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网融合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飞速发展，中国网络视听产业突飞猛进。2004年发布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即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第39号令，简称39号令）已经无法有效涵盖新兴的产业领域。结合迄今为止的网络视听行业管理与市场治理经验，综合这11年间公布的多项细分领域政策法规，予以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是推动整个行业沿着法制化轨道继续前行的当务之急。新“39号令”修订版的动机即源于此。
“新旧39号令”在体例结构上的差异，最突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法制与法治的属性大大加强。这是全行业监管步入成熟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标志。
事实上，法制化的标志无处不在。仅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例，对于法规制定宗旨的表述大不相同。“旧39号令”的出发点仅是宣传管理等精神文明领域，是单向的管理，并无包含产业互动的内涵意味；但“新39号令”则在强调规范秩序的前提下，明确提出维护两个方面的合法利益和权益，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公众和从业机构的合法权益，无疑更符合“依法治国”的方略。
此外，任何规章典志的“总则”部分，都会给出相关定义、明确涉及主体、提出有关原则。对比“新旧39号令”，存在如下明显异同——1、适用领域和业务对象的定义更加精准，即“内容服务、集成播控和传输分发”三大领域，IP电视（IPTV）、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业务形态；2、明确“监管单位”和“服务单位”两个部类；3、不再明确鼓励地（市）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独立开展网络视听传播业务。
在第二章“业务许可”部分，“新旧39号令”也存在如下关键变化——1、“新39号令”采取了类自贸区体系的“清单模式”，即通过单独的“业务指导目录”来进行动态规范，而不是在法规正文中针对具体技术、网络形态予以细节说明，这样更有利于把握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2、“新39号令”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网络广播电视服务单位”的准入条件；3、“新39号令”对网络广播电视服务产业链三个环节的准入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内容和集成播控环节最为严格、分发环节有开放空间。
同时，“旧39号令”中有关业务的监管，即第三章“业务监管”，当时主要针对内容来源、属性和使用方式进行规范；“新39号令”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全业务链各环节，包括内容、网络集成播控、分发，还有应急处理与终端服务。
备注：本文中所谓“新39号令”，仅为原39号令的“修订征求意见稿”，经过向全行业及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后，真正发布的新的政策文件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条目变更，并按其时总局令序列编号。就像“旧39号令”于2004年发布并取代原“15号令”一样。
文/包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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