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分析

　　把中国的社会转型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观察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应当从170年的那场战争开始。只不过由于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受到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注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注入了过量的民族主义的考量，于是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被分为 “反对封建帝制阶段”、“民族解放阶段”等等，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自从1840年以后的历史，都可以以中国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社会”来对待，这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考虑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学术方面更清楚地理清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我们不应当把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变成党史研究的面孔，我以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会有其不同的意义。

　　如果把固守在这片大地上的中国人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中国人对转变自己固有的社会形态曾经经历了各种的心理阶段，开始时是蔑视，后来在外来的经济和商品的压力下，上上下下都产生过仇视的情绪（以义和团运动为最典型）；当仇视情绪在受到外力弹压反而面临更大的耻辱以后，就进入到恐惧阶段。不少人成为“买办”，成了“洋奴”。而那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并具备一定的民族气节的“先进阶层”，以及受到这些人影响的国人们就开始进入“借重”的阶段。他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东邻-日本社会的成功转型，也想仿效之，但首先受到我们所要仿效的对象-日本人的狙击。其实，中国之大，所谓“借重”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可以以1947年的“国大”选举为例。有了以上的“教训”，在打赢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之后，我们带着情绪又走上了对外排斥的道路，先是对英美帝国主义，后是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排斥，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贻误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和不少的发展机遇。

　　当我们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又出现了一股“照搬”的短时期，表现为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的“洋跃进”和20年前不顾国情打算直接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所谓“民运”。时间证明，中国的事情，尽管试验了各种道路，但只能以这二三十年的方式来办理，即：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掌控之下，有序地、渐进地、由浅入深地进行社会转型。一切貌似有理的激进主张，都会在中国复杂的国情面前，终将变成这种或那种盲动主义的冒进，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白白地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我以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决定的。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几股世界规模的时代大潮的交汇

　　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拖得很长，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事情有其特殊性-中国太大了，中国太旧了，中国太老了。俗话说“船小好调头”，我们的船太大了，调起头来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还应当看到，在这漫长的转型期间，我们在变，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在变；我们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中，外部却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常常使得我们手足无措。拿日本的社会转型来作为参照物，就很容易看清楚了。日本社会转型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然后他们再对新的社会制度进行微调，就与世界大势同步进行了。而我们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世界上的各个思潮、运动、新观念、新技术，以及各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世界性的各种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的转型过程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对我们社会转型影响最大、也是给我们的转型增加变数最多的是那段被称为“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硬件”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着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主要内容是，走出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旧的传统文化体系。

　　我们民族中的先行者们极力想尽快摆脱的这套体系的最致命之处是，它表面上是和谐的，但是被表皮所掩盖住的内里，却充满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又没有允许非正统力量表达思想的社会机制，更不用说对社会制度的批评的权利了，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是以位于社会顶层的皇权利益不受冒犯为根本原则的，这样，当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时候，只有以人口的大量减员为代价，相应地，那个维持了若干年或一两个世纪的旧的王朝也就随之更替，新的王朝在“人口-土地”恢复平衡的条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如此一朝一代地往复无穷，如果没有外来的足够强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样的震荡周期将永远重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无奈地把这归于永恒不变的规律了。

　　400多年前，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教廷与广大教民之间的冲突，冲突以世俗力量的胜利告终，从此，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类社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突变。其中，人权观念的确立，使得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市场成为演练平等权利的实验场，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细分一下其中的内容，有科技大潮，有城市化大潮，有民主政治化大潮，还有以共产主义运动名义复苏的乌托邦思潮。

　　这几股大潮中的每一股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些思潮与它们造成的后果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是，只要这些思潮一进入中国，都会被中国传统改造得面目全非（如基督教之于“拜上帝会”，共产主义思潮之于“人民公社运动”），进而更加深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科学大发现和近代科技对社会生产手段的刺激，让中国的农耕文化解体，让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传统礼法处境尴尬，让一味讲究忠义、蔑视私利的旧道德体系走向没落等等。中国由于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是由各个文化层次、各个社会领域和阶层组成的，所以，只要中国一旦“有情况”，不是“掩盖”或“糊弄”，就是整个坍塌。就像科举制度的取消，并不只是“革”了教育界的“命”，也让一个大的“封建王朝”就此走上了末途。

　　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特征几个难题

　　上面说到，“中国之大”是所有问题里最大的难题。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小岛屿，成为一个很好的参照。在实行了英国式的管理之后，成为世界上最有秩序、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为什么？它很小，它的社会生活观念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新的面孔。台湾地区也有些相似。但是，一个大中国，如果从整体上一起转变社会形态，世界上没有一股力量能做到这些。只要中国固有的秩序被打乱，埋藏于中国人心中的那个观念-天下大乱了，改朝换代了，于是被旧的中国礼法毒害的那些不安分的中国人就会把自己想当然地认定为“真龙天子”，大乱即可难免。中国一发烧，世界上没有可以对症的退烧药。这也是我上面所说的，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舍此，就会付出更长的时间和社会代价。

　　其次，“中国之旧”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硕果仅存”，是因为，在中国这片相对封闭的“次大陆”上，与外界的冲突相对少些。我们中国人所厌恶的“靼掳之患”、“倭患”，被中国人看得那么严重。其实，看一看欧洲的历史，看一看美洲的历史，以及中东、南亚的历史，类似“烽火扬州路”那样的惨案，决不是几十年上百年发生一次，而是家常便饭。几年十几年就赶上一次两次。在那里，几十年前生活着这一族类的人群，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人间蒸发”了。生存之道就是那么简单，谁当下活在此地，谁就是主人，不会像中国人口口声声所说的什么“固有领土”。比如从公元400年到公元800年之间的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时期，中欧、东欧是哪个民族占据着维斯杜拉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匈牙利人是从什么地方移居到东欧的？尼罗河三角洲上自从修建金字塔的那个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多少个民族的战争洗礼？这些是历史学家都难以准确判定、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的问题，他们没有我们民族那么丰富的史料，是频繁的战乱造成的这种结果。

　　而我们中国人，由于祖先的血脉“一脉相传”，无论秦砖汉瓦，唐诗宋词，都被保存的像昨天的东西一样，其实保存是好事，也有其另一面，那就是把旧的东西原封不变的继承下来，被后代当成不可变更的文化，于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旧”，也就是不为奇怪的事情了。于是，中国式的政府管理法与官场各种潜规则、中国式的礼法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的教育与选材方式、中国式的社会交际法与以“义气”为基石的公关方式、中国式的商业操作法和市井的行会惯例、中国式的医道和神秘的治病手法？？，都在外来的新的现代社会文化构件面前，显示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改造起来，或者“抛弃起来”，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社会转型的困难，缘由就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的长期自我封闭，让中西文化交流变得十分困难；反过来，文化交流的困难又使得中国一有机会就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如此，想用短时间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

　　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与展望

　　以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以中国人“固执”的生活习俗，以中国文化的成熟和“完备”，我以为，想让中国基本上融为世界上通行的现代生活方式，还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基本上符合邓小平先生20年前所下的“下个世纪中叶”的时间判断。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是表面上的，还有深层的矛盾需要时间来化解。中华民族内部作为主体的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独特的管理方式，都能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有些方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和发展。这些创造性的探索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西方文化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寻求借鉴，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前，当我们的社会转型进入到经济上顺利、政治上稳定的时期时，一定要注意文化传统中的不健康因素的侵袭。例如“官本位”传统在各级官员头脑中的反映，“官尊民卑”思想、官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这个老大难问题，也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长期性标下了注脚。

　　把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估计得那么久远，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就是必然形成人口的无序繁衍，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决定的。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佳的人口承载量不是现在的13亿人，而是4亿人，要在今后的50年100年内不断地接近那个数字，才有可能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并进入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将创造许多的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已经有两亿人口从乡村转入城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将有至少四亿人口将转化为“正式的”城市人口，这是眼下中国城市房产“疯涨”的根本原因。而在这期间每年一度的“春潮”-春节期间亿万农民工的返乡和回城-也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压力的最大的“着力点”是就业。如果没有一定的就业率，中国社会稳定就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我们的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守原则，不使日本曾经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日本可以经受连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我们中国是不能想象出现那样的场景，原因是：人口与就业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高度警惕，那就是环境污染的治理。我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地以牺牲环境的原有质量为代价的，对大江大河认为的“改造”，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工矿企业周边土地和水源的恶化，都将要我们或我们的子孙在今后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逐一地“还债”。这些都是我们的社会转型的“负”产品。

　　在看到上述负面效应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

　　欧洲的几个大国在在20世纪以后一个一个地被降为“二等国家”，于是他们想到了走联合和统一的道路，于是在“欧洲联盟”的旗号下，开始走上了艰难的“合并之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们中国是先统一（我们国家的“分裂状态”从2200年前的战国时代就结束了）后发展，而欧洲是先发展后统一。我们的统一滞后了我们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发展的道路。而欧洲的统一能什么时间最终实现，现在看还是一个未知数。当我们把时间长河看做是无限的和无边际的话，我们祖先为我们设计的道路还是能让我们后人收获“红利”的。今后的中国人永远可以说我们是“大国人”，作为“大国人”在世界上的荣誉感是只有小国人才能确切地体会到的。这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都会因为这个原因受益的。

　　还有一点，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社会转型，不光能为以后的中国找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好社会管理方法，我们还能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提供一种借鉴和启迪，因为不同文化体系的“杂交优势”必然能生成新的“优良品种”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必将大大地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宝库，用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到那时中国才真正算得上是“对人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