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陷“下流化”危机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中国中产 “下流化” 危机
- 发布时间:2010-10-29 16:03
今年7月中旬发佈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佔的比例超过40%。按照该报告提出的标准，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元（人民币，下同），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8元。
全球知名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諮询公司也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形成。据其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年收入可达8万元。即10年后，有近半数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
不过，由此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转变仍然为时过早。首先，这一论断遭到了多数当事人———中国中产阶层们的抵触。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产”並不认可自己的阶层身份。
“伪中产”与隐形贫困
对身份认知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中下层”中产群体中。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对城市中产的划分，包括最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佔比约12.5%、19%和68.5%。
中国内地城市的“中下层”中产包罗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的大多数，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面临高房价、汽车、子女教育等大宗消费，並因此焦虑不安。
事实上，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提出的中产阶层月薪6000元的标准，在北京、上海等内地一线城市根本无法实现惬意的中产生活。
小丁一年前从一所著名高校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全球百强外企供职。“6000元的月薪搁在中部的一个城市可能挺多的了，但这里是上海。如果要算中产的话，起码月薪两万吧。”他向本刊记者坦言，“我就是个‘无产者’。每个月除去花在吃饭、租房和人际交往上的费用，所剩无几。信用卡总会透支。”
像小丁一样自认为“伪中产”的不在少数。他们舍不得旅遊，舍不得购买奢侈品，甚至一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大宗医疗消费数字也会不寒而慄。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高淑娟在接受笔者採访时说，现在的中产阶层已经陷入了“隐形贫困”中。
“目前内地中产很大部分是‘80后’，他们要婚恋，要买房买车，要打拼事业。而他们的需求卻又是被社会忽略的。国家用税收等各方面来控制高收入阶层，国家的财力更多用於救助贫困阶层。
中间阶层的贫困是隐形的。
虽然他们有学历、有知识，但是仅靠他们的一己之力，根本不能应付现代社会的高成本支出，这就是一个矛盾。”
中产阶层的隐形贫困正是“下流社会”的表现之一。按照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日本作家三浦展的理论：向来稳定的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卻源源不断，由此形成“下流社会”。
该书的中文版引进者则认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虽然在三浦展的理论中，中产的“向下流动”主要出於不堪压力、主动甘愿将自己归入下级阶层，而中国中产的向下沉降则似乎更多出於生活所迫、並非自愿。
另一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並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支持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尖锐地指出了日本大部分中产阶级正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M型社会即将成型。而该书的中文版主编蒋蕾不久前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说：“中国的情況可能要更为複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按照2009年11月的平均价格17810元/平方米计算，在北京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北京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25∶1。但在大多数国民看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可能比这个数值更高。
有内地学者提出，按照过去的经济增长趋势，国内70个城市的商品房新房的均价至少翻番，其结果是，“在15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核心区，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白领基本退出新房的购房者行列。”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有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辞去工作，移居到二三线城市生活。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
与内地城市相比，澳门中产的构成要特殊一些。在澳门的社会结构中，算得上“中产阶级”的主要是公务员和博彩业高管。随着澳门博彩业和旅遊业持续扩大及政府税收丰厚，澳门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增加。
与造成内地中产“下流化”的问题类似，澳门中产阶层也遭到了楼价脅持。根据近期公佈的《澳门公共房屋政策研究》报告指出，2002至2009年间，澳门私人物业平均售价由2002年每平方米6259元，增至2009年前三季每平方米的19008元，年均增长率为17.2%，扣除通胀的实质年均增长率为13.8%，与澳门特区政府公佈的2002至2008年年均实质增长率13.3%相近，但同期就业人口收入平均数实质年均增长率只有5.5%。
时下，澳门楼价升幅已非一般市民可以承受，加上开发商倾向建豪宅，产生不少夹心阶层，中产阶层住屋需求难获满足。楼价飙升甚至已成为澳门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今年澳门“五一”市民遊行的诉求之一就包括解決“置业难”。
然而内地中产阶层的焦虑不止於购房，他们还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车奴”、“孩奴”，並为此嗟叹道：“新奴隶时代”到来。
近几年以来，育儿消费实际已经取代了汽车消费，成为仅次於购房的压力来源。从分娩到抚养成人，中国城市家庭需要为孩子投入近50万元。不过这已经是2004年的数据。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高达一百万元。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月刊《父母必读》在2009年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小雯与丈夫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孩子刚满3岁。从孕期到3岁，在宝宝的医疗方面超过3万，教育方面超过6万，保姆费用超过6万。
花在宝宝身上的钱差不多接近30万。
而当孩子开始上学，沉重的教育负担随之而来。从小学中学的择校费、培训费到大学学费、出国留学费用，对孩子投入的近八成是教育花费。
在凤凰网2010年初的一项网络调查中，有5330位网友“正在做孩奴”，佔了42.4%；有7122网友认为“孩奴恐惧症袭来”、“很正常，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佔总数的72.5%。
中产的救赎之道
近期，一首名叫《郑钱花》的歌曲在内地网络广为流传，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为孩子起名叫“郑钱花”，其中有几句这么唱：“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呐！可四万个亿跟我有啥关係呢？骄傲的GDP噌噌的长啊！能为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
中国的GDP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並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在这一过程中，“国进民退”的质疑声一直未曾断绝，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否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否拯救“下流社会”的中国中产，保护这一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也是消费社会财富的主体？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平准化”，从而制造了被称为“九成中流”的社会。
与此类似，中国社会也迈向了转型的门槛。“国民增收”的呼声在近年来越来越高。“工资倍增计划”也成为近期国家政府机构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有测算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今年4月，温家宝在《求是》上撰文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決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7月中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
“国家提出的在一定年限内，使国民收入翻番，我想更多的是针对中产阶层。在使国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要让财富按不同的比例去分配。毕竟，从100元到200元和从1000元到2000元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这就要求不同阶层的增长比例有很好的设计，一定要使被涨者基本满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高淑娟教授说。“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前，个人消费佔国民总支出的64.1%，近三分之二。政府的消费才佔百分之十。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中，政府的消费比例一直在下降，个人的消费支出佔整个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倍增不是目的，让民众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相脗合，才是关键所在。”
她同时也强调，整个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和公平，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很多人对社会不满，不仅仅是因为收入多少，更有对自己发展机遇不平等的失望。这点对中间阶层来讲非常重要。”
……
全球知名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諮询公司也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形成。据其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年收入可达8万元。即10年后，有近半数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
不过，由此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转变仍然为时过早。首先，这一论断遭到了多数当事人———中国中产阶层们的抵触。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产”並不认可自己的阶层身份。
“伪中产”与隐形贫困
对身份认知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中下层”中产群体中。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对城市中产的划分，包括最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佔比约12.5%、19%和68.5%。
中国内地城市的“中下层”中产包罗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的大多数，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面临高房价、汽车、子女教育等大宗消费，並因此焦虑不安。
事实上，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提出的中产阶层月薪6000元的标准，在北京、上海等内地一线城市根本无法实现惬意的中产生活。
小丁一年前从一所著名高校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全球百强外企供职。“6000元的月薪搁在中部的一个城市可能挺多的了，但这里是上海。如果要算中产的话，起码月薪两万吧。”他向本刊记者坦言，“我就是个‘无产者’。每个月除去花在吃饭、租房和人际交往上的费用，所剩无几。信用卡总会透支。”
像小丁一样自认为“伪中产”的不在少数。他们舍不得旅遊，舍不得购买奢侈品，甚至一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大宗医疗消费数字也会不寒而慄。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高淑娟在接受笔者採访时说，现在的中产阶层已经陷入了“隐形贫困”中。
“目前内地中产很大部分是‘80后’，他们要婚恋，要买房买车，要打拼事业。而他们的需求卻又是被社会忽略的。国家用税收等各方面来控制高收入阶层，国家的财力更多用於救助贫困阶层。
中间阶层的贫困是隐形的。
虽然他们有学历、有知识，但是仅靠他们的一己之力，根本不能应付现代社会的高成本支出，这就是一个矛盾。”
中产阶层的隐形贫困正是“下流社会”的表现之一。按照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日本作家三浦展的理论：向来稳定的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卻源源不断，由此形成“下流社会”。
该书的中文版引进者则认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虽然在三浦展的理论中，中产的“向下流动”主要出於不堪压力、主动甘愿将自己归入下级阶层，而中国中产的向下沉降则似乎更多出於生活所迫、並非自愿。
另一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並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支持者。大前研一在其著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尖锐地指出了日本大部分中产阶级正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M型社会即将成型。而该书的中文版主编蒋蕾不久前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说：“中国的情況可能要更为複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按照2009年11月的平均价格17810元/平方米计算，在北京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北京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25∶1。但在大多数国民看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可能比这个数值更高。
有内地学者提出，按照过去的经济增长趋势，国内70个城市的商品房新房的均价至少翻番，其结果是，“在15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核心区，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白领基本退出新房的购房者行列。”
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有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辞去工作，移居到二三线城市生活。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
与内地城市相比，澳门中产的构成要特殊一些。在澳门的社会结构中，算得上“中产阶级”的主要是公务员和博彩业高管。随着澳门博彩业和旅遊业持续扩大及政府税收丰厚，澳门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增加。
与造成内地中产“下流化”的问题类似，澳门中产阶层也遭到了楼价脅持。根据近期公佈的《澳门公共房屋政策研究》报告指出，2002至2009年间，澳门私人物业平均售价由2002年每平方米6259元，增至2009年前三季每平方米的19008元，年均增长率为17.2%，扣除通胀的实质年均增长率为13.8%，与澳门特区政府公佈的2002至2008年年均实质增长率13.3%相近，但同期就业人口收入平均数实质年均增长率只有5.5%。
时下，澳门楼价升幅已非一般市民可以承受，加上开发商倾向建豪宅，产生不少夹心阶层，中产阶层住屋需求难获满足。楼价飙升甚至已成为澳门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今年澳门“五一”市民遊行的诉求之一就包括解決“置业难”。
然而内地中产阶层的焦虑不止於购房，他们还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车奴”、“孩奴”，並为此嗟叹道：“新奴隶时代”到来。
近几年以来，育儿消费实际已经取代了汽车消费，成为仅次於购房的压力来源。从分娩到抚养成人，中国城市家庭需要为孩子投入近50万元。不过这已经是2004年的数据。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高达一百万元。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家庭月刊《父母必读》在2009年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小雯与丈夫的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孩子刚满3岁。从孕期到3岁，在宝宝的医疗方面超过3万，教育方面超过6万，保姆费用超过6万。
花在宝宝身上的钱差不多接近30万。
而当孩子开始上学，沉重的教育负担随之而来。从小学中学的择校费、培训费到大学学费、出国留学费用，对孩子投入的近八成是教育花费。
在凤凰网2010年初的一项网络调查中，有5330位网友“正在做孩奴”，佔了42.4%；有7122网友认为“孩奴恐惧症袭来”、“很正常，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佔总数的72.5%。
中产的救赎之道
近期，一首名叫《郑钱花》的歌曲在内地网络广为流传，讲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为孩子起名叫“郑钱花”，其中有几句这么唱：“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呐！可四万个亿跟我有啥关係呢？骄傲的GDP噌噌的长啊！能为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
中国的GDP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並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在这一过程中，“国进民退”的质疑声一直未曾断绝，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否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否拯救“下流社会”的中国中产，保护这一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也是消费社会财富的主体？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平准化”，从而制造了被称为“九成中流”的社会。
与此类似，中国社会也迈向了转型的门槛。“国民增收”的呼声在近年来越来越高。“工资倍增计划”也成为近期国家政府机构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有测算显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今年4月，温家宝在《求是》上撰文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決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7月中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
“国家提出的在一定年限内，使国民收入翻番，我想更多的是针对中产阶层。在使国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要让财富按不同的比例去分配。毕竟，从100元到200元和从1000元到2000元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这就要求不同阶层的增长比例有很好的设计，一定要使被涨者基本满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高淑娟教授说。“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前，个人消费佔国民总支出的64.1%，近三分之二。政府的消费才佔百分之十。在接下来的两个十年中，政府的消费比例一直在下降，个人的消费支出佔整个国民经济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倍增不是目的，让民众的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相脗合，才是关键所在。”
她同时也强调，整个社会应该更加宽容和公平，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很多人对社会不满，不仅仅是因为收入多少，更有对自己发展机遇不平等的失望。这点对中间阶层来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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