可见,人情文化包含了混合性关系属性,其表明,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通过感情来维系。
2.家族血缘属性。在我国,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构成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而家的构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差序格局的结构关系构成了传统的中国社会,“家”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婚姻关系为半径的可变动的圆圈。故中国人对“家”的概念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伸缩性,它可以指家庭,又可以指家族。‘家人’,可仅指太太一人,‘家门’则包括了叔伯侄子一批,‘自家人’就可能包含任一要拉入自己的圈子、以表亲切的人物。该种缘于血缘关系但被泛化了的亲属关系,包含着如亲戚、朋友等的混合性关系的人群,这便造成了中国人人情关系的扩大化和血缘化。
3.人情地缘属性。中国历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对天地的依赖性以及区域的不流动性。在乡下,人们在一个独立的自然村落中聚村而居。生活环境的相对静止,人们在狭窄和封闭的村落群体内交往、互动,久而久之,通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接触以及认知,便产生了熟悉而又亲密的感觉。同村人往往利益相通,荣辱与共,所以才有“远亲不如近邻”人情地缘性的表现形式的观念。再如“乡”的概念也是相对变动的、有很强的伸缩能力。此刻同村人是老乡,彼刻同县人亦是老乡。由于地缘而产生的邻居或是同乡等关系的扩展放大,加大了我国人情关系的重叠以及复杂化,使得我国的人情文化具有深厚的地缘性。
4.层序属性。处于差序格局框架之下的社会成员,其社会关系则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往外的圆圈,每条辐射线以及圆周线交织下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该网的覆盖面很大,包含情感性的家庭关系以及混合性关系。人情文化的层序性就是主要体现在不同关系的相异组合和层次上。
5.伦理属性。该特性可以从非法性与非利性来理解。在中国,很多人情关系总建立于利益之上。某人之所以为人情施予者,往往预期对方将后会有某些回报。另外,或许是基于道德礼仪的考虑,中国人往往显得重义轻利。所谓人情的非利性准确地讲为人情的非物质功利性。但这并不说它以金钱或者物品进行交换,也非施恩者与受惠者不追求物质,而是说中国人通常把做人情和回报视为义务来要求或是倡导。换句话说,人情的伦理性重视精神情感以及伦理目的。而人情的非法性是指在像中国这般的礼俗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往往是对情义、习惯以及规矩的依赖,而非像西方社会那般对契约和法律的重视。中国人往往因为过分突出人情的而忽视了法律,使其形成了重情不重理、重理不重法的伦理文化。由于人情的盛行自然就导致法律遭轻视,难免造成“人情大于国法”的情况。
二、人情文化存在对企业的消极作用
(一)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一则为不胜枚举、花样日新的礼而苦不堪言,另则却大摆酒席,大修墓碑。当前,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人情礼”愈来愈多,“人情风”愈刮愈烈,几近泛滥成灾。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邱宝昌说,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不能忘,但现在很多人把送月饼当成了商务往来的工具,过量送礼,导致月饼过量生产,而且被包装得很豪华,这实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邱宝昌说,月饼应只在亲朋之间赠送,表达问候情谊,而且尽量买散装的,既新鲜又便宜。如此杜绝了商务送礼,被扔掉的月饼又能减少很多。
(二)阻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由于人情来往之间所导致的财富的巨大损耗,在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产资金以及消费资金的转化、市场经济的纵深拓展比较困难。人情文化也使得商品意识的深化以及巩固变得困难,由于其强调情感交换,物质、金钱等只担当交际媒介的角色;但是在以商品和经济作物价值取向的人际交往当中,人情以及伦理则很少被考虑到,主要的价值目标是钱财,传统上的人情观念若不尽快被改变,树立以及强化市场的商品意识则是天方夜谭,在同时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也会随即丧失。
(三)导致权力滥用
由做人情的“人情礼”作为一严重的社会弊端令人痛心疾首外,其次便是以权谋私。以权谋私之下,诸如任人唯亲、行贿受贿、拉裙带,以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大行其道。以上所举绝非人情文化的全部消极影响。提高社会的精神生产力以及物质生产力是克服以上不良影响的最根本的方法。在两种生产力水平处于高位下,才具有丰富的精神以及物质资源,从而为争夺两种资源而托人情的可能性也便大大降低。因为在我国,人情文化具有其相当深厚的层次性以及非法性,故要防止其产生消极的效应,法律的强制力以及道德的约束力便显得十分重要。在此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不徇私情,互相理解,从而做到礼和法、义同利、情感及理性的和谐统一。
(四)导致权钱交易
人情文化衍生出的非生活功能中,最为负面的就是以“人情”为名收贿赂的腐败之风。一些身居要职的人物在子女结婚、举办生日、第三代满月等场合,广发“英雄帖”,非亲友却胜似亲友,上百桌地举办各种“宴席”,收礼者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送礼者相互攀比,趋炎附势,最终只把情感往来的场合变成“托人情,拉关系”的场所。其结果不但助长奢侈浪费,败坏了社会风气,违规、违纪乃至违法、犯罪。如此消费的已不是金钱,而是道德和法律,等待这些敛财者的不是送礼者的无奈,而是公众的愤怒、舆论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惩处。出于对“人情”的清醒认知,中纪委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清退各种会员卡,从自我做起,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和会员卡一样,许许多多的“人情”消费,都已异化为权力腐败。送礼者别有所求,收礼者心知肚明,一笔笔的钱权交易,就这样心照不宣,悄然完成。
(五)与法制相冲突
首先,法制之下依法立国以及以法治国,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具有不能随意变通以及被搁置一边的、不能随意违反的严肃性。这也便构成了法制社会的精神。而人情社会的传统却倾向于打破这种精神,或使得其作用范围以及程度打折扣。这便不是法治社会的真精神。现中国已经在努力做到与法制社会的精神相一致,但人情文化传统的存在,使得它在某些方面与法制精神背道而驰。其次,像法令对法规对人的试用情况不一,或打折扣等显得不平等、不公正等。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权贵们的特权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接触过西方的自由平等的精神。但现在,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已经耳熟能详,在此前提下,法制社会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故若是有人以人情干扰法制,或是徇情枉法,必然引起人怨天怒,若是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再次,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上存在的资源以及各种机会应该通过公平竞争来做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并达到优胜劣汰。而使人情在这其中来起作用,则会使得健康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建立,且这过程当中滋生了腐败。权钱交易或是以权谋私的现象则会存在并蔓延,这即与人性本身的贪欲和制度不完善相关,也同人情的存在相联系。
三、人情文化之下内部审计有效运作的举措
(一)宏观上的举措
1.遵循普遍理性原则。我国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学提倡诸如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仁民爱物之类的普爱主义,然而,这种普爱主义也有讲究差等,其伦理本位实质上也就是关系本位;人情文化与伦理本位关系密切,其突出了层次性和关系性,这便必然有碍社会公正,产生裙带风、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的政治腐败,妨碍经济政治关系的有效良好地运行。在感情关系方面,含五伦在内的各纲常的规范的作用得充分发挥,克服家族主义、重视亲情的消极成分;混合性关系方面,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儒家尚礼重义、忠恕之道等的伦理思想,对于传统的人情文化则应扬弃,然后去构建和谐共存、互惠互利的人际关系;在工具性方面,一要将讲亲情、论人情等特殊主义因素带进,另则要按一视同仁、公平合理的交往法则,确立以及遵循公共规范性,对待社会关系当中的人的一致平等。
2.大力弘扬正义精神。儒学中,义不等同于正义,但却包含正义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本质上是“均等”,“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即相同的人,就应该分到相等的东西。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正义”。送人情或是还人情,如果是基于伦理义务、某种道德的考虑,都属于正义原则的合理行为。但大搞人情交换,超越正常的人际关系,拉帮结派等,显然则不是义的举动。若在公共活动领域,大肆鼓吹亲情为本,人情至上,则有悖于社会正义原则。而如同冯友兰先生所提倡的那样,能做到施恩拒报,便是一种“义行”。由此可知,只要在适当的范围以及合理的度之间讲人情关系,按儒家强调的情义、礼义行事,遵守道德正义原则,弘扬正义精神,就是健康有益的。
3.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在儒家伦理系统中并不缺失社会公德规范,诸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泛爱众,而孟子所倡导的仁民爱物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均是说如何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具备崇高的道德价值,也超越了狭隘的人际关系。在《新民说·公德》中,梁启超提出,中国道德虽然发展较早,却大都为“人人独善其身”的“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的“公德”则较少。然而中国古代往往没有私德公德,家国同体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宗法影响之下,公共关系与私人交往缺少明显界限,道德也以血缘亲伦常关系为原点向外推,故不分公德私德。我国传统道德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道德和政治之间与道德本身无必要的分别,使得“正义”丧失了其公平合理性,因其被情感化、私人化。一些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的公德规范被儒家提出,但必须正确界定公德与私德的范畴。在人情关系中,我们既需倡导正直、忠恕、仁义等私德,亦需提倡正义、公平等公德。
4.加强内部审计法制化建设。现阶段,我们需抓紧时间制定内部审计的条例和法规,以法律的形式将内审制度用固定下来,从而使得内审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进一步明确;制定相应的、实用的行业、部门内审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在法律中明确内审的法律责任和权力;以法律规定内审机构的结构、地位、层次。从而使内部审计进入法制化轨道,使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以法律来保障。
(二)微观上的举措
1.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信息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对于内审人员的知识能力及综合素质水平的要求随之提高,提高以及强化内审人员素质,培养熟悉内部审计章程,遵纪守法,精通财务、工程技术、经营管理,并且职业道德素质良好的审计人员队伍已成内部审计发展的必然要求。内审人员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提高其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使得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其次,加强内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以及思想教育,增强其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责任感以及事业心;最后引进激励竞争机制,加强内审人员的管理,激发内审人员积极的、奋发向上对于工作的热情。
2.提倡人际之间的正常交往。在资本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实用主义、西方个人主义等思潮的侵蚀,人情文化在强化,同时也出现了弱化的情况,该弱化虽有带来积极影响,但亦使得人际关系变得金钱化、功利化、疏远化和世俗化等,该影响直接后果就是人们之间的无情、冷漠,从而导致人的空虚以及孤独,严重的时候将导致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兄弟反目成仇。笔者认为,只要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等负面行为的影响,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加强人际交往,注重礼尚往来,珍惜人际之间的亲情、友情。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体贴、关爱、尊重、宽容,在更多的人情味中,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
3.实施合理的人情规避。规避“人情”,要敦促进行道德反思,中国式的贪污有其深厚的道德基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成为少数干部贪赃枉法、道德败坏的借口,故应自觉做到“明德、守德、养德”;规避“人情”,要毫不放松制度约束,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倒在制度下,但我们不能因为了更少有人倒下而放松制度约束,同时,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应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公开性、广泛性;规避“人情”,要倡导“尊廉崇洁”新风尚,廉政文化的构建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文化的普遍认同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评价,由于腐败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由义愤变得麻木,由无奈变为容忍,对此,必须构筑积极的社会评价体系,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撑。
4.树立理性正确的“人情”观。中央的“八项规定”为端正政风、党风作出了表率,全社会也应反思“人情消费”的流弊,让“人情”回归本真。至诚至真的感情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礼物”的含义不过“符号”而已,借符号传递亲情是人情往来的真价值,故“人情”的象征意义应该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正是该意思。当下中国的大部分家庭已进入“不差钱”时代,人情往来却成了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亲友以及两代人之间可以通过问候和探视尽心达意;同事同学尤其是上下级之间送礼同时应该给人多一点温馨之感,而不应该“以钱论亲疏”。对于国人来说,树立正确、理性的消费观念,去挖掘和品味传统节日拥有的文化内涵,而非追求面子与人情消费,才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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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